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提起这部书，首先使人深深地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那是在1960年春，我参加了周恩来同志在广东从化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但同时，也讨论到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二月末，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提出应该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他说：“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几乎都是以欧美特别是以英国的材料作为根据的，看不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现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我们有条件对它作一个历史的总结。这本书如写得好，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对中国青年的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的提示，实际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心愿。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1】1960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中又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据我所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长野朗曾写过一本；而中国人却还没有写过，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那时候，我在负责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正是工商局的主要业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承孙治方同志的热心支持，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冶方同志当时是所长）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组织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室”，人员都是工商局的，编制在经济所。我从广东回来后，就把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具体工作交给了这个研究室。现在参加吴承明、方卓芬、方行、胡铁文、汪士信、黄如桐、王水、石奇、简锐、郭太炎诸同志，都是当时工商局的成员；只有吴太昌同志是1980年参加的。
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整理资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应有的记载。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迟迟没有人入手的原因之一。为此，在1985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拟定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工作五所规划（草案）》，它首先就是一个收集、整理资本主义行业、企业历史资料的规划。同时，经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发文给有关单位，要求有关党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原书似缺字，光盘编者））支持这一工作。随即在十来个资本主义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科研单位为主，成立资料班子，吸收工商联和老工商业者参加。其中上海、武汉、广州、重庆、青岛、哈尔滨等地都是比较有成绩的。陆续收集和整理出一批行业、企业的史料，其中有八部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我想重复一句，在这个工作中，许多老工商业者提供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解，有的还搬多年账册和文契，他们是有贡献的。现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下，还有十部工商行业史料正进行整理和编写。
这时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不少地方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也在组织力量整理、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并陆续出版了一些史料书。其中有的是经过专家鉴定的文献资料，有的是经过广泛的调查的资料。没有这些可贵的资料，本书的编写，是不可能的。
十年动乱中，这些工作都停止了。这本原应在十多年前就和读者见面的书，也难逃这一劫运！
当时，我丧失了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研究室的同志都进了干校，也都丧失了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但是，林彪、“四人帮”的这种残酷折磨，并没有使我们的脑子停止思考。我在牛棚里，重新学习《资本论》，写下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后来以《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研究室的同志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还应提出，这时候史学界有些同志，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利用研究《红楼梦》时代背景或打着“批儒评法”招牌，进行了大量史料工作，尤其是发掘了一批档案、碑刻材料和民间文书材料，对本书的编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由衷感谢这些同志们可歌可泣的劳动。
1973年夏，我获得自由；翌年，原工商局的几位同志也恢复工作。我们立即把撰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任务重新挑起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开始不久。在我们的小型追悼会上，大家含着眼泪，表示要以完成周总理交办的这一任务，来纪念这们无私无畏的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生的巨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颖超同志曾在电话中询问我家情况时，也问及这部书的问题，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
原来，在整理资料的同时，我们就派出调查组，调查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于1965年写出一个初稿，包括有关资本来源，雇佣劳动制度，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和分配等方面。恢复工作后，我们首先就捡起这部旧稿，重新调查研究，完成了《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书，于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项工作，也是它的一个副产品。这本书是注重在理论方面，把它先行出版，用来听取读者和理论界对我们观点的批评和反应。接着，我们改写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该书原有1962年的一个版本），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则是我们心目中把它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最后一卷的内容的，先行出版，也是为了求得读者的意见。
这时候，我已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本书原来的工作班子也于1978年转入经济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就成为经济所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进入编写阶段，这却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胜任的。我们展开了协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逸峰、蔡北华、孙怀仁等同志，和南开大学滕维藻、谷书堂等同志的赞助和热情支持。决定由上海、天津和我们三方面共同完成周恩来同志这个遗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蒋立、徐新吾、唐传泗、陈正炎、徐雪筠、汝仁、蒉婉兰七位同志参加编写。南开经济研究所有丁世洵、刘佛丁、朱秀琴、丁长清四位同志参加编写。他们很多是多年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并编辑过大量经济史资料。他们主要是担任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部分章节。南开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丁世洵同志，不幸于1981年因病去世，竟看不到本书的出版！我们对于这位认真负责、谨严纯朴的学者，表示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按照规划，本书分为四卷：第一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写到1840年为止。第二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断代自1840年到1919年。第三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断代自1920年到1949年。第四卷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下限写到1956年。这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一般分期办法，对于经济史来说并不十分合适。不过，此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分期；因此，我们打算在各卷的衔接上不拘泥于时限，使每卷仍能独立成书，事实上，它们也不能同时出版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协作下，本书前三卷是同时展开编写工作的。不过，我们还是顺序集中力量。现在出版的仅是第一卷；第二、第三卷准备在今后两三年内陆续完成。第四卷，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本子问世，打算再经修订，最后出版。
以上就是本书的编写经过。
二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历史书，它的要求，自然是如实地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是，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它应是一个“历史的总结”。我们认为这种总结应有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而这也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应有的目的。
资本主义，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经济成分，而且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但是，它对于鸦片战争后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对“中国向何处去”，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2】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决定着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差距。显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没有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革命也就不会是那样曲折。甚至也不一定是走农村包围城市城市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解放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是这样。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化大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同时，如果中国原来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又将是另一种道路、另一种方式了。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3】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发展状况如何，对于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却极为重要。不用说，那些企图走欧美工业化老路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以及抗日战争后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民主论者，曾经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幻想式的估计；即在号称“左派”的革命者，也曾用臆断代替考察，来评价中国的资本主义，以至陷入反革命营垒去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曾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稍后，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又有一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两场论战都是由当时占有一定势力的中国托洛茨基分子挑起的，而他们的论点都集中在这样一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评价上，即：中国资本主义同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因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农村也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取消了土地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批判了这些谬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得以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长期的武装斗争，经过了曲折的道路。在长期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也犯过各种错误，招致失败和损失。而其中几次重大的错误，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后来多次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主义错误，又都是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分不开的，并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毛泽东同志说：“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 【4】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显然，要想正确对待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都只有确切掌握它们发展的状况，才能提出正确决策并顺利实行。我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伟大胜利曾使世界人士惊异，而要探讨这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的赎买等一系列政策，也都需要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明晰的观点和分析。
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消灭了，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正象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一样，社会主义也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绝缘的。事实上，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发生的严重错误，在不少问题上，都是和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分不开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正是造成“左”倾路线的诸种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一部比较详实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于总结中国革命、总结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经济毕竟是基础，对经济状况认识得愈清楚，社会和上层建筑问题也就愈能得到说明。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所应有的政治目的。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这本书如写得好，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这就是本书的理论意义。我以为，编写本书的另一目的，就是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准备材料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的。不过，恩格斯说：“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6】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从更广泛的历史上，研究人类社会相继发生的各种经济形态。广义政治经济学至少要包括三个研究领域，即前资本主义部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部分。至于那些“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的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虽然不是一种单独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仍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经济中，生活着最大多数的人民，以至这种不发达本身就形成一个“世界”。在这种经济中，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常会有一些条件使它们能较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这种经济的研究，必然会大大丰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三个领域；上述三个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缺少这一部分的研究，也将会是不完整的。
政治经济学是用科学抽象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一般的规律。但是，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从丰富多采的众多个别中抽象出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历史科学，是以人类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作为研究基础的。这个基础愈丰富，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愈准确。政治经济学虽是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一般，却不是说它的内容是一成不变的。人类的历史，人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的。又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也必然有其各时代的和各民族的特点。这也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含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要把政治经济学规定成为一个格局，一个公式。毛泽东同志说，要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7】，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就是走着这条道路；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如此。
我在1947—49年执笔而在1950年出版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上述指示下的一个尝试。该书把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作为第二卷研究对象的一个部分；那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刚在创建中。这部书不仅体系不全，而且有不少错误。现在我正在进行全面改写。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体系，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象近代中国这样的有一百年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应该做专门的理论研究，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种经济成分，它发展微弱，历史也不长。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它的原始积累。资本积聚、以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诸过程；同样看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这些过程和规律的作用，又都具有中国的或者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并且，从所有制（帝国主义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到生产、流通、分配，都有它的中国特殊内容。这是不可能从已有的经济学说，或者别国的经验中得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首先就是提供这种经济实际，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准备理论研究的基础。周恩来同志在广东从化交办这一任务时指出：“要写出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如果没有完整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并不长，毋宁说是短命的。这种情况，正反映了它的一个特点。本书是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的。在第一卷中，所考察的实际是从明代到清代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从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中，来发掘那些微弱的、发展十分缓慢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本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作结束的。这种改造，在世界史上具有首创性。而那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本书的第四卷，又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史、属于过渡时期经济史的范畴的。因此，本书又是在所讨论的学科范围内，为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封建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服务，为这两部分的理论研究提供某些内容。
人的正确认识来自社会实践，科学的抽象也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并且，人们的抽象力也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历史不长，但它从头至尾，是经过中国革命（从鸦片战争算起）的实践检验过的。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建立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算起，都是经历过或看到过它至少一半的实践过程的。从一方面说，这是今天编写本书的良好条件；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鞭策我们，要尽可能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实际知识，贡献给读者，贡献给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
对于任何经济现象，以至所有经济现象，只有从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去考察，才会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的一致性，正在于此。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并不发达，它却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全过程。本书的体制也正是从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进行考察的。这一方面说明本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同样是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要给它作一个“历史的总结”。
三
关于本书内容的设计，我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下面分别作些介绍。
（一）基础和上层建筑
一部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应当是包括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最初曾打算这样写的。我从四十年代初期起，就同资本家打交道，后来长期从事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颇为熟悉。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处理阶级关系问题，也积累有不少的经验。但是，当我们试图把政治和经济写在一起时，却感到十分困难。这在一篇论文中比较好办，作为一部篇幅较大的书，则除非各自独立成卷，是很难构成体系的；而各自独立成卷，又分别是政治史和经济史了。意识形态更是一个专门领域，涉及文化的许多方面，我们也感到力所未逮。这里，我们体会到学术研究分科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作，……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9】而所谓“综合的研究”，恐怕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抽象，找出相互关系和共同规律，而不是把各种史编辑在一起。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把它写成一部经济史。
但是，并不是说就不去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一部经济史，本书还是比较重视写资产阶级以至他们的思想的。但不是作为政治史和思想史来写，而是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重点地来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没法不同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发生关系。马克思多次指出：商品、资本本来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的关系。从司马迁起，写人物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似乎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一个时期，甚至讳言人物，以免遭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之祸。我们打算改变一下风气。当然，我们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0】。限于篇幅，只能是某个经济范畴的代表人物，又只能是少数几个经济范畴的代表人物。
第二，我们把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政治活动和他们的经济思想，作为一个重点。这倒不仅因为他们是第一代，而是借此分析中国近代产业的资本来源，说明我国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历程。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产业的发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他们政治活动的缺点也正是产业资本的弱点。这时期产业资本的发展，代表一定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以后的历史，就不是这样了。
第三，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我们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上，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作横断面的剖视，包括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关系，暴力统治，工人阶级贫困化等。资本家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剥削，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本身、罢工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则除作背景提到外，不能多说。因为一讲下去，便成中国革命史了。
第四，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无论是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或是对民族资本的改造，都是一场严重的、尽管是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而其中又包括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以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与合作。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本书的重点。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五十年代，在关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的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包括生产力。或者说，经济史是“研究生产关系递变的科学”，而生产力只是一种条件。这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某些学者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并不仅是一种“条件”。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1】不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就无规律可言了。
不讲生产力，经济史就变成抽象的历史，变成社会发展史，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些学者就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或者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论证，往往缺乏说服力。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史，也是要研究生产力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就是最好的范例。例如，我们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政治经济学产研究生产关系的，但也离不开生产力。《资本论》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就作了大量生产力的分析。今天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对此感触尤深。因为前一个时期，我们在处理生产关系问题的一些失误，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就常是由于忽视了生产力的实况所致。
西方经济史学者一般重视生产力的，甚至专以生产力的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有人说，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其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Ralph W.Hidy）近年来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成长理论，也都是研究生产力的。他们注意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用计量方法研究各时期的生产效率，这是可取的，然而，他们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是掩盖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的前提，忽视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历史问题上也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西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常常按照资本主义社会来处理中国近代经济，以至把封建地租看成利润，把我国的小农经营说成是“家庭资本主义”等等；更不用说他们否定帝国主义侵略，否定殖民地经济的一面了。
我们认为。经济史既要研究生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反映这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就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
我们在本书中，是比较重视生产力的论述的，这也是因为前一时期经济史著作太不注意这一方面了。当然，困难是很大的，主要是缺乏资料尤其是技术资料和统计资料，我们只能尽力的。
我们在研究中，希望尽可能地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提供一些具体的内定，并对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作出某些估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限制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这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殖民地性和生产关系上许多特殊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生产力的研究上，可以解释生产关系上许多消极的特征。这种生产关系，又反过来障碍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生产力变化对于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很微弱，作为历史借鉴，仍是重要的。例如，我们发现，在明清两代，凡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行业，原来它们的生产力都有一定的发展及至技术上相当的改进，起码是工艺学上的改进。经过较大量的考察，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中，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现象，尤其是工场手工业这一形式，在二十世纪初有迅速的发展，并有不少重要行业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过渡；只是没有象西欧那样，有一个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我们还发现。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中，有些行业，通过技术改革，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情况，同样是存在的，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甚至可达外商工厂水平；只是限于少数企业，范围甚狭而已。
（三）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
本书所称资本主义，包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也包括外国在中国的资本。这里发生两个问题：一、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写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否恰当？二，官僚资本究竟包括哪些类型，它的性质如何，又怎样和民族资本划分？下面我分别作些说明。
第一个问题，把外国资本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我们认为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封建的经济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历史决定的。
早期的外国资本是一种殖民主义制度。西方人在殖民地开金矿、办种植园、从事黑奴贸易和海盗行径，目的是攫取黄金。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的形态，在早期，商品输出还不是主要的，更谈不上资本输出。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还没有任何商品能在中国畅销（鸦片除外），对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许多洋行，它们在本国并无资本，而是从战争、掠夺、鸦片贩卖和苦力贸易、投机冒险中，在中国取得原始积累，又投资在中国经营的。怡和、宝顺、旗昌、沙逊、美查等大洋行都是这样起家的。正如汇丰银行在它五十周年时所说： “就汇丰来说，中国是它的家。它在此地诞生，……它也在此地成长。它的根是寄生在中国的土壤，而不是在英国的土壤。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在华的外资企业具有了为外国产业资本服务的职能资本的性质，它们创办的船舶修造厂、茶厂、丝厂等也是为商品贸易服务的。二十世纪以后，客观存在们又渐具有了资本输出的性质；新开的洋行、银行，有些已是外国托拉斯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并出现国际银行团，以债券形式输出资本和修建铁路。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资本输出仍然是很有限的。所谓外国资本，大部分仍然是在中国国土上聚集起来的，包括买办的资金和“附股”，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在中国吸收存款和发钞票，以至直接掠夺矿产和土地等等。当日本在中国大举投资时，它本身还是个资本输入国；1913年，它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有四亿余元，约相当于它从中国获取的战争赔款加利息。
外国资本长期垄断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通过买办的商业网，控制着我国市场。外国银行垄断着中国的外汇，并以雄厚的财力，操纵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上，外国资本占有85%左右的比重。它们在工矿业的投资并不多，但很集中，掌握了主要资源和能源。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的关系，从经济上看，实际是一个市场上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的关系。两者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互相竞争，矛盾尖锐，以至你死我活；这是资本的本性。同时，它们又互相依存。民族工业在技术设备、动力和若干原材料上依存于外商，有些就是专为外商加工或为推销外商商品而开设的。外商企业，如果没有众多的华商为它服务和推销商品，也不能单独存在。至于官僚资本，它和外国资本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因此，我们认为，外国资本的存在，不仅是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同时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部因素。事实上，直到抗日战争前，外国资本都占最大比重，它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集中的、最具有垄断性的部分。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时，在考察阶级关系时，显然不能把它排除在外。从历史的角度看，更是这样，如把它排除在外，就不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了。
顺便谈及：“九一八”以后，东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七七”以后，广大华北和华中又成为日帝占领区。过去的经济史论述，也常把这些地区抛开，或仅略提及。这倒也不都是因为那里主要是外资，恐怕主要还是因为缺乏资料。我们自然也遇到这个困难。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殖民地区的经济形态是绝不能忽视的，我们打算专门收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并在第三卷中以专节论述。
第二个问题，官僚资本，这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在苏联和日本的学者中也有讨论，讨论又集中在它的范围、性质和作用上。这里只能简略介绍我们的基本观点，详细内容将在本书有关章节中论证。
官僚资本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最早见于瞿秋白同志1923年所写的《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指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等企业。这一名称的盛行，是在1941年以后，那是指国民党大官僚在抗日战争中搜刮民财、垄断工商业的事情。党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多次在社论和专论中，揭批这种资本；其他进步的和中间的报刊，也揭批这种资本，弄得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指出“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1947年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中关于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时进一步指出：“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说：“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13】
官僚资本是个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但已为群众所接受，并因而用于党的正式文献（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共同纲领》）。因此，我们以为可以用它来概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一个特定的范畴，即从清政府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到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这一资本主义体系；而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些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近代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国家通过资本手段干预国民生产的两种形式，即（1）国家通过信贷、补贴、减税、加工订货、收购产品等手段调节经济；（2）国家投资或与私人合资经营企业。但是，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范畴，其含义并不止此。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有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基本上还是封建政权，它们实行租让制，或与外国资本家合办企业，也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清政府与法国资本家合营云南矿业公司（后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矿权而中止），也属此类。可见，国家资本主义因政权性质不同，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仍有共性，即国家通过资本手段或运用资本形式，从事经济活动。
我们用官僚资本这一名称来概括从洋务派企业到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这一经济体系，并不是说它们的性质完全相同。清政府是个完全的封建政权，但洋务派企业，根据我们的分析，它的资金来源基本上已不属于封建积累（即地租的转化形态），而具有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性质。但是，这种企业的封建官工业的烙印还很浓，只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型。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政权，它的官营企业也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并奠定了以金融资本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势力的道路；但是它还不具备垄断条件。国民党政府沿着这条道路，从金融控制到产业垄断，扩张它的官僚资本，并于抗日战争后，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受恩格斯的启发，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十九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中国受到剧烈的冲击，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它怎样发展呢？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继承封建官工业而来的洋务派企业，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它经历了一个三阶段的过程，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它，又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14】，经过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另一条道路是继承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民间企业，即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也经历了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等阶段，而最后进入困境。这种困境又成为它后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之一。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自始就有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体系，但并非所有的资本都是“非此即彼”，都可以划归这个或那个体系。有一部分民族资本的企业是接受了官僚资本的投资的，可以说是一种两者合营的企业，是“亦此亦彼”的东西。有很大部分资本，尤其是非产业资本，并无明显的特征，它们是中间性的；或者从它们作为一种职能资本来看，也可以说是“亦此亦彼”的东西。还有一部分资本，是在运动过程中分化、或者互相转化，而改变、或者消失了它们原来的特征。这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运动性和对立统一规律所决定的。在本书中，我们并不去——区别每家企业是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不去寻找这种形而上学的烦恼。只在必要时，例如在比较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投资的比重时，才作一些计算，但也限于计算产业资本。
四
关于本书的方法问题，我想谈以下三点。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研究和写作中不可须臾或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科学总结，因而是唯一的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离开它，就会陷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泥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理论，即它们创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从人类具体社会中抽象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也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了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关于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的论述，关于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都是编写本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本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并不是说，要固守这些经典作家对于某些社会经济或历史所作的论断，也不是说必须遵循他们根据这些论断所总结出来的原则，或根据这些原则去立论。原则，以至规律，是和立场、观点、方法有区别的。原则和绝大部分规律（包括自然规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适用，而在其它条件下就不适用。我们研究历史，只能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历史实际中得出结论，而不能从既定的原则中引出结论来。尽管有些原则，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并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于某些学科来说，可以作为逻辑论证的依据，但对于历史学，特别是对于某个具体社会的历史研究来说，却不能这样。用一般原则来推导出历史结论，历史科学就无进步可言了；用一般原则来推导出某个具体社会的历史结论，那又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15】
规律的运用，也和原则差不多。规律是现象间的本质的联系，具有客观性。但是，以经济规律而论，除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外，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和作用的，经济条件不同或有差异，规律也就不同或作用有差异。科学的规律可以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或者用来预测未来、制定计划和政策；但是不能用来推导历史；只能根据历史的研究，来证明某项规律的正确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它证明，人们一切观念形态都是从生产和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因此，“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16】。无论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立场，或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即观点，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来说，特别是对于研究某个具体社会的历史来说，又都是方法论。例如，要从物质关系上，而不是从道德或理性出发，来观察历史现象；要用发展的观点，量变和质变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去考察社会；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等等；在具体研究工作中，都可作为方法论看待。这会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更为有益。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
列宁更明确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方法可以指正迷途，但不能从方法中得出结论。“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18】
（二）史与论的结合
本书是历史的书，不是史论。但本书也不是史料书，它要给中国资本主义作一个“历史的总结”，它必须有论。“史”和“论”怎样结合呢？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历史的发展象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因而，整个说来，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是一致的；作为认识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是统一的。但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有时十分缓慢，有时又跳跃前进，充满着偶然性。事实上，“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只是在辩证的思维中，它们才“包括在必然中”。【19】“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20】
今天，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大量概括的基础”呢？恐怕还差得很远。因而，我们的工作，不能从“论”开始，首先得放在对偶然性的研究上，也就是从对历史事物的研究开始。
思格斯说：“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所发生的变化。”【21】研究事物“是什么”的工作，大部分也就是史料工作，包括史料的发掘、整理、比较、鉴别等等。“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22】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史料书的性质。当然，这些史料主要还是前人大量的劳动所积累和整理的，不过，我们也确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考证、鉴别和系统整理的工作。总的说，我们主观上是比较重视史料的。
史料与论点的结合，我们反对“以论代史”，那就是不列出史料（不是说没有史料）来立论。我们也反对“以论带史”。“以论带史”实际就是“举例子”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颇为流行，却是不科学的，因为举例子往往会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列宁说：“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23】并且，“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24】
“以史带论”或“论从史出”的方法，曾为史学界赞赏。司马迁的《史记》即“以史带论”，确有可取之处。“论从史出”实际是归纳法，是科学的方法，但要注意辩证法才行。我们认为，“史”与“论”的有机的结合，也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应当是辩证的结合。对于历史事物，必需实事求是，不容半点改易（当然可以考证、校勘），就这方面说，是历史的方法。但就历史过程尤其是大的历史过程来说，乃是可以批判的，就是说，可以摆脱“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探求历史真相，说明其发展的实质，在这种场合，“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25】
不过，由于史料缺乏，有时我们也不能不用“举例子”的方法；但总是在一定的条件、背景材料和逻辑的基础上采用，不能平空举例，并要避免孤证。由于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研究尚不深入，我们也常采用归纳的方法，尤其是在数据的处理上，这一般还是可行的。
这里，发生一个全书的体系或者结构问题。本来，一部书的叙述方法是可以和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一旦完成，叙述时就可以，按逻辑顺列，乃至象一个“先验的结构”。《资本论》就是这种结构。但是，历史书不能这样。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26】他说的是历史的研究。照我们看，历史的叙述也应该与研究的方式一致，即历史书的体系应该是历史的，不是逻辑的。本书是严格按断代史编制的。前已提及，一个断代史的（有时是编年史的）体系并不适于经济史，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并不决定于政治事件和朝代更替。事实上，我们也遇到这种困难，只好另谋补救之道。在本书每卷中，都有导论和结论的章节；在第二和第三卷中，都有按某一基期作横断面分析的章节；在第四卷中，配备有理论章节；都是一种补救。
这里，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科学研究就是要创新，而不是祖述先贤遗教，或重复前人论述。前若干年，社会对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有“抄书抄报”“炒冷饭”的批评，有一个时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们对于本书，曾悬过这样一个标的，即在一些重要项目上，要有新的第一手的资料，要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论点。当然，历史研究的创新，有它特定的含义。历史是过去的事，是不能创作的。前已提到，我们是比较重视资料工作的，这里只谈一下论点的问题。这两年来新论点确实很多，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因为过去没有介绍过，也变成新的。这是一个好现象，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帮助。但是，论点能不能全是新的呢？我看不能；那做不到，做到了也要犯错误。所谓新论点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指对旧论点的扬弃，即否定旧的不合理的东西，保存和发展旧的合理的东西。象不能割断历史一样，历史研究也有继承性。不仅如此，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也是扬弃，也是批判地继承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全新的东西是没有的。
（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
把数学的应用从经济学推广到经济史上，大体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从此，在国外经济史学界出现了计量学派，一时颇为流行。这个学派在发展中，运用反拟研究法，提出各种历史上的假设和模型，也曾引起强烈的批评。我们无意在此评论经济计量学，也不反对把这门科学应用于经济史。因为经济事物一般是可以计量的，并多半表现为连续的量。但是，和计量经济学用之于当前经济的分析与预测不同，已成过去的历史是无法预测的。经济计量学必须根据过去实践的统计资料，即根据历史来设定数量关系或模型，而不象研究自然现象那样可以采用试验室模拟办法，这就是反拟研究的局限性。但是，对于经济史上已有的理论、观点、结论（也就是定性分析），用数学方法加以验证，肯定或否定它，即所谓回归分析，完全是可能的，并且是十分有益的。近年来，把投入产出法应用于经济史上生产的研究，分析生产发展的有关因素，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可取的。在微观上，例如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上的单位生产规模、经济效率等，亦是有成绩的。
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国外也有一些计量的著作，以至提出模型（主要还是数理模型）。但是，它们主要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极端贫乏，这种研究过多地依靠估计和假设，更难考虑随机因素。因此，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提倡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历史本来是叙事的，是定性的，故常与文学结合，使性格突出，栩栩如生。但历史又是科学，并应首先是科学。科学的定性，不能脱离数量，一定的质，总是表现于一定的量。尤其是经济史，不作定量分析，往往流于空洞，抽象化，概念化。不作定量分析，也就可以把小事看成大事，把局部看成一般，把次要因素当作主要因素。有许多问题，往往争论不休，这就更需要作定量分析，以求分晓。
例如，历史上我国商业素称发达，商贾辐辏、店肆栉比的记载，令人目眩。可是，我国国内市场究竟有多大呢？我们计算了鸦片战争前后几个基期的主要商品量和商品值，力求从市场结构上来观察它的特点。又如，对于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向来议论纷纷。究竟解体到什么程度？我们首先就洋纱洋布代替土纱土布的过程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计量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代替的几个阶段和每阶段的代替程度；再按阶段计算几项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就可大体看出解体的过程了。再如，讲到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从定性来说，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一经定量分析，比较一下各部门发展的速度，却看出许多问题。至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危机，以至“破产半破产”的提法，做一些简单的定量分析，所发现问题就更多了。
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凡是能够定量的，尽可能作一些定量分析，以发现问题，或验证定性的结论。
就本书《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说，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问题。鸦片战争一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未能充分发展，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它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各时期发展的水平如何？仍是模糊的。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扩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各个方面；我们进行定量分析，实际仅是它生产力方面，不过，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作定量分析，首先是使人们对中国资本主义本身，对它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有个比较明确、具体的概念。其次，由于所谓水平是用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表示，这也就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有重要作用。例如我们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不是说各占一半。但是，究竟各占多少？比例关系有无变化？这对于研究中国革命，研究各阶级、阶层力量的对比，都是有用的。最后，了解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对于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就是根据它发展的程度制定的。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是个数量概念。这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际就是指它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可用国民生产总值来代表。在旧中国，却不能这样。由于资本主义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并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考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限制下，资本主义能有多大程度的发展，因而，所用指标，是着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最好是看它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但是，由于统计资料缺乏，这两项数据实际都不可能估算。因此，我们采用了我国通用的办法，即采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而把其他经济部门略去。在旧中国，对于工农业总产值也是没有统计的，我们只能用间接方法予以估计。在估计中，资本主义部分，采用“产业资本”的概念，即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所谓“工交”）心中的近代化企业，而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部分略去了。鉴于工场手工业有很大的数量，虽然资料更加缺乏，我们也另作估计，作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部分。所用基期，为1920年、
1936年、1949年。一眼就可看出，这个估计是很粗糙的，简略甚多。但是，总算有个可以捉摸的概念，可看出大体的发展趋势。我们希望，随着我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这个估计，以及本书的全部论证，都会经历一个不断批判和修正的过程，逐步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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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还要重复说一句：这一部多卷本的著作，是上述各位同志（特别是吴承明同志）集体辛勤劳动的成果，在这里，我向同志们深致谢意！
许涤新
1983年5月24日
注释：
【1】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71页。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40页。
【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6页。
【4】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6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89页。
【6】同上书，第190页。
【7】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71页。
【8】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01页。
【9】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60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12页。
【1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108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75年版，第204页。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47、1149页。
【14】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6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74页。
【16】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8页。
【17】恩格斯：《致威·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18】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13、57页。
【1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45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75年版，第936页。
【2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40页。
【22】恩格斯：《卡·马克思（1840年至19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
【23】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2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733页。
【25】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122页。
【2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