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先生，广东顺德县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潜心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l949年以后，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l984年当选台北中研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延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文后所附全先生著作目录。
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于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于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至秦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隋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Jt’,–大区域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的长江流域，无论农、工、商、矿各业，都驾凌北方之上。南方于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于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有设于北方之必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的生活，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于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这条运河把北方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于盛唐武功有元比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通，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7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下游。从洛阳到长安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未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藉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于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于春夏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于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改直运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长安——成效大著，江淮米粮及其他物质，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部，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_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和北方政治军事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于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q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久维持。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元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即长久以来它已成为运河南北交通枢纽，容易获得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尤其北宋行中央集权，首都拥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更比唐代为巨。开封的这个优点，对于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甚至高达八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久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北，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候，蔡京用事，政府用于购买粮食的巨额准备金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大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水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于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二国以淮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二段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淤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段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人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能偏安一隅，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于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作深入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于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它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分丝织品，取给于四川。此外，木材取给于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铁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①。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于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它“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于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于交通方便，便于商品集散，或由于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虚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征着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以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向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于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埠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于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角色，作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问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着现今粤汉铁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则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于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人下节论述）。
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比欧洲最先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于政府对纸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货币，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于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三十年底，他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El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在在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缺乏。这又由于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剧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而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遍到何种程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于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租调制度改为以征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叠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更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讨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货膨胀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于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金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胀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断征伐海外如El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费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于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人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尽，发行额则急剧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二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于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着重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十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人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Trade between China，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during the l 6—18 th Centuries”，“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这些著述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明清币制形成的认识。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时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于银和铜这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内银矿产额对于货币用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到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着先鞭，于l6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Peru）和玻利维亚（Bolivia）一带，又于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l3、14世纪开始，已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迅速发展起来。当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国商品（特别是丝货）于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分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品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于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着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美洲经菲岛输人中国。据全先生观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l6世纪末叶超越百万元，l7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l8世纪每年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19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余万元。他估计从l571—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人中国。
其次，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于l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她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巨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Goa），一部分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l3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l3本通商，葡人趁此充中13贸易媒介，以满足l3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人中国016、17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于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达二三百万两。
18世纪以至l9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l8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据摩尔斯（H．B．Morse）估计，l700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输入，总数当在五万万银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情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15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于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l8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产量由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乾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丰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的需要。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与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
三、物价史研究
关于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4]。研究20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券、收租簿、官方报告等，保存无多[5]。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以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于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于他。
清朝入关以前的物价变动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胀的著述以外，他还著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现在将他研究唐、宋物价的成果简述于下：关于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一）开国后十年（618027）因承隋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后，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629—666）约共三十八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有名的贞观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半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四）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十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六）从德宗贞元年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于政府实施两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于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于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画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于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第二个时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巨，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第三个时期（1068—1100），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于货币的需要大增。第四个时期（1101—1127），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个时期内每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余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最高一年达三百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最高达五百万贯以上[6]。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物价水准不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于了解的。
全先生对于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于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与 Richard A．Kraus合著）、《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笔者合著）、《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于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两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17世纪末直到18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白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对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于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人中国。白银进口愈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18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2亿上升至3亿左右，耕地从7．5亿亩增加到10亿至ll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为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这些现象显示，当时全国的生产与所得也大幅膨胀[7]。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于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未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18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止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胀。还有，到l8世纪后半，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现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成为货币中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地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18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对于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和各地区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18世纪期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准，以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则比较低廉。这是由于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对于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粮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策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赈等，其效果远不如市场机能。
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为工业品。整个18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水路运销内地各省[8]。由此可见，全先生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于清代经济的认识。
四、中国近代工业化
受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二次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了仿效西方练兵制器的洋务运动，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始，和近邻的日本，约略同时起步。然而，几十年后两国成绩相去霄壤。日本到20世纪初已在东方称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到抗战前夕，却依然是个经济落后国家，全部国民生产中由现代部门所贡献者，不过占八分之一[9]。中国近代工业化何以成绩这样令人失望?这个问题也是全先生多年来注意的一个重点。对于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他也是研究的先驱。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他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作一个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对于一些关键企业、关键地区，和关键问题作深入的个案探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和《t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二文便属于前一类。《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汉冶萍公司史略》、《清季铁路的官督商办制度》、《清季的商办铁路》（与何汉威合著）、《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论著，都是后一类的研究成果。
他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至抗战前夕止）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局成立到l894年甲午战争为止。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国防或军事工业的建设。除了江南制造局外，福州船厂、天津机器局、汉阳枪炮厂、汉阳铁厂等都在这个期间设立；目的在采用西方机器来制造枪炮轮船，加强国防。同时，这些工业都是官办企业。第二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895–1914）。这个时期，由于列强在华获得直接投资特权，各国纷纷在华设立工厂和建筑铁路，所以外资在中国居重要地位。其次，除了外人在华筑路以为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外，国人也感到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要，因此铁路建设大有进展。再次，政府鼓励私人兴业，以增加财富，在商战中挽回利权，因而这个时期有好些民族资本企业和轻工业的兴起。第三个阶段从1914年到l93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短期间，欧美各国工业品输华数额大减，给予中国民族工业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尤其纺织工业，空前蓬勃。但是到了20年代，民族工业又遭受到外资的沉重压力，日本资本更一直在华加紧扩充，以致战前许多重要工矿企业都在外资控制之下。还有，战前工业都集中在极少数地区——上海、天津、武汉、东北。上海一隅，工业生产竞居全国之半。现代企业在广大的内地，仍寥若晨星。全国每人平均工业生产价值，和欧美甚至日本比较，微不足道。 他的许多关于近代中国工业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的原因。他在这方面种种著作中可归纳而得的结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资本缺乏，人才缺乏，计划、组织和管理不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良。的确，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不完善，商办铁路成绩低劣，汉冶萍公司债台高筑，终至为日人所控制，山西丰富的煤矿不能大量开发等等，资金筹措困难，都是很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全先生更进一步探究，他认为国民所得低、储蓄微薄；信用机构不健全；及屡次对外战争失败，赔款负担很重等三点，是造成资本贫乏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人才的缺乏，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碍。但是，当时中国是否贫穷得几无余力投资，有待商榷。据最近美国一学者研究，战前中国国民生产净额除去大众基本消费之外，潜在的剩余（potential surplus）当不下国民生产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时投资仅占国民生产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当时国民生产中一可观部分，耗用于非必要的消费上了[10]。所以，我觉得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关键不在太穷，而在于不能将潜在的剩余导人投资途径。
要将潜在的剩余转入投资，不外三个途径：一为投资人自筹资本，或组织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二为以银行为枢纽，吸收游资，然后以贷款或承购（underwriting）方式，将资金转移到生产途径。三为政府以课税或公债方式，减少不必要消费，而将潜在民间的剩余资源征集起来，用于直接投资（如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或辅助私人企业。依乔欣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 ron）的研究，，依靠第一种筹款投资途径，只有在经济较发达、商业信用较健全的国家，才有可能；经济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在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必须负担起越大的责任[11]。l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初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主要靠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负起筹集资本的功能，俄国则主要靠政府的强制课税方式。日本则一方面改革税制，一方面鼓励银行的设立，双管齐下，以解决工业资本问题。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迟缓，到l930年代还不及日本经济起飞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12]。中国政府从清末至战前，又没有对税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财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见肘，难有作为[13]。
同样地，为了解决工业化人才问题，德国和日本政府在19世纪后半期，
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性的小学教育，以至训练专才的大学及研究所。结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但文盲几乎全部扫除，而且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然而中国的传统科举取士，到l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对于教育之投资，也没有积极推展。人才缺乏，企业界的计划、组织及管理，自然难望健全。
至于20世纪上半社会政治不安，战乱频仍，对于工业发展有极不良的影响。全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铁厂每每炉毁厂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铁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这种情形下，营业如何能望兴盛?他又说：“当日中国一般的工业，也像汉冶萍公司一样，饱受军阀或政府的摧残，以致凋零衰落，能够逃出这个不幸的命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14]宁不令人扼腕兴叹!事实上，当日上海一地工业化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交通运输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环境较为安定，以致内地资本与人口纷纷往上海流入，也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广大的内地互相对照，犹如沙漠中绿洲，实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