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秦汉的边疆与民族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王子今的《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就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力作。该书是作者近年来边疆史、民族史研究论文的整合。作者从“长城与北边经营”、“辽东发展与‘海东’‘真藩’征服”、“‘南夷’居地汉文化的扩张”、“‘通西南夷’的成功”、“秦汉边地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汉地的胡越人”、“秦汉社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等方面对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该书所附“边疆史民族史丛谈”和“边疆史民族史学术评论”以及作者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成果目录，可以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作者的边疆史、民族史研究情况。
该书的研究视角对传统边疆史、民族史研究有所突破。作者的视野并未受到边疆地域的制约和少数族群的限制，所论不但涉及边疆的少数民族，对身处汉地的胡越人和身在异域的中原“亡人”、“流民”也加以关注。作者的一系列论文，让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汉代的“胡骑”、“越骑”曾作为汉代的军队构成，参与诸多重大军事活动。汉代“商胡”、“贾胡”、“酒家胡”对商业贸易、民族交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汉地“胡巫”、“越巫”的文化表演，对汉代人的信仰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西汉的“胡巫”甚至在“巫蛊之祸”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外来文化因素通过介入上层权争、显著影响汉文化主体的引人注目的一页”（第319页）。作者对“亡人”的研究，为秦汉移民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补充。“亡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类型，不仅为边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将汉文化的声威远布四方。从作者的边疆史、民族史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作者更重视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从人的动态活动中探讨民族的交融、历史的走向，这样的研究思路也是以前研究者所忽视的。
对于生态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西汉时期匈奴南下的季节性进退》从生态史角度探讨了汉匈战争中因气候转变而呈现出的作战规律。许倬云先生曾指出：“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时代如此契合，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微小的气候变化，可以立刻引起生态的改变，从而导致人类行为的因应”（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5页）。气候的严酷变化，更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匈奴贵族意欲“降汉”。《汉书·宣帝纪》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匈奴“会天大雨雪”，“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导致匈奴“欲乡和亲”。我们看到，汉匈之间除了战争会受到气候影响外，他们的和平交往也受到了气候变迁的左右。如果将这一思路推广，结合生态史、边疆史、民族史等角度探讨生态环境对中国古代民族交往的影响，相信会有更多有益的发现。
对秦汉执政者的民族意识和秦汉民众的民族心理的研究，也是此前学界忽略的课题。作者指出，“秦汉时期边疆和民族问题作为国家主要行政主题，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也考验着秦汉帝国的政治机能和秦汉社会的文化胸怀”（第533页）。该书的“秦汉社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部分，着重探讨了秦汉执政者和秦汉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例如，作者在《刘秀的西部方略》中谈到，面对匈奴在西域的强势，刘秀对西域诸国采取了“东西南北自在”的放弃性态度。刘秀的这一策略，自然与其“直柔”的个性及“欲以柔道”“理天下”的政治方略等因素有关，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执政者对国家疆域的思想认识，与今天我们的国家领土主权意识，有着显著不同。
作者在《大汉·皇汉·强汉：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影响》中谈到，汉代的强国愿望在汉武帝后得以付诸实践，并且深入到范围甚广的社会层面。“然而其消极意义，表现在对‘强国’和‘富民’的政策导向进行高层择定时，往往前者被推崇而后者被压抑”（第406页）。执政者对于“强国”与“富民”的次序选择，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走向也有深刻的影响。作者又指出，对专制时代的帝王来说，“‘富国’常常就是‘富己’，也就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所指责的，‘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第416页）。帝王的“强国”、“富国”之梦往往建立在“富己”的基础之上，而作者对于我们的传统社会究竟是“国家”还是“君家”的讨论，也是发人深思的。强国愿望表现在外交事务上，往往形成自我夸示的虚荣。而“在汉王朝外交事务中表现出的国家虚荣心，也是形成久远历史影响的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第406页）。对于这种“国家虚荣心”形成的深层原因，作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这种文化虚荣，不仅仅是‘雄主之野心’，而自由民众观念的基础”（第420页）。
作者指出，强国愿望的消极意义“在臣民和国家的对立关系中，也形成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国家利益的政治道德定式。国家所表现出的文化强势，成为压迫个性自由的因素之一”（第406页）。这样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几千年来形成的心理惯势，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作者在《张骞和苏武：汉代外交的双子星座》中，对这一问题又有所阐释。我们看到，苏武“全节”所形成的历史影响，要远高于张骞的“凿空”。“对于实现外交成功和维护国家尊严表现政治忠贞两个方面，后者显得更为重要”（第478页）。而对这种道德价值评判的形成原因，自然可以从“下层社会的人们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国家利益的政治道德定式”中去寻找。
从《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结构设计上来看，该书对秦汉的北方、东北、南方以及西南的边疆民族问题所论甚丰，对西部边疆民族的讨论则有所欠缺。“西边”是汉代对西部边郡的代称，与“北边”、“南边”类似。《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汉官仪》说：“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汉书·贾谊传》又有“西边北边之郡”的说法。“西边”的地理位置与“北边”有所重合。《汉书·匈奴传下》载：“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踰白龙堆而寇西边哉？”此处所指“西边”当在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东北）以东。《汉书·萧望之传》又载，宣帝神爵元年（前61），“西羌反，汉遣后将军征之。”张敞上书说：“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余积，虽羌虏以破，来春民食必乏。”张敞建议罪犯可“人谷此八郡赎罪”，颜师古注：“八郡，即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张敞的建议遭到萧望之与李强的反对，二人直接称此次战争为“西边之役”。所谓“陇西以北，安定以西”的“八郡”，即陇西、安定、天水、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八郡。汉代的“西边”地望，当大致与此相当（《汉书·陈汤传》载，郅支单于借康居兵击乌孙，而乌孙不敢追，致使“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这里的“西边”是特指西域，与以上所论“西边”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西边之役”正是因“西羌反”而发生的。《续汉书·五行志六》又载，安帝时“夷狄并为寇害，西边诸郡皆至虚空。”所谓“夷狄并为寇害”，即是指安帝时爆发的羌人起义，其地也在“西边诸郡”。羌人部族众多，活动地域比较零散，分布也非常广泛，但其与汉王朝交往的主要地域正是在汉王朝的“西边”。东汉时，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位于洛阳正西的三辅地区屡次遭到羌人的袭击。与羌人作战的军费，也成为东汉政府的主要经济负担之一。“西边”的边患及汉羌之间的民族关系对东汉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历史影响。对羌人历史及“西边”边疆问题的研究，值得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工作。《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涉及羌人的部分，仅有《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大鸿芦拥兵平羌事考论》和《羌人经济生活》二文，在这样一部厚重的边疆史、民族史问题研究的著作中稍显单薄。我们期待该书增订本面世时，能够弥补这方面的遗憾。
作者信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