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清时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19世纪末便已备受关注，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则开始于新史学理论和方法广泛运用的20世纪上半期。由于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博大渊深，涉及广泛，研究者多是从不同的视角，立足于某一个方面，进行专门探讨，成果不胜枚举。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黄宗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且向纵深发展，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和教育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参见刘岐梅《黄宗羲研究百年述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但有分量的综合性传记则并不多见，本世纪以来，徐定宝《黄宗羲评传》（2002年）、吴光《天下为主：黄宗羲传》（2008年）、曹国庆《黄宗羲评传》（2010年）相继出版，将黄宗羲的研究不断推向全面和深入。2011年6月，宁波大学方祖猷先生的新著《黄宗羲长传》（浙江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长传》）面世，又再为黄宗羲研究增光生色。《长传》读后，在四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尝试。目前黄宗羲的传记多为“评传”形式，一般先叙传主的家世、生平，然后对传主的学术成就（经学、史学、文学）及思想诸方面进行分类评述。这便于深入剖析和集中阐释传主思想内涵结构和学术成就。不过，在把握人物生活细节，展现人物性格和于时间推移中发现人物思想发展脉络等方面难以照顾周到，鉴于此，作者采取了“长传”的写作方式。
“长传”是西方文学传记的一种，其特点为：“以详尽为原则，旁征博采，巨细靡遗，且须瑕瑜不掩，善恶美丑，一一托出”（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21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与分类集中评述的方式不同，“长传”主张将人物放在时代的潮流中，随时间的推移展现人物的方方面面。弗洛伊德心理学问世后，被运用其中，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人物的精神状态，因此“长传”带有心态史学的特征，非常重视人物思想的因时变化和对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刻画。
方先生的“长传”之作，受到杜维运的影响，希望取法西方传记，“将关系历史转变的人物，从具有时间色彩的资料中活现出来”（437页）。《长传》将黄宗羲的一生分为“童年、青少年时期（明万历38年一天启7 年）”、“党人时期（崇祯元年-16年）”、“抗清‘游侠’时期（清顺治元年-16年）”、“厕身儒林初期（顺治17年一康熙5年）”、“创办证人书院（康熙6年-14年）”、“三藩作乱，康熙右文（康熙14年-24年）”和“饰巾待尽时期（康熙25年一康熙34年）”七个时段。通过这七个时段的衔接，以时间为线索，以时代为背景，以传主著述为关注点，夹叙夹议，传评结合，“寻求黄宗羲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线索，并在这一动态中呈现传主性格”（438页），勾勒出了传主跌宕起伏、不断反思的一生。
应当指出的是，方先生的《长传》又和西方带有文学色彩的“长传”有极大的不同，这是一部严谨的史传。《长传》以《黄宗羲全集》为主要史料来源，参考了近150种书籍，是迄今史料最为翔实的传记之一。作者利用了几十年来研究清代浙东学派爬梳积累的史料，可谓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方先生对《余姚竹桥黄氏宗谱》、黄宗羲弟子佚文都曾有过专门研究，这些成果也被引入《长传》。
二、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多方拓展。方先生对黄宗羲的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30余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这使《长传》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长传》的许多章节，如对黄宗羲“日本乞师”的绵密考订，对黄氏兄弟与钱谦益合作抗清的细致考察，都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力。“证人书院”一章从明清时期的经学思潮进入，论述了书院讲会内容由蕺山之学转向探讨经学的过程，对证人书院的渊源、教学方法、讲会内容、弟子成就、师生之间的学术分歧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由讲经次序，判定黄宗羲以古文经学派的思路教授弟子，同时指出，黄宗羲提倡的经术却是今文经学，用今文经学的方法，窃取《六经》中的微言大义，以为经世之用。这些心得之见，深化了黄宗羲的经学和教育思想研究。
《长传》中，独到的视角和新颖的见解处处可见。《明儒学案》是黄宗羲重要的学术著作，作者从初刻本与改写本的《明儒学案序》人手，着眼于对“一本万殊”、“万殊归一”的诠释，认为这一命题是黄宗羲晚年对蕺山之学的进一步修正和反思，是《明儒学案》的宗旨所在。又结合清初学术演进的背景，以及朝野学术取向，分析指出，顺治初年至黄宗羲逝世的五十余年间正是儒学百家争流，各呈异姿和转折的重要时期，《明儒学案》中极力提倡的一本万殊，殊途百虑之学，在客观上抨击了以帝王之意为学术准则的执一废百的思想统治。
《长传》体现了以叙述见长的特征。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学术公案辨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长传》不仅剖析了黄宗羲与吕留良论争的实质及其思想根源，阐明黄、吕交恶有澹生堂购书之争，有尊朱辟王之争，还有对待清廷的态度之争，而且对黄、吕的交恶始末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论述，从“厕身儒林初期”，同购澹生堂藏书，由亲至隙，到康熙九年，“创办证人书院”时期的《高中旦墓志铭》之争，裂痕扩大，再到“三藩作乱，康熙右文”时期，刻《南雷文案》的彻底决裂，娓娓道来，析隐阐幽，鞭辟人里。
三、对传主思想脉络与精神世界的动态活现。追随《长传》的文字，每每能够读到方先生的创作激情，这种激情缘起于他寻求黄宗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及其因时移世异所产生的思想演变轨迹。《长传》始终把黄宗羲放在浙东和明清鼎革的大背景下，在时间的长河中展现传主的精神世界。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发展、遗民观念的变化、心路历程的轨迹都是作者关注的焦点。浓墨点染下，黄宗羲对理想中大壮盛世的向往，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努力，这一理念从由愿望、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又不甘心绝望的思想脉络呼之而出。康熙二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提出了大壮盛世的理想蓝图，并条具为治大法。康熙八年，《孟子师说》进一步以“三代之治”，即他理想中的“大壮”盛世之治来批判三代以后的君主专制。“三藩”乱起，复明希望倍增，他幻想大壮时代的来临，并在《留别海昌同学序》中深情流露。三藩乱平，康熙右文，憧憬破灭，“大壮”信念绝望，黄宗羲转为长期做遗民。直至康熙三十三年，他的《破邪论》仍在遗恨大壮盛世未能实现。全祖望“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写照。在这一历程中，作者着意刻画了黄宗羲晚年徘徊在接受新朝礼乐与胸怀故国遗恨之间的内心挣扎。入清以来，黄宗羲一直以甲子纪年，康熙十九年后，他放弃了自己坚持的陶潜书法，用“顺治”和“康熙”年号，开始承认清王朝的合法性，其遗民观一再退守，最后退而不能再退。然而他的诗文中，流露着强烈的家国遗恨。既感念前明故国，又欢迎清廷右文政策的情感交织，“陷入天人交战的矛盾心情”（335页）。这是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带给一代学人和思想者的心灵磨难，构成了黄宗羲晚年思想发展脉络中的一大张力。
四、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良史风范。“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刘知几《史通•惑经》），《长传》对黄宗羲生平大节有着准确的把握，对传主的缺失亦不讳言，如对黄宗羲早年党人习气的批评，认为黄宗羲的治经方法“湛思”、“自悟”带有主观色彩，容易造成失误（178页）。在黄吕公案中，客观地指出黄宗羲处理两人关系的不当，其因意气而写下高斗魁“身名就剥”的不公正评价，反过来也影响了自己的威信（234页）。《长传》对黄宗羲为儿子黄百家谋求出身，康熙二十四年为孙子黄蜀请托权贵之事都有交代，坦言黄宗羲为子辈“嘱托公事”是他一生中的污点（343页），在道德上有损（358页）。正因为作者客观公正的评史态度，《长传》展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黄宗羲。
毋庸讳言，《长传》不能算是完善尽美，其中存在着个别错字、别字，有的小标题和断言还值得商榷和斟酌，有的叙述尚待展开。然而瑕不掩瑜，《长传》无愧为研究黄宗羲的一部心血力作，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而且架构新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