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玉教授的新著《五代十国经济史》（以下简称“杜著”）已由学苑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断断续续读完了全书，还重温了相关论著，写了这篇述评。初步印象是：作者竭尽全力完成了自已的目标：写出一部五代十国“断代经济史”，以反映五代十国这一“完整的历史时期”的全貌；对有关五代十国经济史的史料尽量搜寻，“举凡唐宋时期的杂史笔记、地理方志、农书类书、文人别集、金石碑志、文学汇编、宗教典集、敦煌文书等，无不在搜寻范围之列”，引用各种典籍200余种，蔚然可观，足以称道；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新结论，足资同仁参考。本书是近年五代十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应予积极推介。任何学术著作，读后都有启发、沉思与醒悟。以下是我基于杜著的几点启发、沉思与卮言。
一、关于五代十国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作者在《自序》中说：“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部这一断代的经济史专著问世。凡是有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著作，不是将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轻描淡写地说上一段，就是根本避而不谈，即使有关隋唐五代经济史的专著，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状况不符合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连续性，不可能跳过一个历史时期而向下个时期发展”。
作者将“五代十国”定为一个历史时期，并写出一本断代经济史，值得学术界首肯。从历史分期来说，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五代十国”既不属于唐，也不属于宋，顺序使然，可以写断代史或断代专史，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磐教授的《北朝经济试探》和《南朝经济试探》。再者，写“五代十国经济史”确属不易之事，所以至今“未见到一部这一断代的经济史专著问世。”而作者克服困难，以“垦荒”精神，完成夙愿，难能可贵也。
如果从长时段历史观看问题，淡化或忽略“五代十国”这一段短促的历史又有其合理性，似不能过于苛责。“五代十国”更多是王朝更迭，从制度改革上说，不能说没有，但没有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改革，如北魏田制（“均田”）、唐“两税”、宋“方田均税”、明“一条鞭法”、清“摊丁入地”等。即使按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历史主义方法研究经济史，亦可将“五代十国”淡化或忽略，所有断代史、断代专史将“五代十国”归于唐或归于宋。如从西方经济史研究方法来评估，无论从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整体观、福格尔的计量史学，还是从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更有理由将其淡化或忽略。因此之故，不必对前人、往著有所微词也。我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鉴于经济史的研究，可能会有更多体例出现，所以应允许作者有更宽阔的探索空间，更自由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展现学术的繁荣。
二、关于五代十国的人口统计
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人口的数量与分布”中，列出《五代户口数求算表》、《唐五代相同地区户数比较表》、《五代末年南北户口数比较表》、《五代末年各地人口密度表》。鉴于五代十国的户籍制度大坏，人口流动频繁，户口统计依据严重缺失的情况，作者能做出如此详尽的户口分类统计，实属不易，反映了作者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良好学风。讨论五代十国的户口问题，必先回顾唐后期、北宋初的户口数。关于唐后期的户口数，作者引用《册府元龟》（下简称“册府”）的记载，会昌末年为495.5余万户，而宋初的户口数，太平兴国四年（979）为357余万户，至道三年（997）增至413余万户。也就是说，宋初的户口数还未恢复到唐会昌末年的水平。问题是五代十国没有一个整体的户数或户口数，作者取后周显德五年（958）“简定民租”所得到的户数2 309 812户[①]，而《宋史》、《文献通考》均记后周入宋户数仅为967 353户，加上淮南、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清源、吴越、北汉的入宋户数，合计达3 304 287户。因为“册府”卷486所记2 309 812户与两年后入宋户数967 353户，相差1 342 459户，如何解释？作者不采用周显德五年“简定民租”所得到的户数，断定“显德时所检定的户口数肯定有误”，而采用两年后入宋户数，“认定建隆元年的这个数据是可靠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算出“入宋时距后周末年年数”，按每年自然增长率0.43%计算，求算各国在后周末的户数（含后周），合计为3 189 473户。这是我看到的与众不同的统计，至少可说是复原了五代末年的户口数的一种方法，有创新感。
那么，作者断定“显德时所检定的户口数肯定有误”，“认定建隆元年的这个数据是可靠的”；按每年自然增长率0.43%计算，求算各国在后周末的户数（含后周）方法是否正确？我们不妨看一看其他著作的观点和统计方法。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以下简称“梁书”）的甲表21《隋、唐、五代户口数、每户平均口数及户口数的升降百分比》[②]收录了唐后期的会昌五年（845）户数为4 955 151，是开元十四（726）年户数的70.09%；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户数为2 309 812，是开元十四年户数的32.67%。梁先生确认“册府”所记的显德六年（959）户数，并在“资料来源”栏中注明《续通典食货十》所载户数同。“册府”记：显德五年十月命艾穎等于诸州简定民租，“明年春使回，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定垦田一百八万五千八百三十四顷，淮南郡县不在此数。”“明年”，即显德六年，故梁书指为显德六年户数是准确的，杜著系于显德五年则是不准确的。
王育民教授的《中国人口史》[③]第四章第五节“五代时期人口：北方衰减南方缓增”，对五代时期的人口数作了估计，引用了《册府元龟》三条资料，认为：“实际上，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得后周领土时，计有2 554 747户，较《宋志》等所载同年受周禅时所得967 353户超过1.6半倍。可能新简到的230万余户中的漏籍户以及淮南和瀛、莫、易3州的人户尚未编入州县户籍，96.7万户仅是原有在籍人户。”[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里记述的北方与后周领土相应范围内计有2 939 200户（河南道部分已佚，户数缺），与建隆元年后周入宋户数比，相差太大，王先生还指出：“对端拱二年的户数以年均增长率10%逆推，则建隆元年应为2 202 466户，则与《册府元龟》的2 309 812户数字接近。”以上论述杜先生没有注意到。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关于“隋唐五代的人口分布”一章采用《旧五代史·食货志》的记载：显德五年至六年间有2 309 812户，所记与“册府”所记户数同。冻先生指出；“后周显德户数乃是经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北方经济屡遭破坏之后的著籍户数”，若除去淮南、山南两道，“大致接近200万户，远较元和志所录户数为高。这里表明北方户口有回升的迹象”[⑤]，只是与南方比已处于明显劣势。这一论断似较公允，因为后梁、后唐、后周都有一个恢复经济时期，促进了流民回归田园，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述及五代民屯，引用了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记载：张全义至洛，命屯将、屯副招民耕垦，“流民渐归”，恢复了生产，后又改变管理方式，“奏每县除令簿主之”，屯民变为编户。可见户籍整理，人口回升在所必然，并非一代不如一代也。
综上所述，杜著断定“显德时所检定的户口数肯定有误”，“认定建隆元年的这个数据是可靠的”的结论虽属标新立异，若要确立无疑，尚需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五代十国的田制
五代十国的田制的基本情况许多著作都曾述及，师长前辈们的著作有涉及，我们的著作也涉及，虽然有许多问题尚待讨论，但并非空白。杜著《土地形态》一节写得细致、深入。例如，作者指出：“五代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逃户较多，所以荒地闲田或无主土地较多，中原诸道州县所在皆有，因此营田的设置也比较普遍。营田虽然归户部管辖，但营田使、营田副使往往却由节度使、刺史兼任，有关营田之政务必须接受户部的指令，所获田租也归户部统一管理。”还指出，从后唐明宗“敕文”中“应诸州府营田务”一句可知这一时期的营田分布较为广泛。作者还就《五代会要·户部》关于营田租税课利除京兆府庄宅务等若干田庄外，一并割属州县，土地令充佃户永业，指出，“后周此举基本上废除了营田之制”，官庄均采用租佃方式，等等，所论极是。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寺院占有土地的增加，尤其吴越、南唐和马楚；他引用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观点：寺院占有土地“从山地丘陵向平原扩张”之后，指出这和佛教重心的转移有关。这也是颇有启发的说法。
作者在土地所有制方面，沿用传统的理论：国有土地形态与地主私有制、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没有就土地法令、产权界定问题（尤其自耕农的产权）阐明自已的观点。这样的研究方法，不只是杜著如此，其他研究五代十国土地问题的著作也如此。我在《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探讨》一文中[⑥]已就唐代田令问题作了历史回顾，企图恢复“均田制”的法律地位，意在希望土地所有制方面的研究应回到田令方面，即法律层面的研究，以免将其和阶级关系捆绑过紧。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土地问题就是解释阶级斗争历史的法宝，遂致历史研究僵化、公式化。还因为土地制度史失去法律意义上的解释，令制度史研究转向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没有深厚的法学、经济学素养，一时难以苛求。
关于皇庄和官庄部分，所举史料基本上为唐史学者所知，其释义则有可商之处。如《金石续编》卷13所载赐给安审琦的五处官庄，“仍下三司指挥交割，付安审琦。”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件事发生之前，后唐应顺元年（934），敕“诸州府籍没田宅，并属户部，除赐功臣外，禁请射。”[⑦]安审琦是后晋功臣，其事迹具见《旧五代史》。所以官庄赐安审琦，系沿用后唐敕文规定。
其次，关于户部是否为三司使所管的下属机构问题。作者指出：“这段史料还说明一个问题，即后晋时期的官庄是由三司管辖的，而不再是户部，这是由于户部已是三司使所管的下属机构之一，三司使为其长官，故通过三司请射土地，并不等于越过了户部。”“户部已是三司使所管的下属机构之一”的提法并不准确，可以商榷。据《旧五代史》卷149《职官志》，租庸使、国计使、三司使是内职，与枢密使、翰林学士、金銮（后改为峦）殿、端明殿学士等同列，而户部是尚书省职司，怎么可能隶属于内职？其次，后唐明宗设置三司使后，仍任命户部尚书、侍郎，由宰相判户部；即使他官判户部，也未曾听命于三使司，后汉、后周似亦大体如此；复次，三司职责是主管钱谷，户部依然主管土田户口之政令，与三司税钱征调之职还是有所区分的，三司是国家财赋的统管机构，原度支的财政权已被收管。三司使主管财赋，户部职能被削弱，有虚化之状，但它依然是“尚书省”的重要部门，《五代会要》有关记载足以说明。当然，三司与户部关系还可以研究，以上仅为个人之见解。
四、关于农业和手工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古已然。作者在论述五代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一章时，立专节述说五代十国的“水利建设”，资料丰富，其详尽或为前人所不及。作者对该时期北方黄河水患的成因与治黄工程统计，明确清晰，很能说明问题。对南方各国统治者兴修水利工程及其功效也予以充分肯定，同样资料丰富，详尽周备，令人信服。其所述充分说明，五代十国是一个“乱中有治”的时代，并非只是混乱与破坏。水利建设的有限成就为农业经济、社会安定提供了条件。
五代十国的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情况，也是作者倾力描述的章节。特别是利用韩鄂《四时纂要》的记载，提出“下粪耧种”法可能是“五代时期就发明了”，其证据值得重视。关于唐代江南是否已有双季稻问题，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我是主张“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⑧]那么，作者举证的南唐江西有两季水稻也是可能的。关于经济作物种植业作者描述尽详，由于已有许多论著有类似内容，所用资料也大致相同，难以独树一帜。但花卉与药材、畜牧业与林业生的资料发掘，还是有特色的。
手工业方面，其特色是资料详尽，实为一般著作所不及。作者对五代十国的铁、铜、铅、锡、金银的矿产开采举例说明，以证明其规模、产量比之唐代，有所发展。以铜和银这两项产量为例，唐宪宗元和年间的26.6万斤，而南唐的铅山铜场，保大年间因场置县，至北宋产铜量达到38万斤[⑨]，估计南唐时已很可观；齐东方教授估计唐代元和时白银的产量为20万两左右[⑩]，后唐灭前蜀，获银白40万两，吴越向北宋进贡的银即达110万余两。这些数字无疑会启发我们对十国手工业生产的重新估计，也使我们感到：矿冶业从业者的管理情况不明，他们是否如马楚的郴州银矿那样“首编烹丁税”，都编籍征课？这些手工业户人口是否入籍？是否也是宋初户籍不实的一个原因，即作者“认定建隆元年的这个数据是可靠的”一个盲区？
再说十国冶炼技术问题，作者是略而不论。其实这是唐宋历史转折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张泽咸的《唐代工商业》[11]上编之一，有“选矿与冶炼”一节，内有铜矿冶炼，不赞同唐时已使用胆铜法冶铜，而应该是晚唐五代已有了胆铜炼铜法。他在其书中指出：火法冶铜需要使用坩锅于熔炉，采用鼓风冶炼。湿法冶铜又称胆铜法。张氏认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5所记铜山（江西德兴）为唐置铜场处，土人汲胆泉以浸铁，炼（铜）屑成铜之事，“未知何所据。他似乎是认为唐代已在德兴铜山使用胆铜法冶铜。但我尚未见唐代文献中有这种记录。”接着他将马氏《文献通考》、《宋史·食货志》、王氏《舆地纪胜》、沈氏《梦溪笔谈》、《太平环宇记》诸书的记载加以分析，指出：《太平环宇记》成书于北宋初年，当时浸铁为铜已非很新鲜的事，联系宋人游经所说古铜坑浸铜事，“是否可以推断出晚唐五代已有了胆铜炼铜法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新唐书·食货志》记唐末产铜量比元和时增大较大，就可以考虑是新的冶炼法促进生产铜的数量比以往有了迅速的发展。”我同意这一结论，应该是在晚唐五代已有了胆铜炼铜法。所以南唐铅山铜场会有这么大的产量。这是作者未予重视的结论。
手工业的其他部门：染织业、造纸业、文具业、印刷业、制茶业、制瓷业、造船业、制盐业等行业规模、生产工艺都写得很细，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很好基础。可惜的是，作者对这些“原材料”未做再次加工，缺少技术史角度的分析与探讨，虽不能苛求，但总留下些许遗憾。如“丝织业”一目说到后周中书堂的“起纹秋水席”，色如葡萄紫而柔薄，遇水不沾。这幅秋水席，类似唐代润州出产的“水波绫”[12]，其设色似用紫草汁，紫草汁添加椿木灰、明矾等媒染剂，就可染成不褪色的丝料[13]。如能扩大视野，发现其相关联的技术与经济联系，则这一成果的附加值将会倍增。
五、关于商品货币经济
第三章阐述商品货币经济相关诸问题：商业、对外贸易、货币、交通运输业，范围广泛，资料丰富。作者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商业与唐代相比，有发展也有萎缩”。此论甚是。因为王朝更迭、战乱频繁，政治环境波动较多；因为各国割据、对峙，商品流通受阻。因此品货币经济难于顺利、快速发展。但是，分裂状态亦有利各国应地制宜发展经济，而南方经济的进步，又使经济重心南移加速。这一过程，必然呈现商品货币经济一定程度的繁荣景象。其次，作者对商人阶层构成的解释也较有说服力：“五代十国时期官员之所以热衷于经商牟利，除了他们多出身社会下层，没有唐朝贵族那种‘不言利’的儒家传统思想束缚外，还在于他们可以利用其掌握的特权，为其牟利服务。”“政治权力与商业经营结合起来后，从而使其能获得比普通商人高出很多的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五代十国时期，商业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商业资本与政治资本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一代商人。”[14]与商业繁荣的同时，货币流通也发生了变化，“白银便正式进入了流通领域”，“成为十足的货币。”[15]以上论断是肯定的。老一辈学者也曾经提出、并不断强调过类似观点，作者将其运用到五代十国商业史的分析中，亦属恰到好处。特别是“白银作为货币应始于五代”（第183页）的论断可备为一说，但应注意早已发表的关于十六国至麴氏王朝时期的高昌、唐代岭南使用银钱情况的文章[16]，以免学术信息检索之阙如。
由于商人、城市、集市的一度繁荣，城乡贸易、南北方贸易、周边民族贸易、对外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有了相当水平，局部景象已为前代所无。作者在描述了上列情况后，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区域市场的形成，作了概括：“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割据各国无不重视发展本国经济，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使得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各国在重视开拓境外市场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发展本国内部的市场，从而形成了以割据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市场，而这种区域性市场的中心，往往都是各割据国的政治中心，有的甚至有一个以上的商业中心城市。”[17]
我对这一段论述有些兴趣，拟就下面两个问题说点看法。第一，区域市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作者的回答应该就是商业中心城市的四个特点：繁荣的商业手工业；城市人口和巨大消费量；交通条件及地理位置；城市设施。[18]但是，市场，包括区域市场的发展，其基础是生产和消费。我在《关于唐五代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再认识》一文[19]中指出：唐五代太湖地区及其他江南先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特点之一是，“商品生产各部门之间互为市场，导致了商业交换不断繁荣。”比方说，饮茶之风甚盛，他们必须购买茶叶和茶具，反之，茶农则需要纺织品、金银饰物、粮食。民间需要陶瓷日用品，陶瓷业者同样需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生产者互为市场的趋势中，生产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还有城市各阶级、阶层的消费。布罗代尔说过：“到了十七世纪，正是依靠商品，一切才重新起步。”[20]所以，分析区域市场形成可以用“商品生产各部门之间互为市场”的理论，解释为什么“依靠商品，一切才重新起步”，走向市场交换并受供求关系刺激和制约的经济——商品经济。第二，市场空间不等于行政区划，所以说形成“以割据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市场”，恐难成立。比如马楚，其可供市场需求的产品主要有茶叶、蚕桑、矿产（铅、锌、铁、丹砂）、稻米等，其中主要是茶。《资治通鉴》卷266记载说：“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税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邓、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则湖南茶叶销售市场不限于楚境；同样，南唐输出丝、茶与中原交换羊马，并取道海上与契丹贸易，也就是杜著提到的“南北贸易”。这些情况说明，若按“以割据地域为范围”划分“区域性市场”，杜著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至于马楚利用“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易天下之货，国以富饶。”[21]只能说明货币的分裂（不用已有的通用钱币），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使“以货易货”的贸易盛行，而货币的分裂、贸易保护主义恰恰是市场发展的障碍，故马楚这个“割据地域”难成市场。路透社经济编辑爱德瓦·哈达斯在一篇评论中引用马克·埃尔温(Mark Elvin)在其名著《中国过去的模式》[22]里的解释，称中国五代十国可作欧元区前车之鉴：“唐帝国瓦解成许多彼此争斗的小国，之后动乱的50年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五代十国。这些每个规模相当于一个较大欧洲国家的新国，为了从有限的铜币量中分得更多而争夺。富国贮藏着铜，穷国则以廉价金属如铅和铁来铸钱。这些国家都贯彻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因此溃散。”[23]这也是“割据地域”难成市场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主张还是以地方小市场或江南（或中原等）区域性市场等提法为妥，因为互为市场的基础是生产，如果交换的主要商品是多大范围内产出，这个范围内的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具备，又有可流通的货币支持，消费需求相对一致，这个区域应是一个区域性市场。区域性市场是相对的，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变动而变动。因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仅供作者和读者参考。
六、关于赋役制度问题
五代十国时期的赋役制度，总的来说是沿袭唐两税法实施后的制度。作者指出：五代十国时期，“以两税为其主要税种，辅之以各种杂税以及种种禁榷之制。”杂税“繁多”且“混乱”；徭役“名目繁多”，比唐时更加沉重。这些概括应当说是言之有据的。作者在下列问题的阐述比较清晰，并有新意：⑴“中原王朝定税主要是检视田地，清查户口，南唐除了丈量土地外，还要按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牲畜、资产的多寡确定户等，再根据户等高下以确定税额，因此其税负程度比中原王朝更加合理。”[24]⑵关于两税的征收时间，引用了《五代会要·租税》“分立期限”的一段文字，指出：“按照各地节候早晚确定赋税征收的时间，是两税法自唐代确立以来，发生的最大变化，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使农民避免因早征而遭受的损失。”[25]我赞同此说，因为这与拙作《五代十国史研究》[26]中的论述基本相同。关于吴越钱氏两税征收中，有所谓“进际”虚增田亩数计征的记载，仅就本人所知，似无人述及。作者认为：“进际”“可以说是两税附加税”[27]。这一论断目前应无否定的证据。
作者对五代役法混乱的概括总的说，也符合史实：“五代役法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力役征发与杂徭、差役、职役等互相混杂，不易区分；二是色役与杂徭相混淆，不易搞清楚，三是役期不明确，致使官吏从中上下其手，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四是地方性力役混乱，无章法可循。”并提出“杂徭、差役、职役皆正役化”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唐宋转变时期中的五代十国，混乱中的制度安排往往成为未来制度规范的先声。如差役、差科，在唐代系指差配赋役，如《唐律疏义》卷13所记载那样。差科包括差役，而差役又含杂徭，如咸通十三年（872）中书门下奏文所说的“杂差科”，就是杂徭。五代各朝、各国差科范围不一，差的范围甚至包括里正、村长被差充。总的原则是乡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财。有的项目源自唐五代。这种制度安排应该有更多着笔，可惜未见。
七、关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作者注意到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表明作者确切掌握了中国经济史发展的关键。我在拙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但是这种不平衡性是在不断变动之中的。”（第8页）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因为不平衡性，所以有经济重心的移动。如秦汉时期经济重心的东移，唐中期至北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即此之故。五代十国时期即处于这个阶段之内。这是宏观的说法。中观而言，每一长时段的不平衡动向是有多角度的，如秦汉时期经济重心的东移，即黄河中下游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成都平原经济发展加速，淮南经济发展加速。进入三国以后，随着中原战乱加剧，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社会政治环境变化，人口西移与南移加速，成都平原与淮南的经济发展显现优势，甚至某些边陲地区也出现经济增速迹象。就五代十国时期而言，除了“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南方”[28]这一“基本格局”（同上引）以外，作者还专门介绍了“川蜀地区”、“闽广地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说明作者了解“每一长时段的不平衡动向”中又是有多角度的发展状态，比较客观，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提倡。当前经济史研究也和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如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多少有些平面化倾向，什么事情只有一种角度分析，而没有多种角度分析。作者对此有所注意，极为难得，只是略嫌不足。
作者还专门就经济重心问题进行评述，可备一说。我是这个问题讨论中的一分子，并有自已的专著，学术界关心这一讨论的同志都了解，故不再就此重复自已的主张。我所关心的是围绕经济重心的研究怎样寻找还没有被发现、被解决的问题，那才是最重要的。如经济重心南移的标准问题，我们算是最早具体提出的，以后有诸多不同意见，包括作者提的四条。互相切磋总是好的。但我们想想，如果仍在三条、四条上讨论，显然意义不大，必须变换视角，去认识尚未认识的领域。我所崇敬的经济史大家吴老承明先生说过一席非常深刻的话：“我认为，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历史事物，如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历史有无限多的事物，任何时候都有尚待认识的东西。历史认识又是相对的，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时代思想的演进，已认识清楚的东西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再认识。历史研究就是没完没了的再认识。”[29]五代十国经济史还有那些问题等待认识？尚须后学先进们一起去发现和努力。
注释：
[①] 《册府元龟》卷486。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69页。
[③]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第251、252页。
[⑤]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第207—208页。
[⑥] 载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⑦] 《五代会要》卷14。
[⑧] 见拙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204页。
[⑨] 杜著第70页。
[⑩]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5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12] 卢华语：《唐代蚕桑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13] 参阅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5页。
[14] 杜著第133页。
[15] 杜著第176页。
[16] 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3页，。
[17] 杜著第141页。
[18] 杜著第141页。
[19] 见《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1989年，后收入前揭《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
[20]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26 页。
[21] 《资治通鉴》卷274。
[22]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过这本《中国过去的模式》（英文原版），并在1989年7月到牛津大学访问，他所在的学院拜访了他，与他进行了数次单独长谈。
[23] 见《财经网》2012年2月22日报导。
[24] 杜著第245页。
[25] 杜著第246页。
[26]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27] 杜著第250页。
[28] 杜著第288页。
[29]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