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出版了他的名作《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正是在这本书中，巴勒克拉夫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首倡全球史观。巴勒克拉夫提出，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所谓的“重新定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对西方历史学中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检验和反思；二是倡导建立全球史，即超越欧洲和西方，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历史，并认为全球史是科学的历史学题中应有之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不断发展，涌现出众多的通史和专题研究论著；美国的世界史学会于1982年成立；英国也于2006年开始出版专门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Global History)。全球史研究者试图从世界各地区人类社会的交往史人手，通过研究跨文化、跨地区等各种精神和物质交往互动现象来考察人类历史进程，其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取向和展示世界各地区人类历史图景的努力，都印证了当年巴勒克拉夫的观点。时至今日，可以说，西方全球史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如何对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全球史进行整体、科学的把握?对此，中西方学者都已有所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曼宁在《世界史导航》中、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中，都针对某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2011年，杜克大学跨文化与中国史专业的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出版了《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书，[1]这是一次梳理全球史的学术尝试。该书认为，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正在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来研究过去，然而，关于这场新的跨边界学术运动的争论，仍然局限在有关全球史的任务、责任和潜力上，并主要发生在民族的和地区的学术机构之内；该书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关于历史学实践的内在层次、知识社会学、全球和地方趋势的新观点来纠正这种不平衡；并选取了美国、德国和中国作为主要的个案研究，阐述了通往全球史的不同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并认为历史编纂学中这种新的全球趋势，需要跨国对话、合作和交流的相应增长来支持。萨克森迈尔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全球史的“被忽视的多样性”问题，其中有些观点颇具意义。
一
全球史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有着紧密和必然的联系，经济全球化为历史学家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全球视角和进行综合历史研究的物质与思维基础，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史研究的发展。但是，正如“全球化”一词有多种定义一样，学界对“全球史”这一术语也是众说纷纭。例如，在欧美史学界，有学者指出，“全球史”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学家弥补区域史学家所缺乏的东西，反之亦然。[2]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史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某种根本上统领着世界机制的综述和阐释，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它是一种研究方向，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相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3]有学者认为，全球史“致力于概括地界定、描述过去，如果可能的话，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或者至少是人类所定居生物圈的绝大部分地区发生的变化”。[4]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5]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这本书既然以《全球史的全球观点》为题，自然也不能回避“全球史”的定义问题。他在书中指出：近年来历史编纂学的大部分分支领域都表现出运用跨边界视野进行研究的显著增长，迄今各种不同的空间观念在本质上是跨国的、跨地区的或者跨大陆的，这些以前在历史学中仅仅扮演边缘角色的微观和宏观的研究兴趣，现在已经更加受到核心的关注，换言之，曾经孤立的小小滴流现在已经成为更加显著的涌流(第1页)。正因为通常包含在“全球史”名下的研究是如此多样，以至于不能将其限制在严格的定义和精确的分类之中；把“全球史”和其他几个专有名词如“世界史”或“跨国史”分隔开也不可行；因此，他便主要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史”的术语，即表示很多研究类型，它们超越了以往那些曾经对把过去概念化的诸多(学术的或其他的)方式进行长期统治的空间观念(第2页)。
与以往人们熟知的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不同，萨克森迈尔在描述全球史的发展态势时，使用“趋势”而非“转向”一词。他的理由是：跨国的和全球的历史方法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对早前方法的根本性的观念突破；当然通过新的研究计划、人力、协会、系列图书、专注于相关主题的会议的出现，这类研究正在取得更多建树，但既然跨文化视野的日益发展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进行的，那么通常用作比喻的学术“转向”就有点不适当，因为它表示的是一种清晰的、明确的方向改变。使用“趋势”这个词可能更合适，它暗示着一种研究兴趣和学术爱好逐渐变化的观念(第1—2页)。
如何推进当前全球史研究的发展?萨克森迈尔在书中指出，不能仅仅在狭窄的方法论意义上进行概念性的讨论，诸如该领域中的跨国学术设置等因素也应受到关注，因为它们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历史学家的观念；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需要更敏感地意识到他们所置身领域中精神的、制度的、地方的和全球的空间，如果全球史学家不能考量他们本身的社会学知识，以及构成他们活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情境，该领域概念上的争论就只能是一种对它们可能会是什么的苍白反映。换言之，全球史学家的技能需要包括一种非常高的专业自省性。显然，如果历史和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有关人类互动、共享空间和遭遇地带的史学研究所涉及的理论争论，就只能持续增生。所以，他在书中的基本目标并非提供一种关于跨边界的和全球史研究当前现状的全面鸟瞰，而是进行一种理论的阐释，其立论基础就是全球史所固有的多样化本质在于这种趋势正冲击着世界很多地方的利益基线，与在西方一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坚信，把历史研究局限在特殊的国家或地区视野并不是理解大部分人类历史的最佳方式(第2—3页)。
“被忽视的多样性”意味着什么?萨克森迈尔认为，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围绕在关于全球史概念的交流上，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声音经常被忽视；存在这些意识差距的原因并不在于缺乏世界其他地区全球史研究的可用信息，这正是问题所在。他进一步分析道：如果历史学研究的全球趋势主要起源于西方，那么这种分布广泛的忽视就更可加以解释，但是当全球学术体系仍然呈现出大有问题的层次特色之时，把英美的理论世界或“西方”任何其他部分作为当前跨国研究浪潮的主要开创者，这种做法就过于简单。跨地区史学研究背后的主要力量并非发源于一个明显可辨识的中心；相反，全球史趋势的影响路线图，需要被想象为地方与全球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而且有理由假定，尽管存在各种国际纠缠，但跨边界研究并没有经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集中过程。在许多社会中，特殊的主题、方法论和公众议题仍然表现为各自的全球和跨民族史学的特色，例如，“全球化”、“现代性”或“历史”等术语，在不同社会中表达着迥异的意义谱系。立足于特殊的地方设置之上与“全球史”进行比较的对立项内容亦有变化，有些场合中主要是民族，另一些场合中是地区，或者一些文化的或种族的属性(第4页)。
充分考虑全球史发展的多样性，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萨克森迈尔指出：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全球史趋势的本质，可以为重新思考一些关键问题提供充足的机会，例如知识的国际层级或者历史编纂学的公共角色；全球史的多元特征和对多维透视日益增长的需求，几乎不会导致那种被认为能够平等地适合所有地方社会的垄断性理论和宏大解释框架，此类专横要求与在复数世界中研究全球史的计划背道而驰(第5—6页)。萨克森迈尔强调：人们很容易迷失在包含于“全球史”表述之下的那些历史编纂学分支中有关特性与变化的无尽研究之中，但是首要的事实就是全球史学并非全球同一的，即使全球的很多研究团体已发生跨国的联系、内部已经碎片化，全球史学也不会是同一的；因此，探讨其研究现状与未来可能性之时，必须考虑到全球史研究的复杂性(第232—233页)。
二
既然要阐明“全球史的全球观点”，那么自然要求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全球史发展给予合理的关注，也就是“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鉴于当前跨国学术研究的复杂性，萨克森迈尔选取了美国、德国和中国三个较有代表性的个案，并主要研究这三个国家的学术体系。归纳来看，他的考虑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这不仅是出于叙述可行性的考虑，国家因素对历史学而言仍然十分重要。其次，在集中研究各种国家体系中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也要关注各语言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再次，在研究这三个国家全球史学的背景和发展轨道时，并没有严密地设定相同的时限、分类和问题，以便更好地考量多样的地方特性和全球联系。最后，不仅要识别这三项个案中的共性与差异，而且要注意到它们各自的观点也在互相补充，每一项都强调了全球史及跨国史作为一种更广泛趋势的特殊面貌及其发展，同时证明在其他学术体系中也可发现类似问题(第9—10页)。
从书中内容来看，尽管“没有严密地设定相同的时限、分类和问题”，但这三个国家的情况仍可做一大致划分，其全球史学的兴起与发展都与各自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由地理政治学激发的非西方地区研究的扩展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开展，使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在几十年中增长显著；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争取包容性的政治斗争使得研究性大学中的学生和教师群体的多样化不断发展，以往那种以居高临下的视野来撰写大部分民族史和世界史的做法受到了更高层次的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历史学家群体已经更加关注妇女史、非裔美国人史和其他群体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跨边界研究发展迅速，研究两个或更多地区历史的学者数量不断增长，他们考察地区间的空间、变革和互动；在动态的研究环境中，不断发展的“全球史”只是新趋势的多种表现之一而已(相关章节)。
同一时期德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德国20世纪60年代大学部门的扩充促使新的社会群体获得更多机会进入大学，但其教师群体中智力移民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美国；而且，尽管存在20世纪上半叶的创伤性全球联系和20世纪下半叶的多极性全球关系，德国的学术体系仍然长期忽视非西方的和跨文化的历史，其地区研究力量的分布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战后德国“倒向西方”的政治倾向是使德国历史学受到民族的和欧洲导向限制的主要力量。20世纪80年代晚期，德国史学家团体开始注意到跨国的和全球史的主题，但没有像德国统一那样使其变成一种有力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受到德国捐助充裕的基金会的支持，数量日益增长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学术网络，创造了更多使历史学家接触地区研究的机会，同时受到母语是英语者的学术影响，全球的和跨国的史学研究形式在德国开始变得更强也更明显，个别研究领域(如移民史和殖民史)在促进跨边界史学研究发展上非常活跃(相关章节)。
萨克森迈尔认为，中国的情况也有其自身特点。尽管中国的大学中很早就设置了外国史与世界史专业，但其世界史研究实际上集中于一些选定的重点地区，从拉美到南亚的世界其他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缺乏关注；中国历史编纂学与其他地区性研究的严重分离从20世纪上半叶持续至今，很多重要的世界史教材甚至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史；最近一二十年中，随着中国社会和学术环境的迅速变革，除了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能力缓慢加强之外，克服本国史与世界史分离的努力也更多，“全球史”正是在这种态势中被相当频繁和突出地使用；现在不少学者探寻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压力和互动，从社会文化史到环境史的广泛领域都进行着跨越民族和大陆边界的研究活动，一些重要争论则显现出其与大西洋世界中多数地区的学术轨道明显不同的方向，例如评定中国的全球史及跨国史研究的当前发展不能忽略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等等(相关章节)。
萨克森迈尔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做一总结，认为全球史学的重力中心和主要轨道具有明确地方性，至少是有重要的关系。每一项个案中的跨国史及全球史学都表现出全球性纠缠与地方特异性的复杂相互影响；后者包括的要素，从特别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到独特的学术结构、资助体系、历史记忆形式和全球意识的模式(第232—233页)。从时间上看，萨克森迈尔对全球史“多样性”的认识，在其学术实践中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此前他曾撰文指出：任何带有明显全球视角的历史编纂学研究都不得不设法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全球结构的内在差异和许多地方性力量的全球性程度，都需要保持敏感。[6]该书可以看作他对这个问题的一次较为集中的系统阐释。
三
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这是客观现实，自不待言，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究竟何谓全球史的“多样性”?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基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的多样性。全球史固有的多样性与其标榜的全球性构成一对内在的矛盾。是否能够处理好这种内在矛盾，决定着一本全球史著作的成功与否。如柯娇燕所言，对于“世界史”或“全球史”这样的大规模历史解释而言，最成功的历史学家能够向我们展示人类文化和观念的无限多样性，以及人类具有一致性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同一物种、经历同一历史、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努力超越对过去几个世纪的曲解，透过帝国和霸权遗留下的表面结构洞察其本质，以此来理解在全部历史中塑造人类命运的力量，并且预测未来。[7]另外，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从各自民族、文化、宗教等立场和情感角度出发，有可能会产生历史认识上的局限或历史判断上的偏差，这就导致全球史容易表现为研究主体各自的全球史。无论如何，多样性是理解全球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属性，不仅不能忽视，而且应当引起严肃的关注和体察，萨克森迈尔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学术探讨。
西方全球史本身是20世纪中期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代表着当今西方国家世界史编纂发展的新阶段。与西方传统的带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研究相比，西方全球史从互动研究人手，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和层次，叙述内容更加丰满充实，叙述手段更加灵活生动。比较而言，关于跨文化贸易和生物物种迁移传播的研究是西方全球史成果最突出的两大主题，可谓佳作频出，如菲利普·D．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等；思想文化碰撞与交流领域的研究步伐则显得蹒跚沉重。①这实际上指向了西方全球史当前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即如何超越目前经验性地描述和考察跨文化互动各种历史现象的阶段，充分认识互动本身的动力和规律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决定其是否能够切实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羁绊。从这个意义上说，萨克森迈尔选择“趋势”而非“转向”一词来描述全球史的发展态势，表明他对全球史当前现状的把握较为准确，而其将美国、德国、中国的全球史学作为更复杂国际联系中的节点进而以点带面的研究手法也颇为适用。
萨克森迈尔在强调关注全球史“多样性”的同时，也指出影响的不均衡与差距仍然是当今全球学术现状的关键特征，尽管“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形式在过去数年中正在消退，但西方的学术优势仍然机制性地存在着。他认为，全球的和跨民族的研究要想继续发展，加强在集合多种学术经验的论坛中的争论是有益的(第237—238页)。如其书中所言，历史编纂学中的全球史趋势，需要跨国对话、合作和交流的相应增长来支持，这里他强调了跨国学术交流的作用，但这是否就能切实解决全球史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显然有很大疑问。从萨克森迈尔把“全球史”这一术语作为一个能够容纳大量研究类型的总括性名称来使用的情况看，可知他对该问题的态度十分谨慎。
注释：
[1]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2011以下相关引文出现时只标注原著页码。
[2]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l07页、“导言”第2页。
[3]何涛：《跨民族史学研究：缘起、方法与进程——马蒂亚斯·米德尔教授访谈录》，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4] What is Global History?by Pamela Kyle Crossley，Cambridge，2007，Reviewed by Felipe Fernandez—Armesto，i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01．5，Part 2，July，2010，PP．349—351．
[5] 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o Global Past．Palgrave Macmillan．2003，p．3．
[6]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in Donald A．YeIxa ed．，Recent Themes in W0ddHisto ry and the History ofthe West，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9，PP．55—59．
[7]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导言”第4页、第112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