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王爱和著，金蕾译《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一书2011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爱和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张光直先生。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之时，正值思想文化热。作者身与其间，有所感触，该书的种子便在那时播下了。她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时，不满于历史上的文化批判，认为是人创造和使用文化，文化并不会打人、斗人、杀人，那是只有活人才能干出的。她不无愤懑地自问：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倒与导师张光直合辙了。
为了解惑，作者选择了两个议题，其一是作为“中国人思想律”，以“关联”为特征的古代宇宙观，属于文化范畴；其二是政治权力。两者皆非单纯物，而是相互交织，对被文化所化之物进行影响与规训。
本书计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二、三、四、五章是主体部分，探讨了不同时期宇宙观的变动及其背后的动力；最后一章为结论。
第一章中，作者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特别是对既有的理论模式进行了审思。这些理论模式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但作者并不“以论带史”，而是强调打破隔阂，将中国早期帝国的材料带入帝国与王朝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以之来丰富理论上的讨论。在学术史回顾中，作者批评了宇宙观研究中的一种简化论，如历史学家过分着眼于宇宙观的文献资料，从中寻找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概念与系统；哲学家则又单纯地将宇宙观当作一种思维形式来对待。作者对此有所不同，她志在呈现宇宙观的多面性、不确定性、变易性，而非单一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她关心的是，宇宙观通过何种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换言之，她要探讨的是宇宙观延存的动力。在她的理念中，是宇宙观与权力的互动使前者成为中国式的思想结构。这个着眼点，考古学者应当熟悉，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中，学界曾长期追寻中国文明的来源。
在对既有的理论模式与方法批评之余，作者也有选择性地吸收。比如，斯坦利•坦比亚的“整体（ totality）”这一“文化一政治”概念被用来探讨文化与政治的相互联系与建设的过程。
福柯“话语”理论的印迹也随处可见，话语并不等同于符号语言，而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福柯有言：真正的权力来自于话语。
第二章呈现了商和西周的“四方一中心”宇宙观，及商周统治者利用这种宇宙观来获得政治权力。由于作者志不在探索宇宙观的连续性，所以她没有对更早的宇宙观进行追溯。选择商晚期开始探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因为这一时期宇宙观与政治力量的那种互动交织有了明显的呈现。与宇宙观有更早的起源一样，必须指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在新石器时代已见端倪。有大量考古证据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经懂得占有艺术品，来满足精神范畴中类似通天地的追求，通天地的手段与政治权力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正是攫取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章下及战国，这一时期，宇宙观经历了从“四方”向“五行”的转变。各类新兴势力运用五行宇宙观的话语来构建新的权力关系。他们取消商周统治宗族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性，用一个基于五种宇宙能量的动态作用的新型系统来取代“四方一中心”这一神圣永恒的中心观念。战国时期，话语权不再具有唯一性，而是深陷多种群体的竞夺中。这种纷乱的态势，正如福柯所述：“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
宇宙观话语的掌控者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恰与政治格局类似，三代霸权王国之前的政治格局是一种“相互作用圈”，虽然各区域间的连锁互动日益频繁，但总的格局仍然是分崩离析。之后的商周社会，开始具有了一种中心性霸权，东周时期，政治格局则再度回到分裂的状态。在新石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如良渚、红山文化均可发现反映宇宙观的物质遗存，各区域的巫觋掌握着通天地的手段。商周以降，中心区的王族垄断了宇宙观话语权，继而到战国，这种话语权又被解构了。可见，政治上的“由分而合再分”与宇宙观话语竞夺的“分散、垄断、再分散”是同一的趋势。无论宇宙观话语为王族所独占，抑或有更多的掌握者，宇宙观变革的实质，都是为了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符号体系。
进入秦汉帝国，政治的格局和关联宇宙观再次发生变化。政治上是统一帝国。文化上，五行宇宙观被进一步统一化、道德化和典范化，它成了官僚制度和君权的模式，它为塑造一个宇宙和帝国合而为一的秩序在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第四章中，该书介绍了五行相克循环和五行相生循环，及围绕它们发生的争论。这种争论完全可以视之为一种权力技术，同时也属于一种知识规则。它关系到如何组织复杂事物以获得秩序。最终，相克力量的宇宙观被转变成道德宇宙观。
该书在第五章作了一次聚焦，即将宇宙观话语实践移置于皇帝身上，呈现了围绕皇帝展开的宇宙观话语辨驳。这一章浓墨重彩地展示了皇帝并非权力之“源”或权力之“本”，而是一个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相互对抗，从而撕碎了古往今来的皇帝美学。
以上评述，篇幅短小，难以面面俱到。个中具体内容尚需读者亲自阅读方能感受。总体而言，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吸收了来自中、日、西方学术研究的精华，既利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又不牺牲最优秀的传统学术的人文强势。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应当从书中读出它的现实关怀。作者的初衷正是不满活人因为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创造改造文化符号，又用文化塑造政治制度，欲还文化与权力的本来面目，方有此书。笔者深感本书对文化与政治的阐述，在当下的社会，有颇多可鉴之处。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亦不无自信地说：这在今天一派尊孔读经升平景象中，竟然获得全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 江苏南京 210097）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