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重要奠基人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学生们为了纪念傅衣凌教授的学术贡献，以及感戴他老人家的培育之恩，组织编辑了《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元月正式出版发行。
《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由陈支平教授担任主编，他在该书编后跋中这样写道：
今年是傅衣凌先生诞辰100周年。虽然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但是我们这些学生都依然十分怀念他。为了表达对于傅衣凌先生的怀念之情，我们决定出版这本纪念文集。师兄弟们委托我作为联络人，向各位师友及同门征集论文，进而进行编辑．联系出版。
现在，这本纪念文集终于顺利出版。傅衣凌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休休室”，自号“休休生”，缘于早年为学时颠沛求索、流连思想于永安之“休休亭”。斯亭已逝，追慕景行，因此我们也就把这本纪念文集称之为《相聚休休亭》。我们在此除了表达对于傅衣凌先生的教育恩情深致感激与怀念之外，也对各位师友对于这本文集的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共收有论文28篇，其中有傅衣凌教授生前友好、日本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滨岛敦俊教授撰写的《明代松江何氏之变迁》，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经君健教授撰写的《浅谈元代驱奴的来源及其法律地位》，台湾中国明史研究会原理事长徐泓教授撰写的《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概括与结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教授撰写的《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撰写的《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以<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为例》，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撰写的《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清代前期苏州城的工商铺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魏明孔教授撰写的《西北地区农耕民族与吐蕃茶马互市的演变初探》，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年轻才俊鲁西奇教授撰写的《汉隋间汉水上游地区的乡里控制》和刁培俊博士撰写的《主流与潮流——傅衣凌1960年代前的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主流趋向》等专题论文。
除此之外，本书所收进的论文，既有傅衣凌教授亲自授课培育的学生所撰写，也有少量学生的再传学生所撰写。这其中有杨国桢教授的《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徐晓望教授的《论傅衣凌的史学道路》，郑学檬教授的《唐代吐蕃饮茶和汉藏茶马古道的蛛丝马迹》，唐文基教授的《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江太新教授的《清代漕运对商品流通的作用——以携带土宜及夹带商货为例》，杨际平教授的《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李伯重教授的《万历后期的盔甲厂与王恭厂——晚明中央军器制造业研究》，陈明光教授的《汉代“乡三老”与乡族势力蠡测》，陈春声教授的《走向历史现场》，郑振满教授的《明清时代的乡族与国家：闽台地区的例证》，曾玲教授的《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郭润涛教授的《清代州县衙门的“告状”、“投词”与“批词”》，张和平教授的《“天籟”新释——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王日根教授的《光绪十九年(1893)广东乡试弊端表现与治理举措》，钞晓鸿教授的《政策与实施：清末废止捐纳实官考实》，刘永华教授的《祭谱与游谱：有关闽西客家族谱相关仪式的笔记》，林枫教授的《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年青博士研究生宋永忠同学的《清代广西科举“宾兴”发展及其成因述论》和刘婷玉同学的《明清闽粤方志资料中有关盘瓠的述异性知识辨析》。
本书中的论文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展现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当然，这些成果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后学们对于史学前辈的追思与传承。在当今文化学术日益国际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学人们，往往感叹中国学术的封闭性与缺乏与国际学术对话的思维空间。然而我们今天在追思傅衣凌教授的学术历程时，我们不能不自豪地认识到，前辈学人在中国学术上的探索，有许多极为珍贵的经验与成果，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和发扬。著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家王学典在总结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概括说：“傅衣凌在《食货》、《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和‘史学研究会’之后，对社会经济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最终完成了这一领域的‘范式’构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清晰、特色鲜明的学派。这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归趋，又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尤重田野调查，以今证古；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等等。从上述特征上看，笔者同意下面这一判断：‘傅衣凌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换句话说，傅氏的研究已深预国际史坛的主潮之流。”①杨国桢先生则认为：“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②
近年来，人们对于傅衣凌教授的学术成就的关注，较多的是关于他的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诚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是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重要基石，然而，傅衣凌教授对于中国历史上发展道路的研究，更是体现了学人对于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深度关怀。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人们对于上一世纪中国学术的许多成果，抱着相当的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但是当我们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最新历程来思考，我们就不能不再次敬佩我们的前辈们所深深承受的时代责任感。举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傅先生身前身后最受置疑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发展道路，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从西方传教士开始，就有了中国社会是停滞不发展的说法，而后这种说法又发展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迄至近现代，马克斯．韦伯提出中华帝国静止观③，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将其进一步发展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这一模式的要害在于：将东方社会看作是停滞不前的，只有在西方社会的推动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然而，东方停滞论很快受到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的反对。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功地论证了宋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最高的，从而打破了东方停滞论④。中国的史学家则重视用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他们的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强烈影响。公平地说，马克思与列宁都是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方面卓有贡献的人物。在当代欧洲研究同领域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人那里，我们也可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影响。因此，引进马列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提高中国史学家的理论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次，我们注意到：中国学者引进唯物论史观，并未完全照搬欧洲唯物论者的全部观点。在欧洲的一些唯物论者看来，东方社会是流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方，其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未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推进下才开始发生历史的进步。这一观点明显是错误的。而以傅衣凌教授为代表人物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的主要努力方向便是力图突破东方停滞论，挖掘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在这方面，明清社会则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在明代初年，中国是领先于世界的，但中国未能如同西欧国家产生一个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飞跃，从而落后于欧洲。相对比较，人们不能不对中国的落伍发生兴趣。从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潮流看，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可能性，或者它未能发展的原因，都是经济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者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主义因素成长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它的目的是打破东方停滞论。仅从这一点看，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有长时段意义的。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一命题的研究，将引发着人们长期思考的价值。《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的出版，其学术意义并不仅仅是纪念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而已，她必将引发年轻一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们，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在追思前辈学人的学术道路的同时，如何继往开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才是感戴师恩的责任所在。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参阅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86—187页。
②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第9页。
③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江苏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④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党校 福建福州 350001）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