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越王宫遗址发掘的水井。左图是渗水井，右图是食水井。渗水井井底遗留有过滤的沙和煤渣，进行污水的净化处理；食水井外围专门铺设了圆形槽沟，防止泥沙流入。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地理位置、环境、水质等与健康长寿有密切关系。如《左传》等书就有关于水土影响人体健康的论述。《左传·成公六年》云：“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管子·水地篇》云：“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汉代以降，医家们关于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的论述更具专业性。如医学家巢元方在分析南方的气候与疾病的关系时指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10《瘴气候》)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著入“择地”，要求居住环境“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千金翼方》卷14《退居》）。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方面，清代医学家徐大椿更有自己的卓见。他在《医学源流论·五方异治论》中指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在分析了不同地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后，他告诫人们，“入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因为“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可见，徐氏关于地理环境对疾病与医药影响的认识，已较为深入。
鉴于环境卫生与人类健康关系至密，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卫生的治理，主要做法有五：
一是保持房屋内环境的清洁。古人在很早的时候，便注意经常打扫住室。扫地时，恐灰尘扬起，必先洒水。“洒扫”二字，因此成为固定的联绵字。当时不容许随地便溺，连痰液鼻涕，也不许任意吐唾。《礼记·内则》规定：“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唾洟。”不随地吐痰成为一种好的习惯甚至带有礼节的意味。古人对于除鼠非常重视。远在几千年前，《诗·豳风·七月》里，已有“穹窒熏鼠”的话，是说发现房子里有窟窿，就用土把它塞住；如果有鼠藏匿在内，就用火把它熏出。蚊、蝇、虱子，也是传染病的媒介，对人类健康有害。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设法加以驱避和消灭。北宋刘延世所著《孙公谈圃》记载：“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熏之。”证明在公元10世纪时，已经发明了用焚烧药物来驱蚊的方法，这些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有积极意义。
二是讲究厕所的清洁卫生。古人很重视厕所的清洁，有的古书中直接称“厕”为“清”或作“圊”字。《说文》：“厕，清也”。《释名》：“厕或曰圂，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大约就其必须清洁言，便叫做“圊”；就其必须加以屏障掩蔽言，又叫做“屏”或“医”(亦作“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可知古人参观人家的房屋，还会去厕所里看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经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云：“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厕所用高高的墙砌起来，保障个人便溺行为的私密性。到了秦汉时期，厕所有“厕”、“溷”、“圊”、“清”、“轩”等多种名称，说明日常生活中厕所得到了普遍使用。
三是重视住宅内外水沟的修浚。如果水沟积污太多，容易引起疾病，所以《周礼·宫人》说：“为其井匽，除其不蠲(清洁之意)，去其恶臭。”古代建造房屋，有天井，有水沟，即《周礼》所讲的井匽。这种水沟，修建在地下的叫阴沟，即今日所称下水道；修筑于地面的水沟叫阳沟。古人很注意保持水沟清洁，其他绕屋沟渠，也经常加以修浚。汉代王褒《僮约》中规定家仆的日常劳动中，便有“浚渠缚落”，“浚渠”，即是修治水沟的工作。
四是关注饮用水的卫生。古人很早就发明了凿井以汲洁净水的技术。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口古井距今已5600余年，井口为方形，水井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并有顶棚覆盖 (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及早期木构工艺考察》)，这说明当时很注意对饮用水的保护。据乾隆二年（1737年）颁布的《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载，当时虎丘山前染坊遍布，污水注入河中，致“满河青红黑紫”，“各图居民，无不抱愤兴嗟”，于是官府颁布禁令“勒石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所有“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如敢故违，定行提究”（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这块碑文可说是我国第一件河流水质保护法令。
五是注意维护和治理定居生活区环境的清洁卫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居地与公共墓地分隔开，这几乎成为古代社会人们普遍采用的做法。二是实行人畜隔离。三是禁止在街道上倾倒生活垃圾。《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环境卫生法。到了汉代更进一步规定路旁居民要以水洒道，以防止灰尘的扬起。由于管理比较严格，随意丢弃垃圾的情形得到有效制止，有效地维护了公共卫生。当然，使定居生活区的垃圾清除工作走上经常化和组织化则要到清末。如在杭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规定由清道局专门负责垃圾清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一工作改由警察局管理。在常州，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由商会率先创办负责清道的组织，每天安排清道夫打扫主要街道。
纵观中国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状况，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凸显出“天人合一”的人本理念。我国先民很早便重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与疾病的相互影响，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先民的天人合一的人本理念。这一理念从先秦时期庄子的“天与人合一”说，《内经》中“人与天地相应”说，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再到宋代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都重在强调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来生活，才能保持良好的生命状态，反之则灾祸降临，疾病丛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古人的环境卫生观念逐步加强，防范举措日益细致。二是重视环境卫生治理的法制建设。如前所述，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制定有环境卫生方面的法规，规定凡乱扔垃圾于道者要“断其手”。至周、秦二代，对在道路上抛撒垃圾的要施以刑罚。《汉书·五行志》载：“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虽然秦朝用黥刑（刺面）取代了殷商断手的酷刑，但用法律来管理环境卫生的做法却毫无二致。秦代以降直至明清，对于环境卫生的法制建设一直都未懈怠。如《大清律》规定：“盗园林树木者，予以刑事制裁”。正是由于古代社会重视环境卫生治理的法制建设，为环境卫生的治理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历代的环境卫生治理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三是注重用科技手段推动环境治理。如远在先秦时期就发明了用于排除污水的下水管道，又据《后汉书·张让传》载：“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洒道的翻车渴乌是汉代掖庭令毕岚制作成功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洒水车，堪称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古人的这些发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性，对于推动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省芜湖市中医医院）
来源：《光明日报》2010-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