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突厥民族的历史意识兴起于第二汗国建国时期。由于唐朝将突厥降附部众与其它不同民族安置于河曲地区，彼此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差异，促使突厥民族族群意识的形成与民族认同感的提升。阿史那骨咄禄起兵反唐时的重要谋臣阿史德元珍曾入侍于唐，深受汉文化影响，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在骨咄禄复国期间，利用突厥民族共同的祖源记忆以及东突厥覆亡于唐的历史教训，不仅强化了突厥人民的凝聚力量，同时亦促使突厥民族产生出强烈的历史意识。
【关 键 词】突厥民族史学；古代突厥碑铭；历史意识
【作者简介】朱振宏（1974—），男，台湾省台北市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史、史学史（台湾嘉义县621）。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10．4．78—82
突厥第二汗国（又称为后突厥汗国、后东突厥汗国、突厥复兴汗国，公元682—745年）遗留下来三个重要石刻碑铭，即“暾欲谷碑”、“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本文主要据此三个石碑对突厥民族为何会在第二汗国时期产生出历史意识以及兴起的原因作出讨论。
一
人类开始具有历史记忆的产生和发展始于神话与传说阶段，以非文字记载本民族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之一，即是保存了人类先辈对于历史的记忆。⑴突厥民族至迟在西魏北周时期已有神话和传说，⑵并透过神话传说强化了统治者的天命思想以及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记录。⑶
然而，神话与传说时期的口述史事，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不仅容纳的信息量有限，表达的认识随着口述者的变化而有差异，且入神混杂、虚构的成分增加，削弱了其本身的积极意义。直至文字产生之后，不但在历史记载上有了进步，同时也是推动历史意识和发现的需要。⑷突厥民族出现本民族文字，并有意识地记录本民族历史发展，产生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始于突厥第二汗国时期。⑸在突厥第二汗国所遗留下的石刻碑铭中，有着大量的内容，记载着突厥民族共同的“祖源记忆”以及描述东突厥（又称突厥第一汗国，公元552—630年）覆亡的原因与经过。“阙特勤碑”（The Ktil Tegin Inscription）东面记载：⑹
……在人类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他们去世了。……之后，弟不像兄、子不像父，昏庸的可汗登了位，坏的可汗登了位，其梅禄也是昏庸的、坏的。由于其诸官和人民的不忠，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使兄弟相仇、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朝的诸官采用唐朝称号，臣属于唐朝皇帝，出力五十年……。⑺
同碑，南面续载道：
住在这里，我同唐人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由于受到他们甜蜜的话语、华丽宝物的诱惑，突厥人民，你们死了许多人。……于是恶人就这样教唆部分突厥人民道：“凡住远处的给坏的礼物，凡住近处的给好的礼物。”他们就这样教唆了。无知的人听信了那些话，走近了（他们），于是你们死了许多人。如去那个地方，突厥人民你们就将死亡；……如住在于都斤山，你们将永保国家。突厥人民，你们自满了，你们不考虑会有饥有饿，你们一旦饱食，就不考虑饥饿。由于你们这样，你们不听曾养育（你们的）可汗的话，到处走散。你们全都毁灭在那里。⑻
“暾欲谷碑”（The Tonyuquq Inscription）第一碑西面记载着：
（那时）突厥人民臣属于唐朝。（那时）突厥人民没有自己的汗，脱离了唐朝，有了汗。他们又弃其汗而臣属于唐朝。上天这样说：“我给了（你们）汗（但）你们舍弃了你们的汗，臣属（于唐朝）了。”由于臣属（于唐朝），上天惩罚了。突厥人民死亡、衰微和消灭了。在突厥一一薛人民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国家的）机体。⑼
由上征所引古代突厥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透过描述东、西突厥的创始者（祖先）布民可汗（BumYn Kaghan）和室点密可汗（Istami Kaghan）的建国历程，⑽唤起了突厥民族共有的祖源记忆，又以大量的篇幅，诉说着东突厥亡国的原因，可汗与官员的昏庸、突厥人民的不忠、唐朝的奸诈、欺骗，唐人用甜蜜话语、华丽宝物引诱，使突厥人民丧失了可汗、失去了国家，其结果是突厥“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对突厥民族而言，造成兄弟的反目相仇、官民的离散不和、国家政权的覆灭，都是因为唐朝以甜蜜语言包装怀恶的心、用丰厚的物质诱惑突厥人民以及唐朝武力征服的结果，碑文中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意识。
不唯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以史为鉴”的历史思想，在碑文中也处处可见，提醒突厥人民要记取过往的亡国教训，不要受到唐朝物质的诱惑，而再次重蹈覆辙。“阙特勤碑”南面记载：
……突厥诸官和人民，你们敬听这个吧!我在这里刻写下了（如何）集合起突厥人民、建立国家的（事迹），我在这里刻写下了你们（如何）做错了事，几乎将灭亡（的情况）。我把所有的话都刻写在永久的石碑上。愿你们看到这些（话后）都知道。突厥现在的人民（和）诸官，你们服从汗位的诸官，难道（还）会背叛?!⑾
“苾伽可汗碑”（The Bilga KaChsn Inscription）北面也有记载：
愿直到十箭的子孙和外族人民看到这个，知道我让人打制了永久的石碑……我让人打制和刻写了……看到这些你们应知道那石头建筑……⑿
以历史作鉴戒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观念，史学的兴起，与此有最大的关系，因为要鉴戒，所以必须要留下历史。⒀我们可以说，突厥第二汗国的建立，与突厥领袖们透过突厥人民共同的祖源记忆，以及藉由亡国的历史教训，凝聚出突厥高度的民族意识，有着绝对的关联性，突厥领袖们刻写下这些历史，以此留给突厥后世子孙作为镜戒、教训。
二
从上述中可知，突厥第二汗国建立时，突厥领袖们透过突厥人民共同的祖源记忆，以及藉由亡国的历史教训，凝聚出高度的民族认同。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何突厥民族会在第二汗国建国期间产生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又是什么原因使突厥领袖知道利用过往的历史来号召群众，进而唤起突厥民族的历史意识?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三月，东突厥颉利可汗被唐将张宝相擒获并执送长安，东突厥灭亡。东突厥覆亡后，太宗采纳温彦博之议，设置顺、佑、化、长等四个羁縻州以及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将突厥降附部落置于阴山山脉南麓到黄河大屈曲部以北之地，或是黄河以南的河曲地带，⒁突厥部众自此臣属唐廷长达五十年。然而，唐朝除了将突厥部落安置于河曲之地外，太宗与高宗时期也将降附于唐的粟特胡、党项羌族、薛延陀铁勒族、吐谷浑等不同民族，处之于河曲地带，设立羁縻府州进行管理。⒂河曲地区分布着六、七个民族群体，这不仅使居住在此地区的突厥牧民游牧空间受到严重的压缩，生活资源竞争愈形强烈，同时各个民族之间，在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下，彼此之间的“异己感”与“自我认同感”就会出现，族群边缘因此形成，民族意识也就在彼此的差异中突显出来，⒃民族认同也就提升。因此，自高宗调露元年（679）起，突厥民族不断兴起反叛，欲脱离唐朝的统治，重新复国。先有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及奉职二部的反叛，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开耀元年（681），阿史德温傅又自夏州迎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然两次的反唐行动，都在唐将裴行俭实行离间分化办法以及利用反间之计下以失败告终。永淳二年（682），阿史那骨咄禄再次率众反唐，骨咄禄不但以其坚毅无畏之精神，带领突厥部众，走人总材山（coγay quz,coγay yis），更吸取前两次反唐失败教训，利用突厥过往的历史，唤起突厥民族的祖源记忆及历史意识，强化了族群凝聚力，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在黑沙城（Kara Kum），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脱离唐朝，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国。⒄
阿史那骨咄禄之所以利用突厥民族过往的历史来号召群众，并唤起历史意识，这与其谋臣阿史德元珍有关。《新唐书·薛登传》记载道：
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秩，步黉门，服改毡崩，语习楚夏，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⒅
阿史德元珍是骨咄禄起兵时重要的谋臣之一。⒆关于阿史德元珍追随骨咄禄，杜佑《通典》有着详细的记载：
至阿史德元珍，习中国风俗，知边塞虚实，在单于检校降户部落，尝坐事为单于长史王本立所拘絷。会骨咄禄入寇，元珍请依旧检校部落，本立许之，因而便投骨咄禄。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大达干，令专统兵马事。⒇
阿史德元珍曾以质子身份入唐，在留居长安期间，元珍“语习楚夏”、“见中国法度”、“习中国风俗”；又“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其后。随着阿史那骨咄禄的起兵反唐，元珍投奔骨咄禄，被立为阿波大达干，统管突厥马兵事。阿史德元珍的离唐，对于骨咄禄推动复国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元珍熟知中原山川险易、边塞虚实之事，对骨咄禄的侵唐带来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元珍在长安人侍期间。学习汉语及中国风俗，又览读史籍图录，知悉历史成败之迹，了解道“历史”对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当元珍加入突厥复国行列后，建议骨咄禄利用突厥民族共同的祖源记忆与东突厥覆亡的历史教训，来强化突厥人民的民族意识，使突厥人民对重新建国，凝聚出更大的力量。
三
史籍文献虽记载，突厥民族史学启蒙于西魏北周时期的神话传说，但是突厥民族开始以本民族的文字刻写历史，并有意识的记录本民族历史发展，产生出历史意识、以史为鉴，却一直要到突厥第二汗国建国期间。分析突厥民族历史意识的兴起，与其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认同的提升有关。唐太宗与高宗年间，将不同的民族安置于河曲地区，强烈的资源竞争，使彼此之间的异己感与自我认同感出现，形成族群边界，同时也提升了突厥民族的民族认同感。阿史那骨咄禄建国时期的重要谋臣阿史德元珍，早年人侍于唐，在居留长安期间，学习中国风俗语言，熟知中原山川险易、边塞虚实，又览读史籍图录，了解道历史不仅可以唤起一民族共有的记忆，同时可以凝聚出强大的民族意识，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当阿史德元珍跟随骨咄禄推动突厥复国时，透过突厥过往的历史，唤起突厥民族所共有的祖源记忆，并藉由唐灭东突厥的历史教训，不仅强化了突厥人民的凝聚力量，同时也促使突厥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对于突厥民族的重新复国，带来了更坚定信念。
注释：
⑴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17页。
⑵突厥民族的起源，史籍文献记载不一，其民族融合过程更为复杂，多数学者认为突厥民族源于狄人、丁零、高车、铁勒、坚昆等部族而形成，以阿史那氏（Asina）及阿史德氏（Ashinte）为统治集团核心，其后又融合了铁勒等其它民族。突厥民族开始与中原接触往来，始于西魏文帝大统六年（540）。中国史籍载记突厥民族神话传说与历史发展，起于唐人令狐德棻所编纂的《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据此，我们探索突厥民族产生出神话与传说，至迟可上溯至西魏北周时期。有关突厥民族与西魏接触的时间，可参看罗新：《突厥活动初见于史籍在大统六年考》，《文史》第36辑（1992），第124页。
⑶苗天宝：《突厥史学启蒙——神话传说》，《新学术》2009年第1期。
⑷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⑸详参拙文《突厥民族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思想——以“暾欲谷碑”、“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为探讨中心》，载瞿林东等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157页。
⑹本文有關“闕特勤碑”以及下文的“暾欲谷碑”、“苾伽可汗碑”碑文的轉寫與譯文，主要参考了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Tala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Richmond,Surrey：Curzon，1997；丹麦·汤姆森著，韩儒林重译《蒙古古突厥碑文》，收入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⑺“阙特勤碑”东面第1行、第3-4行、第5-8行。“苾伽可汗碑”东面第3—8行，也有相同的记载。
⑻“阙特勤碑”南面第4-9行。”苾伽可汗碑”北面第3—7行，也有相同的记载。
⑼“暾欲谷碑”第一碑西面第1—4行。
⑽有关西突厥汗国是独立建国，抑或是从东突厥分裂而出；以及西突厥建立的时间等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西突厥汗国是室点密（Istami）联合波斯消灭{K1V607．jpg}哒后，仿照其兄长土门（Tuman，本名布民，Bumln）平灭柔然，自号伊利可汗，建立东突厥汗国模式，于北周明帝二年（558）自为可汗，号为十姓部落（亦称为十箭。On Ok）．建立西突厥政权。西突厥并非是由东突厥汗国中分裂而出，东、西突厥自始也从未有过隶属关系，详参拙文，《西突厥建国考》，《薪火相传：雷家骥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版），第111—132页。
⑾“阙特勤碑”南面第10—11行。“苾伽可汗碑”北面第8行。也有相同的记载。
⑿“苾伽可汗碑”北面第15行。
⒀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22页。
⒁唐代将“河曲地域”，又称作“河南之地”或是“河曲之野”，是指流经今宁夏、内蒙古、陕西东界的黄河西、北、东三方围绕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北缘地带，南以白于山脉为限，唐代前期在这个地域设置灵州、夏州、胜州、丰州等四个行政区，其中夏州都督府兼管化州、长州、佑州等三个羁縻州。参看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7卷第1辑（2002年3月），第56、58页。
⒂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⒃潘蚊：《民族定义新探》，载马启成等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指出一个多民族共处的过程中，民族的结合点是最容易出现问题，也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地方。在一个民族群体的纵深之处，民族的观念是淡漠的，因为彼此都是同一个民族，人们不会有族群意识的出现；相反的，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地区，彼此的差别明显且强烈，民族意识就在差异中突显出来，甚至会被强化。
⒄有关突厥第二汗国建立背景及其原因，可详参拙文《突厥第二汗国建国考》，拟刊于《欧亚学刊》，第十辑（2010年12月）。
⒅[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112．“薛登传”。
⒆有关阿史德元珍与古代突厥碑铭中的“暾欲谷”（Tonyuquq）是否为同一人，学界看法分歧，笔者不拟在本文中进行探讨。最新的研究成果可参看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224页。
⒇[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198，《边防十四·突厥中》。两《唐书·突厥传上》记载略同。
The Reason for the Ris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ient Turkish People
Zhu Zhenhong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ient Turkish people emerged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sec ond Turk Khanate due to different life styles and cultures. This in turn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urk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tion. As a vital counsellor of the state, Ashi De Yuan Zhen, who was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fully understood the role of history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Making use of the common origin memory of the Turkish people and the historical lessons that the Eastern Turkish people fell victim to the Tang Dynasty, he contributed to strengthen the cohesion of the Turkish people and give birth to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f the ancient Turkish people; ancient Turkish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来源：《历史学》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