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生致力于稻作学研究的丁颖教授，自20世纪20年代因发现野生稻而开启中国栽培稻种起源的研究，数十年，不断丰富材料和方法，论证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纠正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的错误。本文旨在探寻丁颖教授在中国稻种起源问题上探索的每一个脚印，展示他的解答思路与贡献。
【关键词】丁颖；中国稻种起源；探索历程
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一块瑰宝，给华农人留下了笃学明德、躬行践履、建业自强、求精图新的精神。丁颖教授一生致力于水稻研究四十余年，包括形态、解剖、生理、生态、遗传、育种和栽培技术等方面，以水稻生态为核心，涉及稻种起源、栽培稻种的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和遗传育种等基础学科，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和成就，20世纪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稻作起源问题研究是丁颖教授的四大学术贡献之一，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在思索着中国稻作、稻种的起源。1949年发表的《中国稻作之起源》是丁教授对稻作起源探索的代表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成为解答中国栽培稻种起源的经典之作，此文在他去世14年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这篇文章里丁颖教授阐述了农业科学的理论，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物学、人种学及植物学暨地理分布学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论证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纠正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的错误，以生态学的观点阐明了中国栽培稻种的演变及各类型间的关系，为稻种分类和我国稻作区域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学说成为当时学界栽培稻种起源的重要学说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1989年日本学者渡部武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本文根据丁颖教授留下的论著、草稿、笔记、会议记录等多种手稿，及与国内外学者的数十件书信，探寻丁教授在中国稻作（稻种）起源问题上探索的每一个脚印，展示丁颖教授对这一历史难题的解答思路与客观证据，感悟他在研究问题时孜孜以求的精神，缅怀这位可敬的学者。
一、国际学术背景及其问题的提出
我国有悠久的稻作历史，而对于稻作的起源和稻种的起源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无人关注。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前，生物学家对稻作起源的认识，基本上是单纯地依靠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证据。当时国际学界关于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 的起源，通常认为是起源于印度，代表人物如华特（Watt 1892），瓦维洛夫（Vavilov1926，1951），察脱吉（Chatterjee1947，1948，1951），雷米及戈斯（Ramiah ＆ Ghose1951），松尾孝岭（1951），茹可夫斯基（Zhukovchy1972）等。[1] 苏联植物学家H.N.瓦维洛夫（Vavilov）是根据印度水稻种类特别丰富的现象，提出印度是水稻的故乡，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中国的水稻也源于印度。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包（Kato,S.）将栽培稻的两个亚种命名为O.sativa subsp.indica（印度型）和O.sativa subsp.japonica（日本型），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影响，造成中国的稻种最初是从印度传入的印象。当时也有些学者主张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如德康多尔（de Con dolle，1886），他在《农艺植物起源》指出中国的神农氏早在公元前2800－2700年已经知道种植“五谷”（麦稷黍菽稻）。1923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报告，发现附着于陶器有稻植物遗骸，经检定为稻的体及种粒，又据出土的农具推断距今约五千年前中国已有稻作。Watt（1892）、Roscheviez（1931）、Wolf（1959）等，以安特生于1930年代在河南庙底沟发现稻谷颖片（定为公元前3280年）则属谷子（粟）的误引作为中国稻作起源的证据。印度人Mahdihassan（1950）提出印度水稻来自中国宁波方言的语文学依据。[2] 但这些观点还都缺乏系统而有确凿的证据。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并有扎实稻作知识和国学功底的丁颖教授，对国外某些研究资料随意肯定中国栽培稻种来源于印度，或指称在中国栽培了数千年的粳稻为日本型的论断深为不满，提出了严肃批评，[3] 他认为弄清稻种起源与演变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实事求是问题，而且有利于我国稻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不了解稻种的由来，就不可能深刻认识它的现状和发展；认识了稻种的系统发育，就能更好地掌握具体品种的个体发育特性。[4] 丁颖教授便决定从以往学者提出的分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角度中对稻种起源与演变的问题进行深化研究，而野生稻发现则成为一个契机和推力。
二、解放前的研究工作
丁颖教授对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解答，是从稻作起源的年代和稻种发祥的地域开始入手，其对稻作起源最具说服力地解答当属从稻种植物学、分类学角度的考察。这方面的探索使得丁颖的稻作起源学说有了广泛的受众群。根据植物生态学上的考察，现有的栽培稻源自野生稻当无疑。最早可见的野稻分布于何处便是值得思索的一个问题。丁教授从一开始就猜想来自于华南地区，因为A.De Candolle 于1884年的《作物起源》中提到从植物分布地带上推定华南当有野稻存在。1917年E.D.Merrill曾在广东罗浮山麓至石龙平原发现野稻（O.s.L.），这使丁颖相信广东定有野生稻的分布。1926年丁颖在广州犀牛尾泽地发现一种野生稻，极大地引起了他对水稻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这一悬案般重大课题的研究兴趣，开始收集材料，进行探讨，首先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材料作了许多整理工作，于1928年3月在第99期《农声》上发表《谷类名实考》，通过对《尔雅》、《说文》等先秦两汉文献梳理考证，认为：“我国稻种，来自南方；于神农时代，开始栽培，时距今约五千年；于黄帝时代，以黏者酿酒，时距今约四千六百年；至禹平水土，稷播百谷栽培渐盛，民食稍调，时距今约四千一百余年；周后至管仲时代，水稻之外，兼植陆稻，时距今约二千有六百年；至汉则稉与稬别，秈稉与别；魏晋而后，品类益繁，不可殚矣。”尽管此文对文献资料的占有还不是太够。他对于这个问题论述的途径从现在所存的手稿里可发现踪迹，如从语言学角度寻找证据，从1930年5月丁颖整理的《殷墟文字类编字钞》手稿中可见，丁教授仔细地抄录“农、麦、粟、禾、黍、米”等字的字型字义的演变，说明中国稻作起源的悠远的历史证据，并结合《说文解字》、《古籀汇编》等书的解释，加以丰富“稻”在字音字义的变化，及与各国发音之间的渊源关系。在稻作起源的论证中，实物材料无疑是更具有说服力。丁颖教授非常注意收集考古发掘报告，整理稻作发现，当时主要的稻作发现是在仰韶村，丁教授根据学者们对仰韶遗址和出土物的解读，来说明中国稻作的历史，但是因材料间接，关于这个问题更直接、更丰富的论述，他只能期待考古新发现再加以完善。丁教授的手稿中发现有多种考古材料的收集本，大多为当时学者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及研究成果，包括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摘录了石斧、器物形状。阿尔纳《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1925），杨钟健《中国人类化石及新生代地质概编》（1933），徐中舒《耒耜考》（1930）、《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相关之问题》（1933）等等。丁教授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之应用到自己的论述中，如徐中舒关于殷人服象的论述对丁教授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丁教授注意到象这种热带动物在殷代时出现于江淮流域，而野稻作为种热带作物是否也有出现的可能，说明当时当地有适合野稻种发育的环境？作为象与野稻的原产地——古越地方，从人种上看应该与驯象民族殷人有渊源关系。又李济的文章也让丁颖教授更坚定了殷商民族与东南沿海的越族关系，正如同夏民族与越族的关系一样密切。
随后又在珠江流域发现多种野稻，分布在罗浮山麓以至鉴江流域：番禺、增城、从化、清远、三水，南至阳江、茂名，西至广西西江流域，凡亘1600余里。1932、1933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在海南岛又发现了另一个野稻种疣粒野稻种（O.meyeriana Baill.）。这一系列的发现，开始让丁颖教授的中国稻种起源于华南的学说形成清晰的概念，同时，也给他提出更多具体有待解决的问题，如野稻的种类与生存地域、野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等等问题。
1933年在《中华农学会报》第114期上，丁颖教授发表《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稻育成之新种》一文，便是对稻作起源的又一探路之作。丁颖教授检索世界上所见的野稻，发现都出现在热带地区，通过文字学和文献上考证，以及在华南热带地区发现的多年生野生稻、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等证据，并根据对这些野生稻的地下茎、植物形态和染色体数等多方面的研究结果，丁颖教授认定多年生野生稻是亚洲栽培稻种的祖先，肯定野稻为我国水陆栽培稻的原种。又因这些野生稻广泛分布在华南地区，而未见北方，因而肯定了我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广东。日本稻种是我国传去的。这一论断澄清了中国稻种来源于印度和我国粳稻是日本型等谬误，1949年发表的关于籼粳稻分类法的文章系统驳斥了这一谬误。
为了证明现有栽培稻与野稻之间亲缘关系，丁颖教授开始了长时间的栽培试验，1926年始至1933年文章发表时，一直进行通过野稻培育成栽培稻的试验。1927年起丁教授先后在全省各地创办六个稻作试验场进行各项试验。试验结果，发现广东野稻为自然生长于泽地，与栽培稻杂交，结实率多达70%，证明两者在亲缘上颇近。这一证据极大地支撑了他提出的华南为栽培稻种起源的设想。而此时的杂交探索，即利用犀牛尾沼泽地的普通野生稻自然杂种后代，丁颖教授于1933年成功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1号。中山1号品质优良，抵抗力强，产量高，年平均亩收计约450斤，成为推广种植和繁衍时间之久为水稻育种史上所罕见的一个品种，这是为丁颖教授对中国的水稻栽培事业做出一个重大贡献。卢永根院士在2003年于江西南昌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野生稻大会的报告中赞誉“丁颖院士不愧为中国野生稻种质资源之父”。
1934年丁颖教授发表《广东野生稻不实现象之观察》对广东野生稻进行了深入的性状考察[5]。根据中山大学农学院稻作试验场采集的广东野生稻观察试验，发现野稻结实率一般在50%，从结实率低的野稻嬗变为结实率高的栽培稻，其中的经过应该如何？为此从1931－1933年丁颖教授观察野稻花及其杂种分离种的不实现象，与高度结实的栽培穗花比较，从中窥知野稻实性嬗变为栽培稻结实性的原因，藉以了解两者的遗传学上的系统关系。
在对野稻与栽培稻交配育种的同时，丁颖教授提出对现有水稻品种订立明确的分类系统，才能更好地说明野稻与栽培稻亲缘关系。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丁颖教授的另一伟大贡献：稻种种类区分和稻作区域划分。1934－1938年丁颖教授进行了广泛的稻种搜集，从事品种分类的观察研究，1946年又集得栽培种四千余种。1949年《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一文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第六号上发表，梳理了中国丰富的古代栽培稻种种类的记载，确定粳籼是我国栽培稻种的两大派系，古代栽培稻以粳稻为代表，并进而分析粳籼稻在我国的地理分布，提出当时命名的印度稻和日本稻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籼稻和粳稻，并为籼粳稻重新定名籼亚种（O.sativa L.subsp.sen）和粳亚种（O.sativa L.subsp.kêng），提出了水稻分类标准。为中国栽培稻种起源说提供坚实的基础，丁教授在稻种分类和稻作划分上有超高的学术造诣是后人的研究中所无法比拟的。而他对中国栽培稻种种类和分布的清晰确认，不仅科学地说明了中国稻作的历史，也清晰地梳理了野稻嬗变为栽培稻的历史轨迹，确认了水稻的传播路线，有力地驳斥由印度传入说。
通过如上方面的准备，丁颖教授开始着手撰写系统论述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文章，1949年5月发表《从中国古籍中所见之中国稻作》，便是对中国稻作问题思考的一些总结，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了稻作时间，稻种的起源发祥地，并明确表达了中国稻作最古，中国稻种发祥地为今之华南。[6] 此文可视为丁颖稻作起源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不过，文章的论述的材料单一，论述也略显简略。1949年7月，丁颖教授对中国稻作起源标志性的探索成果《中国稻作之起源》面世，载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丛刊《农艺专刊》年第七号上，论文分历史学的考察、语言学的考察、古物学的考察、人种学的考察、植物学的考察、粳籼稻地理分布学的考察六个主题进行详细探讨，将之前的研究心得悉数置于文中，以翔实、确凿的材料说明了中国稻作的文化是最久远的，“中国稻作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之神农时代，扩展于26—22世纪间之黄帝至禹稷时代，至1122—274年间之周代而奠定稻之栽培基础；除古典外，得由公元前26世纪间之仰韶稻米及稻叶遗迹，1400年前后殷墟甲骨文之稻、（余加米）等字出土地，及周代多数出土之金文，以实证之”。中国有自己的稻种起源地，“丁颖教授对稻作的起源演变问题是以生态学观点来开展的。他的研究结果，澄清了过去许多片面或错误的看法，使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获得一个系统的认识，为稻种分类奠下理论基础，为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依据”[7]。古籍所述并无确切年代，因而他又通过比对印度所见文献，发现印度最早记载为公元前1000年间，而此时中国关于稻作的记载已经颇为丰富，丁颖由此得出中国稻作来源与印度无关，全世界稻作当以中国迄今约历五千年者为最古的论断。
此文发表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对世界的稻作起源研究领域也是个极大的冲击，稻作起源华南说成为当时学界的又一代表学说，直接冲击传统印度起源说，丁颖教授成为稻作起源、稻种分类研究新的领军人物和标杆。
三、建国后的重点研究与进一步完善
丁颖提出的稻作起源华南说，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热烈的讨论，国际上尤以亚洲国家及前苏联的学者反响热烈，学者们来函索要丁教授的研究成果，或向丁教授求教稻作起源的问题。频繁的书信交流给丁颖教授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和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丁颖教授在国际上宣传稻作、稻种起源学说，与各国同行探讨稻种（作）起源的疑问，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强而有力地论证了我国栽培稻种起源问题，成为不可撼动的学说之一。
1、完善考古、文献材料
从1959－1960年丁颖的字报摘录中可见，他整理了《宋书·符瑞志》、《梁书·武帝纪》、《唐书·地理志》、《文献通考·物异志》几条关于唐宋时期野生稻种史料的记录，以及整理了1959－1960年数条稻谷遗存的考古材料，包括有：陕县庙底沟发掘结果，证明仰韶村的稻谷遗存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交。1959年陕西华兴县柳子镇的谷壳遗址，太原市东太堡庄稻谷遗存，河南灵壁县濠城镇稻谷遗存，以及安特生著《中日史前史研究》所称仰韶稻谷种来源于华南的言论，及其他数十条在《考古》、《科学通报》、《甲骨学商史论丛》等期刊所见的遗存发掘材料，体现了丁颖重在从稻种起源于华南的角度去丰富材料，尤其重于补充考古材料。
通过直接证据来证实稻作起源论断，是丁颖在这一时期投入最多的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丁颖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频繁进行书信往来，索要考古材料相片，遗存实物等，得到了考古所的支持，中科院考古所寄来京山屈家岭遗址的谷壳烧土、武昌放鹰台遗址的谷壳照片等，考古所拟通过刊物形式请全国考古工作者协助搜集稻作标本，并为丁颖系统整理了仰韶、柳子镇、东太堡庄、屈家岭、石家河、放鹰台、大陈墩、濠城镇、仙蠡墩、施墩、庙山、营盘里、海门口、滇池东岸、石寨山、官渡计16个稻谷遗存的材料。与此同时，丁颖教授担负着为考古所鉴定出土的稻谷烧土的重任，可见丁颖教授关于稻种的起源学说为时人熟知和认可。1959年丁颖据这些书信交流的成果写成《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一文，讨论江汉平原出土红烧土中的稻谷壳，得出距今三、四千年前，江汉平原已有不少粳稻栽培，结合文献记载，认定古代在黄河流域所栽培的水稻品种当以粳为代表的论定有一些相关事实依据。[8]
2、栽培稻种起源的探索及稻种的搜集与分类
建国后，丁颖教授继续在稻种分类和稻作区划上进行考察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收集稻种，划分稻作区域。1957年发表《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分析了各地气候条件与稻种类型分布的关系、将全国稻作区域划分为华南连作籼稻带、华中单双季籼粳稻带、华北单季粳稻带、东北早熟粳稻带、西北干燥粳稻带、西南高原籼粳稻带六个地带。[9]在稻种研究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成就是系统整理了之前关于中国栽培稻种的研究，在1956年10月华南农研计划会议的小组会中，学者广泛讨论了丁颖提出的华南稻种起源说，一致认为“丁意见很现实，而且不只分类学家，还是生态学家都有说服力。”肯定了这一学说的提出意义重大”。
根据对全国稻种分布区域的考察，及建国前对野生稻、籼粳稻的地理分布、稻作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丁颖教授整理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的研究成果，1957年8月，在《农业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文章梳理了我国栽培稻与野生稻之间的关系，分析栽培品种类型如籼、粳稻，早、晚季稻，水、陆稻，粘、糯稻的演变形成过程。丁颖教授确认了栽培稻的祖先为广泛分布于亚洲南部以至南洋一带的野生型（O.fatua），通过比对在其他地域发现的野稻品种，清楚地论证了我国向来在华南地区普遍分布的宿根性或一年生野生稻，是我国栽培稻的野生型。从语言学上，从殷商关于稻的依声造字成为Tao、Tu、Dau等声，认定其与今之华南沿海福老语之Deu或Teu，越南语的Gao、泰国语的Kao有关，而与马来语系的Pad、印度语系的Vrihi无关。“据我国五千年来的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
重审了我国栽培稻种的传播路径从南方传至北方，依据古籍记载，野生稻广泛分布于珠江流域，现在栽培稻种的植物特性并系统发育等方面，及从我国南北各民族的关于稻的语言文字上看，可推定“稻的植物特征、特性和分类方面看，无论南北籼粳都早被认定同属于一种（O.sativa.L.）；在品种生长发育生理上，无论南北各地带的籼粳及其早晚稻种，都具备着生育于高温和短日季节的性能，这也说明了各种类型的品种还保存着其祖先发祥于南方热带地区的特征。”[10] 提出全世界稻种栽培传播系统有三：一是中国系统，中国的栽培稻约于公元前一、二世纪向东传至日本，水稻栽培技术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由我国向南传至菲利宾；二是印度系统，在公元前第十世纪间由印度西经伊朗入巴比伦，后传至非、欧、美等洲；三是南洋系统，公元前一千年前后由澳尼民族从大陆传至南洋。印度稻作起源晚于中国，我国稻种与印度没有关系。
1961年9月26日在《文汇报》发表《中国栽培稻的起源问题》文章，重申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并就秈和粳是否同一祖先、早晚稻同源及水稻在南或北方栽培先后阐述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他最后一篇关于稻种起源的论文。
丁颖教授关于中国稻种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的学术见解，得到当时学界的广泛认可，现在仍为学者所重视，成为稻种起源研究不可绕过的学术基石。
3、稻作、稻种起源学说的传播与交流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丁颖教授在多种场合发表关于“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界反响强烈。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如上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农业科学院成立大会上丁颖作了“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报告，引起了苏联庞大生物科学界的极大兴趣，1957年5月20日苏联农业生物学杂志编辑部副总编辑给丁颖教授致信，索要丁颖报告原文。信中说“您的报告引起了苏联庞大生物科学界的极大兴趣，成果译成俄文刊登出来，一定很有益”。此后陆续有前苏联专家与丁颖探讨稻作起源问题，如邢雷金教授、卡森科教授等，其中邢雷金教授著作中有稻作起源一章，从历史性的稻作起源、稻谷品粒、生态类型等谈起，谈到水稻植物体的细胞组织、生理特性、品种演变，由此总结出水稻是水生植物，O.fatua是栽培稻的祖先，地方品种是由栽培选择获得的等问题，还认为中国稻种不是来自印度，中国可能是稻种独立发源地之一等想法，这都与丁教授不谋而合。邢雷金教授还介绍卡森科教授与丁颖教授认识，卡森科提出把稻田的稗草的起源和传播与栽培稻种的起源和传播结合在一起看，启发了丁颖教授。为此，1957年9月6日丁颖教授给邢雷金教授的信曰：“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和能够解决问题，同时就给了我对中国栽培稻种起源的看法以一个有力的支持。”1957年卡森科教授等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及其演变”稿件传至同行评阅，如越南民主共和国留学苏联的杜世俊等人，彼此之间进行了学术商讨。1957年8月2日丁颖教授致越南农业科学院裴辉院长，赠书《中国稻作区域的划分》，并请对方赠少量粳籼稻种（日本型种）和最优的籼稻若干种并野生稻种。文是1RH 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与一般的深水稻或塘稻很难有所区别，因而以后没其他研究报告发表。丁颖教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专业，日本学界有不少师友和同行。日本于1957年开始讨论栽培稻起源研究，他们对丁颖教授的研究成果颇为关注，并与之进行交流。如1958年3月13日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育种教授日向康吉致函丁颖，询问有关稻作起源学术问题。5月7日，丁颖教授与之讨论到的我国的野生稻种类、栽培稻种类，并解答日学者提问，“所有栽培稻种除个别地方有少数品种类似于疣粒稻或有些类似于小粒稻种……是根据日比野（1942）、Merrill（1940）和其他报告，这在我有怀疑，因而在摘要中只说“类似”……籼型野生稻是见到很多的，但粳型野生稻还未发现，因而无法想象粳籼为各别由野生稻栽培化的类型。至于野生稻不是仅在一个地方栽培化，而是在各地各别栽培化起来的，我的意见也正如此”。应对方要求，丁颖还寄去十粒左右野生稻种。1959年5月30日，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农史专家天野元之助教授致信丁颖，请求惠赠《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的考查》一册。而与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岗彦一教授的交流始于1950年代后期，如1959年7月15日的岗彦一致丁颖信中谈到日本开始于1957年讨论栽培稻起源研究的专项报告，以及互寄野生稻种子和研究资料之事。丁颖教授逝世前，他们仍保持交流，1963年5月1日岗彦一给丁颖教授写信，感谢丁颖先生赠寄《新石器时代稻壳考查》和《水稻品种与环境条件》论文，并介绍“弟现在仍然继续研究有关栽培稻起源之问题，从亚洲各地收集了各种野生稻，进行对集团遗传学的探讨，希望调查在野生稻中有关进化为栽培稻的因子，在印度采集的材料中发现栽培型和野生型之间有连续变异，栽培稻的祖先好象是多年性亚洲野生型（O.perennis）。此外曾旅行南美采集材料，今后亦有到非州之计划……”。5月27日，丁颖回信：“按五月一日大函和尊著18篇……。十多年来，我利用我国实有的水稻研究资料和条件，从生态学的观点上进行着一些野生稻与栽培稻品种演变形成工作，最近与若干位同道协作把研究范围稍为扩大到生理、生化、细肥、遗传、变异等方面。由于展开的年期不长，所得不多，但接大函和尊著，使我获及教益不少，特此再表示谢忱。所询巢湖野稻问题，就已往的栽培观察结果看，与一般的深水稻或塘稻很难有所区别，因而以后没其他研究报告发表……”。
又如6月12日北京周报编辑部收到印度尼西亚一位读者的来信询问有关水稻问题，该部无法回复，便转至农业科学研究院丁颖院长请予帮助回答，6月18日丁颖教授回复信中强调中国的栽培稻种，“我的研究结果是起源于华南，而不同意Vavilav的因子中心说，因与事实不符。中国的栽培稻种是向东北的朝鲜和日本传播的，对于东南亚和印度，各国最古的记载还未发见有什么的确的影响。”
丁颖教授对稻作起源的探讨源自于从野生稻的发现，用科学试验的手段通过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杂交培植，考察两者的亲缘性。在得到确实的答案后，形成了华南稻作说。但后来的探讨与谈论中，又提出稻种起源华南说，丁颖教授并未刻意去区分两者的区别，或者他就是认为既然稻种源自华南，那稻作农业也必起于华南。他不断完善自己观点，论证思路是：1、文献上的补充，甲骨文字方面有一些准备，与学生或友人之间交流也得到文献上的新发现，也有少量语言学上的考察补充；2、充分意识到考古材料对华南说的重要性并寻找支持，这期间查阅考古杂志的报道、跟踪最新考古发现，频繁与考古所等研究队伍联络，请求供应标本，也因丁颖在全国稻作起源研究的影响，得到很多响应，这通过国外学者的一些来信可见其影响；众多学者请他鉴定稻谷标本的性状，因此丰富了他的思考。他对华南说是坚持的，并无谓多元说的提出。同时，对古稻作遗存的考察，也关注到遗存人类的生活状况，留意器物、文化等，这通过他自己所作的一些笔记可见，这应该是丁颖教授想从人种学的角度丰富他的华南说的一些准备。3、从水稻本身的研究上去印证，如对中国稻作区域的划分。更具体的是体现在对粳籼稻的研究，《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1949）。稻种类区分和稻作划分是丁颖教授学术代表之一，而这对华南说的论说的角度，是后人无法比拟的，在分类和划分上，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这应该是非常具有丁教授个人特色的研究成果。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应该是丁颖教授在这个问题的思考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影响最大的时期，当时应有很多人接受了华南说。
尽管丁颖教授关于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解答在现代学术界还存有疑问[11]，但关于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问题所作的开拓性工作是无庸置疑的，其扎实的专业功底、丰富的材料，系统的论述，水平达到他所处时代的最前列，其这方面的工作和成果是空前的，为现在继续开拓这个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前进基础，是现在稻作史研究者不能绕开的基石，因而称他中国稻作之父，实至名归。
注释：
[1] 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作物学报》1979年第8期，第3页
[2] 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作物学报》1979年第8期，第3页
[3] 《中国稻作科学之父——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丁颖教授》，章潜才主编：《稻花香——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业绩特辑》，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4] 水稻生态研究室：《丁颖教授的学术观点和在水稻研究上的成就》，《作物学报》1964年第4期，第349页
[5] 丁颖：《广东野生稻不实现象之观察》，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34年第4号。
[6] 丁颖：《从中国古籍中所见之中国稻作》，《中山大学校刊》，第19期。
[7] 水稻生态研究室：《丁颖教授的学术观点和在水稻研究上的成就》，《作物学报》1964年第4期，第351页。
[8] 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9] 丁颖：《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华南农业科学》1957年创刊号。
[10] 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第3期，第20－21页。
[11] 可参见刘志一：《关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通讯》，《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The Achievement on the Research Work on the Beginning of Cultivated Rice by Prof. DING Ying
Zhao Yanpin Ni Genjin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Prof. Ding Ying devoted to rice cultivation research work all his life, and started to the beginning of cultivated rice research when discovered wild rice in 1920’s, for years through enriching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he proved a point that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comes from North China, corrected the error of came from India.
This paper tries to search for the trail that prof. Ding searched the problem of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demonstrating his train of thought on this topicand and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
Key words: Ding Ying Cultivated Rice Train of thought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本文系第十届国际东亚农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