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论述水稻是明清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食物依赖，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由水稻作为主体的农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以后，没有改变水稻在其中所占的主体地位。作者认为，水稻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涉及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环境变化、文化特征等多个方面。其正面作用主要是养活了大量人口，成为多熟种植的土体作物，使得江南稻作产区成为经济与文化中心，促成了稻鱼共生系统的发展与梯田农业的演进；与此同时，水稻生产的特殊原因与其它因素共同作用，又限制了工具，特别是犁的进步，此外，还因为挤占了洪水泄洪的空间，促成了南方雨季洪灾的发生。
【关键词】水稻；传统社会；政治经济
【作者简介】徐旺生（1963—），男，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馆员，《古今农业》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北京100125）；
苏天旺（1971—），男，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馆员（北京100125）。
【原文出处】《古今农业》（京），2010．4．27—35
一、前言
水稻是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口口粮，也是多数人赖以生存并感觉幸福的依据。新石器时代种植水稻以来，水稻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隋唐以来，随着北方黄河流域战争，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依靠南方水稻为主体的农业支持。而自秦汉以来，海外农作物大量传人中国，我国现有农作物中的大田作物、果树和蔬菜，约有40多种是来自国外的。[1]这些作物传人我国后，增加了我国作物的种类，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物构成，同时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东方世界，这一谷物的力量是日常食物的全部；然而，大米在欧洲的境遇却显然不同，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14世纪就开始种植水稻[2]。在美国，南部低地地区也是水稻产区[3]。但是，据考克莱尼斯研究指出，17世纪大米有着市场收益，但大米从未吸引过西方的消费者，大米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种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补足，品。它主要被用于喂饱游民群体一一士兵、孤儿、海员、监狱犯人、穷人等等，补缺或替换更合口的食物。当然，大米还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来喂养动物，还具有多种工业用途。但很清楚，在西方，大米从来没有被视为赖以生活的物品[4]。然而，大米在占代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协助了中华帝国经济中心从北方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转移。
大米决定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经济与文化的部分特质，越到后来尤其如此。在传统社会的晚期一一明清时期，水稻不只是穷人的食物，而是多数人的美食。百年前一位来自俄国的外交官指出：“在中国，大米饭被认为是上等饭，一般的穷人平时根本吃不起。一个月若是吃上一次大米饭，他们就很满足了。而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白薯”[5]。这一时期美洲作物进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但是基本上没有威胁到水稻的地位，水稻依然占领第一的位置，并且越到后来，这种地位越是稳固。只要是能够种植水稻的地方，人们就会放弃其它作物的种植，而改种水稻。这一情形持续到20世纪60—70年代。一些西南山地，如哈尼族族的梯田农业依然将水稻作为生命与牛产的首选，只是对西南地区的高山地带一些没有隐形灌溉系统的地区产生影响。美洲作物没有取代水稻地位，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食物，而水稻米质的“上等”饭的地位特征，水稻堆产的强势地位，也决定了与此相关的工具具有垄断特征，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工具。
二、养活大量人口，成为帝国社会的经济依赖，而且比前期依赖程度更高
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宋代，中国南方的人口超过北方[6]，源于南方水稻生产的成就。《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7]北宋陆游的文章中已出现“苏常熟，天下足”这样的说法。说明最迟到北宋末年，苏州、常州（大致相当于今江苏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市和上海市西北一带）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地H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还有大量富余，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调拨并供应外地。
这种新经济结构变化，其中根本原因是水稻生产在起作用。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发潜力，要远优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土壤肥力得天独厚，冲积平原上游的天然营养物质被冲刷到此，为作物的生长提供天然的养料。水热条件非常适合于水稻生产，水田稻作不仅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两倍的产量，稻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能够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是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的两倍。此外，南方农业继承了汉代以来的稻作传统，水稻的产量也明显比麦类高。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有江南重赋一说，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这充分体现了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何炳棣指出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王朝统治时间各长达：2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像太平天国这样的社会动荡局面[8]。
人口规模与文化发展存在直接的关系，陈正祥对历史上文人学士进行过统计，他们发现明清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以及官员的籍贯主要的分布地向南方转移的现象。即宋代以前主要分布于北方。此后则向南方倾斜[9]。游修龄同意这一归纳，并认为江南文化发达的现象，与南方稻鱼结合的膳食结构有关[10]。很难说文人学士、官员数量多与是否食稻米有关，因为麦子与小米的营养价值同样也很高，而从蛋白质的角度来看，可能更高，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吃水稻的居民要比食小米的居民更加具有文化品位。但是应该看到，水稻的高产，促成了南方地区生活水平相对要高，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生产以外的活动，纯粹的生产活动与生产以外的文化活动出现了更加明显的分工特点，南方文化显现出来的繁荣，应该与水稻有着间接的关系。
水稻生产地区的人口规模一般较大，一方面与水稻产量高有关，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与水稻本身的营养价值可能关系密切，水稻在富有营养的同时，以稻米为食物的民族，其个体多数并不处于肥胖的状态，似乎显得更加健康，所以水稻生产地区的人口密度要大一些。
关于中国占代人口的增长，人口学的研究一般认为只是到了清代才出现快速的局面，主要原因与美洲作物的引进并大量种植于旱地有关，次要原因是清代前期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人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此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实行将人口税改征为土地税，摊丁入亩的方式，固然这是一种正确的解释，但是其中没有被特别给予关注的水稻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旱地在江南一带数量并不多，而人口密度最大的还是江南水稻产区，所以水稻的功劳才是关键。水稻生产还使得有鱼米之乡之称的苏杭一带被视为人间“天堂”，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水稻生产。到了明代，水稻生产向纵深发展，江汉平原一带大量围湖造田，加之当地长期冲击而形成的土地，接受了来自上游的土壤有机物质，非常肥沃，利于水稻生长，“湖广熟，天下足”开始流传，其作用毫无例外还是水稻。
三、促成了多熟种植的推广，占据多熟种植的作物生产主体部分
中国人口，在明代以前，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是在5000万一6000万之间，入清以后，人口迅速增长，乾隆6年（1741）人口突破一亿，到乾隆30年（1765）人口增加到2亿，乾隆55年（1790）5L增加到3亿，到道光15年（1835）人口增至4亿。从中国历史上看，从汉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5900万人，到乾隆6年突破1亿，用了1740年，而从1亿增到2亿，只用了24年，从2亿到3亿，仅用了25年。从3亿到4亿只用了45年，由此可见清代人口数量增长之多，发展速度之快，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在人口压力下，高产的水稻生产在明清时期，及至今天，仍然是大田作物的首选，原因是产量优势无法动摇。作物种植过程中二熟制的稳固推行，不仅有水旱二熟，还有双季稻二熟制度，麦是耐寒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季可以越冬生长，种植麦类可以利用冬闲地，延长土地的利用时间，而且它又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南方稻田能形成二熟制和三熟制，稻麦轮作成为其作物基本组合形式之一。这是一种主谷式组合方式，即以生产粮食为中心。不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稻和稻麦轮作制的二熟制，也不论珠江流域的三季稻或二稻加一麦的三熟制都是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即使是在二熟制和三熟制中种蔬菜，也是以产粮为主的，多熟制中这种作物组合的出现和南方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粮食缺乏的经济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多熟种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复种指数，增产粮食，以解决人口激增对粮食的需要，即是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多熟种植走上主谷式的道路是必然的[11]。其推广的区域范围很大，闵宗殿研究员依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发现，南方各省共有824个州县，其中有多熟种植的州县，据统计为222个，约占总数的27％。多熟种植最多的省是广东，该省有94个州县，有多熟制种植的州县为61个，约占全省州县数的65％。不过这个计算是保守的，它是以作者根据方志查到有多熟种植的县为基础的，他没有查到的县的情况，历史上有多熟种植而没有记载的县肯定还有，因此，实际上应在27％以上。
四、促成了稻田养鱼、养鸭的生态农业与梯田景观的形成和发展
（一）促成了稻田养鱼、养鸭的生态农业的发展
水稻生产的高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人口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多熟种植的发展，即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方式，自然将水稻生产与养鱼结合是很容易理解的。司马迁记载的西汉时期江南一带的“饭稻羹鱼”，到了明清时期，当养鱼与种稻存在相互结合时，稻田养鱼就是一种很好的解决空间不足矛盾的方式。针对浙江青田稻田养鱼系统，游修龄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区的老农说，三国孙权坐天下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稻田养鱼了。这个口述历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在贵州，侗、苗族也有“稻田养鱼”的习惯。“稻田养鱼”可说是山越对“饭稻羹鱼”的应变和创新，在空间上进行了立体的“套种”，是明清以来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在种植业之间套种之外的另一种套种形式，只是将前者作物中的一种换成了养鱼而已。
稻鱼共生系统的意义重大：其一，稻鱼共生，种养结合，利用了空间，节约了土地，同时还减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可谓一举多得。“稻田养鱼”将种稻和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其二，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劳动所得多是一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结构单一，品质欠性。而“稻田养鱼”则在收获水稻的同时，得到动物蛋白质，弥补了农耕民族食物中动物蛋白质不足的缺陷。第三，它是一种空间上进行的立体“套种”形式，节约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长期以来历史上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第四，由于稻鱼共生，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环境中杂草的价值。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它对于因为化学、石油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联合国粮食组织将以浙江青田稻田养鱼系统为代表的稻鱼共生系统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即是考虑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并期待在今天农业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发展关系成为可能。而这所有的优势与前景都是基于水稻这个重要的作物之上。
（二）促进了水稻梯田农业的发展
水稻梯田是一种高山水稻田，主要分布于一些西南地区，梯田农业的历史起源很早，云南元阳梯田据称有1200年的历史，而广西龙胜梯田则认为有600年，贵州从江梯田也称有1000年以上。这些关于梯田历史年代的记载，可能存在不真实的现象，但是可以推断，现有的梯田应该主要是在明清时期开发。梯田的历史可能很早，但是有关的记载也许很迟。最早的梯田形态应该出现在北方，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国早期农业发源地，纯粹的台地并不多，在坡上开垦后，就是早期梯田的雏形，也可以说是旱地梯田，或称之为梯地，这是其早期形态。广泛分布于南方丘陵地区的坡田，或者说冲田，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梯田，它利用两丘之间的低地，垦作稻田，坡度比云南元阳梯田小得多，只是它有人工挖掘的独立灌溉系统，或者自然称之为显形灌溉系统，即坡田或者冲田中间开挖水塘积蓄下雨时的径流水，以保持持续提供水稻生长过程中的水分。典型意义的梯田，即坡度较高的梯田见于西南山地，在不建立明显的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即不需要开挖成型的蓄水设施，而是主要依靠梯田上面的土壤和森林涵养水分，或者说其拥有隐形灌溉系统，在非下雨季节持续下流，供应水稻所需要的水分，毫无疑问凝结了当地人民的聪明才智，但是其主要是借助于水稻这个独特的作物，高产而不会造成像西南山地地区因为引进美洲高产旱作作物所产生的水土流失现象，因为梯田的田埂能够起到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没有水稻，在现代石油农业背景下所稀缺梯田文明就不会存在，今天人们可以进行旅游与生态开发利用的农业景观就不会出现。
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水稻成为传统社会后期主要的食物来源，其生产方式也就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其相应的耕作技术与工具也成为主流的技术和工具，限制了耕作系统中工具的进步，机器农具没有主观的发明需求
水稻生产与当时小农经济结构的结合，客观上限制了工具的进步，以犁为例，自春秋战国时出现铁犁以后，至汉代出现了犁壁。这是一个加在犁铧上端的装置，有了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以作代行起垄，进行条播，有利于田间操作与管理。汉代画像砖石中可以看到犁的基本构造，已经有犁壁的装置，木质部分由犁辕、犁梢（柄）、犁底（床）、犁箭、犁横等部件组成。虽然犁辕的长短有别，但都是直的，因此称为直辕犁。唐代的曲辕犁发明以后，犁的形制就已经定型，在此之后只是在元代增加了犁刀，犁与水稻的天然结合，再加上中国小农经济的这种惯性，使得中国历史上工具的进步在元代嘎然而止，后期的犁的发展没有大的进步可能和要求，是由于南方水田比北方旱地面积小，耕作时经常要拐弯，要求犁比较轻便和灵活，于是出现了曲辕犁。又因其最初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所以又被称为“江东犁”。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明重犁是工具发展的方向，但毕竟重犁发展的结果促成了机械化为代表的欧洲农业的进步。
众所周知，曲辕犁的发明标志着中国耕犁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自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源于水稻生产的高效与北方的长期战争与人口增加，北方可控疆域通过空间上的开发已经趋于完成②，为什么中国的主要农具自此以后没有大的进步，原因与水稻生产关系很大。在欧洲，犁的早期形制与中国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其区别主要是工具背后的经济格局。而其后较大的区别则是欧洲由轻犁向重犁过渡，由于湿润环境下麦类作物需要深耕而缓解地力下降，欧洲由牛拉逐渐向马拉发展，几匹马拉动犁进行农耕；而中国水稻生产，一方面由于主要是小家庭生产，小农家庭难以配备较多的耕牛，简便的曲辕犁便是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同等程度的深耕，不像北方所需要的役力大，水田的耕地主要意在方便、快捷，两牛拉犁效率反而不好，从而也限制了犁的进一步发展，即向非自然力动力方向，即对机械动力产生需求。
犁在北方先是二牛抬杠式，需要两头牛，而南方水田劳作则不易进行，于是曲辕犁加一牛耕作，成为主流，这种小型化和轻便化的改进，固然劳动效率提高，但也抑制了后来向重犁方向的改进，至少在南方，犁只能维持在此水准，不再有较大的系统改进。
当然，工具进步的问题，不只是水稻生产单一因素所决定，还与中国社会小农家庭生产过程中，局部人口压力与人地关系不合理有关。如清代以来，北方的耕畜存在明显的小型化现象，对饲料要求低、体型更加小的驴更受欢迎，[12]耕畜小型化与工具的小型化，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传统文化氛围下的“传宗接代人人有责”[l3]，家庭结构中的诸子继承和多头利益主体有关。但是高产的水稻以及相关的工具发展，客观上存在限制下具发展的可能。特别是当南方经济决定了帝国后期的命脉后，这种强势地位必定要影响其各个方面，工具的进步与此直接相关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水稻对农业工具的影响作用还需要其它因素共同来完成，诸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子继承，促成了财产的不断细分，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难以形成像欧洲农业那样的拥有较大规模土地农场，无法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使得大牲畜占畜力的主体地位，无法形成对劳动效率的迫切需求。因为人口众多，而农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是均匀分布，常常是劳动力显得处于闲置状态，而悠闲却是“有罪”的，民间有“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的俗语，直到今天的一些乡村，机械化无法实现，是因为劳动力闲置，基于农民吃苦耐劳的品格，无法产生对劳动力替代有特殊作用的技术方面的进步的需求，所以中国的农业是一种更多劳动力投入型的精耕细作类型。中国拥有最勤劳的农民，但是中国人难以发明近代的以机器为动力的农业机械。
六、虽然水稻种植属于改善环境质量的生产行为，但是却在空间上挤占了洪水的下泄空间，与西南山区、丘陵地带的美洲作物共同作用，促成了夏季经常性的洪水泛滥成灾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必然会带来环境问题，只是问题的大小不等而已。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在北方，环境问题主要是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是黄河由“河”变成河前加黄字的“黄河”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南方，由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并不会带来类似于北方的水土流失问题。但是南方的环境问题也同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不过不是由于种水稻直接带来的，而是间接造成的。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早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丰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別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而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土地上植物生长速度快，植被有重要的拦蓄水分的作用。坡度较缓的冲田和坡度较大的梯田，由于田埂具有拦蓄水分的作用，不会造成水土流失。
其二是间接由种植水稻所产生，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如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江汉平原。主要是越来越多季节性洪水无法快速下泄，造成洪涝灾害。这主要表现在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长江流域的开发，更确切地说是利用湿地种水稻，挤占洪水的空间，早在宋代就显现出弊病。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早在宋元时期，由于圩田在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宋元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些加深了水与人争地的矛盾，因此在“湖广熟，天下足”流传的同时，江汉平原地区还流行着“沙湖沔阳州，十年年九不收”的谚语，即是说由于洪水的危害，经常导致水稻绝收。
这不仅表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西南山区，同时也表现在经济重心的江南一带。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于是西南山区大量被开垦，特别是高产的美洲作物引进后，其对高山地区适应能力，促成了山地的大量开垦种植，水土流失不可避免。更加直接的描述可从民谚中看到，说明程度和范围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广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一年要顶十年收”之谚流行。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顶十年收”，但是这种经济类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为大量围垦湿地，一旦洪水来临，无处行洪，成灾绝收。关于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明显存在越到后来，程度越严重的现象。有统汁指出，自公元前185年（西汉初）至1911年（清朝末年）的2096年间，长江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214次，平均每10年一小灾，80—90年一大灾。1499年至1949年大约450年间，仅湖北省江汉干堤溃门达186次，平均每2—3年一次。对此，王剑等认为其原因与l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采取“舍南保北”方针有关，在荆江北岸构筑大堤，切断了云梦泽与长江的天然联系，人为地限制与改变了沉积物的沉积范围，将云梦泽的自然演化进程人为破坏，改变了荆江段的河湖体系平衡，使云梦泽变成了河网化的江汉平原[l4]。他们将长江的洪涝灾害归结为水利工程的失误，但是却没有关注到大量围湖造田的原因，张家炎指出，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垸田快速增加是主要原因，当垸田不断发展并为移民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的同时，其隐藏的危机也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垸田既然是筑堤挡水而成，每围一块地必然会减少一部分洪水蓄泄之所，当蓄泄面积被缩小到一定限度时，洪水冲泄泛滥成灾便在所难免，兼以降雨量分配不均、夏季雨水偏多的气候特征和上游川江的大量客水汹涌而至，水灾发生的频率愈益增加，呈典型的“旱少而涝多”的灾害特点。而这时正是坑田持续开发的极盛时期。[15]
垸田中的主要农作物即是水稻，间接造成了洪涝灾害普遍的现象，随着对水稻依赖程度的增加，自明清时期开始，中国长江流域开始进入到了洪涝灾害时代，荆江大堤高出两岸地表，形成悬河。
七、结语与讨论
水稻自大约一万年前被驯化种植以后，就是东方世界的主要食物，它不仅养活了众多的人口，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农业必定破坏环境的定律，因为种植水稻并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说，它支撑了南方稠密的人口，也支撑了明清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水稻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中园南方的水稻文明区，其发展主要依靠水稻。是因为水稻，是因为利用了低湿地，是因为利用了唯一的水牛粮食作物，才会使中华文明在隋唐以后的时代继续发展，不像有些文明那样因为生态环境的变化原因而中断。试想一下，如果东方的中国，没有种植水稻，情况会如何呢?小麦只能种植于旱地，小米的产量远不如大米，它们无法养活如此多的古代中国人，使得中国人口规模如此之大。玉米、土豆、马铃薯只是明清时期才从美洲引进，但都无法替代大米的作用。只有水稻，产量高，还能够保持水土，支撑中华文明后期发展的功臣主要是水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苍给中国人赐以水稻，高产的水稻支撑了庞大的人口，成就了多子多福的愿望，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全部。水稻的高产与稳产，与东南一带的雨热同季，在某种程度上也减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权波动的频率，否则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行为会更加频繁。[16]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水稻对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客观上水田劳作难以从工具的角度引领现代效率型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篇幅来阐释的话题，需要另文探讨），此外，稻作农业的发展，对于江南地区洪涝灾害的产生，间接起了推动作用。
注释：
①关于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是否“封建”一直存在挑战，基于封建本义来说，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度显然不能混同于封建概念，冯天渝认为其社会形态应该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官僚政治综合而成的“皇权社会”，本文认为是一种与欧洲纯粹封建不同的官民结合的、没有中间阶层的两重社会，脆性特征明显，故改朝换代频繁。因诸说都存在争议，故本文以传统社会为题。
②今天中国境内的东北，在当时应该是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开垦种植农作物的，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人口移民地，只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才有较大规模的内地移民进入从事农业生产开发活动。主要是因为汉民族是一内适应型民族，因为财产继承制度的多子继承，内部产权不明晰，无法产生强烈的向外部扩张冲动，殖民色彩较轻。中国式移民也是经济型移民，被动式民间行为，如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而欧洲和日本，因为财产继承制度的单子继承，内部产权明晰，容易产生向外扩张的冲动，殖民色彩较浓。欧洲人的移民多是军事政治型移民，主动式政府行为，如欧洲对美洲的殖民，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
参考文献：
[1]闵宗殿：《海外农作物的传人和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占今农业》，1991，1期。
[2]资料来源：http：//www．eupedia．com/forum/showthread.php?t=2]063。
[3]资料来源：http：//www．foodreference．com/html/art—rice—history．html。
[4]（美）彼得·考克莱尼斯：《农业的全球化：大米贸易的警示》，陈意新译，《史学理论研究》，2001，1期。
[5]（俄）马克戈万：《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
[6]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㈩版社，1995年，第396页。
[7]《宋史·食货志》。
[8]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9]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6年。
[1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397-402页。
[11]闵宗殿：《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发展》，《中国农史》，2003，3期。
[12]朱洪启：《近代华北农家经济与农具配置》，《古今农业》，2004．1期。
[l3]徐旺牛：《两重结构、两个不计成本、两个变量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一一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一》，《古今农业》，2006，4期；徐旺生：《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一一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二》，《古今农业》，2008，1期。
[14]王剑、王小龙、陈智梁、王念文：《论长江流域河湖体系演化与洪灾防治》，《岩相古地理》，1998.5期。
[l5]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2期。
[16]徐旺生：《制度及文化缺陷与秦汉以来的农民起义问题》。《三农中国》第1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