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苗疆走廊”是什么，与其他“民族走廊”相比存在哪些异同，在研究方法论上又有什么新的启发？4月21日，由贵州大学主办的“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大学等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就“古苗疆走廊”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古苗疆走廊” 国家力量开辟的社会文化空间
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杨志强是近日启动的“古苗疆走廊”研究课题负责人。他认为，“古苗疆走廊”是元明时期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该驿道是元明到晚清时期数百年维系西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动脉，直接关系到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版图变化、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等。明朝之所以在1413年设置贵州省，与此驿道关系极为密切。驿道从湖南常德，沿水路溯沅江而上，进入贵州东部门户镇远，然后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线贵阳等后入云南省，经曲靖等地抵昆明。
杨志强说，“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对于贵州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革命性”的。构建该问题讨论的理论平台，有利于改变各少数民族研究的分散格局。与其他民族走廊不同，驿道是动用国家力量修建的，是在强烈的国家意志下开辟的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之间命脉的“官道”。这个社会文化空间，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告诉本报记者，以前我们经常谈三大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而没有注意“古苗疆走廊”这样的内地民族走廊。这条走廊有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涉及以贵州为主的湘黔滇地区，是多民族文化的走廊。就方法论而言，以前学界多注重对“点”的研究，如对单个村落的研究；而民族走廊是从“线”上进行研究，这将带来许多值得分析的问题，如木材和白银在民族走廊上的流动问题等。通过对这个连接地带的文化多样性的观察和研究，能够加深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向记者介绍说，“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积淀，多元民族文化特征明显，族群的文化交融与互动是主流。“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一方面有助于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学、民族学及贵州地方史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古苗疆走廊” 研究兼顾学术性和现实性
该课题一经启动即引起贵州各方面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古苗疆走廊”研究，有利于构建起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有利于结合经济发展战略，推进其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之一的“文化线路”的重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促进贵州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此次论坛举办前，贵州学术界针对“古苗疆走廊”这一专题还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调查。2012年3—4月，“古苗疆走廊”课题组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区开展了实地调研。杨志强指出，调研中发现，走廊沿线留有丰富遗存，但是由于近年来的大规模基建，许多文化现象消失得很快，文化变迁速度很快，迫切需要学者们抓紧时间进行系统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
“古苗疆走廊” 加深对西南疆域形成过程的认识
多民族聚居的贵州省并非边疆省份，然而“古苗疆走廊”引起边疆研究者的兴趣，拓展了学者对于“边疆”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李大龙告诉记者，贵州省在边疆学研究意义上不属于“边疆”，但其在西南地区成为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明朝因一条古驿道而设贵州省即是对此的充分肯定。正是有了这条“古苗疆走廊”，历代王朝尤其是明清两朝得以实施对云南、广西等地区的有效控制。“古苗疆走廊”概念高度概括了贵州省近千年历史的发展特点，为贵州省在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中的贡献作出了准确定位。
赵旭东提出，“苗疆”在学术上可以称为“内地化边疆”。在连接湖南和云南的“古苗疆走廊”上，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了和谐互动的关系。因此，对“古苗疆走廊”的研究，应由贵州牵头，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参加到“古苗疆走廊”的研究中来。课题的组织者之一、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陶渝苏也表示，“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在才刚刚起步，未来还需要多学科的整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