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后，中国先秦文献里关于「羌」或「氐羌」的记载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确。到了汉代，河湟地区土著（当时中国人称他们为羌）曾与中国发生长期血腥的冲突。此时中国文献中才对「羌」这个人群有深入而丰富的记载。五世纪史家范瞱所著的《后汉书·西羌传》，主要记载后汉两次荒乱时期的汉羌战争经过，并追溯羌人的来源至春秋战国的戎、西周的姜姓族，以及其它先秦文献中商周的羌、氐羌、撮狁等等。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殷商甲骨文及其它先秦史料，历史学者对于羌族的地理起源、迁徙、分布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将商代到汉代的荒当作一个民族，他们由商代或更早开始，一波波的东迁融入华夏。留在西方的羌人又受到华夏的进逼节节西迁，部分形成汉代河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羌人。
在本章中，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一、殷代的羌人
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写作 。由字形看来，它由「羊」、「人」两个部分构成。甲骨学者大多将此字释为「羌」【1】。在甲骨文中，商人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甲骨学者曾试图考据羌方或羌人所在。由与羌有关的方国位置关系，陈梦家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山西南部与河南。李学勤考据商王田猎区域地理，也认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静得到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与丘陵相交的地方。岛邦男则认为羌与无方在陕西东北沿黄河的地方。虽然学者们的意见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们都认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2】。由于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布广，学者们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类的通称【3】。
许多卜辞内容都说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当有敌意的西方人群。卜辞中记录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有时战争规模相当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军队，另一回在战场上用了一万名战士。另一些卜辞，则记载被俘的羌人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杀，成为宗教仪式中的牺牲。甲骨卜辞还显示，有一些羌人战俘成为商人的奴隶。显然，在商人眼里羌人不仅是敌人，也是可以被视为「非人」的异族【4】。
殷代的「羌」，应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族号。理由是，首先，羌有时也写做 ——形如一个被绳子系颈的羌人。这是一个带有污蠛意味的称号，不应是某人群的自称。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后「羌」在历史文献上消失了数百年：这也证明「羌」只是商人的异族概念与称号。再者，共同的自称族号是一个族群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相信甲骨学者所言，「羌」分布在广大的西方，那么由当时人群的沟通与相应的社会结群发展程度看来，很难相信当时已存在一自称「羌」的广大族群。羌字由羊、人构成：很可能当时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们之所以被商人称为羌（羊人），或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们像羊一样的被用为祭祀中的牺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农业边缘地区人群普遍以养羊取代养猪，并减少农业活动，这个经济生态上的变化让以种植为生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来称这些牧羊人。总之，羌原来不是一群人的自称：在汉代之后直到现代，只有接受汉人给与「羌人」之称的人群，才自称「羌」或「羌族」【5】。
二、西周时羌在文献中消失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人结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他们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以及书写传统。西周时人留下的直接史料，最丰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见，更无被用作人群称号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逸周书》、《易经》、《左传》与《国语》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认为成于西周，或反映西周时的情况。在这些早期文献资料里，无只出现在《尚书·牧誓》、《诗经·商颂》与《逸周书·王会》之中。
《尚书·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师伐纣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为周人阵营中的八个「异族」之一（其余为庸、蜀、鬃、微、卢、彭、濮）【6】。本篇文辞浅易，有些用语又是战国时才有的用法，因此许多学者皆指出《牧誓》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7】。在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谓「牧誓八族」大多不见于金文，而见于战国文献之中，也说明这不是商末的作品。《诗经·商颂》中关于羌的内容为：「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韩诗》与《史记》都称商颂是宋国贵族正考父所作，以颂美宋襄公之词。白川静、王国维对此都有考证而同意此说【8】。值得注意的是，这儿所称的远方异族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书·王会》中出现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辞例中，常出现有 （以羌），意思是掳获或征发羌人【9】。由字形看来，先秦文献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义有了变化。宋为商人后裔的封国：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商颂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传下来的文献，但他们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将它当作一个异族称号。总之，在西周时并没有一个当时存在的族群被称作「羌」。
周代之戎、姜姓族舆羌的关系
虽然西周时没有称为羌的民族，但是姬姓周人的亲密战友兼姻亲，姜姓之族，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为：首先，在字形与字音上羌与姜有密切的关联。其次，羌人与姜姓都是住在西方与商人敌对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后汉书·西羌传》：这篇文献记载，汉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别」。根据这篇文献，西周时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在先秦文献与金文中，「羌」与「姜」从来不相混淆。其次，虽然姜姓族与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敌人，但他们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为牺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与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为商政治圈的一员，因此他们的姻亲与盟友应不至于被当做野蛮的非人类看待。再者，姜姓之族的分布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宝鸡到西安一带。如果甲骨学者的考证可靠，那么羌或羌方的分布与位置是在商人与姜姓族的中间。
至于西羌如何成为姜姓的别支，我们从《后汉书·西羌传》的相关记载中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为：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濒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由三苗与三危的线索，可以看出《后汉书·西羌传》作者如何得到此结论。首先，《尚书·尧典》中记载，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关之西南），因此西羌便是三苗的后代。《左传》中又称，春秋时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洲。魏晋时期注释家杜预认为，这些被逐的「坏分子」所居的西方瓜洲、三危都在同一地。西羌传作者可能持同样的观点，因此姜戎氏也成了三苗的后代，西羌则是姜姓（姜戎氏）的别支。显然，这种结论是在中国注释家的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根据历史学家的文献证据，更非是作者对当时人群、地理的实际观察采访结果。无论如何，「羌」是商人对西方异族的通称，「姜」则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称。他们可能有部分重迭，但并非同一。
关于戎与西羌的关联，《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得更是模糊而牵强。自司马迁着《史记》以来，四裔传成为中国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传的内容，主要是对华夏边缘族群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及当代该族群与中国的往来关系作民族志式的描述，有时亦包括同一地区民族活动的传说与历史性记载。譬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叙述匈奴的风俗，而后又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戎翟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宣称戎狄与匈奴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似乎他只是将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动，置于可能有关的匈奴列传之中。
《后汉书·西羌传》的体例完全比拟《史记·匈奴列传》。传首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这是一段传说史料。接着描述羌人的社会及风俗习惯，而后叙述戎人的历史，其中穿插有关氐羌与羌的记载。然后，作者记述秦人灭戎的经过，以及戎人受秦所逼西逾汧陇，又变回到酋豪分立的状态。而后，作者又叙述汉代河湟羌族的始祖传说：「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显然不同于司马迁的是，《后汉书·西无传》的作者有意将姜姓、氐羌、戎与汉代西羌的历史衔接起来。
事实上，河湟羌族与「戎」在文化上、社会结构上、经济生态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河湟羌族直到西汉前期还与中国无甚关联，而诸戎则相当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河湟羌族是游牧人群：戎相当依赖畜养动物，但春秋时的戎人并非游牧人群。河湟羌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早已发展出由大小豪酋统治的分裂性社会结构：各个戎的群体，则统于单一的领袖。《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的领袖自称「子」（华夏封建国的爵号之一），以及战国时大荔、义渠戎的领袖也自称「王」：这与西羌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以「（戎）余众皆反旧为酋豪」来做解释。事实上，分裂性结构是许多游牧社会的特色，这与当地的经济生态与人群亲属关系都有密切的关联，并不是轻易可以变来变去的。
部分西方学者倾向于将「戎」视为具某种血统，或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因此努力将戎与现代某种族或语族的人群联系起来。如 Friedrich Hirth认为戎与突厥族（Turkish）有关：Wolfram Eberhard则认为他们是先藏族（Droto-Tibetan）【10】。在这种学术传统下，E．G．Pulleyblank则将戎，以及华夏化之前的姬姓与姜姓之族，都当作是藏缅语族Tibeto-Burmans的一支，如此也将戎、姜、羌联系在一起【11】。这种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藏缅语族」是现代语言学家的概念：是以语言学上某些客观特征的相似性来划分的人群范畴。这个人群范畴，与以主观认同来凝聚的民族没有绝对的关联。其次，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戎人说的是与现代藏缅诏有关的语言。甚至于，我们很难说戎人的语言与古汉语究竟有何差别。
《左传》中有一段记载，叙述姜戎氏首领对晋人说的话：「我诸戎语言饮食不与华同」。这段史料经常被学者引来证明，戎人的语言、文化与华夏不同是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基于我在羌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经验，我对这结论不那么有信心。理由是，在族群认同上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客观异同（语言学者的判准），而是语言的主观异同（土著的认知）。臀如，对语言学家来说，黑水藏族与茂汶羌族说的都是藏缅语族羌语支中的羌语，两者只有方言上的差别。但许多茂汶羌族认为黑水人也是羌族，所以他们觉得黑水人说的话与他们「差不多」。但是，当许多黑水人自认为是藏族，与东边的羌族没有关联时，便认为羌族的话他们听不懂。同样的道理，当姜戎氏说他们的语言与华夏不同时，他只表达了与华夏不同的认同：我们并不知道究竟他们与华夏在语言上的差别有多大。语言的客观同异，在族群认同上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而且，语言是一种经常在学习、假借与遗忘中的动态经验。因此，即使我们知道戎人与羌人说的是那种语言，也不能解答他们在族群认同与族源上的关联。
更重要的是，在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说明，由春秋战国到汉代「戎」与「羌」都是华夏对非我族类的称号。随着华夏本身族群意识的发展与变迁，「戎」与「羌」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指称的人群范围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不同时代的戎或羌，以及不同地域的戎或羌，都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或在体质上有相当的差异。
三、战国文献中的氐羌
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也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就在这时，「氐羌」出现在中国文献之中。除了前述《诗经·商颂》中所记载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外，《逸周书·王会》中也记载，一个远方异族「氐羌」以鸾鸟来向周王进献。在写成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一个远方异族「氐羌」的记载：他们被掳后不担心被关进牢里，只担心死了尸体得不到火葬。同书中另一个记载则说，西方有些「无君」（不统于国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习俗的氐羌，也见于《荀子》一书中。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墨子》之书中，但这个火葬人群被认为是在秦之西的义渠，而非氐羌。《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氏羌又成为一个人名。
以上这些先秦文献，不同的篇章可能成于不同人之手，或成于不同时代。《商颂》写成于战国，争论较少。《逸周书·王会》中有义渠、楼烦、渠叟、匈奴、长沙等较晚的民族与地名概念出现，因此不会早于战国。同样的理由，《山海经·海内经》也不早于战国。《苟子·大略》篇，成于苟子的学生或汉代学者之手。《吕氏春秋》则毫无疑问成于战国末期。以上部分文献的完成年代可能还有争论，但所有这些作品大致能代表战国时人的思想。
这些作品的性质，以及有关「氐羌」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探索当时人的「氐羌」概念内涵。在《吕氏春秋》、《逸周书·王会》与《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关氐羌的记载都混杂着传说、神话。如《逸周书·王会》中，记载许多远方国家带来珍奇土产献给周王：其中许多国家与动物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山海经》更不待说，以其荒诞神奇的内容著称。出现在《逸周书·王会》中的一些传说国名与动物，部分也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在《吕氏春秋》中，氐羌也与许多传说国家或人物如饕餮、穷奇等一起出现。《吕氏春秋》与另一些著作，如《苟子》、《墨子》又有一共同特质：它们都出于战国思想家之手。我们知道，这些思想家经常只是借用些传说或典故来发挥其学说，所述却不一定是过去或当代的事实。这些作品中所提到的火葬氐羌，或无君的氐羌，都有如此的不确定性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记载当代及过去人事的战国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其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另外，在所有这些载有氐羌的先秦文献中，氐羌的确切分布地域都不清楚。在《吕氏春秋》、《苟子》，《逸周书》中，我们也只知道「氐羌」是指某西方人群。这也说明，战国时「氐羌」并非指某一与华夏经常有往来接触的异族。
总之，在战国时氐羌或出现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的作品中，主要指传说中的某西方异族。因此，当时「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称，亦非华夏对某一常有接触的异族人群的称号。战国时期的东方华夏对于秦以西的世界认识极少。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来成为华夏，并与东方诸夏争雄。相对的，他们在西方的进展很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带的冀戎与邽戎，将这儿变成秦的郡县。过了三百年之后（公元前四世纪），秦人才灭了獂戎，将势力推进到渭水上游，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县一带。到了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征服义渠戎，将洮河、大夏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四、秦与西汉时的羌与氐
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与汉帝国时期。这时中国是在一个政治统一，疆域与族群认同扩张的时期。在西方，中国官员、军队，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式的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栘到任何可以开垦种植的地方。同时，由于对西方人的认识愈来愈多，「戎」已不适于用来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称不同的人群。
秦征服义渠之后，在新获得的西到永靖、东到陇山的地方建立陇西郡。公元前二世纪时的汉代陇西郡有氐道与羌道。《汉书》中记载，公元前187年武都道与羌道发生严重地震。《后汉书》中也记录，在汉景帝时（公元前156—141年），汉朝政府将土著首领「留何」所率的一族人迁到狄道、安故，与临洮、氐道、羌道县。但是「氐道」与「羌道」只是地名概念；在西汉初年，羌作为异族的概念还是很模糊。这一点，我们从《史记》中可以得到证明。
《史记》中的羌
《史记》大约成书于公元前90年左右：据作者司马迁称，这部史书对当代的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因此《史记》中有关羌的记载，可以代表西汉前期学者对于历史上与当代西方地理与人群的概念。今本《史记》中提到「羌」之处不少，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我们可将之分为两类。第一类有关「羌」的记载，表达一种历中的或地理的概念。
（五帝本纪）：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禹之功。
〈周本纪〉：式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髦、微、炉、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申，南至此向户，北据河为塞.
〈六国年表〉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
〈匈奴列传〉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货殖列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申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
第二类有关「羌」的记载，是指当代的、与汉人接触的西方异族。
〈汉兴已来将相名臣年表〉：（神爵元年）后将军充国击羌，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
〈平准书〉：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
〈李将军列传〉：（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尔。
〈匈奴列传〉：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
〈卫将军骠骑列传〉：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示伐胡。
〈平津侯主父列传〉：（严安文）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
〈淮南衡山列传〉：（伍被曰）南越宾服，羌僰入献，南瓯入降。
〈大宛列传〉：（张骞曰）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
〈龟策列传〉：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
乍看来，似乎《史记》中关于羌的记载不少。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记》与其原始版本有些差距。首先，有些篇章早已散失，目前所见的是后代学者所补。其次，《史记》中对西汉的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但今本《史记》部分篇章中出现在这年代之后的记事，或甚至有司马迁死后才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后汉班固所著的《汉书》记录了整个西汉时期的史事，因此对于发生在公元前122年之后的西汉史事，《汉书》自然比《史记》记载完整。后世学者为了记事完整，便以《汉书》的相关内容来补《史记》的不足。以上《史记》中提到「羌」的文字，部分便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入《史记》之中。
譬如，〈汉兴已来将相名臣年表〉、〈龟策列传〉早已失传，现有篇章为后世学者所补。而且，前者中提及有关羌的史事发生在司马迁身后，也证明非出于司马迁之手。〈平准书〉与〈大宛列传〉在《汉书》中都有类似的篇章。崔述与梁启超都认为，《汉书》中这一部分的内容，被用来补入《史记》的〈平准书〉与〈大宛列传〉中。〈平准书〉中所言「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是发生在公元前112年的事：这也超出了《史记》记事截止的年代.
〈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关羌的内容，出现在该文所引严安的文章中。五世纪注释家裴驷引徐广之说，指出当时《史记》别的版本中并没有严安这篇文章。《汉书》与《史记》的一个不同之处，便是前者常引个别人物的长文在相关篇章中。因此非常可能〈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关羌的内容（严安之文）是由汉书中补入。
《史记》记事截止的年代，是我们判断该书中某段文字是否为《史记》原文的重要依据。崔述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说法，认为《史记》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梁启超也同意这看法。崔述又指出，汉书中某些内容被用来补入相关的《史记》篇章中：这些篇章中的一部分，即包括前述〈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平津侯主父列传〉。更有趣的是，在这些《史记》篇章里，羌都出现在最后段落中，也就是崔述等认为不是《史记》原文的部分。另外，〈淮南衡山列传〉中有关羌的记事，正发生在公元前122年（淮南王谋反），但该文所引伍被之言「南越宾服，羌焚入献，南瓯入降」数语，似乎是公元前111—110年左右的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有以上这些《史记》中有问题的篇章，与前面所述同书有关当代的、与汉人接触的西方异族「羌」的记载（第二类），几乎完全重迭。除去这些有问题的数据外，剩下的只是第一类中的〈五帝本纪〉、〈周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匈奴列传〉、〈货殖列传〉等。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这一类中的氐羌、羌中、西羌、羌等词汇或代表着地理概念，或代表历史上的人群概念，而非当代的异族。也就是说，在《史记》中司马迁可能根本没有提及一个当代的、称为羌的西方异族。
这并不是说，在《史记》的写作时代汉代中国人没有「羌」这样的异族概念。而是，在公元前122年之前，汉人对于除「秦人」之外的西方人群认识较少：汉人与陇西，河西与河湟地区非华夏人群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此产生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122年之后。因此，在西汉前期「羌」这样的异族概念较不明确、不普遍。但由于西汉初已有羌道、氐道等地名，而且，《史记》中称接近氐道的白马地区土著为「氐」，这都说明汉代中国人可能曾称洮河、白龙江流域的部分土著人群为「羌」。只是，由于在西汉前期，尤其是汉武帝在位的时期，中国势力向西迅速扩展，原处华夏边缘的陇西地区人群也很快的「华夏化」，使得「羌」这个异族概念向西漂移。
五、「羌」地理人群概念的向西漂移
《史记》中有一个地理名称，荒中。但是，从《史记》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很难知道羌中的确切地理位置，只知大约在陇西，临洮附近，或在更西的地方。在《汉书·地理志》中，羌中的位置较明确，而且不止一处有羌中之称。
首先，最早的羌中应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桓水（白龙江）发源于蜀山（岷山）西南流过羌中。还有，洮水（洮河）发源于西羌中。由这两个例子可见，「羌中」指的是洮河到白龙江之间。其次，前汉时的「无道」是在白龙江流域的武都西北，东与氐道相邻：这个羌道的位置也证明羌中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秦的领域「西至临洮、羌中」：当时秦的势力尚未及河西与河湟，因此这羌中应还是指洮河与白龙江一带（见图九）。
在西汉中国的势力达到甘肃河西走廊时，羌中这地理概念便向西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在《汉书·地理志》中，河西张掖郡有羌谷水（黑河），发源于「羌中」，东北流入居延海。酒泉郡的呼蚕水（北大河）发源于「南羌中」，东北流至会水入羌谷。敦煌郡的南籍端水（疏勒河）与氐置水（党河）都源出于「南羌中」。这四条河都发源于今日的祁连山脉向北流；如果祁连山一带称南羌中，那么此「羌中」当然是指祁连山脉以北河西走廊一带，而不会是以南的青海河湟地区。上述数据中，南北流经张掖郡的河为「羌谷水」，以及呼蚕水流入「羌谷」，这些也都说明张掖、酒泉一带在这时被称作羌中。
汉武帝时，张迁从大夏归国，他原来试图通过但终于失败的路线便是，沿南山（祁连山）经羌中东行。这也证明当时的羌中是在河西一带。《汉书·赵充国传》中有一段关于匈奴史臣在羌中活动的报告，称「疑匈奴使已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寨，南抵属国」。这个匈奴使臣在「羌中」的活动路线，据顾颉刚考证，就是经由居延海（沙阴）西南行到新疆的罗布卓尔（盐泽，即蒲昌海），回经长城（长坑），由张掖北的穷石山（穷水寨）转回张掖属国（属国）。这个地域还是在河西走廊，或包括西域的东部。
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汉竹木简册，是当时汉人在此活动留下的官私文书纪录。这些简册，直接反映了当地汉人的生活与观念。居延汉简中的一份官方文件，内容为一道命令，指示当地主事官员，如果属下官吏被「羌人」杀了，抚恤他们的家属葬钱三万【12】。另一件，看来是某人写给他的恩人（可能是当地长官）的信函，其中部分内容是说，因贫困被带到「羌中」安置多年，不知该如何报答大恩大德【13】。这两件汉简的书写年代，约当汉宣帝神爵年间（公元前61-58年）。它们的内容明白显示在西汉中晚期，河西地区张掖郡的汉人称当地为「羌中」，称当地的土著为「羌大」。这种将河西张掖一带当作羌中的概念，大约从武帝拓疆至河西走廊时便逐渐形成。
汉代中国人与青海河湟地区人群的接触较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汉景帝时研种羌人首领留何降汉，请求替中国守陇西郡。于是，他与族人被中国安置在临洮、羌道一带。这个记载只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在成书较早的《史记》、《汉书》中都无此记录，因此其可靠性可以存疑。再者，由临洮、羌道等地名来看，他们可能是陇西洮河流域附近被称作羌的土著。《后汉书·西羌传》中说，研（人名）很豪健，因此「羌中」的人称他的后代为研种。前面我们曾提及，西汉时「羌中」地理位置之一便是洮河流域。《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公元前112年，西羌十万人造反，与匈奴相勾结攻打安故、枹罕。安故、枹罕在今洮河、大夏河流域，由地理位置来看，这里所谓的「西羌」可能还是陇西郡西部的土著，并非河湟人群【14】。
到了汉昭帝（公元前86-74年）与宣帝（公元前73-49年）的时期，汉人的势力进入河湟地区，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才扩及河湟。汉昭帝时中国积极向湟水河谷移民，此举引起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的冲突。宣帝时，中国将领赵充国，辛武贤等人与河湟羌人的战争，在《汉书·赵充国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这时开始，汉代中国的势力才深入河湟地区，汉人也由此对河湟土著有较多的了解。
由《汉书》中我们知道，最早河湟土著与汉接触时他们被称为「西羌」，有时也被称为「南羌」。这显然是因为，如果我们将洮河流域当作「羌中」，则西方的河湟人群为「西羌」；如以河西地区为「羌中」，则南方的河湟人群为「南无」。但是，在《汉书》中陇西羌人从来不被称为「东羌」【15】，河西羌人也未被称为「北羌」。这也说明「羌中」并不是一个包括陇西西部、河西，河湟的地理概念，而是，在西汉时，无中与羌人这样的地理人群概念有一个漂移的过程。它首先出现在汉初或秦时，指洮河流域到白龙江一带的地域与人群，然后随着中国势力的向西发展，先指河西走廊张掖一带，然后又扩及河湟地区与当地人群。
东汉时，河湟羌人与汉帝国之间有长期、血腥的战争。中国的陇西、关中地区都受到极严重的摧残，河湟羌人更受到残酷的屠杀。这个历史事件造成深刻的历史记忆，使得河湟地区人群成为「羌人」的代表。相反的，陇西与河西的许多非华夏土著都逐渐华夏化了：他们原为「羌人」的记忆逐渐被华夏与他们自己淡忘。在河湟羌人的「叛乱」时期，陇西与河西的华夏在战场上有卓越的表现。传统上中国人认为，这是因为边疆地区的人南与异族接触，故民风骠悍，习武成风【16】。但是，我认为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某些华夏边缘人群进入华夏后，因仍有族群认同危机（深伯受华夏歧视），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对「异族」的敌意来宣称本身的华夏认同。
由后汉到魏晋时期，华夏心目中羌的概念更远至新疆的天山南路。历史文献记载，阳关之西有蜡羌、赤水羌【17】。魏晋时期，婼羌之西沿昆仑山脉至帕米尔更出现许多羌人族群，如黄牛羌、白马羌、葱茈羌等【18】。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沙雅遗址发现一印，印文为「汉归义羌长印」【19】。这些资料说明，「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在东汉及魏晋时期仍在向西漂移。但无论如何，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一羌概念已失去主流位置；河湟土著成了羌人的代表，而且在东汉魏晋时期汉人心目中的羌人概念由河湟向西南延伸。
六、「羌」地理人群概念往西南漂移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还分布在汉代中国的西南边界上。该书称，羌人之祖无弋爱剑的一个孙子，印，畏惧秦人的兵威，率其族人向南迁徙，而后子孙分成许多不同的族群，与河湟羌人没有来往。印的子孙为：由北至南，靠近武都的参狼羌，广汉的白马羌，越巂郡西的旄牛羌。同书还记载，在公元94-108年之间（东汉和帝与安帝在位时），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纷纷来向中国请求内属【20】。
在前汉，除了武都有羌道之外，西南地区并没有被称作羌的地域与人群。譬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南方人群都被称作夷，冉驰东北以白马为首的人群则又称为氐。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这一部分沿袭《史记》，也是没有称羌的人群。但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则称武都有氐也有羌。《后汉书·西羌传》中称西方、西南的人群为无如上述。但在同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白马被称作氐，其它西南土著，包括大烊与旄牛部，则被称作夷：冉驰地区则有六夷、七羌、九氐。由这些史料可见，在西汉时除武都附近一些人群被称为羌之外，其它西南地区人群还没有被中国人称为「羌」。当时汉人对西南土著最普遍的称法为夷，并称甘肃南部武都、文县与四川松潘一带的人群为氐。西汉时的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都在涪江与岷江上游，这说明西汉时人曾认为此地为氐人所居。因此，《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白马羌、旄牛羌，以及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都是后来才出现的「羌人」概念；汉人在长期接触西南夷之后，以「羌」来称呼在此之西他们所知甚少的土著人群。
中国历史学者常争辩氐、羌是否为一个民族，或白马是羌还是氐人。事实上，氐、羌、夷都是汉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族群自称。因此这是汉人与边缘人群的互动，以及汉人对边缘人群的认知与分类的问题，而非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某一羌人祖先（印）的后代，由于一代代的生养、分支、迁徙造成整个西南地区的羌人分布。一个族群是由一些有「共同祖源」的人群组成，这是一种人们对「族群」的误解。这种误解，使得许多现代民族史学者努力追溯某些族群的共同起源，也曾使得《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以「无弋爰剑的后代」，将从青海河湟到云南北部的一些「羌」联系在一起。
七、华夏西部边缘的漂移与确立
在商代，商人曾称西方人群，或西方某一人群为羌。羌是商人的异族概念，所以在商亡之后，羌这个概念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商末，戎起初可能指渭水流域善战、好战的人群，包括姜与姬。在周克商之后，以姬姓周人为首的人群开始东方化，相对的，未东方化的逐渐被视为异族或野蛮人。因此「戎」逐渐成为西方或北方异族的代名词。在公元前771年之后，华夏与戎的界线完全确立。在秦人与受其征服的戎人都成为华夏时，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界需要被重新定义。这个新的族群边界被称作「氐羌」：商代文献中的「以羌」，在战国时可能被误为氐羌，用来指传说中的西方民族。稍后，当华夏认识陇山以西的人群时，他们称天水到洮河、白龙江一带的人为氐与羌，氐在东而羌在西。这个过程大约完成在秦与汉初。
当汉代中国的势力逐渐扩张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青海地区的河湟，以及西南夷之外的西方地区，并与当地人群有往来接触时，原来被称作戎、氐羌或羌的西方边缘人群不断融入华夏，于是汉人心目中「羌」的概念也向西漂移。陇西是一个出发点，汉人心目中羌的概念由此向三个方向扩张。往西北，在西汉中期「羌中」这地理概念由陇西栘往河西走廊。往西方，西汉中晚期之后羌人逐渐成为河湟土著的代名词。在西南方面，汉人心目中的氐由甘肃南部扩及四川北部，荒的概念则沿汉代西疆南移。终于，在《后汉书·西羌传》的写作时代，大约是汉末魏晋时期，所有在广汉、蜀、越岭郡之西的人群都成为羌。
如果我们将汉代的河湟羌、参狼羌、白马羌，大烊夷种、龙桥、薄申等羌与旄牛羌，由北至南连成一道线，这条线便是汉代以「羌」的异族概念来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界。由商代到东汉，这条线由豫西、晋南逐步西栘，所过之处的人群都成了华夏。终于在汉末魏晋时它移到青藏高原的东缘（见图十）。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说明河湟地区的游牧化过程，这过程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已完成。显然，河湟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难以用农业手段来利用它。中国文献中称，中国亟欲控制此地区完全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非经济动机：他们恐怕匈奴与西方甚至西南的异族联系起来。在这地区，河湟土著只能赖移动、分裂性政治结构，平等自主的社会原则来求生存。这样的社会，与以定居、中央化政治权威、阶层化社会的中国适成对比。中国难以将这儿的人变成华夏，这儿的人也无法接受中国式的农业、社会结构与中国式的政治管辖。所有青藏高原边缘的人群，无论是游牧的、或是在山上过着混合经济生活的都有类似的情形。于是，华夏与非华夏的族群边界便沿着河湟与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并维持至今。
注释：
【1】虽然罗振玉曾将此字释为「羊」，但孙抬让、董作宾、商承祚、陈梦家与白川静等都认为这个字应作「羌」。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东方学会，1927：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27-28；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册十二，3737-52。
【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281）：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77-80：白川静，《羌族考》甲骨全文学论丛第九册（自印，1958），45；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译（台北：鼎文书局，1975），404、423。
【3】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80：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118。
【4】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102-3.
【5】王明珂，〈什么是民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1008-14、1022.
【6】原文部分为：（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7】屈万里，《先奏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322。
【8】 同前，335。
【9】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3．7（1942）：10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280。
【10】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184-88; Wolfram Eberhard， 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olker Chinas， supplement， ToungPao 36 （1942）.
【11】E.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419-21 。
【12】原文为： 「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67．19：乙202），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居延漠简甲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191.
【13】原文为：「贫入收录置羌中数年，无以报厚恩」（495．4A：甲1862A），《居延汉简甲乙编》（下），253。
【14】《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将这场战役变成汉与河湟先零羌的冲突，并将战场移至今居，事实上是将此役与公元前93年左右的一场汉与先零羌的战争相混所致。公元前93年左右的汉羌战争，见《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69／39。
【15】经过东汉两次严重的羌乱，大量羌人向东流窜入陇西、关中之后才开始有「东羌」之名。
【16】见《汉书·地理志》28b／8b：「天水、陇西…及安定、此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17】《汉书·西域传》96／66。
【18】《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30，斐松之注引《魏略》。
【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8-19。此印也有可能是属于由他处来此担任边防任务的羌人首领所有。
【20】《后汉书·西羌传》8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