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两大高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这就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这两大高原都是当今世界上地学科学研究的热点地区。但两大高原成为热点地区的时间有很大不同。青藏高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成为我国和世界地学科学家们研究的热点，而黄土高原在此之前的很长时期里，一直是国内外地学科学家们研究的热点。在黄土高原的研究中，出现了几个成为热点的争论问题，这是青藏高原研究中所没有的。这样的对比，可以说明黄土高原研究是非常重要和令人感兴趣的。
在黄土高原研究中，有两大问题讨论得最为热烈。一个是关于黄土高原的成因，另一个就是关于黄土高原的原始自然植被和环境的变化。
早在19世纪60年代，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Von Lichthofen（我国传统译为李希霍芬）对黄土高原的一些地区进行了考察。黄土高原的厚厚的颗粒均匀且面积广大的黄土沉积，以及黄土高原的独特地形和自然景观，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在其名著《China》一书中，对黄土高原进行了较多的讨论。他被认为是对黄土高原进行科学研究的最早的一名科学家。其中，他特别对黄土高原的原始天然植被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厚层的黄土上不能生长树木，其原始天然植被应当是草原。
此后，国内外学者对黄土高原研究的兴趣在很长时期里集中在黄土高原的成因上。风成说，水成说，曾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论争。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的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极力主张风成说。他因在20世纪早期撰写了一系列论著阐述了黄土高原的风成说，而成为著名科学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甚至将近一个世纪的争论，近年我国学者通过对华北地区冬春季节寒潮出现之时高空尘土取样研究，得出的结果表明其成分和黄土高原黄土成分相同，为黄土高原风成说提供有力证据。风成说现在已占据牢固地位，尽管现在还有人对风成说提出某些补充和修正。
关于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的讨论，要比黄土高原成因的讨论还要有意思和有意义。
在李希霍芬阐述了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为草原这一观点之后，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黄土高原上的原始天然植被应为草原，持与李希霍芬相同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黄河治理工作的需要，开展了对黄土高原的多学科研究。其中不少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黄土高原植被进行研究。有的研究现代植被，有的研究地质时期植被。这些研究者们，或由于学科不同，或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对黄土高原的原始天然植被得出大相径庭的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黄土高原的原始天然植被为森林，有的认为是草原，有的则认为是森林草原。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撰写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历史地理论著。在20世纪50年代，史先生想国家之所想，自觉投身到黄土高原研究的伟大事业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黄土高原，开创了黄土高原历史植被的研究。在国内外诸多权威和学者有关黄土高原天然植被以“草原论”观点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史念海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与之不同的观点，阐述了黄土高原在古代曾经有过森林。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黄土高原研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20世纪70年代，他已过花甲之年，还坚持在黄土高原进行广泛的野外考察。在晋西北、陕北和陇东地形崎岖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茫茫的毛乌素沙漠，在长城内外，都留下了先生的足迹。经过广泛野外考察和从大量历史文献中对有关植被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史先生更加坚定了他的关于黄土高原曾经有过森林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先生撰写了一系列论著，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见解。在科学上要冲破旧的传统或观念，提出新的见解，是需要敏锐的观察，执著的追求和探索的。史先生正是这样，对前人的观点，对权威的观点，不盲从，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更令人敬佩的是，先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见解进行探索，充实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大量有关黄土高原历史植被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著，其中以《河山集》为名的著作集就有七部之多。先生这种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堪为后来者楷模。
关于古代黄土高原的森林问题，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认识。最初，我受黄土高原无林论这一观点的影响，看到黄土高原的许多地区没有树木，光秃秃的苍茫一片，也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原始天然植被应是草原，对黄土高原的黄土原上曾有乔木和森林表示怀疑。后来通过进行更广泛的野外考察和深入仔细的研究，逐渐改变了我的看法，并对史先生所阐述的古代黄土高原有面积较广大的森林这一结论确信不疑。古代文献、花粉与古环境研究、考古发现的事实以及黄土高原的现实情况，都充分说明古代黄土高原森林的分布，比今天广泛得多。历史文献记载表明，不仅黄土高原的山地和河谷有树木和森林生长，就是由厚层黄土形成的黄土原上，也有树木和森林生长。黄土原上生长的树木有乔木和灌木。乔木主要为栎属树种和桑树。灌木主要有榛、酸枣、荆条、枸杞、扁核木等，表明这里在植被地带上应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对全新世时期黄土地层的花粉分析表明，虽然其中草本植物的花粉占有很大比例，但也含有一定数量的树木花粉，说明在人类历史早期，黄土原之上的确有树木生长。而且据研究，黄土的物理化学特点使得木本植物花粉容易受到破坏而不易保存，因此，历史早期黄土原上乔木在植被构成中的地位，要比其在今天所分析得出的乔木花粉在整个花粉中的比例有着更重要的地位。文献记载古代黄土高原地区的山地，森林分布也比今天广泛得多。如今天陕北地区的山地，森林面积极少，但古代陕北地区的山地，却有很多森林分布。我国古代的地理著作《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陕北的白于山“上多松柏，下多栎檀”。白于山现在的植被为灌丛草原，已无森林。文献记载还表明，陕北的横山山地，直到唐宋时期还有较多森林分布。可能有的研究者对这些古代记载表示怀疑，但著名的统万城的存在却是一个实在的事实。统万城建于公元5世纪初，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城市，为迁住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所建，他想以此城作为统一全国的政治中心，统一万邦，故名统万。这座大城的建造，无疑需要很多栋梁之材。我国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后半期于古城的废墟中还发现许多巨材大木。统万城位于陕北靖边县北部，这里不毗邻大河，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要从远方把大量巨材大木运到这里，根本不可能。只能有一种解决途径，那就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白于山和横山取材。在隋唐时期的延安地区，有“丰林县”这一县名，足证这里森林还是很多的。花粉与古环境研究表明，在全新世中期，即中华民族历史的早期，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要比今天优越。在陕北长城沿线的黄土地层中，不仅有全新世中期的黑土层，而且还有更晚时期的黑土层，如有两千多年前的黑土层。近年在对内蒙古中部的岱海、黄旗海以及大青山中部地段的花粉研究表明，在全新世中期，这里曾是森林草原植被，乔木在植被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许多新石器考古遗址申，发现古人类采集的若干树木的果实遗存。还有，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庆阳的新石器遗址申发现大量稻粒，这是迄今在我国新石器遗址发现有稻粒遗存的最北的一个遗址。这些事实说明，在历史早期，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今天优越得多，森林带和森林草原带的北界，比今天大大偏北。在这样的气候环境背景下，古代黄土高原有广泛森林分布当不足为怪。相比之下，史先生的研究和结论，更具有超前性。黄土高原的现代植被情况也为其在历史早期曾有较广泛森林分布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在陕北神木县的北部，今天仍还残存着面积较大的松林。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延安地区的南泥湾和安塞等地区，还生长有大面积的森林（灌木林可能要占很大面积）。还有，今天黄土高原地区的许多地方，仍可见到黄土原上和黄土地形上有树木生长。如在关中地区和晋西地区的黄土原上，可以见到树木咸片生长。甚至在陕北、陇东和宁夏南部地区的黄土原上偶尔也能见到有零星乔木生长。笔者在晋西北的吕梁地区考察，了解到在19世纪后半期，吕梁地区的临县、兴县还有很大面积的森林，有来自四川和南方其他地区的人来这里砍伐树木开山种田。而吕梁地区在古代也曾有面积广大的森林，唐代这里向朝廷进贡的物品还有豹皮等。古代黄土高原地区虎豹等动物很多。
为什么关于黄土高原天然植被的观点存在着分歧呢?这是由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申，黄土高原的原始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很大破坏，今天所见到的黄土高原上的植被，远不能反映真正的原始天然植被的面貌。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人类活动历史悠久。黄土原的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适宜于进行农业种植。在漫长历史时期的农业开发过程中，黄土原上的原始天然植被无疑会受到人类的严重破坏。因而，通过研究现代植被来复原其原始天然植被的面貌，也无疑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史先生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和自然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
以黄土高原的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研究为开端，史先生进而涉及了黄土高原的广泛的历史地理问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成绩斐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先生的研究为我们回答了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今天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形是怎么形成和什么时候形成的?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严重吗?古代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样?这些问题不仅是令人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也是关系到黄河治理的战略方向或方略的大问题。
黄河在我国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灾害频繁，历史上一直是中华民族之患，现在也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值得指出的是，在黄河的治理上，曾经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黄河治理应以工程措施为主，即在黄河干流和各级支流上建造水库，在沟谷中建造淤地坝，以及建造梯田等；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生物措施为主，在黄土高原上植树造林进行绿化。这两种观点都和黄土高原植被有关。持前一观点的人们，认为黄土高原的原始天然植被是草原，在这里植树造林不可行，或认为黄河自古多泥沙，古代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就很严重，即使在黄土高原植树造林，对减轻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也不会起很大作用。
史先生的研究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古代良好的天然植被覆盖使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相对较轻，古代黄土高原河流含沙量较少，因而，古代黄河的含沙量也比今天少得多，是历史时期人类的农业开发导致了黄土高原天然植被的破坏，进而导致土壤侵蚀的加剧和黄河含沙量的增加。这一结论对于黄土高原和黄河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今天，黄土高原的许多水土保持试验站的实验充分表明，良好的植被覆盖，可以大大减轻土壤的侵蚀。笔者也曾参观过黄土高原的一些小流域治理比较成功的典型，看到那里水清坡绿的景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陕北黄龙地区考察，看到这里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封山育林，形成一片连绵的面积广大的森林，覆盖着山地和黄土丘陵，郁郁葱葱。植被条件的改善，使这里的土壤侵蚀已大为减轻，黄龙县以及周围诸多县的河流含沙量已大为减少，有的河流已经变清，甚至在下暴雨的情况下，河流也是清的。再如，1987年笔者在晋西北吕梁地区的兴县，与一曾任中学教师的老者座谈调查。据告，在老者少年时，流过兴县县城的蔚汾河，河水比现在含沙量小，水中可以洗澡，每到夏季，去河中洗澡者很多，而现在含沙量很高，已无人在里面洗澡。含沙量增加的原因。就是人类破坏植被的结果。兴县与其东面的岚县之间的分水岭，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树木茂密，那里居民点距离分水岭还很远。在笔者调查时，兴县一侧的居民点，已逼近分水岭；分水岭的山顶上已没有任何树木，连灌木也没有，而一片片耕地，已散布在分水岭的顶部山坡。这些事实都是对史先生论点的很好证明。再从历史上看，有很多事实说明，在东汉以后至唐代，黄河的确存在一个含沙量相对减少、下游相对安流的时期。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仍有人坚持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是自然过程，与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没有关系，古代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一直是很严重的，历史上黄河下游的决溢灾害一直是很频繁的，不存在所谓黄河安流时期。这样一种说法，只能说其对黄土高原的历史地理认识很肤浅，对黄河历史研究很肤浅。长江的情况和黄河的情况可以很好地印证。历史上长江水是很清的。据一些长期研究长江的年老的水利工作者介绍，40多午前，长江的舍沙量也比现在小得多。今天的长江水，非常浑浊，已比50年代时的含沙量大得多。至于历史时期，长江含沙量还要少，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潴青沙白鸟飞回”的名句，就是长江含沙量小的很好写照。笔者在江西、四川等江南的一些红土丘陵区看到，一旦天然植被破坏，土壤侵蚀也很严重，河水也变得浑浊。更何况，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要比长江流域脆弱得多，更容易受到人类的破坏。还有的研究者不同意古代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相对较轻的观点，其理由是，面积广大的华北大平原的形成就是黄河在从地质历史时期就一直含沙量很高的有力证据。如果黄河含沙量在古代很少，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华北大平原。这又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尽管古代黄河含沙量很小，但年代漫长，“积沙成山”，形成华北大平原，是不难理解的。长江在古代含沙量比黄河更小，也同样形成了面积很大的长江三角洲，含沙量很小的珠江也在它的河口形成面积很大的三角洲。当然，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使古代黄河及其支流的含沙量要比长江、珠江及南方其他河流高得多。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注意到这一情况。如《管子•水地》篇，就记载了“秦地水泔”。“泔”即浑浊的意思，表明那里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侵蚀，要比其他地区严重些。尽管如此，古代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要比近现代轻得多。
史先生从研究黄土高原的历史植被到研究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进而研究黄土高原地形的变化。今天的黄土高原，有很大部分面积是地形破碎、沟壑纵横的丘陵沟壑区。是否古代黄土高原的地形就是如此破碎和崎岖?史先生的研究，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史先生的研究表明，在古代，黄土高原有许多面积广大而平坦的地面，称为“原”，如周原、董志原等。这些面积广大的大原，在历史时期，由于沟壑的发育，被逐渐分割为若干面积较小的原，进而变成沟壑纵横的破碎地形。史先生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得出的这一结论，与我国著名地貌学家罗来兴先生从地貌学角度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罗来兴先生研究得出的关于黄土高原地形发育的模式是，黄土原经流水侵蚀形成的冲沟分割，形成长条形的黄土梁，后者再被侵蚀分割形成馒头形的黄土峁，即所谓“原—梁—峁”的发育模式。两位学者研究的结论相同，这不是偶然的，尽管学科不同，研究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但他们揭示的是同一个自然过程，同一个真理。史先生则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具体的黄土原土壤侵蚀沟谷发展的过程，给出了精确的时间概念。这就是历史地理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史先生的研究还揭示了黄河中游的干流段在历史时期也有明显的下切，而且还求出下切的量值，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的定量研究。这些研究，对科学以及国民经济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史先生在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还在史料的发掘方面作出极大贡献。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史料利用方面开拓视野，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甚至许多非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人员也获益匪浅。虽然运用历史文献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所运用的历史文献通常限于那些被作为正史的文献。而史先生除了从正史的诸多文献中发掘出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还广泛发掘正史以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其中包括发掘历史上的散文以及诸如《诗经》和一些写实主义的诗文中的有价值史料，在史料的发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历史地理研究者树立了很好的典范。由于史先生在史料方面所下功夫极深，因此，先生的文章史料极为丰富，运用极为娴熟。这也是先生文章的特点。史料发掘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工作。史先生的史料发掘工作，不仅为他自己的立论建立了扎实的基础，还为后人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除了重视史料工作外，史先生还特别重视野外考察和调查访问。在野外的考察和访问调查过程中，史先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还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认识。
史先生不仅阐明了古代黄土高原有面积较广大的森林，也阐述了古代黄土高原还有广泛分布的草原。他的这一观点，在他和曹尔琴、朱士光合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中，阐述得比较清楚。史先生的这些阐述，为正确认识古代黄土高原的原始天然植被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因此，全面理解史先生的著作，是正确认识黄土高原历史植被的前提和基础。任何断章取义的理解或片面理解史先生的著作，都可能导致对先生著作的曲解或误解。
有的研究者认为，古代的记载有很多是靠不住的，是不严格、不科学的。还有的作者认为，利用《诗经》等诗文来研究古代环境更是靠不住，甚至认为利用历史文献进行黄土高原古代植被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可信的。这种认识是极为错误的。的确，古代的人们没有受过像今天那样的系统教育和严格训练，对于自然景观的描述不可能像今天从事专业研究的训练有素的专家那样具有严格性和准确性（实际上，这种“严格性和准确性”也是相对的，不用说再过几百年以后的人们，就是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几十年前的地理学家们对自然现象的描述，也认为是不科学的；对于描述性的地理著作，普遍地有不屑一顾的情绪，认为只有模式、公式、数据才是科学的），但是，对古代文献抱有偏见或者说抱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们，他们恰恰忘记了一点，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特别强调的，人们的认识是来自客观实际，不是凭空产生的。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描述，也必然是有一定的依据，不会无中生有，即使是文学作品中对自然环境的描述，也是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性的。如果古代黄土高原根本没有森林，没有树木，那么，古人在《诗经》等著作中的描述，也决不会凭空想像出树木和森林。还有，《诗经》这部我国古代的伟大诗歌总集，被很多人看作是文学作品。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诗经》虽然是诗歌的汇集，但诗只是表现形式，是一种文体，而不等于是纯文学。应当确切地说，《诗经》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和有关周代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许多诗篇，描写或记述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对周代的帝王或歌颂或讽刺，对将领出征的颂扬，都是与一定的历史事件有关系的。其中所记述的许多历史事件已被从地下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证实。《诗经》被史学研究者们用作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依据。《诗经》写作手法的特点是兴、比、赋，其中许多诗篇是借自然景象来进行兴、比、赋的，诗中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应当是属于写实主义的。《诗经》中所提到的植物有数十种。其中提到最多的树木是松柏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树木，有柞树、桑树、栲树等。生长在黄土原上的树木，提到最多的是桑树。这可能是和当时人们种桑养蚕、更重视桑树有关。从所记述的这些树种看，《诗经》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是真实的，写实性的。《诗经》中有的篇章对自然景色的描写非常生动。如《小雅•鹿鸣》篇申描写了成群的野鹿在草地上追逐吃草，草地上长着各种多汁的草本植物，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水草丰美的画面。《大雅•载芟》篇描写了砍伐黄土原上的树木并开辟耕地的情况。至于描写山地和谷地植被的，有很多篇，非常生动精彩。如《小雅•伐木》篇：“伐木咚咚，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描写了山谷申林木茂密、环境幽静的景象；《大雅•皇矣》篇，不仅描写了砍伐黄土原上的树木以开垦耕地的事实，还描写山地上生长茂盛的松柏和阔叶树。《诗经》中描写植被和自然景观的篇章还有不少，对于认识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和环境是极有价值的，应很好地研究和发掘其内涵的价值。
我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这是我国进行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的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很好地发掘和利用。历史文献可以和花粉分析以及碳14测年的现代测试手段互相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历史文献所含信息更丰富、更有价值。利用历史文献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长处，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
不可否认，有关黄土高原的历史植被和历史时期环境变化问题，还存在诸多不同见解和分歧意见。对此，一方面需要各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不同学科、不同观点，互相交流，虚心地互相学习和讨论。科学的东西，终归要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史先生关于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的研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将会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将自己的研究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是史先生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史先生很早就提出在黄土高原地区进行退耕还林还牧、种树种草的建议。现在，在黄土高原和黄河治理中，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不可互相排斥，而应互相结合。1998年夏季长江大洪水，更使人们认识到保护黄土高原植被和生态环境的重要。这一认识的取得，也是和史先生多年来对黄土高原历史植被和环境的不懈研究与不懈宣传有密切关系的。史先生功不可没。
植被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现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史先生是走在时代前面的研究者。他通过一个典型地区，即黄土高原这个人类活动历史悠久、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揭示了人类活动使自然植被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导致环境的巨大变化。史先生的研究所揭示的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对于黄土高原和黄河的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一研究更有着广泛的意义。
环境问题，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将是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我国的两大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仍将是21世纪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地区。黄土高原不仅仅是作为黄河的中游地区、作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区而受到人们的注意，它还将作为人们研究全球环境变化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典型地区而受到中外学者的注目。在世纪之交，出版史先生的这部论著，将会给21世纪的人们带来新的启迪。
王守春
1999年3月9日于北京中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