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述的黄河上中游，和当前一般说法所包括的范围略有不同。当前的说法是西起青海湖畔，东迄太行山上，南始秦岭，而北达阴山。这里所论述的却是根据唐代的地方区划，大体是指唐代的关内道、河东道和陇右道的东部。这里没有根据隋代的地方区划。隋代的地方区划最高的只是郡。在这一地区中设郡将及40个，不能一一备举，故以唐代3道为准。
唐代关内道南起今陕西省中部的秦岭，而北至于今内蒙古的阴山。关内道所属，有若干羁縻州。羁縻州有远在阴山以北者，然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张仁愿所筑3受降城皆在黄河北岸，并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1800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1]。牛头朝那山在3受降城北，当是阴山的一部分。可知当时恃以防守的就是阴山。河东道有今山西全省，兼有内蒙古一部。这个道所属的最北一个州为云州。云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云州州境南北491里[2]。这个里数当不是按直线距离计算的。云州之南为朔州，可以用云、朔两州之间的里数相比照。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云、朔两州相邻，其交界处当在今山西怀仁、应县两县间[4]。由朔州东北至云州为340里[3]。若以直线距离计，仅为225里。以此来度量云州的北界，当亦不能远越阴山之北。陇右道辖境西北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里所谓东部仅限于乌鞘岭以东，其西甘、凉诸州不预数内。
按诸自然地理的形势，这3道分别是在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这3道的农牧业地区，前在拙著《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5]及《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分布及其变迁》[6]两文中曾经有所涉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黄河上中游各地由于西、北两方面游牧民族的内徙，农牧业地区的分布相应地作了调整，与前代迥异。再经过数百年融合变迁，至南北朝之后，就应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隋祀短促，二世即亡，未及了此大任。唐代继起，瓜瓞绵延，几有300年之久，可能有所创建，使神州河山重现异彩。故重为论证，以见其间绍继兴革的历程，兼对旧著作补充是正。
一、隋时的农牧业地区分界线及半农半牧地区
隋祀虽然短促，未能在南北统一的基础上对农牧地区的分布多所奠定，然局部的变迁还是时有所闻。就算是局部变迁，对于唐代以后的设施也间或能有若干影响，故不能舍而不论。长城的修筑就是其中的一端。
远在战国秦汉时期，秦、赵两国和秦、汉两王朝先后皆在北边修筑过长城。长城的修筑是为了边境的防守，实际上也构成了当时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因为长城隔断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为农为牧就只能限于长城南北各自的一侧。以后隔了相当长久的岁月，到北魏时才又重新修筑。北魏太宗泰常八年（公元423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2000余里[7]。长川城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赤城在今河北省赤城县[8]。五原既在赤城之西，相隔又有2000多里，当即秦汉时的五原，或其附近的地方。果如此，则这条长城仅其西端一部分在本文所涉及的地区之内。东魏时，高欢又在肆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今山西静乐县北），东至土蹬（今山西原平县西北[9]）。这两条长城作为边境防守设施，也许有它的意义，可是却不能作为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鲜卑族，尚多保持其游牧习俗，未能改换成农耕生涯。北魏初期建都平城，曾大徙山东人口以实京师[10]，并规定畿内之田的范围。所谓畿内之田，乃是东至代郡（今山西大同市东），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南极阴馆（今山西代县北），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南）[11]。这应该是一个农耕地区，可是其北还接不上长川之南的长城。其实在这个畿内之地之南，也还不是都已成为农耕的地区。高欢早年所追随的尔朱荣，就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的牧主[12]。尔朱荣的祖上为北秀容人。北秀容在汉定襄郡界，位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至尔朱荣的祖父始居于南秀容[13]。南秀容在今山西忻县西北，正当高欢所修筑的长城之内。高欢修筑长城时，尔朱氏一族皆已败亡，当地畜牧风俗当不能卒然就已改成农耕生涯。
隋时也曾继续修筑长城。当时所修筑的长城有两条，一是由朔方（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修起，东至黄河，西拒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南至勃出岭（在今绥德县东南），绵亘七百里[14]。另一条是由蔚汾县北修起，东经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延袤千余里[15]。蔚汾县于唐时为合河县，在今山西兴县西。唐时繁時县（今山西繁時县）亦有长城，东向经灵丘县（今山西灵丘县）北，东人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也是隋初修筑的[16]。今山西兴县在今陕西绥德县东北，中隔今山西临县，虽尚有相当距离，却都濒于黄河岸边。因此，这条长城可以和前一条长城遥相联系，这就是说由灵武县蜿蜒达到幽州以东。这是远在秦汉长城之内了。这两条长城并不是修筑在边地，因为当时的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南）、榆林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和马邑郡（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皆远在这两条长城之北。当时在这两条长城之北设了这4个郡，就说明这两条长城不能当作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不仅这样，当时为了供应防边军粮，曾经在边地屯田，而朔州附近的屯田，于塞北最为兴盛[17]。朔州就是马邑郡。由于在长城之外，当时就称为塞北。屯田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劳[18]。稍后朔州屯田更向北推进恒安镇[19]。恒安镇在今大同市西[20]。也就是说在今山西省的北部，那时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
不过还不能因此而说塞北已经成了农耕地区。就是在这个沃饶可以屯田的恒安镇，曾安置过突厥降人万余家[21]，说明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方。特别是还修筑了大利城以居突厥启民可汗[22]。据说为了启民可汗又修筑了定襄和金河2城[23]。大利城就是定襄郡的治所[24]，可能是两种不同记载，因而有了重复。大利城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金河城当在今和林格尔和托克托2县之间，今呼和浩特市南的大黑河在当时就称为金河，恒安镇附近还可说半农半牧地区，金河流域大概要成为游牧地区了。启民可汗后为其别部所攻，因西渡黄河，移居于夏、胜2州之间。夏州就是朔方郡，胜州则为榆林郡。启民在这两州间发徒掘堑，长达数百里，东西皆拒河[25]。这是说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除过胜州外皆已成为游牧地区了。胜州仅辖3县，榆林县是附郭，金河在黄河以东，另外还有一个富昌县，在今准格尔旗南[26]。虽说是3个县，实际上只是鄂尔多斯高原东侧黄河沿岸一条窄狭地区。稍后一点，启民可汗的部下更住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据说是“人民羊马，偏满山谷”[27]。甚至还有南人长城的。西突厥特勤史大奈就曾移居于娄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28]。隋代长城的修筑本是为了防备突厥。突厥既人长城，则所至之地当然也就成为游牧地区。
如上所说，隋代的长城西起灵武，东经幽州，达于海滨。仅就黄河上中游来说，长城以北，游牧地区多于农耕地区。就在长城以南也不是没有游牧地区的。最主要的应是稽胡活动的地区。据说“自离石（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以西，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29]。其北更蔓延到绥、银2州[30]。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东，这2州于隋时为雕阴郡。其更南又复蔓延于上郡[31]和丹州[32]。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丹州治所在今陕西宜川县，隋时这里是属于延安郡（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的。这是说，稽胡主要活动区域，兼有今陇东、陕北和山西吕梁山西各地。这一族人的习俗，据《周书·稽胡传》说：“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好像这是一个完全从事农耕的部落。如果细释《稽胡传》的文意，还是有些问题。说是“亦知种田”，看来并不一定以种田为主。在北周时，对于稽胡固然是“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役，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33]。可能是居于平原地方的已经从事农耕，居于山谷阻深的仍从事畜牧。这只能是畜牧，是不可能有很广阔的草原从事于游牧的。为什么居于山谷阻深的仍能从事畜牧？因为他们本是从事于游牧的部落，山谷阻深的地方和外界接触不多，故仍能保持其原来的习俗。正是由于能保持他们的习俗，所以像北周这样的政权，都未能尽数役属。
稽胡既然亦知种田，因而就有积谷。杨忠为北周伐齐，稽胡拒不供给军粮，忠乃施诈计，谓欲与突厥回兵讨伐，于是诸胡乃相率归命，馈输填积[34]。稽胡既有畜牧业，复有积粟，当是半农半牧。积粟不少，显出农多于牧。稽胡到隋时已逐渐消沉，不能以武力相抗衡。由于“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35]，这样半农半牧的遗俗，可能还继续维持若干岁月。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招慰稽胡，于延川县（今陕西延川县）置基州，则其人还有相当的势力。
《隋书》于《地理志》中，特别提到安定、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宁县）、上郡、陇西（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6郡，说是：“于古为六郡之地”；并说：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所说的古代6郡，是指西汉时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36]。这里面有点差别。汉代6郡中有西河，五金城；隋代6郡却是有金城，无西河。其他诸郡名称相同，所辖的地区却未能前后完全沿袭不改。譬如，汉代的北地郡有今陇东马莲河流域，向北一直伸到宁夏银川市以北，隋代的北地郡却只有今甘肃合水县以下马莲河下游各处。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差异，《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勤于稼穑，多畜牧”，还是可以相信的。《隋书·贺娄子幹传》中有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传》中说：“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勅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曰：‘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37]。从这一段记载里，可以看出当地半农半牧的风光。这段记载里以陇西和河右对举。当时固然有陇西郡，河右却有武威、张掖、敦煌3郡。以1郡和4郡并论，似乎不很相当。且贺娄子幹当时是以行军总管率军出征，并不是一个地方长官。在于幹所上的书中，特别提到“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则这里所说的陇西应与陇右为同义语。如果是这样，则陇西就非仅指一郡，而是兼指陇山以西各郡而言。就是天水、金城诸郡也都应包括在内。这样所谓陇西就可以和河右相提并论了。
《隋书·地理志》于上述6郡之外，还提到平凉（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朔方、盐川（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灵武、榆林、五原6郡，说是“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这样的评论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天水、陇西等六郡的说法相仿佛。班固说那6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38]。固然是边荒所在，容易多尚武节，可是在那时，要修习战备，就得饲养马匹。这也显示出这几郡当时是有一定畜牧业的。其实平凉、朔方、盐川、灵武4郡就是从汉时的安定、北地、上郡析出来的。另外，还有雕阴（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延安（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弘化（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3郡，《隋书·地理志》说是“连接山胡”。山胡就是上面所说的稽胡。如果追溯渊源，弘化郡乃是汉时北地郡的中部，延安郡和雕阴郡乃是汉时上郡的中部，只是雕阴郡还有汉时西河郡的一部分。如果隋天水、陇西等郡还有汉时6郡的遗风，这几郡也当不至成为例外。这不能说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汉时的旧俗到隋时还依然存在，而只能说是在自然环境没有很大更动的时候，当地居人适应自然环境，就前后有所仿佛。
注释：
[1]《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牛头朝那山，《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作牛头牟那山。或以牛头为一山，牟那为一山，恐误。
[2][3]《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云州》。
[4]《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朔州》。
[5]《历史地理》创刊号。
[6]《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由学论文集》。
[7]《魏书》卷三《太宗纪》。
[8]《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9]《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10]《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当时迁徙到平城人口很多，这可能是最多的一次。
[11]《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12]《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13]《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忻州》。
[14]《隋书》卷六○《崔仲方传》。按《传》说：“东至黄河，西拒绥州”。绥州东侧诚有黄河，然距绥州过近，且与朔方、灵武无关。颇疑此处当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
[15]《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岚州》。
[16]《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蔚州》。
[17][18]《隋书》卷七四《酷吏·赵仲卿传》。
[19]《隋书》卷六一《郭衍传》。
[20]《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大同府》。
[21][23]《隋书》卷七四《酷吏·赵仲卿传》。
[22][25][27]《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24]《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26]《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28]《新唐书》卷一一○《史大奈传》。
[29]《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0]《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又卷二七《辛威传》。
[31]《周书》卷二《文帝纪》，又卷五。《郭荣传》，又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2]《周书》卷二七《辛威传》，又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3]《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4]《周书》卷一九《杨忠传》。
[35]《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6]《汉书》卷二九《地理志》。
[37]《隋书》卷五三。
[3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