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已经风光多时。早期研究先在江南、华南展开，后来华北、西北的专家继踪而上；时至今日，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专家”，在地方发现历史，把各自区域描述得活灵活现而富有魅力。
毫无疑问，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完全颠覆了以往那种由天下一统、文化一体观念所造成的居高临下的“只见国家，不见地方”的思维定势和研究模式；不少高手频繁出入于区域内外，打通区域界线，引入国外参照体系，从整体的、全国的乃至世界的视野考察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宏观上发现中国区域发展的多样性、不平衡性以及在国外相关经验参照下突显出来的特殊性。
就在研究队伍不见减少、研究成果数量依然可观的大好形势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制约着这一研究更上一层楼与创大局面，当然新老专家共同致力打造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理论等等离理想境界还有距离。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与理论，保持持久活力、与时俱进。时贤认为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都应予借鉴吸收，笔者深表赞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抛弃传统的居高临下的陈旧套路，代之以多元的眼光向下、面向区域的新思维，无疑是学术研究的进步。不过依笔者浅见，面向区域并不排斥眼光向上或向外，不去考虑国家或考察整体。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落脚点是区域，研究对象是经济，目的是发现历史时期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脉络、特点，总结规律，但最终目的还要走出区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加以比照，确定其区域特性和它在整体（例如大区域、跨区域、国家以至国际）中的地位，因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内部的深入研究，精雕细琢，同时需要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区域之间、区域外部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区域内部的作用与影响。在这点上说，外向视野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区域研究不能演绎成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经济研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外向视野对一些特殊区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为重要。以笔者近年接触较多的华南（两广、闽台地区）海外贸易为例，它既是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专题，同时更是一个远远超出区域体系、外延广阔而内涵复杂的课题，涉及国内乃至国际许多重大问题。
海外贸易是华南经济结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或组成部分，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位位置，久远的海洋活动传统与多样的海洋经济部门，历代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设官置吏管理贸易，由贸易而来的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以及千百年来先民的海洋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与非物质、陆地与海洋的文化遗产，给现代学者提供极其广阔的研究空间与发挥余地。从华南贸易研究可以延伸出从传统到现代，从腹地到港口，从中央到地方，从华南到内地，从中国到世界，从内陆交通到海上丝路，从内地人口迁移到海外华侨，从佛教东传到中国高僧西行求法，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以及海外贸易与海洋文明等等大问题，而且都具有超出区域、全国性或国际性乃至世界性意义。研究者只要进入这块天地，很容易找到课题，问题是以何种取向和何种思维找到合适的切入口，在对华南贸易有了通透了解之后延伸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正如中外关系史专家蔡鸿生先生在谈到广州口岸史研究时所说，从历史上看，精神舶来品与物质舶来品形影不离，几乎同时登上广州口岸；口岸史的研究，应当是社会经济史与文化史的综合研究【1】。所以外向视野非常重要，没有外向思维，就很容易把研究局促于区域或专题小范围之内，视野得不到舒展，观念得不到升华，结构缺乏张力，要做出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超出区域意义的相关课题，难度肯定很大，更遑论超越区域或从区域外部观察区域内部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具有超出区域意义的课题被做成区域课题，不能说是糟蹋，但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学界对华南贸易研究成功的例子已经不少。台湾学者曹永和、陈国栋等通过对明清时期台湾、广州、福建等地区海外贸易的研究，探讨明清海洋政策与朝贡体系、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早期开发、日本与中国及东南亚贸易、行商与广州贸易等重要课题，对推动各相关区域社会经济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起了很大作用。1983年以来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每隔两年举办一届海洋史学术研讨会，为国际同行提供一个高水平的交流与研究平台。目前已经出版9部专题论文集，体现了区域海洋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明清史、经济史专家杨国桢先生近年大力推动沿海各区域海洋经济与社会人文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探究中国海洋区域与陆地区域、中国海洋区域与海外国家（Ilk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整合各涉海的专门史分支，打通历史学与其他海洋分支学科的连接，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形成海洋史学，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人文的价值，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在他的悉力经营下，一个朝气蓬勃的研究团队已经形成，江西高校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们的最新奉献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共20余种。外向视野在充分把握区域内各种研究资源的情况下，注重对区域外围资源的收集、借鉴和吸收。它可以是区域外的，也可以是国外的，笔者在这里更强调后者。海外关于中国的知识与史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其价值不仅仅为学界提供不易接触到的外文史料，还在于它所蕴涵或提出的关于“中国”的观点与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和反思。
仍以华南贸易研究为例，这个区域历来是中外交往的要区，是海外了解中国与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许多国外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由此输入，包括外国的“中国观”、外国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记录，都是华南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源。7世纪以后印度、阿拉伯、波斯商人、探险家不断循着海路来到广州等口岸，留下了不少关于这些港口的珍贵记录，填补了中国文献的空白。9—10世纪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马苏第的《黄金草原》等阿拉伯文献对研究唐代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熟知，而广州也借助这些名著扬名世界。《马可波罗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于元代泉州贸易研究的价值更是众所周知，没有这些著作，“泉州印象”将严重残缺不全。也正是这些世界名著，后来成为启动地理大发现、开辟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源泉之一。
15世纪以降，与西方物质生产水平提高相伴随的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全球性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开创了世界海洋贸易体系。来到中国的欧洲人以各种方式记录他们的“中国印象”，发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见解，研究中国学问，从而在欧美、日本许多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累积起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中国资料”，建构起中国研究的学问——国际汉学，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庞大，几乎可以修一部新《四库》。冯尔康先生指出：外国人关于中国历史的载记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面涉及中国历史，二是记录有中国特点的事物，三是对社会边缘事物的关注，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2】。这些资料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其价值不可否认，综观古今，又有哪种史料是完美无缺、无可指摘的呢？可喜的是，这些资料不少已经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为国史研究及区域史研究提供珍贵的资源与研究参考。
中外学者在利用海外史料进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不俗的成果。例如清代广东十三行研究，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已经有不少成果问世。对清代粤海关有精湛研究的台湾学者陈国栋教授另辟蹊径，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文书档案、美国一些地方历史学会及博物馆庋藏的商业书信与账册等资料，结合清代档案等史料，研究清代中叶广东行商经营情况，以及对潘有度与同文行，颇多创获【3】。
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Van Dyke）多年来一直研究清朝与欧洲经贸关系，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丹麦、瑞典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有关文献、档案资料人手，考察清代广州口岸与海外贸易；特别从汗牛充栋的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爬梳出珍贵的行商记录，结合方志、族谱资料，完成广东行商严氏、叶氏、颜氏及亚美尼亚人的研究，把清代广州行商、外商研究推进了一大步。2002年出版了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成为该领域高水平的力作。
外向视野除了要留心外国人留下的“中国资料”外，不能忽略唐宋以降不断增多的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和他们世代相传、自然累积下来的“中国资料”。从亚太、欧美到非洲，华侨在融人本地社会同时，不同程度地维持着中国的传统，根在中国，可以视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在华人会馆、商社或祠堂很容易发现一个个具有中华特色、从传统到现代一脉相承的经济组织、宗族组织和文化现象。东南沿海是华侨的故乡，研究沿海地区传统社会经济，如能放长眼光，贴近海华社会，在海外发现历史，内外参照，必然大有收获。
笔者近年也注意明清时期东南亚华侨问题，发现明清之际由于改朝换代和持续战乱，导致大批民众迁往海外，从东北亚的朝鲜、日本，到东南亚的安南、柬埔寨、暹罗，乃至马来半岛、印尼和菲律宾群岛，都有流亡华人的身影。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中国人身处异域，心系故国，以维持并继承明朝香火为职志，于是在越南出现了华人聚居的明香社（后改明乡社）。明香人建祠立庙，奉祀香灯，保持明朝正朔衣冠，识华文，通粤语，系念宗邦，每个明香社俨然一个明朝村社。尽管明香社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许多变异，最终成为近世越南的基层社会组织，但研究明代传统农村及其经济生活，它仍然是很好的参照体。
17世纪80年代，雷州海康人鄚玖（Mac Cuu）率部族进入真腊河仙（Ha Tien），招集流民，把该地区经营成繁荣的国际港埠，有“小广州”之称，后归附安南阮主，被封为都督。他的儿子鄚天赐（Mac Thien Tu）继位，以明朝制度与文化为榜样，建孔庙，立义学，习诗书，民居衣服皆依明制，同时兼容本土各民族文化和欧洲宗教文化，建构起一个文质彬彬、具有浓郁海国色彩的文化之邦，时称“港口国”（Can Ca0，Cancar）。时至今日，越南河仙、金瓯等地仍然保留不少鄚氏活动的遗迹遗物。金瓯地区有众多鄚氏后裔，建有鄚氏宗祠，每逢农历五月初八日鄚玖诞辰，五月二十七日鄚玖逝世，都有大规模的祭祀缅怀先贤活动。这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活典型。
清康熙开海以后，出于经商、谋生等原因迁到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不少城市出现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客家等侨民依乡籍建立唐帮会馆。一些大族聚居的华人村社，则建立同姓宗祠。这些会馆、宗祠、庙宇，作为奉祀祖先、敬宗睦族、联系乡谊、救济贫病的场所，很多是纯粹的“中国制造”，建筑物的装置和饰物所用材料亦由中国输入。尤为难得的是，不少古老的会馆、宗祠经历不少历史风雨，然而始终维持运作，既保留了传统，在现代华人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发挥多方面的自治功能。历史地看，其结构调整与运作机制演变的鲜活经验，对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研究不无启示。
最后，有必要提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应该多下田野，同时把视野扩展到考古发现。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的水下考古在海洋沉船、海港遗址、海洋聚落等方面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带来诸多惊喜，为研究古代世界各国海上贸易交往的历史提供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与研究数据，大大推动了各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对区域社会经济史特别如沿海对外贸易研究而言，其意义也一样。笔者最近在《人民日报》的专访中已有述及，在此不再展开【4】。
注释：
【1】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2】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3】陈国栋：《论清代中叶广东行商经营不善的原因》，《新史学》第一卷第四期，l990年；《潘有度（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
【4】张翼鹏：《搜寻沉在水底的历史》，《人民日报》2006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