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历史是游牧的历史，理解游牧史是理解蒙古社会的一把钥匙，蒙古的历史也是经常与农业民族打交道的历史，所以，理解蒙古草原上的农业问题也是理解蒙古族变化的一把钥匙。蒙古社会的传统，有很大的一部分与直接与草原、畜群和农业有关的。草原地区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一个农牧业生态问题，研究传统时代游牧生态的状态，对解读传统蒙古社会极其重要。
1．前沿领域
游牧业与游牧社会的联系早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西方学术界关注世界各地的游牧业状态由来已久，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除了草原和畜牧业的科学研究之外，最近几十年来，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成绩特别大。从欧洲学术界开始，人类学关于草原生态与游牧业的研究开始于1960年代。在这之前，普里查德在其人类学的力作《努尔人》中，就对非洲草原部落的游牧生态作过详细的研究。1960年代以来，生态人类学兴起，学者试着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草原社会。其中重要的一份成果就是剑桥出版社的《游牧生产与社会》（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1979），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的论文，堪称游牧社会研究的代表作，代表着一大批研究草原社会人类学家的水平。甚至有Walter Glodschmidt， Gurun Dahl， Owen Lattimore等学术顶尖人物。Owen Lattimor是研究蒙古社会的学者。此书既有总体的类型学分析，更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阶级分析，也有氏族结构研究。另一部有关游牧生态的论文集是Wolfgang Weissleder主编的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des and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Asian Deserts and Steppes。此书以人类生态学角度上中东、非洲和亚洲草原上的各种游牧与文化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此书对游牧族群结构和亲属关系的研究非常出色。关于游牧生态与社会研究的主要区域还是集中在中东和非洲，特别是在人类学领域。在非洲游牧社会研究中，出现了一大批人类学家和其它专家。Andrew B.Smith系统地用生态学观点分析非洲游牧业从起源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其著作出版于1992年，题目是Pastoralism in Africa：Origins and Development Ecology （Hurst & company），这本书介绍了游牧业的各种类型，向人们展示了非洲游牧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定居类型、放牧类型、活动规律都描述得非常详细。在这之前，非洲研究已进行几十年，一大批专家已经进行了地形、植被、牲畜和游牧方式的研究。代表人物Dyson-Hudson，他的研究集中于喀麦隆和乌干达，重点研究游牧的生态适应策略；Gautier自1960年代以来集中研究马里和北非的游牧业；还有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Fulbe族的游牧业，探讨其地的游牧者与农业者的关系，并对游牧人对现代社会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其论文集的题目是：Pastoralists Under Pressure? Fulbe Societies Confronting Change in West Africa.（主编者为Victor Azrya等，1999年。Koninklij Brill NV）。他们的成果为非洲游牧业研究作出了贡献。欧亚草原西部的研究也吸引了大批学者和专家，个案研究也达到了非常深的程度。Gudrun Dahl和Anders Hjort二人的著作发表于1976年，其题目是：Having Herds:Pastoral Herd Growth and Household Economy（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Stockholm），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畜群增长的结构，并分析了畜群结构与灾害的关系，游牧经济很大程度来自于牧人对畜群的处理态度。他们的研究为游牧经济和游牧生态的细致分析开辟了道路。中东地区游牧生态的另一项突破在于与考古相结合，历史的研究也好于其它地区，因其史料明显多于其它地区。当然，还有许多关于游牧业和游牧生态的研究论文和书籍。
2．关于蒙古草原
西方学术界尽管在中东和非洲草原游牧业有很好的研究，对蒙古草原的关注并不很多，但一些早期的开创性成果仍离不开蒙古草原的农牧生态问题。20世纪初Huntington 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化下对欧亚农业文明区的影响的分析就非常著名。其著作为：The Pulse of Asia， Boston.（1907，Boston），他的观点以后系统地集中于一本小册子里：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1927）。他系统地论述了灾害、雨量对游牧民的刺激，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对中国或其它文明古国的冲击。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在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对农牧关系和农牧斗争进行了论述。他的研究特点是规模宏大。Owen Lattimore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利用地理特点对蒙古社会作研究，并且利用商业的关系，揭示游牧业对农业的依赖。他的早期成果主要集中于：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58. Paris，1962。拉铁莫尔的另一本书最近由北京大学的唐晓峰先生译出，书名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月1月）。与这两位专家相比，前苏联的一批专家倒是率先在更细致的水平进行，制度史的研究首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他们对草原生态与蒙古早期游牧群体单位的研究至今无法超越。另一名Sevyan Vainshtein，他人类学方法调查吐哇——这个到清末仍为外蒙古一部分，并直接受中国管辖地区。他详细地描述了雨量、草原质量、农业与游牧业型态，他研究的英文译本直到1980年才出现：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因为西方学术界在1960年代大兴生态人类学方法，他的工作才受到重视。
美国的蒙古学者Lawrence Krader，他几乎是最早使用了现代生态学原理研究蒙古社会。1955年，他在“西南人类学杂志”（第四期）上发表题为“中部亚洲游牧业的生态”一文。他的研究涉及到鄂尔多斯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等，范围广泛，他集中于蒙古家庭社会史方面的研究。1963年，他出版题为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Mouton & Co. 1963.The Hague）的著作，其中有许多部分涉及到生态与社会的内容。198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蒙古社会，但并不以此为主题。Ole Bruun and Ole Odgaard等人对外蒙古的研究就是这样。David Sneath写了内蒙古，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分析了内蒙古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关系，但涉及到游牧业、农业的内容并不很多。这方面涉及较多的是Burton Pasternak and Janet W. Salaff的研究，其著作是：Cowboys and Cultivators: The Chinese of Inner Mongolia. （Westview Press.1993.），此书呼伦贝尔地区为例，分析汉人在1949年以后的农业渗透，以及汉蒙融合的生态与社会过程。他们对比了汉人的农业与游牧业，努力地寻求汉人农业技术在生态条件变化下的变异，探讨农业先锋者（frontier）在游牧区所产生的变化，他们似乎在通过1949年以后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些农业者的行为反应，寻找与老一辈的学者的成果，特别是在拉铁莫尔学术问题上进行问题分析。
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许是最多的，许多人的工作也像本书一样，建立成满铁和日占时期的调查资料基础上，许多研究还是在满铁时代进行的。后藤十三雄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就是这样一本书，本书用了许多满铁资料，也用了许多他本人在中部内蒙古地区的观察。对蒙古游牧民的活动规律、畜群状况和草原生态都作了一定的描述。农业方面比较好的成果是山田武一和关谷阳一的著作：《蒙疆农业经济论》（日光书院，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对当时中部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技术作为重点研究，除了自然环境，土壤和农作物结构外，还重点介绍了各地耕作制度、技术程序、地租状况和其它农业经营方面的事务。今堀城二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の构造——その历史と革命前夜の现实》（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昭和53年3月。）是一本介绍包头、张家口、萨拉齐和托克托一带农村的调查研究，他的主旨并不在于研究农牧交错带社会本身，而在于寻找中国封建社会本体的一些结构性特质。他的研究和调查突破了满铁资料一般模式——简单描述外部事务的限制，而是通过一些家族史资料、水利史资料和碑刻，进一步揭示了农牧交错地区社会内部的一些动态结构。日本人的研究还有一些论文。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天野元之助先生也曾对这一地区的农业作过实态性研究。他写的《察、绥农业经济の大观》（发表于《满蒙》杂志，第16卷，第七、八两期连载），对这一地区的水利、技术和地租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另外，《满铁调查月报》上也发表了许多关于蒙疆土地开垦和土地制度方面的学术成果，其中安齋库治先生的《清末绥远的开垦》（《满铁调查月报》，1939年 第1号）。到现代一直是研究近代蒙古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1949年以后，有许多日本学者继续对蒙古地区的社会制度进行努力地研究，涉及到农业方面的是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这本书以制度为核心探讨了清代以来农牧交错地带的各种地租形态。也有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中国游牧业的研究专著出现，像Chosei Chichinohe主编的The Nomadism in China:Joint Field Research by All the Year Round Survey on the Pastoral in Arid Region （Hokkaido University Press，1994，Sapporo），这是一本论文集，本书作者中有许多都是日本人，但却是关于现代中国北部草原游牧社会的研究专著，不是一本历史著作。澳洲的学者约翰 ·W·郎沃斯和格里格·J·威廉目森所著的《中国的牧区》（丁文江主译，1995年，甘肃文化出版社）一书，也是有许多篇幅介绍了内蒙古的畜牧业和草原状况，这本书现在仍为许多草原工作者所称道。
与日本学者和俄国学者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蒙下游牧社会的关注起步较晚。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著作可能就是那本贺扬灵先生的《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本书主要介绍了绥远、察哈尔地区的农业、土地放垦以及灌溉社会的制度，并简略地介绍了这两地蒙古游牧民的生活变化。建国初，有两份民族调查资料对蒙古人的草原生态和社会习惯做了很好的描述。一本是1956——1958年间政府组织的有关阿拉善局部地区的社会调查，成果一直到1986年才出版，这就是《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这本书介绍了阿拉善地区的游牧习惯、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另一本书是在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带领下作出的。1950年，他带领一个被称为燕京、清华、北大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在呼伦贝尔草原做调查，调查报告一直没有正式出版，直到1997年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这本书有关于巴尔虎蒙古族和鄂伦春族和索伦族的状况，其中包括游牧人口和畜群，蒙古族的家族制度以及基层组织，还有关于旅蒙商的资料，都非常有益。
草原工作者和畜牧工作者在1980年以前也作了非常好的调查工作。草原研究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对蒙古草原所作的工作。主要成果体现在1980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书中，本书的调查年代是1960年代。此书不但对各地区的草原生态和主要草种做了描述，还对当时的普遍流行的定居游牧技术体系做了介绍。另一本书是关于畜牧方面的，这就是中科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与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合编的《内蒙古畜牧业》（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年10月），这本书重点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内蒙古各地的地形、草原与游牧业和家养畜牧业的各种类型，同时介绍了各种牲畜的饲养生态。就个人研究而言，地理学界的前辈赵松乔先生所著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8月），是关于农牧业形态研究的力作。此书不但介绍了各种游牧类型，还进行了一些以乡村为基础的个案研究。1980年以后，国内一些单位陆续重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所的一些学者作了许多有益的调查工作，但涉及到传统游牧业的部分相对较少。所以，以史料作基础，对传统的草原生态、游牧业和农业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仍是有必要的。
3．关于资料
本书的主要材料以满铁和其它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日本人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最有价值的是许多实态调查资料。当时的调查目的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服务于当时日本当局的军事殖民统治。其它材料也有很多，一部分来源于档案材料。研究方法，本书尽量用科学方法和史学方法描述近代，特别是1900年到1960年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草原农牧生态与社会型态的内容。这种研究既可为古代蒙古史研究提供实态对照，又可为当前蒙古草原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料。满铁资料所调查的区域主要在东部内蒙古地区，无论是蒙古人的游牧业型态，还是汉人和蒙古人的农业形态，都作了充分的调查和研究。材料众多，但质量有好有坏。关于游牧业方面，有一些调查资料的深度超过了现代许多学术调查的丰富程度。但满铁资料作为一种外国人的调查，与华北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一样，往往失之于外面，或一般当地负责人的口述。满铁的任务是搞清具体的蒙地社会形态，但外国人往往不知道一些制度和土地关系内涵中的人情和乡村社会关系。土地数字或其其它数字往往像汉文文献一样地失实，这些调查人员毕竟没有亲自去丈量，但这些数字既使现在可能也搞不清。所以，本书所用的满铁资料注意其关于一些游牧和生产关系实态的描述。
游牧形态调查最为详细的资料来自呼伦贝尔地区。“兴安局”关于游牧习惯的调查成果体现在《兴安北省に於けゐ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中。这次调查的时间是从1938年到1939年，区域为当时称西新巴虎旗、东新巴尔旗、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即现今牧业四旗。不但调查了当时的人口数、牲畜头数，牲畜结构。还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游牧规律的，包括牲畜每天的移动距离，各季放牧所经过的地点，各驻牧点水源状况、滞留的日数等等。还有放牧特点和打草地分布的资料。最珍贵的是一批游牧图，这是几乎目前国内仅有的传统时代的游牧路线图。这本资料对研究内蒙古游牧业型态的价值极大。另一本是满铁铁道总局所主持调查所形成的《呼伦贝尔畜产事情》（奉天：满铁铁道总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这本资料除了对牲畜头数有所统计外，还有各阶层拥有的牲畜数量的记录和个体游牧家庭拥有牲畜的状况记录。还对牛、羊和马等各种牲畜体质特点作了介绍。对游牧生态研究特别有用的是这本资料对冬夏营地的地形分布和牲畜数量的季节分布有示意图描述。第三本资料是关于呼伦贝尔草原生态调查的书，由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写，题目是《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大连：南满洲株式会社调查部，昭和十八年四月）。这本资料与中部内蒙古几本草原生态调查报告，几乎构成当时中国最好的草原调查资料。除了草原和草原类型的介绍以外，还特别介绍了放牧与冬夏营地的草原退化问题。呼伦贝尔这批资料非常宝贵，已经引起了地方有关部门的重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其中的一部分。
在东蒙南部的农牧交错地带，满铁的调查资源更多。有旗县级别的调查，也有乡村级别的调查。在满铁调查部1939年出版的《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旗畜产调查报告》中，对这札鲁特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游牧状况、畜产数量和草原状态都作了一定的介绍，这本资料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对农牧结合型态的描述，特别是对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副生产型态的描述。《东部蒙古志》，是一本出版较早的（明治四十一年）对整个东蒙南部的调查资料，与后期资料相比，这套志书的内容以简单描述为主。主要描述道路两旁的村庄、农田与草原的景观。更为详实的是满铁庶务部1929年左右出版的一套《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书》，不但有对村庄和农牧业景观的描述，对商业网络的描述也很详细。还有一部大部头的关于地租制度的调查：《锦热蒙地调查报告》（地籍整理局，1937年），这份资料共分三卷，收集了大量的清代契约，结合当时对这一带的实地调查，详细地介绍了东蒙南部各种地租制度。许多地区调查时回朔到200多年以前。所以，这份资料不仅可以研究近代土地制度，也是研究清代土地制度的好资料。满铁对蒙地的土地调查也有很多，渗透到各地区、各专业。满铁早期的投人、物最多的满洲旧惯调查。关乎东蒙的土地制度也渗在其中。非常有价值的是《一般民地》这份资料，出版于1915年，不但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清代放荒时的各种条例和制度，而且记载了这此制度在一些具体的地区的表达。
对本书利用价值更大的是几部关于东蒙乡村个案的实态调查资料。1941年出版的由“兴安局”主持的对1939年对阿鲁科尔沁旗巴拉都塔恰村的调查是一个村的调查，报告书名为：《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这是个主牧副农的村庄。这本调查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村的成村过程，以及各种土地权益，人口、家族和阶级等等。对外来人口的流动和各样耪青劳动者，有许多特别的描述，本书以此分析东蒙的劳动力流动状态。关于耪青，《满铁调查月报》还有一篇特别的调查报告，这就是山本纯遇的《蒙地に於ける镑青の一例に就ぃて——兴安南省科尔沁左翼后旗腰四不奎》。（第16卷第6号，昭和十一年六月），这个村庄是个主农副牧的村庄。还有对札赍特旗茂利图屯的调查，资料集中在《兴安西省札赍特旗实态调查报告》（“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对科尔沁左翼中旗郎农窝堡的调查，资料集中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兴安南省：实态调查报告书》（“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对奈曼旗好来屯的调查，资料集中在两本书中，一本在满洲民族协会编的《主农从牧社会於‘蒙古部落农业性格’》（山根顺太郎村冈重夫著，1944年）一书中，统计资料则在《兴安西省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统计篇》（国务院“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书后往往附有图表，其中之一是“农家略历表”，讲了各个农家来蒙地开发的世代与经历，对了解个体家庭的迁移史非常有利。
中蒙地区的满铁调查资料是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区内进行的。一般都是满铁的日本专家亲自主持，而东蒙除了满铁以外，还有伪“满洲国”机构，也在进行调查。中蒙的资料由于缺乏当地“政府”的参与，相对不丰富，社会调查资料相对贫乏。但却有几份质量很高的草原调查。草原调查资料主要形成于二本书中，一本是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出版的《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另一本是昭和十八年出版的同名的《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尽管同名，内容却不一样。两本书都是在植被群落的基础上探讨草原生态，以旅行路线上的观察为主进行记载。关于放牧和畜产，满铁调查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一书和《北支那农业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一书中。这两本书集合了许多其它零散的满铁调查资料而成。兴亚院也做了关于游牧业的专门调查，资料形成于《蒙疆牧业状况调查》（兴亚院政务部，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一书中。这部书描述中蒙各地的牧业状况，以观察记录为主对游牧业的描述，远没有达到“兴安局”对呼伦贝尔游牧习惯的调查和水平。东亚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东亚研究所，昭和十六年二月），描述了中蒙南部地区农牧交错带的农牧业状况。
还有许多资料有助于理解传统时代内蒙古地区游牧业与农业形态。特别是旧方志和笔记小说，但古籍中的材料毕竟很少。建国后编的新方志，特别是各盟的畜牧业志，有许多有意义的记录和描述，但仍不如档案的内容丰富。就档案来说，清末的垦务档案是非常丰富的，现在的内蒙古档案已经将一大部分中蒙一带的垦务档案编辑成《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一书，这是一部大型的资料书，内蒙古档案的有关人员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至于新中国档案，1950年代的档案非常有价值，当时的政治空气搞群众运动和调查研究，尽管有许多报告和调查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但仍将游牧业的基本形态描述出来。由于传统游牧业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许多档案资料都有传统游牧业的影子。各盟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也有一些关于传统农牧业和商业的资料。除此之外，在本书的研究中，作者本人也进行了许多实地的调查访问，尽管现代的内蒙牧业已经发生了改变，许多老人对于过去仍有清淅的回忆。
4．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九章，基本集中于三部分内容。前言之后的第一部分论述游牧生态，以及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其中第一章对游牧生态的历史趋势和近代一般状况进行概述，先从草原的类型、人口、牲畜的拥有和放牧制度描述近代游牧生态的一般状况，以后再论述历史上游牧范围的历史趋势和变化。与农业区的生态有所不同，游牧生态与移动有关，所以，同时对历史时期的游牧移动做一个介绍。第二章中论述传统时代的草原生态，这是草原史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草原史志有一些关于草原产量的记载，但确切的草原植被演替和载畜量研究，几乎难以进行50年以上的研究，因现代定点演替观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本书以中蒙地区满铁时代的草原生态调查为基础，将当时的草原状态与1990年左右的草原调查作对比，对内蒙中部和呼伦贝尔草原的植被演替和草原生态的变迁作大致的探索。第三章重点分析游牧生态细基本状态。先对总体上的游牧生态变化作了描述，游牧生态与人口、畜群、放牧技术、对放垦的变化的反映作出了总体上的论述。对游牧圈的大小、饮水点分布、季节营地设置与雨量、灾害和草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个案分析以内蒙中部、呼伦贝尔的冬夏营地为关注点，仔细分析游牧过程中牲畜与营地，与积雪和水源，与草原植被的关系。1949年以后，内蒙古牧区兴起了定居游牧，本章也对定居游牧做出分析，并特就定居游牧所形成的景观与权力格局变化做一定的探索。
第二部分重点论述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第四章论述畜群本身的经济特点及其与人的关系，保括阶级关系和其它关系。在蒙古社会里，草原是公有的，草场不是阶级划分的标志，畜群却是阶层标志，一个人拥有了更多的畜群，就具备了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传统蒙古社会的婚姻家庭与畜群有联系，娉礼中牲畜、分家时牲畜都与游牧业畜群自身的发展有关。由于娉礼中的牲畜在双方的部族间交流，外婚制也引起畜群的基因交流。畜群本身与蒙古社会的基本游牧群体有关，也与游牧群体的组合有关。第五章论述灾害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畜群在雪灾下的运动有一定的特点。防灾就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护畜群。194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资料以供分析，本章以1949年以后的雪灾为例，探讨蒙古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灾害中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在保畜中，中共启动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与蒙古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相协同。
第三部分论述农业渗透之后的变化。在受到汉人影响之后，蒙古人农牧业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几乎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并不是近代才有的问题，但探论近代的问题有益揭示这一古老的问题。第六章论述农牧业的变化，从定居型态与农牧业的关系入手。在半农半牧区，由于草场的减少和农业对定期劳动投入的要求，游牧业的移动次数也减少了，定居逐步加强。与此同时，游牧业本身也逐步走向集约化，实施了打草、建圈等技术措施。蒙古族由于牧地的减少而逐步实现了农业，在实现农业的同时，畜牧业也减少了移动。无论从农业还是从畜牧业方面看，蒙古人都在逐步地汉化。他们不但采用了精耕细作，还采用了舍饲和干草饲料。在生产、生活型态上逐步与汉人趋同。内蒙古的蒙古人采取的是一种东亚特色的半农半牧型态，与蒙古族在欧亚大陆其它地区所采用的半农半牧型态不同。从总体上看，地理上与那种文化趋近，就受那种文化的影响。第七章从汉人社会的北扩和社会结构的复制来研究农牧交错带生态和社会变迁问题。首先对汉农业的基本文化特色——精耕细作的复制扩展进行了探讨，这是一种农业耕作制度和土壤制度同步传递的过程。在这种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因各地的生态条件的不同有一些技术的微调，总体上仍呈现出一种复制特征。在技术复制的同时，内地社会的结构几乎同时地复制到蒙地，在农业扩展加强的同时，社会结构也与汉人社会趋同。尽管实行了蒙汉分治，两种行政区相互嵌合，但南部蒙地的基本结构与汉人社会基本上相同。在社会制度的复制过程中，一些内地的生产关系类型，如耪青制度，在蒙地出现了放大与明显，这种制度在内地却由于人口压力和土地紧张而不明显。农业扩展与蒙古社会的冲突是在边界地区，以前的资料较少。1953年的乌拉特前旗及其周边地区有比较详实的关于农牧纠纷的事件记录。研究结果表明，农牧纠纷往往是汉族以其牲畜北扩影响牧民放牧，双方先以牲畜为核心进行冲突。在解决冲突的基础上，也涉及到了以边界为核心的生态政治问题。第八章分析了蒙古土地制度。主要是清代农牧交错带的土地制度。就一般的蒙地而言，存在着从蒙旗到汉人的多级土地占有，汉人通过永佃获得使用权，随着产量的增长和土地资源的减少，汉人使用权在利益分成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清代的许多土地纠纷来自于汉人永佃权与蒙古人占有权之间的矛盾。在水利区，水利所产的增产效益更大，水权的作用明显。河套地区形成了地商阶层，他们在蒙古人和汉人之间成为一种经营地主，由于资本的扩张，他们长期控制了河套社会。到后期，清政府介入河套水利，社会结构才又发生变化。第九章描述与农业渗透的过程同步的人物流的渗透过程，一是农业过程中的人流，流动的人群往往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制度进行，耪青制度就与这种人流活动有关。二是商业过程中的物流，当农业区向北扩展时，拨子商的前沿基地也向北移动。在清中叶以后，蒙地向汉商品物流开放，长期以来，商人通过不平等交换直接剥夺着游牧区的牲畜，使近代蒙古的贫困程度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