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恶性水源危机带来的深重灾难，国家也试图采取措施缓解；除了已于2002年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外，还有“限额灌溉”、“节水灌溉”、“提高水价”等方案。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
一、“南水北调”杯水车薪、成本昂贵
“南水北调”是说从长江等外流域近期调200多亿、远期调400多亿m3的水到中国北方。
然而，调水只能解决用水的燃眉之急，并不能改变本地水源枯竭的严峻生态。在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存在“高密集灌溉农业”，又不能控制农田腾发；那么，河流更加干涸、水位继续下降、水源储量最终被“掏”空就应该是这个地区的“常态”。这就如同“盆”底漏了洞，“不存水”就是这个盆子的常态一样。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产生与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农田土壤蒸发比70年代“平白”加大了890亿m3这个巨“洞”，只要这个“洞”一天不堵住，200亿也好，400亿也好，进去就会被“漏”得无影无踪。
“南水北调”工程巨大，成本昂贵。东、中、西三线总投资2000年估算为5000亿元；还要移民40多万人，永久占用耕地100多万亩。
按“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假如投资按“全市场模式-贴现8%”计算，从“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到北京的水价为15.8元/m3、天津为13.6元/m3[55]。按2008年的物价就不知该是多少了。实际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水价”只是理论存在。因为“南水北调”作为国家战略项目，投资的55%以国家资本金方式注入，不需要“偿本付息”；其余45%贷款也不按8%贴现，而是按贷款实际利率计算的。即使这样算，通水时“实际水价”仍可望达到10元/m3。
那么，我们可否设想：将调水工程的巨大投入作为“水源补贴”补给农民，鼓励农民重返“保水农业”轨道，从根本上解决水源危机呢？
回答是“不可能”。
人民公社解体后，分散的小农已不再成为承载国家战略的元素。农业“田间管理”是整合闲散劳动力而进行的“软性”生产劳动，个体劳动成果不具有明确的“可计量性”和直接经济效益。国家可以“出钱”，但谁来“接钱”、谁来组织、如何实施、如何管理、如何计量、如何报酬？单是“机制建设”都不知要比调水工程大多少倍！“市场体制”对这种不规范的大规模“零散劳动”，不能象调水工程一样靠“招标”解决。
现在想来，当初解散人民公社，何止只是消解掉了一个“经济实体”，何尝不是直接砍断了国家的一条“臂膀”，使国家失去了农业社会的综合调动能力？进而联想到，2008年初的雪灾，整个南中国陷入瘫痪。试想人民公社还存在，别的不敢说，道路肯定是堵不住的。—沿途数千万农村民兵能在一夜之间用撅头把国家主干道的积冰全部砸开。现在呢？“动手前先谈‘钱’，谈不好‘钱’咱去玩”。面对2亿户分散小农，“谈钱”都不知道该和谁“谈”。离开了“人民公社”这个载体，农村民兵只不过是“名义存在”而已。
既然“发动群众、耕作保水”不可操作，工程调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无限可调的。根据世界银行的平估[56]，“南水北调”近期工程只能解决华北45%的水短缺，在其余短缺中，30%靠“节水灌溉”、9%靠“污水处理”、16%靠“提高水价”解决。其中，提高水价只能产生“惜水”效应，本身不产生任何水源；污水处理也只能改变水源的质量，并不能“无中生有”产生新水源。而且“9%靠污水处理”是建立在把海河现有入海污水全部处理回收，不让一滴水入海的预案上的。这二者和“水源盈亏”都没有本质关系。
二、“节水灌溉”节“水”不节“源”
“节水灌溉”承担了30%的缺水份额，比“调水”小一些；但投资规模和成本却要高很多；这是超出很多人想象的。
世界银行平估，“南水北调”近期工程的“投资-效益比”为1：2.16，即投资1元可获得2.16元的效益；而“节水灌溉”的“投资-效益比”仅为1：0.3，投资额却是“南水北调”近期工程的2.33倍！就“比较效益”而论，这可是桩天大的“赔本买卖”。
即便国家狠心愿“赔”，“节水灌溉”能改变中国北方的“水源危机”么？
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节水灌溉（water－saving irrigation）：以最低限度的用水量获得最大的产量或收益，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灌溉水量的农作物产量和产值的灌溉措施。
从定义可以看到，“节水灌溉”的重点在于“用水”的“用”字上。然而，“用”水并不等于“耗”水，节“水”并不等于节“源”。
以节水灌溉中最易推广的“喷灌”为例：喷灌施水量要小于漫灌。但“漫灌”除了提供“耕作层”的“田间持水量”外，超量的水也没有耗散，而是向“耕作下层”渗透，成为“包气带”含水或地下水。而喷灌却要把水体“粉碎”成“粉粒”状，水体表面积顿时就扩大了几万甚至几百万倍，喷洒过程就是一个严重的蒸发过程。一些细小颗粒或者被风吹散至别处蒸发。
喷灌虽然减小了“用”水，却增加了“耗”水，还浪费动力。表面是“节水”，实质是“耗源”。
“限额灌溉”也是如此。水源紧缺后，为了给工业“让水”，开始推行“限额灌溉”；于是就造成了80年代以来农业用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农田蒸发加大的情况下，灌溉用水减少，无非是减少了对“包气带”或地下水的渗补。结果只能使包气带越来越干，水位越来越深。
因此，任何不立足于“保源”的“节水”措施，都有可能使水源危机“雪上加霜”。
这个论断可提前回复“80年代以来，农业实际用水减少，怎么能说‘包产到户’耗散了水源？”的质疑。
三、“虚拟水源”——河流也进口？
众多“匹夫有责”的学人们也纷纷献计献策。其中，“虚拟水源”就非常具有“震撼力”。“虚拟水源”是说对一些“高耗水”产品,可将水源虚拟在产品中，通过进口“高耗水”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本地水源不足。比如，中国每生产1公斤粮食，就需耗水1m3；粮食就是最大的“高耗水”产品。
按“虚拟水源”理论，2007年中国单是进口大豆就达3000万吨，等于进口了300亿m3的水源，相当于1条半海河。总支出才1050亿元，单是“买”水就比“南水北调”和“节水灌溉”划算，还白“拣”了3000万吨大豆。
四、路在何方？
在“小农经营”和“市场体制”环境下，尚看不到解决水源危机的途径。除非放弃“灌溉农业”和“粮食自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