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自形成以来就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并曾经凭借其游牧经济的优势建立了蒙古汗国，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和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自清代之后，蒙古族游牧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转变为半牧半农经济以至部分地区基本变成了农业经济区。因此，有必要就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过程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民族地区的新农村牧区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加速中国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研究这些问题就首先要界定游牧民族、蒙古族游牧经济等基本概念，有必要阐明其研究方法、意义以及划分蒙古社会的理论依据。
第一节 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经济
考古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证明，在蒙古高原上先后有山戎、匈奴、柔然、东胡、鲜卑、回鹘、女真、契丹、蒙古等民族生息繁衍，并创造了自己民族特有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起初以狩猎、游牧并重，逐渐转变为以游牧方式经营畜牧业的牧民。他们以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同中原民族一起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所以，一般把这些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统称为北方游牧民族。
对于游牧民族这一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做出过定义，如贺卫光博士认为：“所谓的游牧民族，就是那些在草原地带从事游牧畜牧业的民族。”【1】文化人类学学者从狭义的游牧民族定义认为：“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人群，他们无需和周围的农耕民打交道就能够满足他们生活所需的物品，是一个能够自立的社会集团”，广义的游牧民族概念则是“在游牧社会内部不能够自给自足的人群”【2】。这些定义虽然抓住了界定游牧民族的基本点——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概念还应该综合考虑政治、文化等因素。历史证明，古代很多游牧民族如匈奴、柔然、东胡、契丹、鲜卑、蒙古等依靠游牧经济建立了政权，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以各自谱写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斯大林是第一个系统论述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3】中国的民族理论是以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为立论的基本点，而且关于民族的划分也以此为标准。我们认为关于民族的定义中还应该包括政治这个因素。我们对游牧民族概念的界定是：游牧民族是在草原地带以游牧方式经营游牧畜牧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具有“行国”特色的政治组织和游牧文化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存在方式。
学术界对游牧社会和游牧经济变迁的关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的“游牧经济＋X＝发展”模式和苏联学者普立雅科夫为代表的直线式发展理论最具代表性。
“游牧经济＋X＝发展”模式认为：（1）蒙古利亚游牧社会虽然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但总体上只是重复着一迸一退的循环模式，这种一进一退的循环方式主要表现在从游牧经济跃进商业经济，然后又复归到游牧经济的反复过程。（2）由于粗放的家畜饲养方法过于单一，游牧民的牧畜技术从匈奴时期一直到近代没有显著的发展。游牧社会内部的变迁只限于微小的变化，而较大的社会变迁只能靠游牧以外的经济要因才有可能发生。这一点可以用“游牧经济＋X＝发展”模式来公式化。（3）所谓游牧经济以外的要因，指的是补充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不足性的那些同农耕地域及森林地带之间的掠夺战争或贸易活动，即游牧民族的涉外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中国内地问以“捐马交易”为象征的经济活动。（4）掠夺和贸易活动往往将纯粹的游牧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方向推进一步，并促进强大的游牧国家的建立。（5）当建立强大游牧国家的核心部族开始衰退，权力统治组织开始崩溃后，又复归到原来的分散状态，从此游牧社会明显地后退，等待下一个游牧国家的建立。
另外，美国历史学者拉·铁摩尔也提出：游牧民族的历史一直遵循着集中与分散、扩展与后退这一循环模式向前发展，这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
上述学者把游牧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来自游牧社会以外的外在因素。
前苏联学者普立雅科夫则认为，游牧社会的发展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封建制社会→帝国的中央集权这一政权及社会形态的直线式的交替过程【4】。
游牧民族的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游牧民族本身的发展要求，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游牧国家的暴起暴落的非稳定性以及游牧文化理论上的不系统性是游牧民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中以游牧民族的经济活动尤为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明确界定游牧民族的经济活动——游牧经济。
游牧经济首先是畜牧经济的一种，畜牧经济是指“人类以牧养动物为生的经济。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因在狩猎中常和动物接触，懂得了动物的驯养；最初养犬、豕、鸡等，后又养牛、马等。畜牧发达以后，有的部落逐渐以游牧生活为主。”【5】畜牧经济伊始，由于人少地广，而且牲畜数量较少，所以在定居环境周围自由放牧就可以解决饲料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牲畜数量增加到原有定居环境周围的草场难以容纳时，为了解决牲畜与草场、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们就不得不开辟新的草场，于是形成了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经济或游牧生活。马克思指出：“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6】
据此，本书所概括的游牧经济，其基本点立足于经营游牧畜牧业的民族，其生产方式变化中所体现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具体是指游牧劳动者依据自然环境和季节变化，为合理利用草场而有序进行“游牧”，即四季轮牧为手段的生产劳动为主的经济形态。目的是在保护自然环境多样性的前提下，保证畜群的繁殖和增加社会财富。畜牧经济又可分为原始畜牧经济、游牧畜牧经济、草原畜牧经济、农区畜牧经济、郊区畜牧经济、现代畜牧经济等，游牧经济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蒙古族正是继承了游牧民族的优良传统，使得游牧经济更加完善。蒙古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人口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民族。据蒙古人的传说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史书，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蒙古部落从9世纪中叶开始才逐步过渡为游牧部落。840年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灭后，向西迁徙，从此，三河流域成为蒙古人的土地，为蒙古部落向游牧经济过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古人向游牧经济过渡后，在长期的游牧经济实践活动中充分认识到了良好草场对畜牧业的重要意义以及草场植被的好坏直接影响游牧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良好的草场都与水源相连，一般都位于河流湖泊附近，故“逐水草而居”成为蒙古游牧生活的主要特征。到13世纪初，蒙古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帝国”，后经忽必烈建立元朝，对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发展，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此，东西方和南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壁垒被打破，出现了多民族交融、不同文化相互渗透以及多元文化得到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那么，蒙古民族靠什么登上历史舞台并影响了世界历史呢?学者们已从国际格局、国内状况、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游牧经济确实起到了应有的基础作用。那么，有必要探讨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应是蒙古族经济史的主要内容，经济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功能则是向社会提供关于经济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未来演化趋势的正确认识。为了深入分析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变迁，必须明确蒙古族游牧经济这一核心范畴。
二、蒙古族游牧经济
蒙古族游牧经济是游牧经济的典型，与之相应，蒙古族的语言和文化也具有典型的草原文明特征。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蒙古族自古以来生活在亚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在严酷而封闭的内陆草原环境中长期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的经济活动，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游牧社会形态及其文化，正如齐·朱格德尔教授所言：“把我们的土地上生息的野羊、野马、骆驼驯化成适应于蒙古高原严寒酷暑气候的本地品种的牲畜，是我们祖先在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为中亚和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而，这种放牧业不仅是一种艺术，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人们的智慧的发展，进而创造了游牧民族特有的独特的游牧文化。”【7】在蒙古部落形成初期，其经济形态仍处于原始阶段，本部落生产的食物仅能维持自身基本生存消费，并能建造居所、制作简单家用工具、鞣制皮革、加工木器、自己缝纫衣物等等，简言之，那时的畜牧业只能够满足部落再生产所需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几乎没有用于外部交换的剩余产品。随着蒙古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蒙古牧民通过放牧劳动经营大规模畜牧业，以自己的畜产品来交换周围民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大规模的畜牧业必然要求大面积的草场，并且为了恢复草场的肥力和保证牲畜的大量繁殖，游牧民族采取了游牧生产方式。N．R．兹拉特金认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迁徙乃是使草场恢复肥力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就使畜牧者们为迁徙而耗费的劳动成为农业劳动的一种变种。”【8】N．R．兹拉特金的这段论述显示了游牧劳动的特殊性。游牧的重要特征就是，常规性的游牧以冬营盘为圆心形成一个游牧圈，游牧半径随季节变化而伸缩，由春至夏逐渐扩大，由夏至冬逐渐缩小。对游牧这一生产方式的认知是界定蒙古族游牧经济之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础。
（一）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内涵
有人认为：“游牧——即遵循畜群的生活习性及运动规律而游动式地对其放牧，人类也据此安排自己的生活。”【9】游牧经济确实要依据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牲畜的习性来安排游牧活动，但是在如何安排游牧活动时，却能够体现出游牧劳动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是人以劳动有意识地在交往中满足需要的社会过程”【10】。离开了人这个主体就无法准确规定经济。游牧经济的主体是以游牧方式经营牧业经济的劳动者——牧民。他们以自己的游牧劳动创造了畜牧产品，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游牧文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蒙古民族的历史就是蒙古劳动者通过劳动，提高自己的素质技能，促进蒙古族社会发展的历史。
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内涵应该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蒙古族牧民依据季节变化和草场状况以游动方式经营畜牧区的经济形态。这在传统生产方式阶段表现为，蒙古族劳动者即牧民以游牧生产方式，随季节的变化而进行的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经营畜牧业——四季轮牧为主的劳动时所体现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目的在于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草与牲畜的关系，争取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提升社会地位。蒙古族经营的游牧经济就是以牧民的生产活动为主体，同时包括草场、牲畜以及所需的生产工具等各种条件而组成。蒙古族这种传统生产方式必须向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了工业生产方式时期，蒙古族牧民在经营畜牧业的同时逐步掌握了工业技术，扩大了劳动范围，自身素质也随之不断提高和社会地位也逐渐提升。人类历史就是劳动发展的历史，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不断提高的历史。尤其是他们关于自然资源的利用、畜牧饲养、品种改良等的技能，以知识的形式积累下来，并世代相传。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变迁和发展，就是其劳动者素质技能不断提高和逐渐提升社会地位的历史。
蒙古族牧民不仅能放牧，而且深刻理解为什么要游牧以及如何游牧的道理。如果在同一个草场上长期放牧，则因牲畜的蹄足反复践踏地表，导致地表层下的沙土裸露出来，从而招致风蚀沙化，破坏生态环境。牧民懂得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蒙古高原上只有以游牧的方式放牧，才能解决保护自然环境与牲畜繁殖的矛盾，才能正确处理保持生态的多样性与饲养畜牧的关系。蒙古牧民在长期的游牧生产活动中，掌握了关于周围自然环境，包括天气季节变化、蒙古高原的动植物种类、山川河流、湖泊等的诸多知识，从而制定一年循环游牧的线路。他们在进行游牧时，必然要考虑到：季节变化与移动的方向、畜群数量与草场承载力、牲畜的种类与牧草、畜群的大小与水草等诸多关系。这样，蒙古族游牧经济就包括社会的人、自然环境、牲畜等三个系统，这三者的良性循环及和谐共存是蒙古族游牧经济的精髓。蒙古族劳动者——牧民，利用草原植物资源时，多利用植物的地上部分，以利于植物的传宗接代，生生不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与草原资源和谐依存。游牧经济投入少，成本低，利润高，效益好，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小，是一种没有任何化学污染和环境破坏的绿色经济。这些绿色畜产品对于人类生理和智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恩格斯指出：“既吃植物又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12】对畜牧业生产来说，植物生产属于第一性生产，它吸收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依靠太阳的光和热进行光合作用，形成植物能。畜牧业生产主要是以植物产品为养料，通过畜禽的生理机能，再将植物能转化为各种动物性产品；同时，将一部分动物不能吸收利用的物，加工成有机肥，再还给土地【13】。蒙古族游牧经济的生产主体——牧民，力争做到社会系统、畜牧系统、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千百年来，蒙古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能够维持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以“游牧”方式经营畜牧经济。游牧民族的生态意识与其经营的游牧经济，保护了祖国北部边疆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的生态文明做出了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写道：“驯化动物显然是一种比驯化植物高明得多的艺术，因为在这里表现了人类的智慧与意志力对于一种更难控制的对象的胜利。牧人和农民相比，牧人是更高的专家……的确不错，游牧人的生活乃是人类技能的一种胜利。”【14】对此，国内学者也有新的评价，如周海林等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15】
可见，只强调牲畜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忽视游牧经济的生产主体——牧民劳动者的能动性去探讨游牧经济，是不够全面的。没有牧民和他的游牧生产劳动以及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就谈不上游牧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讲的“动物生产和人的生产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自身生产，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16】只有游牧民族的劳动者——牧民才是游牧经济的生产主体。
（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外延
界定一个概念，必须力求其内涵与外延的统一。有的学者对蒙古族游牧经济的理解，一般将其外延等同于畜牧经济的外延。畜牧经济的外延，当然包括驯养的所有动物以及饲养的家畜和家禽。本文所界定的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外延包括：（1）从牲畜的种类上，蒙古族所经营的游牧经济的外延只有马、牛、山羊、绵羊、骆驼这五种牲畜，统称“五畜”，即狭义上的畜牧业外延。“五畜”必须是驯养后的家畜，而且具有抗灾能力、远处游动能力和成群的习性。所以，鸡、鸭、驴、骡、猪等家畜、家禽不能列入游牧经济的“五畜”。鸡、鸭、猪（猪是杂食动物，没有反刍结构），需要足够的粮食等饲料，蒙古族游牧经济阶段没有足够的喂养饲料，而且家禽也无法跟随“五畜”到处“游牧”，不适合游动生活。有了足够的马群则驴、骡等牲畜对游牧经济没有更多的生产意义和生活意义。当然，从清朝的“借地养民”、“移民实边”政策之后，传统的蒙古族游牧经济逐渐萎缩，农业经济大幅推进草原腹地，蒙古游牧经济逐渐转化为牧业、半农半牧甚至是农业经济，并把农区的猪、鸡、鸭等家畜家禽带到蒙古地区。这样以来，定居的蒙古人也饲养了这些家畜家禽。从此，蒙古族传统游牧经济的外延逐渐扩大，最终基本等同于畜牧业的外延了。（2）从时间上，本文所界定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应该是从蒙古民族形成至清朝“移民实边”政策出台为止。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蒙古族占领的地域广阔，可以在占领的土地上放牧。而且当时的政权在蒙古黄金家族手中，他们利用政权维护蒙古贵族和领主的游牧经济。（3）从空间上，限定在主要位于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地域内，侧重于内蒙古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演变过程。但由于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共性，有关文献也采用了一些喀尔喀（现蒙古国）的资料。
为了深入探讨蒙古族游牧经济的演变趋势，明确蒙古族劳动者必然步入现代化工业文明的途径，本书将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外延置于——自蒙古民族形成以来，其游牧生产方式转变为定居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这一总体历史过程中展开研究。当然，这些传统生产方式必须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并不断深化。所以，本书将所探讨的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既包括游牧畜牧业经济，又包括定居草原畜牧业）的改造以及展望现代畜牧业经济等内容延伸到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这里指的工业生产方式是现代畜牧业、工业、信息产业等现代生产方式。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内蒙古牧区并没有兴起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就像王建革所说的那样：“农业对蒙古草原的影响已不是单纯的互相补充与互相对立，而是深深地改变了传统蒙古社会生产的性质……近代蒙古族的生产变化不是引入现代化要素而发生的变化，而是引入汉农业和汉商业后的变化。所以，大量的移民和铁道的修建并没有使蒙古族畜牧业走向现代化。汉农业的引入使游牧业区域固定下来并增加了打草和建圈的集约化项目，但这些因素在汉民族的传统农业中已经具备了。蒙古族畜牧业变化方向也有向汉族农业趋同的趋势。总之，由于引入文化的母体并不是现代化的，所以，其近代化的速度并没有加速。这一历史过程是近代史研究中一个特殊的课题，即近代蒙古族的变化是一种同化而不是现代化，这与内地的变化有很大的差异。进一步的畜牧业改良需要有品种的改良和生产技术上的变革，而这些都没有发生，蒙古的其他地区与三河地区的对比就说明了这一点。三河地区的畜牧业是现代化的文化引入，但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在蒙古草原全面推广。”【17】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内蒙古畜牧业开始引进优良品种、改善基础设施、运用生物技术，从而迈向了现代化。目前，整个内蒙古牧区的现代化畜牧业工程尚未全面启动，如何把传统的蒙古族畜牧业转变为现代化畜牧业，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思索的重大课题。
（三）关于蒙古族游牧经济相关的若干概念的介绍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畜牧经济是指饲养牲畜以取得畜产品的生产部门，按饲养方式可划分为三种：“其一是草原畜牧业。其特征以草原为生产基地，以放牧为主要饲养方式，以草食动物为主要饲养对象。我们又把‘草原畜牧业’按时间划分为原始草原畜牧业、游牧畜牧业和定居畜牧业三个阶段。蒙古族游牧经济属于草原畜牧业的第二阶段。其二是舍饲畜牧业。其特征是以农作物与副产品为主要饲料来源，以人工圈养为主要饲养方式，一般以精料型动物（猪、家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其三是放牧与舍养二者结合的（家禽）半饲养畜牧业。”【18】
现代畜牧业，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畜牧业进入了现代畜牧业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一整套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畜牧业科学技术得以形成与推广，使畜牧业生产技术由经验转向科学；电子、原子能、激光、遥感技术以及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的利用；现代畜牧业机器广泛应用，使畜牧业形成了机械化、自动化、工厂化的生产；生产日益社会化等。现代畜牧业大幅度提高了畜牧业劳动生产率、草地生产率和畜产品商品率，使畜牧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19】。蒙古族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的主要依据是现代畜牧业代表当今畜牧业的先进技术和前进方向，它可以大大克服传统畜牧业的脆弱性，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和市场占用率，使传统畜牧经济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提高畜牧业生产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
草原畜牧业，区别于农区院舍饲养的家禽家畜畜牧业，草原畜牧业主要是在草场上以“群”为单位经营的畜牧业，是“以草原为生产基地，主要采取放牧方式饲养牲畜，以取得畜产品”【20】。
牧区经济，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命名的地域经济概念。在中国一般牧区经济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牧区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其他经济成分较少。目前，牧区经济指所有在牧区经营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除了畜牧业以外，还有加工业、农业、金融、商业、通讯、邮政、交通、服务业等。
一般人们习惯于用草原、草地、草场等几种术语来表示草原这个概念，法理上各国一般采用草原这个概念。在传统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人们往往依据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选择土地的利用方式，其中游牧就是利用草原的一种生产方式。草原则是经营畜牧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长着草类植被的开阔性土地，是一个空间界限。现代意义上的草原不仅包括天然草原，还包括人工种植的草地。“草原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生态环境中具有独特功能的系统，它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具有保温、保水、防风、抗蚀功能的生物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对维护大陆性气候区的生态环境和保证物种繁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1】。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各国对草原有了明确的界定。
游牧文化，各民族的特殊性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的差异上。“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是文明的核心和精神所在，它是对人生目的、动机及社会关系等的基本探求和规定。文化表现为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体现着社会总体对个体人的制约和个体人对社会总体的意识，既是社会制度的理论依据和总体的导向，又是个体自由的表现及其行为规范。”【22】
游牧文化的产生与北方游牧民族几千年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笔者认为，游牧文化应包括生活在中国北方、以经营牧业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各民族的文化，主要指生活在草原的民族，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牲畜、自然环境与牲畜的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交往具有的包容、豪放、开阔、融洽特色的北方民族地域文化。在游牧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与其他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也赋予了游牧文化健康、自由、和谐、宽容、快乐、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丰富内涵。
注释：
【1】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2】转引自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3】《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4】转引自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37—238页。
【5】《辞海》，上海辞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4686页。
【6】《马克思恩格斯伞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
【7】其·朱格德尔：《封建主义形成时期的蒙古社会——政治、哲学思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蒙古文），第109—110页。
【8】N．R．兹拉特金：《游牧民族社会经济史的几个问题》，见《民族译丛》，1981年第5期，第31页。
【9】江帆：《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
【10】刘永佶：《劳动历史观》，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4页。
【13】详见王秉秀主编：《畜牧业经济管理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14】（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9—210页。
【15】周海林：《人类生存困境——发展的悖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17】王建革：《农业渗透与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业的变化》，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第86页。
【18】《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页。
【19】张秉铎：《畜牧业经济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6页。
【20】张秉铎：《畜牧业经济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21】施文正主编：《草原于草业的法制建设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2】刘永佶：《中国文化现代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