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是引起自然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人文因素中尤以人口和农牧业对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人们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衣、食、住、行等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数量、生产和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类在自然环境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两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人口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自然环境是有限的，人只能在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人口再生产，而一旦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限度，就会引发一系列自然环境的变化。这其间人口的多少和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最为明显。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口的多寡、流动迁徙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节着重探讨历史时期泾洛流域人口的变化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1．隋以前人口变化及影响
从现今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遗址来看，当时泾洛流域少量的稀疏的人口在沿河流两岸的台地上生存。商末，据《诗经》所载，泾洛流域及附近地区有周、豳、共、密等方国，人们披荆斩棘，发展农牧业，人口逐渐增多。西周立国关中，《诗·大雅·思齐》就对武王母亲太姒生育众多男孩进行了赞美。西周采取“封邦建卫”的措施，泾洛流域有密、豳、共、芮等，但这些国家人口都不甚多，而多居于泾洛流域原隰地带。泾洛上游为戎狄所居，人口也十分稀少。以西周末年周宣王封弟于郑为例，郑国时蓬蒿藜藿丛生，“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1]。郑在今关中东部华县附近，为西周东向函谷关以东诸封国必经之途，人口寡少，地多草莱，相近的泾洛流域亦应相差无几，土旷民稀。春秋时期泾水流域还有义渠等戎，洛水流域有彭戏氏、大荔戎等，它们后被秦消灭。随着战国时牛耕和铁器的广泛使用，加之秦国变法，“徕三晋之民”[2]，生产力发展，移民增多，使泾洛下游人口有了大规模增加。这一时期，泾洛下游的具体人口无法知晓。不过秦在统一过程中，迁六国豪右大族于关中，还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3]，迁徙咸阳人口于附近这些地区，其中云阳即在石川河流域。正是这一时期迁移外地人于关中，加之泾洛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已十分发达，故泾洛流域的自然环境已和西周末一些地区多草莱的情形大不一样。
从秦代开始，已向北方边地移民。经过楚汉战争，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4]，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使人口大增。从汉高祖开始，就迁移原六国的一些豪族大姓，向关中移民[5]。西汉诸帝死后在长安周围广建陵县，迁移人口于这些陵县。泾水下游与渭水交汇处一带的长陵、阳陵等，以及甘泉水旁的昭帝母赵婕妤的云陵，都是安置移民的所在。高祖长陵安置万户，西汉末已有50057户，179469口。阳陵无考，当与其他陵县一样，约在5000户上下[6]。云陵在置陵县前称云阳（今淳化东北铁王乡附近），秦于此移民50000户；武帝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同时，也徙民于云阳。昭帝初置县时移户3000[7]。不断向云阳移民，一方面由于云阳居直道与关中相接处，地理位置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武帝时，关中“地少人众”，“膏壤沃野千里”[8]，“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9]。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关中京兆尹有682268口，平均95．52人／平方公里。左冯翊有917822口，平均40.40人／平方公里。右扶风有836070口，平均33.77人／平方公里。其中长安及附近陵县人口达100多万，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平方公里，居全国之冠[10]。这样多的人口集中在这一狭小的地域，且非生产人口居多，大大增加了关中的经济负担，不但使自然植被全部被农田栽培植被取代，可垦之地开发殆尽，“亩值一金”，而且需从外地输入粮食，以满足关中需要。干旱、蝗灾等灾荒年份，不但使人口减少，也使农田荒芜，粮食减产或绝收。同时，也影响到其他自然因素诸如河流、植被等的变化。
汉代关中以都城和陵县附近人口最为集中，土地也最贵重，“亩值一金”，故这里的自然环境利用也最充分。而偏壤僻地的粟邑，因在山中[11]，人口自然不如平原上各县人口众多，故这里至汉代仍有一些原始林木，农田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自然环境所承载的人口也没有超过限度。因而这一地带人口对环境还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自然环境诸因素变化也不十分明显。
泾洛上游陇东陕北一带，武帝曾徙民充实这一带地区和更北的边地。元狩四年（前119年），因关东水灾，徙民725000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12]。陇西（后析置金城、安定，安定部分县在泾水上游）、北地、上郡皆在泾洛上游。时由于匈奴昆邪王投降，陇西、北地、河西之北少侵扰之忧，加之数十万移民，致使北地以西的戍卒减少一半[13]。当时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设立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14]，洛水上游的上郡之地亦在开垦之列。这些移民、戍卒加上泾洛上游原有居民[15]，使泾洛上游农耕面积增加很多。人口增多，土地承载力增加，肥沃的原隰之地已被开发利用。森林面积减小，人为地耕作使土壤熟化过程加快，又使土壤侵蚀增多，河流泥沙增多，加之气候异常变化，使汉代黄河下游河患较为频繁。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安定郡有人口143294人，人口密度为2.62人／平方公里。其中安定郡有12县在泾水上游，大约有人口81882人[16]。北地郡人口210688人，人15密度为3.82人／平方公里。其中北地郡有9县在泾水及支流上游，大约有99800人。可见陇东大约有19万人。其中泾水上游有13县，约有10万人；马莲河流域有8县，约有9万人。人口密度比北地郡南部的马莲河流域较大，这与这一带原面广阔，农田栽培植被和草原植被面积较大有关。除自然侵蚀外，人为地在马莲河流域上游开垦，加速了河流的泥沙含量，马莲河有“泥水”之称也就自然可以想见了。
北地郡有两县在洛水流域，人口约有22178口。上郡总人口60665815，平均每平方公里9.63人，远远高于安定、北地两郡。其实上郡所置23县，大多在无定河流域及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一带（有考的16县这里就有9县）。而洛水流域仅有5县，人口数约为131880人。总计北地、上郡洛水流域7县有人口达154058人。这还未包括左冯翊的翟道（治今黄陵西北）、鄜县（治今洛川东南）两县（左冯翊平均每县人口约4万多人，此两县人口小于其南的关中平原各县，与偏僻在山中的粟邑县人口应相当）。则洛水流域人口应至少在17万以上。流域面积和设县的个数都少于泾水上游（洛水上游9县，仅为陇东的一半），其人口密度却远大于陇东泾水上游。而且，这些县分布于长安通往上郡的驰道及直道的两旁，甚至靠近黄龙山旁也置有鄜县。洛水上游两岸置县无可非议，因其自然环境优越，居交通要道，自然为人口集中之地。而直道建于子午岭上，其东所置县（翟道、直路、归德等）近在直道旁，远较其西各县为近。黄龙山与子午岭间狭窄之地，惟洛水河谷从中穿过，故这一带及近山一带开发远较西部近山一带开发要早，人口密度也大。西部有肥沃之大原和草原，还不需向近山一带移民开垦，故陇东各县田地多是近河谷一带的丰腴之地。
西汉末战乱及自然灾害，使人口大为减少。“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17]。东汉建立，人口“十有二存”[18]，“边陲萧条，靡有孑遗”[19]。经过东汉初的恢复，人口又有所回升。永和五年（140年），京兆尹10县共有285574口，每平方公里19人，远低于西汉每平方公里的79.4人。仅长陵、阳陵两县在泾水下游，人口约为57115人。左冯翊13县，计有人口145195口，37090户。每平方公里平均10.2人（西汉人口密度64.4人／平方公里）。左冯翊各县除合阳、夏阳外，余皆在泾洛下游。右扶风15县，计有人口93091口，每平方公里平均3.4人（西汉人口密度30.2人／平方公里），为三辅人口密度最低地区[20]。泾水流域的旬邑（治今旬邑东北）和漆县（治今彬县），人口约有12412人，因偏僻在北山原地，人口密度也应与扶风郡各县平均密度相当。无论从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来看，东汉泾洛下游仅有20多万人，远远低于西汉时的规模。
随着东汉国势的日颓，泾洛上游地区因匈奴南扩而地旷人稀。直至窦融率河西五郡自保，不但阻止了匈奴南侵，连安定、北地、上郡的流民有时为避饥凶荒灾，也向河西五郡迁徙[21]。不过，像这样向边地迁徙之事是不多见的，仅在灾荒之年偶而发生。建武时将北地等八郡之民从云中等撤回，边地匈奴等少数民族已开始入居这一地区。南匈奴入居塞内，其韩氏骨都侯就屯住于北地郡。其后计有章和元年（87年），匈奴五十八部于北地等处投降；永元六年（94年）安置南匈奴乌居战部等20000多人于安定、北地二郡[22]。除匈奴外，羌人也开始入居泾洛流域。永平元年（58年）安置七千多降羌于三辅；永元十三年（101年），迁降羌六千余口于安定、汉阳、陇西等[23]，而北地时也已有“羌胡”[24]。除边地匈奴、羌族等内迁外，从汉初始，还不断遣送内迁的边民北归戍边[25]。同时，又不时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据统计，东汉一朝共颁徙边诏令10次，其间有4次允许部分徙边者返回家乡，故东汉徙边收效不大[26]。东汉中期以后，羌族起义不断。永初四年（111年），安定、北地、上郡分别内徙至美阳（治今武功西北）、池阳（治今泾阳西北）、衙（治今白水东北），由于人们不愿内迁，“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又遇旱蝗饥荒，内迁者“丧其太半”，后虽于永建四年（129年）迁回旧地，并于次年迁徙罪犯于三郡，但人口已大大减少。永和初，安定、北地再次因羌人起义而内迁关中，后上郡也内迁夏阳（治今韩城西南）[27]。几次迁徙，人口自然流失不少。而羌人趁机也多徙至泾洛上游地区。永和五年（140年），安定郡有6094户，29060口，人口密度为0.4人／平方公里。其中泾水上游有6县，有21795口，人口密度应大于安定郡平均数（因高平、左谷两县面积广大，几为全郡总面积的1／2）。北地郡有3122户，18637口，人口密度为0.3人／平方公里。其中马莲河流域有3县，口数为9319人，人口密度亦与北地郡相当。这3县中除参*[灓去水]居环江流域外，另外的泥阳、弋居皆在马莲河下游的广阔原地。上郡有5169户，28599口，人口密度为0.6人／平方公里。洛水上游仅有2县，人口为5720口，人口数仅为西汉的1／40。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因为户口“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28]，出现这种人口寡少的局面就不足为怪了。但无论怎样，东汉泾洛流域人口较西汉减少的事实却是难以改变的。从泾洛上下游设置的县数足以得出这个结论（其中东汉泾洛上游仅置11县，西汉泾洛上游置可考县27个）。
东汉末战乱，由战乱前“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而变成“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29]。“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后曹魏广行屯田，招募流民，“流入果还，关中丰实”[30]。而泾洛上游同西北诸郡一样，“皆为戎居”[31]。西晋时，“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泾洛流域的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等郡多羌人[32]。其中安定、北地、金城等羌胡一次就有二十余万口来降。除此而外，泾水下游一带还有氐人[33]，石川河流域的北地（治今耀县）、洛水下游的冯翊（治今大荔）还有卢水胡[34]，另外，还有一定的匈奴族（前赵刘曜于关中立国，亦应有匈奴人迁于关中）。而泾洛上游安定郡（治今泾川北）、冯翊郡以北广大地区，应是羌胡等活动范围。这一时期政权更替频繁，迁徙人口也多有军事和政治性质。现以《晋书·地理志》所载晋太康元年（280年）泾洛流域各郡国的户数窥探流域内户口的分布。时全国有2459840户，16163863口，每户平均人数为6.75人。泾洛流域各郡国的口数大致应是户数与6.75的乘积。安定郡7县（仅都卢一县在清水河流域）户数为5500户，其中泾洛流域约有4914户，约33170口。新平郡（治今彬县）2700户，约18225口。扶风郡仅池阳（治今泾阳西北）一县在泾水下游，户数约为3833户，45873口。京兆郡有高陆（治今高陵）、万年（治今富平东南）二县，约有8888户，29891口。北地郡2600户，17550口。冯翊郡6县在洛水下游，约有5772户，38962口。除安定郡外，泾洛下游共置13县，约132951口，较东汉还要少。其后人口不断迁移变化。后秦时，“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35]，陇东、渭北一带羌胡数量还不少。后还迁山陕一带的匈奴豪右15000余落于雍州（治今泾川北）[36]。北魏统一北方后，虽在泾洛流域设置豳州（治今宁县）、泾州（治今泾川西北故城）、雍州（治今西安西北）、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其州金明郡因城县在洛水上游）、东秦州（治今宜君东北）、华州（治今大荔北）等，但泾洛流域仍多羌、氐，以及匈奴、卢水胡等。立于蒲城的《魏太尉邓艾碑》、《后周圣母寺四面像碑》、《罕井神镌碑》等载有不少羌姓，其中《圣母寺四面像碑》就有非和、罕井、党、荔非、地连、钤耳、钳耳、屈男（南）、同帝（蹄）、弥姐等，共49人，占总造像碑记120人的2／5多[37]。耀州药王山北朝造像碑中有“雷明香造像碑”、“雷香香造像碑”、“雷氏五十人造像碑”等，证明北朝羌族雷姓多分布于此。据马长寿先生考证：羌人雷、党二姓主要集中于洛水中游，罕开（井）氏多在蒲城及白水县东部，夫蒙氏多在蒲城、白水等，钤铒氏多在蒲城、白水、鄜州，同蹄氏多在铜官、白水、洛川、鄜州等[38]。直到唐时，关中及附近一带仍有不少羌人。1990年在蒲城罕井矿区出土了至德二年（757）弥姐亮的墓志，弥姐就是羌人的一大姓氏。北魏时泾洛流域的羌氏胡及鲜卑等族人口数字无从得知，《魏书·地形志》载中部郡下辖四县，计有8924户，平均每县有2231户；鄜（敷）城郡三县有5672户，每县平均1891户。这些郡县中包括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已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泾洛上游从东汉末至唐代，植被又逐渐恢复，人们的农牧活动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未产生太大影响，黄河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39]。
隋代力定全国，推行均田制等，“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40]，较魏晋北朝人口有所增加。《隋书·地理志》记载了隋极盛时大业五年（609年）的各郡户口数字，时全国平均每户5.16人（总人口数除以总户15而得），各郡人口数字约为户口数字与5.16的乘积：平凉郡的平凉（治今平凉西北）、百泉（治今宁夏彭阳）二县有11198户，约为57800人。弘化郡（治今庆阳县）仅洛源（治吴旗西北）县和华池县（治今华池东华池）在洛水流域，马莲河流域户口数应为37480户，人口约为193400口。安定郡（治今泾川北）7县76281户，人口约为393700口，7县都在泾水上游。北地郡（治今宁县）有4县在泾水上游，为47127户，人口约为243175口。这样陇东约有人口880075口，为隋代以前人口数字的最高峰，也远较西汉为多。陕北也是一样，延安郡仅因城县（治今甘泉西）在洛水上游，有4904户，25305口。上郡（治今富县）5县，53489户，276003口，较西汉洛水上游稍高（设置县数少于西汉）。京兆郡宜君县（治今宜君西南）应属洛水上游，平均有14022户（实际宜君县户数应低于此数字，与上郡平均每县10698户相当，以10698户计算，人口为55202口）。加上弘化郡的洛源、华池二县14992户，87958口，陕北洛水上游有355118口，亦远远超过西汉时口数。泾洛下游北地郡新平（治今彬县）、三水（治今旬邑北）二县有23564户，人口约为121588口。京兆郡泾水下游及石川河流域有9县，126198户，651182口（同官、华原人户小于郡内各县平均数），冯翊郡有6县在洛水下游，有68682户，354399口。则泾洛下游地区人口已达1127169口，突破百万。可见，隋代泾洛流域无论上游还是下游，人口都有空前增加，达2451712人。其中泾水上游及支流的安定郡、北地郡每县有上万户，洛水上游上郡每县亦超过万户，泾洛下游京兆、冯翊两郡每县也有万户以上。而泾洛下游万户以上有17县，陇东万户以上有11县，陕北洛水上游万户以上有6县。陇东人口是陕北的2倍多，这与西汉两地人口相若是不同的。
但隋代人口繁多，开发持续的时间并未长久。炀帝横征暴敛，“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41]。经过隋末农民战争，户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42]。从《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贞观十三年（639年）户口数可知，京兆府18县有20765户，923320口，每县平均11536户。同州9县有53315户，232016口，每县平均5923户。邠州4县15534户，64819口，每县平均3883户。关中平均每户约为4人左右，无论每户平均口数、每县平均户口及人口总数，唐贞观时都小于隋大业年间。唐关内道贞观时户数仅相当于大业时关内诸郡户数的44％[43]，这一时期户口和人口数是减少的。陇东的原州3县，2443户，10512口，每县仅有814户。庆州8县，7917户，35019口，每县仅有990户。宁州7县有15491户，66135口，每县平均2213户。泾州5县8773户，35921口，每县平均1755户。以泾、宁、庆三州人口较多，而庆州8县才仅3万多人，人口密度应以宁、泾一带较稠密，与这一带原面广大有关。但与隋时相较，陇东15万多人口（包括陇州的华亭县）是不能与隋时88万多人相较的。陕北坊州2县有7507户，11671口，每县平均3754户。鄜州5县有1703户，51216口，每县仅有340户。其北延州，唐贞观时金城县约有1033户，1550口。整个陕北洛水流域仅有7县64500多人，仅为隋大业35万人的近1／6。炀帝暴政和隋末战争对整个泾洛流域人口破坏还是较大的。
贞观至天宝时，社会长期安定，农业稳定发展，加之人口政策适当，措施有力[44]，开元时，“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45]，已是盛世的升平景象。《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天宝元年（742年）各郡的户数和人口数（参见表7—2—1）。关内道原州之平凉（治今平凉）、百泉（治今彭阳西）2县，有3675户，16573口。陇州华亭县有4930户，20030口（实际数字应小）。泾州5县，31365户，186849口。宁州五县，37121户，224837口。庆州10县中，8县在马莲河流域，有18159户，99389口。则陇东泾水上游有21县，547598口，以宁州、泾州每县平均户数皆在6000户以上，虽总人口低于隋代数字，但已是西汉的近3倍。陕北洛水流域庆州洛源县（治今吴旗西北）、华池（治今华池东华池）有4790户，24848口。延州金城县（治今甘泉西）有1895户，10004口（实际数字略小于此数）。鄜州五县，23484户，153714口。坊州4县，22458户，120208口。总计陕北洛水流域有308874人，是西汉时的近2倍，较隋时人口数少。由于地域远小于陇东泾水上游，这里置12县，平均每县约有四五千户（坊州达5614户，鄜州达4697户），稍低于宁州、泾州户数。泾洛下游鄜州四县，22977户，125250口。京兆府有12县在泾水、石川河流域，约有217753户，1176114口（实际数字应小）。同州洛水下游有5县，38193户，243525口。则泾洛下游应有100多万，与隋代基本相当。这是唐代全盛时期泾洛流域人口分布状况。人口分布由南向北递减，即由平原向高原、由高原向草原递减。唐代开发特别是对陇东、陕北的开垦（详下节）与人口的众多有着密切的联系。
表7-2-1 唐开元、元和间泾洛流域各府州户数、乡数变化表
| 府州 | （元和）县数 | 户数 | 乡数 | 每县平均户数 | |||
| 开元 | 元和 | 开元 | 元和 | 天宝 | 元和 | ||
| 京兆府 | 23 | 362909 | 241202 | / | / | (20)18146 | 10487 |
| 同州 | 7 | 56509 | 4861 | 121 | 140 | (8)7616 | 694 |
| 陇州 | 5 | 6085 | 784 | / | / | (3)8217 | 1417 |
| 泾州 | 5 | 15952 | 1990 | 55 | 30 | (5)6273 | 398 |
| 原州 | 4 | 8075 | / | / | / | (2)3675 | / |
| 邠州 | 4 | 19461 | 2670 | 49 | 49 | (4)5744 | 668 |
| 宁州 | 6 | 30226 | 1107 | 73 | / | (5)7424 | 185 |
| 庆州 | 10 | 17981 | / | 51 | / | (10)2395 | / |
| 鄜州 | 5 | 30185 | 750 | 51 | 12 | (5)4697 | 150 |
| 坊州 | 4 | 15715 | 1843 | 44 | 12 | (4)5615 | 461 |
| 延州 | 10 | 16345 | 938 | 60 | 18 | (10)1895 | 94 |
注：1.本表据《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参照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田地统计》甲表27而改制。
2.各县平均户数未载有开元县数，故暂以天宝元年（742年）每县平均户数补入，括号中数字为天宝县数。
安史之乱使泾洛流域人口大幅度递减。关中“闾井萧然，百不存一”[46]。陇东、关中又一直受到吐蕃的侵扰，有时还掠夺人口，甚至还波及陕北洛水上游地区。“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向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47]。吐蕃还曾攻破长安，长安及附近关中地区人口多被“捕戮”，“积尸狼藉”[48]。贞元三年（787年）吐蕃掠华亭、汧阳、吴山等县男女万余口遣送至安化峡以西。又掠连云堡及邠、泾逃入山中户遣送弹筝峡。“泾、陇、邠等贼之所至，浮掠殆尽”。次年，又入寇泾、邠、宁、庆、麟等州，“人畜没者约二三万”。屯田军也在被掠之列。贞元八年（792年），吐蕃就曾“掠泾州屯田军千余人还”[49]。加之建中、兴元时的朱泚之乱，“田莱多荒”，“人烟断绝”[50]。关中成为仅次于华北平原南迁人口的主要来源地区[51]。关中人口大量南迁，陇东人口或掠或逃，则泾洛上游地区成为党项、吐蕃迁居之地。广德以后，党项迁至盐、夏、灵、胜、麟等州，后又南迁至延、绥、庆、宁等州。庆州等已成为党项聚居之地，号为东山部。至开成末，党项“种落愈繁”[52]。而唐末，“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吐蕃）”，“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53]。唐后期人口减少，从《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可窥开元与元和时变化情况（参见表7—2—1）。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所设县数量变化不大，但元和时每县的户数却与天宝元年大相径庭，元和时总户数也与开元时相差较大。其中泾洛下游一带总户数与每县户数较开元、天宝时相差10倍左右。李渤于元和末穆宗即位时曾言，“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54]。邠州与陇东各州一样，受吐蕃入侵及掠夺人口影响，元和总户数和每县户数较开元、天宝时相差数十倍，而陕北洛水上游总户数和每县户数也减少数十倍，当与战争及党项、吐蕃入居等有关。
五代时期，兵祸不断，人口又有所减少。宋代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人口大增。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2《北宋各朝户口数、每户平均口数及户口数的升降百分比》可知，咸平六年（1003年），全国户数为6864160户，14278040口。六十年后，皇祐五年（1053年），全国户数增加1.57倍，人口达22292861口。元丰六年（1083年），户数已增加了2.51倍，人口数达24969300口。崇宁元年（1102年），户口数又较咸平末增加了2.95倍，人口数达45324154口。《宋史·地理志》记载了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各府州军监的户口数，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及《文献通考》所载太平兴国、元丰初年作一比较，足以看出泾洛流域人口数、户数逐渐增多（参见表7—2—2）。泾水上游和马莲河流域崇宁元年人口：原、渭、泾、环、庆、宁共18县，14725户，449716口（虽然历来对崇宁元年全国户均不足3人提出疑问，或因统计数字不实，或由生产方式决定，或由赋役政策决定，在现今还无其他统计数字的情况下，暂且用此户口数和人口数）。陕北洛水上游保安军、延安府（有2县在洛水上游）、鄜州、坊州共有14县（军），65421户，189170口。泾洛上游户数和口数都是仅次于唐开元时这一流域的第二大户口数字。加上宋夏在泾洛上游都驻有大量军队，还有不少蕃族降户，宋代在这一上游地区不会比隋代和唐开元时人口相差太多。可以这样说，宋代是继隋唐以后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个人口高峰时期。其实，徽宗崇宁前的神宗时，洛川县已是“戎人杂耕”[55]，这里已在洛水上游原地，南距关中不远，宋代泾洛上游多蕃族杂户可想而知。而泾洛下游有22县，353098户，903171口，户口数也仅次于隋代与唐开元时，难怪王安石曾云“以陕西一路户口可敌一夏国”。元丰时，陕西有135万户[56]，而泾洛流域应至少占到其1／3。
表7-2-2 北宋初年（980—989年，太平兴国至端拱）、元丰初年、崇宁初年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数表
| 府州军 | 崇宁县数 | 户数 | 崇宁口数 | 崇宁每县平均户数 | ||
| 太平、端拱 | 元丰 | 崇宁 | ||||
| 雍州（京兆府） | 13 | 60726 | 223312 | 234699 | 537288 | 18053 |
| 同州 | 6 | 27495 | 79600 | 81011 | 233965 | 13502 |
| 耀州 | 6 | 25908 | 25910 | 102667 | 347535 | 17111 |
| 乾州 | / | 9125 | 并京兆府 | 并京兆府94750 | / | / |
| 华州 | 5 | 17115 | 80180 | 28411 | 269380 | 18950 |
| 泾州 | 4 | 17469 | 25990 | 23036 | 88699 | 7103 |
| 原州 | 2 | 6985 | 22401 | 26584 | 63499 | 11518 |
| 渭州 | 5 | / | / | 27853 | 63512 | 53168 |
| 庆州（庆阳府） | 3 | 11981 | 19021 | 58255 | 96433 | 9284 |
| 邠州 | 5 | 19897 | 59837 | 37558 | 162161 | 11651 |
| 宁州 | 3 | 17981 | 37374 | 7183 | 122041 | 12519 |
| 环州 | 1 | / | 6583 | 35401 | 15532 | 7183 |
| 鄜州 | 4 | 21869 | 27116 | 13408 | 92415 | 8852 |
| 坊州 | 2 | 12155 | 13279 | 50926 | 40191 | 6704 |
| 延州（延安府） | 7 | 16391 | / | 2042 | 169216 | 7275 |
| 保安军 | / | 989 | 1041 | 6931 | / | |
注：本表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参照《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5.36.38.
宋金战争，使泾洛流域深遭涂炭。继以海陵王侵南宋，河北、陕西、山东等路成为调发对象，“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民众“颠危愁困，待尽朝夕”[57]。随后采取一系列减轻徭役，发展生产的措施，人口开始稳定增长。金泰和七年（1207年）较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户数增加1.24倍，口数增加1.2倍，金末户数较大定增加1.46倍[58]。《金史·地理志》载：金末泾洛流域户数，镇戎下辖一县一寨二堡，约为3482户，平凉府五县五镇一寨有31033户，庆阳府三县七镇二寨一堡二城有46171户，环州一县三镇六寨三堡有9504户，宁州有34757户，原州有17800户，泾州有26290户，庆原路边将管辖11205户。陇东共有190242户。如以每户平均5人计算[59]，陇东人口已达90万，超过了宋代（宋代户数统计不准确），与唐开元时相当。可见，金代继宋代以后，这里仍为边防要地，人口较多。洛水上游保安州一县二镇三寨一城7340户，延安府有二县在洛水上游，约为11865户；鄜州四县一镇62391户，坊州二县一镇20746户，则洛水上游有102342户。如以每户平均5人计算，也有50多万人。今泾洛上游残存许多石窟，大多是宋金时期所凿，宋金在泾洛上游生存的人口基本上一直维持着高峰，中间仅有金替代北宋时因战争暂时有所减少。金末泾洛下游人口邠州有34757户，乾州二县一镇有11511户，京兆府二县二镇有26778户，华州二县二镇15564户，耀州四县二镇有50211户，同州四县八镇有28452户。则泾洛下游有167073户（镇以县计之，平均户数增大，而县户数减少，泾洛下游除同州多镇外，余皆多县），户数较陇东户数少，究其原因与陇东有边军的驻屯有很大关系，也与关中大量人口南迁有关。
金末正大时，元兵南下，关中“八州十三县，户不满万”[60]，已远较以前减少。元宪宗二年（1252年），奉元路（治今西安）已有33935户，271399口，延安路已有6539户，94641口[61]，人口数远不能与宋金时相较。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一系列招募流民、平均赋役的措施[62]，使人口有所恢复。但泾洛流域所在的陕西行省，世祖封其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刺于此，广占田地为牧场，扩占民田达30万顷[63]，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的增加，也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元代中后期泾洛流域人口应有所增长。具体增长详情因《元史-地理志》缺载甚多，无法知晓。不过，元天历二年（1329年），陕西诸路饥民已有1234000余口，风翔府有饥民47000户，已较宪宗二年的2081户增长22倍多，相当于《金史·地理志》所载该路62302户的75．4％。按此增长速度推算，陕西全省盛时户数当不会少于50万户[64]，不过，还是难和宋元时期相较的。
元末明初，陕西“比年为张思道、李思齐交兵侵扰，加之岁旱，粟麦不登，民多饥死”[65]，上述洪武二年（1369年）至四年（1371年）就发生二次重大旱灾和一次旱灾，使人口减少很多，“民间十室九空”。同官县李家沟已无李姓，赵家塬也不见赵姓。明初，泾洛流域多从山西移民而来。同官县原来的土著戴、翟、陶等“俱无其一”，而“凡由洪洞来者皆为蕃衍”。大姓有王（民国时4761人，下皆为民国时）、段、宋、郭、张、高、崔（634人）、任、梁（1316人）、侯、靳、关等。寇姓虽不算大姓，明初也由山西榆次迁中部再迁同官，民国时亦有1700多人[66]。耀县王家砭的王姓，以及杨、宋、冯、高、辛等姓也多为明初山西移民[67]。澄城县土著民众流亡殆尽，“各乡《族谱》自洪洞迁入者过半数”，韩、姚、白等大姓皆是如此，路氏以山西潞安也迁于澄城而成大姓[68]。白水县“从山西洪洞来迁者十之五六”[69]。同州七里村张姓、八女井李姓等皆从山西永济、晋阳等迁徙而来，马坊里马姓由茂陵迁移而来。沙苑的帖、答、拜等蒙古姓，亦当为此时移民[70]。不但洛水、石川河下游多山西移民，就是中部县程村等刘姓、鲁村与强家村等张姓、北谷等王姓也多源于山西洪洞[71]。洛川县族姓，“俗传多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72]，陕北亦应多山西移民。甚至陇东庆阳县也有山西移民。今西峰市东南的“六年张家”、“八年张家”就是分别以洪武六年和八年山西张姓移居此而命名的[73]。明初由山西等地迁居泾洛流域，使这一带人口有所增加（参见表7—2—3），荒地也逐渐被开垦。天顺时，泾洛下游已有近七万户，泾洛上游亦各有二万多户。成化末弘治初（1484—1489年），陕西等遭受严重旱灾，“赤地千里，井邑空虚；尸骸枕藉，流亡日多”[74]，朝邑县人口繁多之地“民多饿死”[75]。这次长时间旱灾影响甚大，朝邑至正德时已减少了十七里，白水裁并十里[76]，陇东“户口十去六七”，镇原县“户口大耗”，华亭县裁并二里，陕北洛川“十死八九”[77]。嘉靖初，蒙古军从陇东陕北南下，进犯邠州、陇州等，“杀掠之惨比前倍之”[78]。加之嘉靖时“水旱频仍，民逋赋累”，赋税繁重，人民大多逃亡，“十室九空”，“四郊一望，桑柏荡然”[79]。嘉靖时泾洛流域许多州县人口增长缓慢，或人口有所降低，与这些因素有关。上表所列洛川县、平凉县、邠州等人口少于洪武时，醴泉县人口较正德时减少等等即是如此。嘉靖时耀州逃户竟占到总户数的近60％，同官县竞高达68.5％，裁并九里（崇祯《同官县志》卷三《田赋》），泾州也达60％（参见表7—2—3），华亭县存户也不及明初1／3。赋税重，民多逃亡。正是由于逃亡、旱荒、战争等，平凉府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较洪武、永乐时户口数已减少3／10，较嘉靖二十年“已不及其半”[80]。虽然如此，嘉靖二十年（1541年）左右，陇东这一时期仍有36183户，301887口，陕北洛水上游仍有28404户，283093口，而泾洛下游仍有88948户，870900口。加上逃户，泾洛流域人口应在200万以上，为历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其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就是历来最为严重的。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陕北洛水上游人口已与陇东人口接近，人口密度继西汉后又一次超过陇东。明代延绥一带，“土人耕牧，锄山为田，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81]，环境遭到极大摧残。
表7-2-3 明代泾洛流域乡户数、人口数统计表
| 府州县 | 天顺时
（《大明一统志》） |
嘉（靖）隆（庆）里数
（《读史方舆纪要》） |
嘉靖二十年（1541）
《全陕政要》及嘉靖二十年《陕西通志》 |
备注
（明清各地方志所载明代乡户口数） |
||
| 里数 | 估计户数 | 户数 | 口数 | |||
| 长武县 | / | / | 12里（估计1320户） | / | / | 此县万历时置，前属邠州 |
| 三水县 | / | / | 11里（估计1210户） | 1857 | 31332 | 原在1842户，凶荒逃亡1502户，万历三年有735户；原在31282口，凶荒逃亡13235口，万历三年有17047口（万历《邠州志·户口》 |
| 邠州 | 27 | 2970 | 17 | 3677 | 54139 | 洪武二十四年3150户，34855口；永乐十五年3550户，37721口；嘉靖二十年2970户，20739口（万历《邠州志》卷二《户口》 |
| 淳化县 | 33 | 3630 | 33 | 2548 | 33153 | / |
| 永寿县 | 10 | 1100 | 11 | 1277 | 11921（《陕通》或11931（《政要》） | 嘉靖四十五年1100户，11710口；崇祯十三年6760户，54081口（新编《永寿县志·人口志》） |
| 乾州 | 27 | 2970 | 27 | 3562 | 28321 | 明初2659户，24100口；崇祯4102户，28980口（民国《乾州志》卷三《户口》） |
| 醴泉县 | 21 | 2310 | 21 | 1759（《陕通》）或2759（《政要》） | 30490（《陕通》）或30470（《政要》） | 洪武二十四年2147户，19098口；永乐八年2367户，24705口；弘治十年3183户，30255口；正德七年3315户，30470口；嘉靖十三年同正德；嘉靖三十一年2762户，31360口；四十一年2945户，30032口；隆庆六年2957户，30057口；万历十年2762户，31360口；二十年2755户，31535口；三十年2714户，31890口；四十年3110户，28874口；天启二年2946户，26219口；崇祯五年2927户，26219口（乾隆《醴泉县志》卷六《户口》） |
| 泾阳县 | 50 | 5500 | 50 | 6621 | 80754 | 洪武5383户，61360口；永乐、弘治间渐增6540户，79944口；万历初年6735户，87166口（乾隆四十三年《泾阳县志》卷二《田赋志》） |
| 高陵县 | 14 | 1540 | 14 | 2271（《陕通》）或2207（《政要》） | 29467 | 弘治三年2155户，39247口；嘉靖二址年2199户，30529口；嘉靖二十年2199户，30529口（嘉靖《高陵县志·户口》、雍正《高陵县志》卷三《赋役志》） |
| 同官县 | 22 | 2420 | 22 | 2905 | 32766 | 嘉靖三十六年前户2905，逃户1990，见在户915户，口21606（嘉靖《耀州志》卷四《田赋志》；万历915户，34576口（《同官县志》卷三《田赋志》） |
| 耀州 | 18 | 1980 | 18 | 2118 | 20054 | 嘉靖三十六年前2281户，逃户1243户，见在户982户，23601口（嘉靖《耀州志·田赋》） |
| 富平县 | 44 | 4840 | 44 | 5613 | 107108 | 洪武间5130户，65235口；永乐间5154户，76409口；万历间5608户，逃户1584，见在户4024，107108口（万历《富平县志》卷八《田赋志·户口》） |
| 三原县 | 31 | 3410 | 31 | 4290 | 49341 | 洪武二十四年3337户，32719口；永乐十年3264户，39113口；宣德七年3698户，50758口；天顺六年3962户，55640口；成化八年3984户，57418口；弘治五年4101户，44928口（嘉靖《三原县志》卷二《食货》） |
| 临潼县 | 52 | 5720 | 52 | 7529（《陕通》）或7329（《政要》） | 52920 | 洪武二十年28600口，天顺元年61204口，万历三十九年42679口（新编《临潼县志》卷五《人口志》 |
| 白水县 | 28 | 3080 | 28 | 4857（《陕通》）或4851（《政要》） | 44013（《政要》）作4403误 | 万历间1520户，22978口（乾隆《白水县志》卷三《食货志》） |
| 蒲城县 | 67 | 7370 | 67 | 9554 | 83693（政要作83692） | 洪武7085户，32025口；天顺、正德7370户，78859口；崇祯9514户，119782口（康熙《蒲声码县志》卷一《赋役》） |
| 澄城县 | 64 | 7040 | 64 | 9725 | 75815 | 嘉靖三十年9880户，74546口；万历间10303户，70685口（嘉靖《澄城县志》卷一《田赋志》、乾隆《澄城县志》卷十《户口·赋税》） |
| 同州 | 39 | 4290 | 39 | 6687（《陕通》）或6587（《政要》） | 42986 | / |
| 朝邑县 | 82 | 9020 | 82 | 12098（《陕通作1298误） | 62627 | 万历时12919户，64540口（万历《朝邑县志》卷二《建置志》） |
| 关中泾洛流域合计 | 629 | 69190 | 663 | 88948（《陕通》）或89578（《政要》） | 870900（《陕充沛》）或870889（《政要》） | / |
| 平凉县 | 23 | 2530 | 23 | 2805 | 25317 | 嘉靖三十（1560）平凉县1075户，9376口（嘉靖《平凉府志》卷四《平凉县》；洪武初2530户，万历初53700人（新编《平凉市志·人口规模》） |
| 崇信县 | 5 | 550 | 5 | 753 | 5432 | / |
| 华亭县 | 8 | 880 | 8 | 702（《陕通》）或704（《政要》） | 3361 | 洪武1102户，10880口；宣德880户，8444口；成化365户，2454口，嘉靖时户口不及原1/3（嘉靖《平凉府志》卷十一《华亭》） |
| 镇原县 | 20 | 2200 | 20 | 5206 | 36070 | 洪武2200户、31095口；成化2200户；嘉靖1453户；万历551户，6777口；崇祯900多户（嘉靖《平凉府志》卷十《镇原县》、民国《镇原县志》卷三《民族志》） |
| 开城县
（固原州） |
3 | 330 | 3 | 229（《政要》）或789（《陕通》） | 1113（《政要》）或8037（《陕通》） | / |
| 泾州 | 17 | 1870 | 17 | 2756 | 36026 | 嘉靖三十年泾州2756户，逃统1656户，见在1100户；原口36026口，逃绝14408口，见在21618口（嘉靖《平凉府志》卷五《泾州》） |
| 灵台县 | 20 | 2200 | 20 | 2840 | 10804 | 洪武2043户，9400口；永乐2426户，43400口；嘉靖2324户，10318口，见在户1139户；万历三十七年2528户，18443口（嘉靖《平凉府志》卷六《灵台县》、顺治《灵台县志》卷三《赋役》） |
| 安化县 | 32 | 3520 | 32 | 3707 | 53941 | / |
| 合水县 | 18 | 1980 | 18 | 1980 | 12037 | / |
| 环县 | 4 | 440 | 4 | 681 | 10121 | / |
| 宁州 | 48 | 5280 | 48 | 5592 | 67010 | / |
| 真宁县 | 21 | 2310 | 21 | 2483 | 10025 | / |
| 陇东泾河上游合计 | 219 | 24090 | 219 | 36183（陕通》）或35625（《政要》）（内含平凉府军卫1840户，庆阳府军卫1520户，固原州军卫704户，环县军卫1825户） | 301887（《陕通》）或294963（《政要》）（内含平凉府军卫3251口，庆阳府军卫15593口，固原州军卫1661口，环县军卫3211口） | / |
| 保安县 | 8 | 880 | 8 | 976 | 21555 | 弘治时970户，19570口（弘治《延安府志》卷二《保安县》） |
| 甘泉县 | 23 | 2530 | 23 | 2807 | 25740 | 弘治2801户，23480口（弘治《延安府志》卷四《甘泉县》） |
| 鄜州 | 51 | 5610 | 51 | 7463 | 88993 | 弘治时6863户，67613口（弘治《延案府志》卷五《鄜州》） |
| 安塞县 | 4 | 440 | 4 | 444 | 4525 | 弘治时2214户，27476口（弘治《延安府志》卷二《安寨县》） |
| 洛川县 | 64 | 7040 | 60 | 8012 | 82227 | 洪武8960户，82227口；正德4200户，32500口；弘治8012户，64里；嘉靖1672户，22070口；万历二十年1460户，4460口；三十年1226户，3330口；天启中963户，2253口；崇祯824户，2010口（嘉庆《洛川县志》卷九《民数》） |
| 中部县 | 24 | 2640 | 24 | 3078 | 弘治3017户，56050口（弘治《延安府志》卷六《中部县》）；洪武3078户，27026口；万历8663丁（嘉庆《中部县志》卷二《赋役志》） | |
| 宜君县 | 38 | 4180 | 39 | 5016 | 弘治4829户，52021口（弘治《延安府志》卷六《宜君县》） | |
| 陕北洛河上游合计 | 202 | 2220 | 198 | 28404
（内含延安府军卫608户） |
283093
（内含延安府军卫1070口） |
/ |
注：1.本表《大明一统志》。估计数据每里110户乘以里数得出。
2.本表所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全陕政要》卷一、卷二，嘉靖《陕西通志》卷三三《文献·户口》。
3.开城县（固原州）乡户口数以该州县的1/3计之，安塞县以该县1/5计之，嘉靖时固原州军卫2112户，4982口，以1/3计入陇东户数与口数中，延安府军卫1825户，3211口以1/3计入。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大地震以后，万历时又出现两次大旱期，天启末崇祯初仍是大旱期，特大旱灾和重大旱灾不断，民多逃亡，饿死无数。虽然万历初推行一条鞭法，改用丁口计银粮，但人口减少事实未能改变。上表列万历时三水县逃户占到总户数81.5％，人口递减可想而知。白水“烟户零落，原隰荒凉”，里甲多残缺[82]，赋税又十分繁重。天启时，王二于洛川、白水一带发动起义。崇祯时李自成、张献忠于陕北起义。时旱荒不断，“天灾流行，父子相食，几无遗类”，洛水上游民众“半死于锋镝，半死于饥馑”。至清初，“存者实百分之一”，“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之内，有经行数里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遍地虎狼而已”[83]。陕北如此，陇东、关中亦受战争和旱荒影响，人口锐减。同官“凋残几尽”，六里仅有其名[84]，灵台县由万历时二十里而减少到崇祯时六里，民众流亡，“四境荒凉”[85]。崇信县也“兵荒相继，人户大减”，明初七里时至明末并为二里[86]。明末特大旱灾和战争对泾洛流域人口损伤很大。
随着人口减少，农田荒芜，灌草丛生，次生植被有所恢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减弱。清顺治时，受兵荒战乱影响，户口逃亡大半，澄城县仅有1824户，相当于万历时户数的17.7％[87]。灵台县至顺治初人口仍十分稀少，“招募劳徕，加意休息”，渐由二里增至六里。至九年（1652年）户数仅有610户，5600余口，户数不及嘉靖时1／4，人口数相差近1／2[88]。清初从外省迁入不少人口，永寿县“土著者少，大半皆甘肃、山西诸省人侨寓入籍”[89]。由于清初基本上以人丁为人口统计单位，故难以得出具体人口数字，但从顺治至乾隆人口一直在增长。这由《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甲表78《清顺治、康熙、乾隆（初、中期）四朝各直省人丁数》可以得到反映（康熙八年即1669年，甘肃从陕西省中析置）。陕西省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2241714丁增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7348565丁，甘肃省也由康熙二十四年的273292丁增至乾隆时11537539丁。泾洛流域各州县人口亦应增加，但不排除部分县人口减少的情况。朝邑县滨临黄、渭、洛三河，特别是黄河在万历后期至康熙时向西摆动侵崩，全县由万历时的300多个村落而降少大半，人口也只有92810口。但至嘉庆时，人口又增至209674口[90]。这与陕西、甘肃两省在清乾隆中后期、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人丁数增加相一致[91]。其实，从下表7—2—4中所列各朝情况户数人数亦能看出人户数一直在逐渐增加。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各府州人口数，从中可以看出：陇东平凉府2070228口，平均每平方公里230人（泾水流域占六州县中二县，暂以1／3计之，为690076口）；庆阳府986033口，平均每平方公里41人；泾州直隶州740938人，平均每平方公里98.80人；则陇东泾水流域有2417047人，达到历来最高人15值。清代乾、嘉及道、咸时期如此多的人口，较前代从自然环境中掠夺更多的资源，也使自然环境更易遭到摧残。陕北洛水流域延安府638352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人（其中甘泉、保安仅为延安府十县中的二县，以1／5计之，约为127670人）；鄜州直隶州313840人，每平方公里为27.53人；则陕北洛水流域有441510人，是陇东人口近1／6，人口密度也远小于陇东，并不是历史上最高人口值。人口压力不如陇东严重，便利于山丛灌草等次生植被的保存，水土侵蚀也因人们生产活动减少而缓慢进行，河流中泥沙含量也较少，这是“浊泾”难以相较的。今洛水上游山地保留大量的林木，与泾水上游仅六盘山一隅有林木还是有区别的。关中西安府2962547人，每平方公里平均154.29人（其中泾水、石川河流域七县约为1152102人），邠州直隶州257719人，每平方公里84.91人；乾州直隶州342642人，每平方公里163.16人（泾水下游约有228428人），同州府1805219人，每平方公里平均171.93人（其中洛水下游五县约为902610人）。则关中泾洛下游有2540859人，人口与陇东相当。人口增多，使土地开垦达到极限，“土田日减，户口日增”，最大限度利用土地，民众仍然十分困苦[92]。
表7-2-4 清代民国泾洛流域户数、人口数统计表
| 州县 | 顺治康熙 | 雍正乾隆嘉庆 | 道光 | 咸丰同治 | 光绪宣统 | 民国 | |
| 1935（陕）
1944（陇） |
其他 | ||||||
| 长武 | / | / | 51900口 | / | 宣【1】6440户，20779口 | 7721户，42184口 | / |
| 三水
（旬邑） |
/ | 乾【16】9336户，38955口 | 43200口 | 同【9】8665户，41869口 | / | 8000户，51000口 | / |
| 邠州 | 原额下下丁30146丁；康【15】至乾【16】，增加324丁，康30146丁 | 乾【16】30470丁，【36】30600丁 | 110400口 | / | / | 12593户，69947口 | 1924年12580户，138050口；1928年14471户，76271口 |
| 淳化 | 原客下下丁9803丁，逃亡6536丁，实在丁2248丁 | 乾7830户，87530口 | 48700口 | 咸【2】8180户，90210口；同治8060户，89100口 | 光【5】7977户，88123口，宣【3】8120户，89510口 | 9025户，52666口 | / |
| 永寿 | 康【7】6640户，22449丁；康【52】5487户，50924丁，原额折一下下丁9948丁 | 乾隆40920口 | 8498户，57000口 | / | 光【4】40920口 | 7212户，43122口 | 1923年33893口，1934年38138口，1944年56268口，1949年71200口 |
| 乾州 | 原额折下下丁43244丁，康【51】北乡东乡3630户，10888口 | / | 156000口 | / | / | 28537户，192153口 | 1928年169500口，1934年103748口，1939年111742口 |
| 醴泉 | 康【38】3005户，6040口 | 乾【47】167288口（一作20447口） | 114000口 | / | 宣【3】23546户，139322口 | 10291户，102256口 | 1933年16122户，88894口 |
| 泾阳 | 顺治6985户，115994口；康【10】至雍【10】16137户，118023口 | 雍【10】至乾【5】16262户，118398口；乾【6】至【43】21663户，91763口 | 237000口 | / | 光【3】12354户，71235口；【28】16769户，85580口，宣【3】18477户，95860口 | 19686户，107203口 | / |
| 高陵 | 原额折下下丁48872丁 | 乾【43】53286口 | 61000口 | 咸【11】10227户，54009口，同【3】6199户，32192口 | 光【6】5964户，29187口 | 9785户，54056口 | / |
| 同官 | 顺【1】5597户，29998口；康【1】6084户，29998口；康【60】6521户，31512口 | 雍【10】6518户，31497口；圪【10】6529户，31538口；乾【30】6548户，31718口；乾嘉6400户，嘉庆6465户，32460口 | 43000口 | 咸丰6468户，33080口；同治5843户，32860口 | 光绪4856户，20860口；宣统4980户，32680口 | 7607户，39567口 | 1934年10109户，51575口；1943年11491户，51948口 |
| 耀州 | 原额折下下丁4617丁，实在丁4346丁 | 乾【27】8039户，58022口 | 64000口 | / | / | 10282户，58175口 | 1923年39283口，1949年82328口 |
| 富平 | / | 乾【1】44138户，213729丁；乾【42】45132户，228056口 | 228000口 | 咸【5】46597户，254257口 | 光【2】28543yne ，120302口； 【12】18845户，82170口 | 21361户，113509口 | 1923年158000口；1934年21361户，113509口；1947年198688口 |
| 三原 | 原额下下丁，63314丁，实在丁60961丁 | / | 163000口 | 咸【11】163000口，同【3】73000口 | 光【34】40000口，宣【3】6000口 | 15611户，79923口 | / |
| 临潼 | / | / | 234000口 | 光【21】31756户，138528人 | / | 26620户，138746口 | / |
| 白水 | 顺910户，12806丁口 | / | 118900口 | / | 光【8】52762口 | 11737户，65585口 | 1923年38744口，1931年52276口，1943年11635户，56818口 |
| 蒲城 | 康【5】5552户，115428口 | 雍正9966户，89902口，乾【48】52378户，282673口 | 303000口 | 咸【10】65566户，309368口 | 光【8】26685户，114634口；【34】141387口；宣【3】152168口 | 60446户，135525口 | 1923年163677口，1941年180055口，1949年259958人 |
| 澄城 | 顺治初18024户 | 雍【5】下下丁41847，乾【48】29705户，15831口 | 181000口 | / | 光【17】19615户，82419口；宣【1】20360户，99193口 | 16738户，86147口 | 1923年20232户，240000口 |
| 同州
（大荔） |
/ | 乾【50】29802户，172703口 | 223500口 | / | 光【5】17955户，72679口；宣【1】21832户，109141口 | 12431户，92415口 | / |
| 朝邑 | 原额下下丁98831丁 | 乾隆【58】35997户，209674口 | 212000口 | / | 光【32】21773户，98172口 | 18001户，93641口 | / |
| 平凉 | 原额折下下丁21727丁，顺【7】17914口 | 乾隆147600口 | / | 咸【5】4228户，17589口 | 光绪为咸丰户数2/3，清末2800户 | 21216户，121852口 | 1925年15314户，89539口；1948年124963口 |
| 崇信 | / | / | / | / | 光【34】3167户，16175口 | 5749户，29841口 | 1916年5438户，31775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