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稻作的起源、传播与分化
三、考古发掘中所见的中国原始稻作
据考古学界的意见[1]，中国历史地理在某种意义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面向海洋的东南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由稻作文化孕育的东南部地区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诸种特征的形成过程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东南地区各类型的文化在形成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中常常作为一个对应面而发挥其作用。
中国稻作起源、发展于长江流域以南，据对古气候的研究[2]，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期远较现在为温暖，大体属于亚热带、北亚热带的温热湿润气候类型。下游有三角洲平原，中游为富有湖泊沼泽的平原，是原始稻作赖以发生发展的理想生境。广大的丘陵山区分布着亚热带阔叶林和混交林，动植物资源丰富，大型的动物还有犀牛、象等，是原始人采集渔猎的繁育之地。
（一）新石器遗址出土稻谷遗存的概况
到80年代初，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共发现了约2000处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市的新石器遗址有500处左右。一般地说，南方新石器遗址的农业应该都包含有稻作的要素，但我们以出土有稻谷、米、稻茎叶等遗存的地址来统计，迄今为止约共发现70余处，这个数字是还会不断增加的，因为在70年代时统计只有30多处。见表l—2 [3]。
从表l—2的登录来看，各地出土的稻遗存在时间上纵括了距今3000～7000年的4000年时间。最早的是浙江桐乡罗家角（7040±150BP.）及余姚河姆渡（6950±130BP.）。其次为距今6000年左右的上海青浦崧泽，江苏吴县草鞋山及浙江宁波八字桥。大多数遗址的时间在距今4000～5000年间，距今3000年的遗址较少。
从地域的分布结合文化系统来看，长江流域的原始稻作明显可以分为下游和中上游两个不同的系统。就其文化序列来说，最早为河姆渡文化（第三第四层，距今六七千年），其次为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6000年），再次为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马家浜文化在江苏境内称为青莲岗文化，大致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始终。苏北的青莲岗文化包括鲁南在内，约经千余年便与出现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融合，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苏北、安徽境内·大汶口文化进一步发展为龙山文化，其分布以山东为主，南到江淮平原，这时稻谷遗存已出现于山东栖霞，（图1—2）表明东夷越族先民的前头部落已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融合。马家浜文化在苏南浙北的继续发展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时间相当。
长江中上游以湖北为中心，包括湖南和四川东部，主要分布着大溪和屈家岭两种文化，屈家岭文化早于龙山，但晚于仰韶文化，其晚期还晚于大溪文化。淅川下王岗发现的稻谷已逾4000年，可能是湖北江西一带的三苗族的一部分沿汉水北上，与仰韶文化接触，创造了下王岗文化（图1～2）。
南方地区（包括云贵高原、两广、闽台及湘、鄂、赣的南部）为历史上百越族的一部分范围，原始农业的起源甚早，有人类居住的遗址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期。但由于采集和渔猎的资源丰富，对农业的依赖不是很大，因而表现为种植业出现虽早，而进展很缓慢。反映在稻作遗址的年代反而晚于长江中下游。这种现象被国内考古学界的学者用来论证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依据。
图1—2中台湾省的台中营浦新石器遗址距今3000年前，其文化面貌与凤鼻头文化近似。凤鼻头文化与福建昙石山文化很多共性，可能属同一文化系统[4]。
（二）考古发掘所见的中国原始稻作
根据现代对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的研究，自晚更新世以来，中国东部平原区发生了3次海侵，东海和黄海大陆架经历了两次海退。每次海侵以各具特征的有孔虫属名作为代表名称，先后称为星轮虫海侵，假轮虫海侵和卷转虫海侵[5]。自假轮虫（Pseudonotalia）海侵以来，约到25000年前，开始了大理晚期的海退，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600公里。卷转虫（Amonnia）海侵是大理晚期海退以后发生的最后一次海侵。这次海侵约开始于l5000年前，到12000年前左右到达现代水深-110米的位置，到ll000年前上升到-60米的位置，这一时期的海水可能溯长江古道而上，进入杭州湾、上海、南通一带，随后海侵扩大，淹没近海平原，江南地区海水直拍山麓。联系到河姆渡遗址的情况，原始的氏族人（即后来于越的祖先）原先是在宁绍平原这片负山临海的地带活动，从事渔猎、采集，并开始了水稻的种植，随着卷转虫海侵的发展，宁绍平原缩小，海侵全盛时曾成为一片浅海，海岸在会稽四明山麓，杭嘉湖平原也较今为小，太湖以东全是沼泽浅海，西湖则是一海湾，潮汐使地下水位升高，土壤盐碱化，遗址的居民开始迁移离散，其中一支向南面丘陵区退却[6]，河姆渡遗址即是退却过程中留下的。另一支越过杭州湾，迁往浙西、苏南丘陵，创造了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后来发展为勾吴，所以于越和勾吴同源，《吴越春秋》卷三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以及《吕氏春秋·知化》说“吴之与越，接土邻境壤，习俗同，语言通”是很正确的。第三支迁往沿海岛屿，与会稽四明山的于越关系仍很密切，后来称为“外越”，山区的称“内越”。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沉积期正处于冰期后的最适宜期，即“大西洋期”（8000～5500年前）。对第四层文化所作的孢粉分析表明[7]，遗址附近的丘陵地带分布着青冈、苦楝、九里香等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林下植被层以热带及亚热带蕨类为主。遗址附近的平原地带水域广阔，淡水湖塘沼泽极为发育，生长着大量香蒲、眼子菜、菱、莲、芡实等水生植物。遗址中发现的植物残体和木本花粉的属种，除九里香外，虽然目前浙江仍有分布，但林下的一些蕨类植物则为今日所无，狭叶海金沙和柳叶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中国广东台湾、马来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说明当时的气候较现在的浙江温暖，而与现在的两广海南岛地区的气候相近。遗址北面3～5厘米处耕土层下面有厚度不同的大片泥炭层，就是当时湖泊沼泽水浅后淤积而成，这些湖泊沼泽的消退，成为种稻的理想地点。河姆渡遗址的孢粉谱显示，一方面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界的植被和气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的耕作活动，在孢粉谱中水稻花粉含量很高，最高可达孢粉总量的70％，这同第四文化层中大量稻谷遗存的堆积厚度达30～40厘米，最厚处达70～80厘米[8]一致（图1—3）。
太湖地区及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也有类似的现象。当时太湖洞庭东山、西山、无锡惠山、苏州灵岩山、常熟虞山、松江余山等蚀遗山地都是被以青岗栎和栲属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和部分栎、桑等阔叶落叶林二者的混交林。上海目前属北亚热带的阔叶落叶和常绿阔叶的混交林，而崧泽生土层孢粉所见的植被相当于目前中亚热带的植被，气候要比现在温度约高2～3℃。崧泽下文化层的孢粉组成中，木本成分与生土层同，草本花粉数量大增，反映出随着长江三角洲向海推进，土壤水分已经淡化，水生草本和湿生草本代替了盐生植物，地面上较多的湖泊沼泽，原始人即居住于湖沼间的高岗地，兼过着农耕（种稻）和渔猎采集的生活[9]。这种现象并非局限于崧泽遗址，可说是多数原始种稻者共同的环境特点，可以从一些遗址的地名称呼历史相沿都称“岗”或“山”及类似的“岭”、“墩”等反映出来。如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北枝江关庙山，京山屈家岭，公安王家岗，随州三里岗，东田丁家岗，湖南华容车轱山；长江下游萍乡大宝山，安徽肥东大陈墩，潜山薛家岗，江苏南京庙山，吴县草鞋山，无锡仙蠡墩，常州圩墩，丹徒磨盘墩……等。表明这些遗址的居民在平原沼泽地种稻，居住生活在附近的丘坡上。不难想象，随着河流的冲积，逐渐形成泛滥平原和大的湖泊，原先河谷平原的部分低邱及遗址已埋入地下，现在这些遗址是其残存的部分[10]。
由于河姆渡遗址不仅是迄今为止所有稻作遗址中时间最早的遗址，更难得的也是其他各方面的遗存最完备的遗址。以下就河姆渡的种稻业试作进一步分析。
南方原始农业使用的工具除通常的石锛、石斧外，整地农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河姆渡遗址的骨耜（图1—4）。这些骨耜的数量多，工艺水平很高，大多数骨耜由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外形基本保持肩胛骨的自然形态。肩面部位穿有横向的长方形銎，以便穿过绳索、藤条，绑扎在耜的耒柄上。肩胛棘已被削平，脊椎缘中部磨出纵向的浅槽，槽的下部两侧开有长圆形孔，以便贴在其上的耒柄用绳索或藤条缚牢。出土的骨耜因经过长时间使用，通体磨擦得很光滑，长度已经缩短。这种骨耜的使用场合和方法至今尚未有一致看法。初出土时，人们根据其形制与石铲相似，而不同于锄头，故起名骨耜，并推想可能是同使用石铲一样用来翻土，即翻起的土块在前，未翻的土（块）在后，人的操作方向是后退的。用锄头掘土则相反，未翻的土在前，翻起的土在后，人的操作方向是前进的。故不称其为骨锄而称骨耜。但近年来汪宁生为文指出骨耜的质地很脆弱，绝对经不起像石铲那样可用力将其踩下而翻起土块，特别在土壤粘重的场合更不可能[11]。骨耜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是没有分歧的，如果不能用来整地翻土，用以开沟、作田埂等轻活还是可行的。骨耜的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河姆渡、罗家角、马家浜和江苏刘林大墩子等遗址都有水牛骨的遗存，当时还没有犁耕，水牛和稻作的关系如何？据推测可能与原始的“牛踩田”有关，牛踩田又名“踏耕”或“蹄耕”。是由几个人驱赶若干头水牛在泡水的田里来往踩踏，直至把泥土和水踩烂踩糊，便可下种。牛踩田或蹄耕是没有犁耕以前的一种整地方式，其起源可能受自然界一些动物在沼泽地的踩踏取食现象的启发（详见本书第四章象耕鸟耘与蹄耕节）。这种习俗至今还残存于本世纪50年代的海南岛黎族“合亩”地区的水田作业中。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琉球群岛至今仍有蹄耕分布[12]。
河姆渡遗址的住屋是干栏式建筑，这是百越族的典型房屋，现今广西一带僮侗语各族也住干栏式房屋，西双版纳傣族也以干栏式的高脚楼房著称。推想河姆渡时期因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这种干栏式房屋还是一种“长屋”的结构，即它的长度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加筑而延长。这种干栏式住房是从最初的“巢居”形式逐渐下降到地面发展而成，与北方从“穴居”逐渐上升到地面，恰成对照，都是各自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结果。河姆渡的木构建筑最突出之点是已经使用榫卯以代替简单的绑扎。估计这种房子可以使用数十年之久，房子的下边饲养家畜，附近挖有水井，联系到稻谷的大量堆积遗存，可以想见当时已经过着相对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一面从事种植，一面从事采猎。
原始的种稻不知道施肥，唯一的肥料来源是稻草还田。因为原始人都是用石镰或石刀割取稻穗，把茎秆（及根茬）留在田里，起了供应肥料的作用，但连年种植后杂草增殖很快，同时肥力下降，住所周围的采猎资源也相对减少，导致了放弃住地而迁徙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垦定居。
注释：
[1]《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l978年《文物》，第3期。
[2]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3]据陈文华关于中国稻作起源的问题一文中的登录表，删去6处，原文见陈文华，渡部武编：《中国稻作的起源》，1989，六兴出版（日文）。
[4]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l979年版，第339～346页。有关新石器文化的名称及其内涵清参阅该书。
[5]王靖泰：汪品先：《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地理学报》，vo1.35 No.4，1980，299～311。
[6]《浙江地理简志》，327～328，历史地理篇，陈桥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孙湘君、杜乃秋、陈明洪：《“河姆渡”先人生活时期的古植被、古气候》，《植物学报》，vol.23, No.2，1981.146～151。
[8]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l期。
[9][10]吴维棠：《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地理学报》，l985年第l期。
[11]汪宁生，1990年8月杭州国际百越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12]田中耕司：《稻作技术の类型と分布》，第三，踏耕，《稻のアヅア史》卷l， l987，渡部忠世主编，小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