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的哲学观点，它主张用严格的自然范畴来解释一切现象和价值，把自然看作是一切存在的最原初和最根本的源头。有自然主义的文学、自然主义的艺术、自然主义的政治学、自然主义的历史学、自然主义的社会学、自然主义的伦理学等。当然还有自然主义的农业。自然主义的农业主张适应自然，不要过多地干预自然，利用自然的生物循环，尽量少动土，肥料应先肥土再由土壤转给作物等。哈尼族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民族。哈尼人的观念、文化，哈尼人的生产、生活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哈尼人的水稻种植或许可以称为为自然主义的水稻种植。自然主义的稻作无疑是可以持续发展的。但哈尼族的自然主义稻作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也面临着许多的考验。
哈尼稻作的自然社会基础
哈尼族与彝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等彝语支民族同属北方氐羌部落集团。公元前3世纪左右，哈尼族迁徙到大渡河、雅砻江以及安宁河流域一带定居，完成了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然后，由于自然灾害、民族冲突、瘟疫等逐步南迁。从隋唐开始，大量定居于滇南山区。正是在滇南山区，哈尼族发展了以梯田稻作为特色的山地农业生产。山地梯田稻作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对象。
哈尼人的稻作生产是其长期适应特殊的生存条件的结果。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要了解哈尼人的水稻生产，必需先了解哈尼人的生存环境和具体的生产条件。
哈尼正如其族称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是山居之民。当今的哈尼主要生活在中国云南省南部和邻近的缅甸、泰国、老挝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哈尼人看来，海拔8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气候炎热，瘴疠横行，不是他们理想的活动空间；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气候寒冷，不利于人畜和庄稼的生存，他们也不喜欢。在这之间的半山地带，由于气候适中，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则是他们喜欢的好地。
了解哈尼人的生活环境对于理解哈尼人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说，有三个方面的要素对哈尼人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有突出的意义。其一是寨神林，那是村寨保护神居住的地方。寨神给哈尼以精神上的抚慰，使他们心灵平静。寨神林是哈尼寄托精神的地方，并把他们与众神和祖先连接在一起。其二是村寨，这是哈尼避风的港湾，使他们免遭野兽的侵袭和他人的伤害，是他们休憩的场所，生儿育女的地方。其三是梯田，这是他们主要的劳动场所，也是他们主要的衣食之源。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依靠梯田，来源于梯田。寨神林、村寨、梯田共同支撑起哈尼人的天空，支撑起哈尼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对哈尼人的简单考察不难发现，哈尼把寨子建在半山腰上，寨子的上面是寨神林，下面是梯田。四季不断的溪流和泉水，从寨神林里流出，流经整个村寨，为村民和牲畜生存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从村寨流出的溪水、泉水，连同雨水，带着寨神林里的腐殖质和村寨的人畜粪便等，流向大田，不仅为水稻生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水源，而且带来了优质的肥料。这样一种寨神林、村寨、梯田的合理布局，是我们理解哈尼梯田水稻种植的关键。不了解哈尼对其生活环境的这一利用策略，就难以理解哈尼人的水稻种植技术。
哈尼人的自然主义稻作在观念上的反映表现在，哈尼人是融入大自然的。哈尼人认为，世间的一切自然物，甚至由人所建造的房屋、建筑、工具、衣物、梯田等，都有其附体的灵魂。较大的石崖、石头可能是神灵鬼怪居住的场所，或者是神灵鬼怪的化身。对这些特殊之物，人若诚心敬之，可得其保佑，人若失敬，则会受其惩罚，并带来祸殃。因此，人对各种自然物都有一种敬畏之情，至少应有必要的尊重，保持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
在哈尼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祭祀。他们祭天、祭地、祭祖先，祭山、祭田、祭水沟，祭树、祭草、祭猎神，祭秧苗、谷仓、庄稼神等。几乎每一项生产生活活动都有相应的祭祀。用哈尼的话来说：“不祭的神一个也没有了，不祭的日子一日也没有了。”[1]由于各种神灵具有高能，并且主宰着这个世界，因此哈尼在尊重神灵的名义下尊重自然。哈尼不可能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相反，他们总是祈求神灵，在神灵（自然）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这可以看成是哈尼融入自然的一种特殊方式。
由于尊重自然，尊重神灵，哈尼对各种自然物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例如，在哈尼人的观念中，人和各种动物都是共一个祖先的后代。被称为哈尼族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哈尼族古歌》唱到：哈尼的第十六先祖梅烟恰，“她不单是人的先祖，也是三种野物的祖宗：头一回生了人祖恰乞形，把人和野物的家谱分两旁；第二回生下了优哈，这是所有会跑的野物的祖先；优哈又生下会跑的百种野物，它们又生下自己的千种小娃。第三回生下了优本，她是所有会爬的野物的祖先；优哈生下百种龙蛇和蚯蚓，它们又把自己的小儿来下。第四回生下了优贝，这是所有会飞的野物的祖先；所有生翅膀的东西都是她的子孙，大到老鹰喜鹊小到虫虫蚂蚱。”(33页)
由于人和包括虫虫蚂蚱在内的野物都是共一个祖先的后代，因此人和任何一种野物都不是敌人，而是伙伴。正如《哈尼族古歌》所唱到的那样：“宽宽的老林，在满优哈、优本和优贝的后代，它们是先祖热闹的伴，和先祖是一个祖宗。”（90页）但正如人间世界的兄弟之间会有矛盾一样，人和各种野物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一个消灭一个，而是分开来过。各自过各自独立的生活。如老虎进大山，水牛站田坝；豹子钻箐沟，小狗守着家等。
与其他地方的人民害怕害虫发生，要消灭害虫不同，哈尼人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害虫”生活在它们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大山上，深沟里，草棵下。他们并不为害哈尼的大田。有时，哈尼在田间发现了几只“害虫”，他们并不会想到要消灭它们，或真的动手捏死它们。在他们看来，这很正常，正如人间有调皮的小孩一样，是虫里面的一些调皮的家伙偶尔离开了它们本来应在的地方，进到了哈尼的大田。它自己就会离去的。
如果在有的时候“害虫”不愿自己离去，并对哈尼的某块稻田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危害，这时候的哈尼也不主张消灭害虫，而是请求神灵来帮助解决。哈尼通过莫批（或称贝玛，哈尼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被认为具有通神和驱鬼的特殊能力）向神诉说虫来到人所在大田的不是，请求神让虫重新回到它们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去。
作为融入大自然的又一个例子，在哈尼人佐餐的蔬菜中，有着大量的野菜。哈尼人虽然会在房前屋后或田头地角的零星土地上栽上几棵瓜菜，但直到今天，哈尼的家庭没有专门的菜地。稻田中、山林里的野生植物至今仍在他们佐餐的蔬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哈尼反映，稻田中能吃的野生植物不下十多种，山上能吃的植物就更多了。
哈尼的稻田，当然是哈尼人人工种植的。但就是哈尼的稻田也充满一种“自然”的景象。正如《哈尼族礼仪习俗歌》所唱的那样，姑娘小伙们“去好田坝里捡螺蛳，田坝平花鱼跳，卷起两只手袖捉泥鳅，卷起两条裤脚踩进深田捕大鱼。小伙子我有鱼把田水放干，吃福好锄头跟前有泥鳅，捡到泥鳅给阿妹；有喝福田埂脚前汇集虾巴虫，捡到虾巴虫也给阿妹。……向下面撮一下，撮起小马一样蹦跳的阿得勒收；向上面撮一下，撮起木坨一样肥胖的蒋整虫。朝中间撮一下，撮起浮萍底下的泥鳅，撮起锈水底下的老鱼。”（105-109页）
哈尼人在山腰上开挖能够种植水稻的梯田无疑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但梯田一旦开成，就能持续不断地利用。哈尼的水稻种植由于只是利用了自然的力量，较少加入人为的因素，这种自然主义的稻作无疑是可以持续的。哈尼族俗语“房子盖了住百年，梯田开了吃千年”就充分表明了这种稻作的可持续性。
哈尼人在红河南岸从事梯田稻作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在这千余年里，哈尼人没有出现任何因为地力下降，田地荒芜，生产难以维持的现象。事实上，哈尼的梯田稻作一直处在稳定发展之中，这里的生态环境也一直稳定和良好。《绿春县志》载“1958年以前，县内原始森林密布，莽莽苍苍，一眼望去，四周皆是一片绿的海洋”的景象就表明了这一点[2]。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水都是水稻生产的关键。对哈尼人来说，水除了指直接降在梯田中的雨水之外，更加典型的是来自森林中长流不断的溪流和泉水。对于活水种稻的哈尼人来说，来自森林中的溪水和泉水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是长流不断的森林之水，使哈尼人的稻作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使哈尼人的水稻生产表现出自然主义的特质。因此，森林植被的丰富和完整，是哈尼族水稻生产的先决条件。
由于意识到了森林对于水稻生产的重要性，哈尼在选择寨址的时候，寨址的上头一定要有茂密的森林。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片森林，命名为寨神林，以其中的一棵大树作为寨神的象征，从而使这片森林具有神圣的性质。《哈尼族古歌》对寨址的要求是：寨头的山坡上要有浓密的寨神林，寨神树要象牛腰一样壮。寨子的坡脚要有高大的万年青树。寨子的平地上要有云彩样的大树。寨边的平地上还要有芭蕉树。（134-135页）哈尼除了选择有茂密森林的地方作为定居场所之外，还主张人为地在寨子的周围大量栽树，“哈尼在寨子的四周，栽下九行柳树，又在寨子四面，栽下九行刺通花树”，还要栽上竹子和棕树等。（448页）
哈尼不仅栽树，而且护树。寨神林和村周围的树，是不能轻易砍伐的。寨神林要更加神圣一些。对哈尼人来说，村民是不能随便到寨神林里面去的，更不用说在里面砍柴或打猎了。寨神林里掉下的树枝，由于自然的原因倒下的大树等，也不能随便动。可以让它自然腐烂，但不能拿去做柴烧。寨神林是村寨保护神的住地，对寨神林的不敬是对整个村寨的冒犯，将受到村民集体的指责和惩罚。因此传统的哈尼族村寨总是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自然主义的哈尼稻作
在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之下，哈尼人进行着自己特殊的农业生产。历史上，哈尼在旱地上种荞子、旱谷、玉米，在梯田里种水稻。如今荞子、旱谷已很少种植，玉米、水稻的地位则进一步提高了。这里主要讨论哈尼的水稻种植。
在哈尼族地区，传统的水稻品种一般株高130厘米以上，高的可达200多厘米。它们株型较散，分蘖力中等，自然落粒性强，易收打，具有耐湿、耐寒、耐病、易倒伏、食味好等特点。一般亩产250-300公斤。水稻一般于农历二月份播种育秧。四月份栽秧（秧龄45至60天不等）。独苗移栽，株行距为6×6寸或7×7寸。在水稻生长期间进行薅秧草砍埂草的活动。农历八、九月份收割。生育期多在170-200天之间。收割以后立即翻耕，并灌满田水，等待来年耕种。
我们说哈尼人的稻作是自然主义的稻作，是因为哈尼人在水稻生产中总是尽量利用自然界的资源，自然界的力量。在生产上，哈尼人是融入自然，与自然一体的。在观念上，哈尼人没有人与自然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意识。
哈尼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他们根据自然界物候的变化来安排自已的农事活动。每当听到阳雀鸣叫，看到树木吐出新芽的时候，哈尼知道春天来到了，于是开始备耕工作。听到布谷鸟鸣叫，哈尼知道水稻育秧的季节到了，于是进行浸种催芽。哈尼人踏着自然的节拍，进行自然的水稻生产活动。
给水稻施肥，是世界各民族确保水稻产量的通行做法。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哈尼族有着特殊的肥料观念。哈尼人的肥料首先指的是水。《哈尼族古歌》的第242页唱到：正月，“雨神浇下大瓢的甜水，这是庄稼草木的肥料，风神吹出大口的暖气，把五谷子种的芽口吹开。”第346页唱到：“五月是哈尼歇气的月，下雨不要冲着寨房里的人，雨水是秧苗的肥料，下雨要透透地下在大田里面。”在唱到夏天时，《哈尼族古歌》说：夏天的三个月，“这是雨水最旺的季节，天神不洒下雨水，大地就没有肥料，山也不会转绿，庄稼也不会生长。”（237页）在哈尼人看来，水就是肥。
哈尼族之所以有突出的以水为肥的观念，无疑跟他们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有关。对哈尼族来说，上面所谈论的雨水，不仅是指落在梯田里的雨水，更是指落在森林里，然后从森林里流出，流经寨子的雨水。这样的雨水带来了森林里大量的腐质殖等营养元素，带来了村寨里的各种牲畜粪便等有机肥料（哈尼人家普遍有养猪养牛的习惯，并且多在野外散养）。对这里的哈尼人来说，雨水多，从森林流经寨子，带往梯田的肥料就多。雨水确实就意味着肥料。
在哈尼族生活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植被条件，形成了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特殊景观，一年四季都有溪流泉水从森林和村寨流出。由于“水就是肥”的观念，哈尼的水稻生产可以说是所谓的活水种稻。一年四季都有水从村寨流向梯田。哈尼并不因为一丘田灌满了水，就立即堵住水口。相反，他们让水从入水口流进梯田，然后从出水口流出梯田。一年四季，长流不断。水不断的从上面的，离寨子近一些的梯田，流向下面的，离寨子远一些的梯田。他们不认为溪水流经梯田，会带走梯田的肥料，相反，他们认为溪水带来了水稻生长所需要的肥料。活水种稻的特点，显然与“水就是肥”的观念密切相关。
水就是肥的观念虽然基本，但哈尼在必要的时候（如梯田较瘦，产量明显偏低），仍会给梯田施肥——主要是施用牲畜粪便。但哈尼是在特殊的时间以特殊的方式为水稻施肥的。
由于寨子位于梯田的上方，也就是与畜圈结合在一起的肥塘位于梯田的上方。他们不是把肥料从寨子里挑到梯田里去。由于较瘦的梯田，往往离寨子远，并且田间道路坡度大（哈尼族梯田大多开在坡度25度以上的山坡上），田埂窄，用人挑畜驮的方式为水稻施肥是行不通的。因此，哈尼发展了一种特殊的施肥方法。他们把肥料放在流经村寨的水沟旁，利用沟水的自然流动，将肥冲到梯田里去。具体做法是，在冲肥之前，先疏理通往要冲梯田田间的水沟，并将田水放干，然后把农家肥集中于村寨边用来冲肥的粪塘里或水沟旁，边引水搅拌，边放水灌进田里，灌满一丘田便堵死这块田的水口，从下往上，依次将整片需要冲肥的田灌满。他们利用沟水的自然流动，把牲畜粪便等有机肥料带到梯田里去。在哈尼族地区，冲肥可以一家一户单独进行，也可以以村寨为单位集体进行。
“水就是肥”是哈尼人的一种特殊的肥料观念，冲肥是哈尼人一种特殊的施肥方式。除此之外，哈尼人有时也将草木灰等作肥料施到田里，并且也知道杂草等可以作为绿肥发挥肥田的作用。例如《哈尼族古歌》在说到五月份的农事活动时说：“世上的哈尼，快伸开你的十个指头，象姑娘梳头一样，梳掉田里的杂草！哈尼的兄弟，快伸出你的十个脚趾头，象老牛走路一样，把杂草踩进泥里做肥料。”（244页）哈尼族在准备秧田的时候，更是普遍地割来蒿草等放在秧田里做肥料。
从久远的过去一直到现在，哈尼的梯田中都普遍养着一种可以作绿肥的浮游植物——满江红[3]（俗称浮萍）。哈尼族对浮萍有相当丰富的知识。村民认为，浮萍在活水中呈绿色，在缺乏流动的死水中呈红色；绿色的浮萍对水稻生长有好处，红色的浮萍对水稻生产没有好处。在哈尼族地区，哈尼还有用浮萍作喂猪饲料的习惯。不过，哈尼族认为，绿色的浮萍猪爱吃，红色的浮萍猪不爱吃。浮萍的这样一些特点，或许跟哈尼的水比较肥有关。源源不断的流水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肥料，使浮萍生长良好，并表现出绿色。当缺乏活水供应，水中养分较少的时候，浮萍就呈现红肥。呈绿色的浮萍鲜嫩，富含养分，猪爱吃；红色的浮萍自身比较瘦弱，养分含量少，猪不爱吃。这大概可以作为哈尼族水就是肥观念合理性的一个旁证。与水稻伴生的浮萍或许是哈尼族利用自然的力量解决水稻生长所需养分的一个因素。
在哈尼的梯田中，并不仅仅种植水稻。在水稻生产中还加入了不少的其他要素。稻田养鱼就是其中的一项。哈尼的秧田拔过秧以后有时不插秧，而是在里面放上鱼苗。大田里秧苗返青以后，要放养鱼苗。十月份犁挖过的梯田放满水，有时也放养鱼苗。可以说哈尼的梯田里四季都养鱼。收割的时候，堵住上方水口，放干田水，就可捕鱼归家。在非收获季节，家中来客人需要鱼来招待时，哈尼来到田中，堵住上方水口，在下方水口撒去竹篱放一竹筐，鱼便会自动来到筐中，待鱼够用时，提起竹筐，恢复上下水口竹篱即可。哈尼梯田里养的鱼多为鲫鱼、鲤鱼和江鳅。
哈尼族的稻田养鱼有悠久的历史。不仅现实中有稻田养鱼的习惯，而且多种哈尼族古歌（或哈八）也唱到传统的稻田养鱼。例如《哈尼族古歌》之嫁姑娘讨媳妇中唱到：“最上头的三丘田，要留下来做秧田，秧田分给你，家中的大田没有秧栽。中间的三丘田，是留下来养鱼的田，养鱼的田分给你，客人来了拿不出鱼招待。最下边的三丘田，是吃新米时背新米的田，吃新米的田分给你，活夕扎的时候没有新米来孝敬爹妈。”（393页）由这段哥哥对要出嫁的妹妹讲的话可知，哈尼人的稻田养鱼具有普遍性。在二月份祭寨的时候，哈尼还有喝贺生酒的习俗。生了儿子的家庭，爸爸一早就要起床去打猎，用打来的猎物孝敬村寨的咪米（宗教意义上的村寨首领）和老人。生了女儿的家庭，则要由妈妈早起去到稻田里抓鱼，用抓来的鱼孝敬村寨的咪谷和老人。《哈尼族古歌》唱到：“看吧，生得小囡的媳妇，头上罩着捞鱼的鱼撮，腰上挂着装鱼的鱼篓，早早地走到水尾的田坝。哈尼宽大的田坝，浮萍底下躲着成群的花鱼，水草底下藏着肥胖的泥鳅，石头缝里爬着有刺的鲶鱼，沙底上面弹着欢乐的小虾。”（320页）。在这样的场合，年轻的爸爸还要对村寨的老人们说：“这满碗的鱼虾，是我能干的女人在田坝里捞回来的，不是从积水塘里抓来的”。（323页）喝贺生酒时，从梯田里抓鱼来孝敬咪谷和老人的习俗，再一次表明了稻田养鱼的普遍性。
在哈尼的稻作生产体系中，稻田养鸭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在哈尼族村寨，小孩一般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要从事一些在田坝或水沟中放鸭的劳动。《哈尼族礼仪习俗歌》[4]对小孩放鸭的在描述是：“手上拿着赶小鸭的竹棍，扛着赶大鸭的刺竹竿，把鸭放在山坳里的水田里。折来鸡干散草，学垛木栏牛厩；折来火把枝，学盖小房子；但是房子小得伸不进头，两人只顾在那里贪玩。不知小鸭去哪边！不知大鸭子游到哪里！不让小鸭子出田水口，水口已栏着绿叶枝；不让大鸭出田水口，水口已插着树枝梢。小鸭丢失难寻足迹，只好查看大田水清浊去寻找。女孩心像蟑螂翅膀样薄，女孩的心如纸薄，右手捏着鼻涕找鸭子，左手抹着眼泪找鸭子。小鸭蹲在埂壁上晒太阳，大鸭歇在田埂壁上啄翅虫，在这里找到了小鸭子。”（90-95页）这段描述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小孩稻田放鸭的生动图景（还有鸭子在吃虫）。
《哈尼族古歌》在描述人间第一对结婚的小伙佐则和姑娘罗白青梅竹马的故事时，也是说他们从小在一起放鸭。“到了放鸭子的六七岁，背着鸭笼一处放，罗白拿着吆鸭的蒿枝，佐则拿着赶鸭的竹竿，人家的田坝里去放鸭，人家的水沟里去放鸭。……六七岁在田坝放鸭玩的伴，十来岁在山上放牛玩的伴。”（388页）小孩放鸭是哈尼的一项重要的生活习俗，放鸭是哈尼人人生的必要经历。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亦玩亦劳动的成长阶段。在二月祭寨的时候，哈尼对寨神说：“呃，哈尼的寨神，呃，哈尼的祖先！七代的老人变了，放鸭的大田不变，七代的小娃变了，放牛的山头不变。”（306页）
病虫害常造成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为了控制病虫危害，当今的农民普遍大量使用化学农药。考察哈尼族的水稻生产，尽管在水稻生长期间，雨天多，湿度大，温度适中，但令人奇怪的是，哈尼梯田里的病虫害从来就不严重。由李期博先生主编的《哈尼族辞典》（虽名曰辞典，但事实上不是一部典型的辞典，而是一部有关哈尼族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指出，水稻白叶枯病是1957年由广东引进“南特号”和由浙江引进“浙场9号”时由外地传入的。危害水稻、玉米的重要害虫粘虫，1953年才首次大发生，1958和1960年又发生了二次，只是从1963年起，才变成常发性害虫，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稻叶蝉、稻纵卷叶螟等发生不严重，并且只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才偶尔为害。[5]总起来看，虽然哈尼族地区病虫害有加重的明显趋势，但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水稻病虫害并不严重。
时至今天，一些哈尼族的村民，从未使用过农药，家里也没有施用农药的喷雾器。一直到2006年，以哈尼族为主体民族的元阳县新街镇其农技站一年农药的销售额仅有几千元人民币（多数销售给傣族、汉族、壮族民众，并且主要用在经济作物上）。虽然在历史上，水稻稻瘟病就是危害水稻生产的重要病害（哈尼人称翘脖子病），但一般说来，水稻病虫害并不构成威胁水稻生产的大敌。哈尼并不刻意消灭病虫害。因此，与其他民族相比，哈尼免除了消灭病虫害的艰巨任务。
我们之所以说哈尼的水稻生产是自然主义的，不仅在于他们在水稻生产过程中，一般不施用化肥，不使用化学农药，而且在于他们认为，土壤是有生命的，人与土壤应该是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哈尼有经常换种的习俗。一个品种种二至三年以后，就要与他人进行换种，最多不能超过四年。换种既可以与其他的村寨换，也可以在本村本寨换。不仅不同的品种之间换种，不同人家种的同一个品种也应该换。当问他们这什么要这么换的时候，他们说，土壤跟人一样，是有“味口”的。正如人总是吃同一种菜影响味口一样，土壤总是种同一个品种也影响它的味口。长期种同一个品种，长势不如先前那么好，产量不如以前那么高，就是土壤味口不好的表现。
土壤有生命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哈尼人的田魂观念。在哈尼看来，梯田是有灵魂的，水稻的丰歉由田魂主宰。因此，每年春天栽秧时，就要在田间举行一次以鸡蛋祭田魂的仪式，祈求田魂安心守田，保佑秧苗包栽包活，长势良好。到中耕除草时，又要举行一次以鸡祭田魂的仪式，祈求田魂安心守田，保佑水稻无病无灾，丰产丰收。
作为自然主义的水稻生产，哈尼的传统稻作虽然不使用化学肥料，但他们有时也用冲肥的方式，施一些农家有机肥料。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冲肥不是在水稻的生长季节，而是在农历二月稻田的休耕期。此时水稻尚未播种，田间一片空白。
事实上，哈尼不仅在必要的时候（梯田明显变瘦，产量与以前相比有所下降）在休耕期为梯田冲肥，而且哈尼还在水田的休耕期对梯田进行主要的培肥管理。这些管理事实上也许是哈尼最费力费时的劳动。由于是在农闲季节进行的，虽然它看起来不象栽秧或收割季节那样紧张。
对休耕期间稻田的管理主要是耕耙管理。哈尼有“谷倒田翻身”的说法。水稻一收获完毕，就要尽早进行犁翻。翻挖得越早，水田休耕培肥的时间就越长，培肥的效果就越好。但在翻挖之前，要先放干田水，进行做田埂的劳动。哈尼梯田的一项重要的关键技术，是要保护梯田一年四季都有水。梯田长期缺水，田埂开裂，第二年种稻期间容易漏水，甚至倒埂。田埂不能保水，哈尼的水稻是种不起来的。收割之后做田埂，是哈尼保证田埂完好，避免田埂漏水的有效措施。
做田埂时，先放干田水，然后用脚把旧埂内侧踩下去，使田埂形成内倾坡状，由此可将田埂上的黄蟮洞、老鼠洞塞死，然后用锹将田埂边沿的泥连同其上生长的草，一起挖起，覆在田埂上，做平做好田埂。
做好田埂之后，立即对梯田进行犁翻。或用犁耕或用人挖，或两者结合进行（即对牛犁不到的田角和因梯田太小耕牛不便进入的部分用人挖）。一般到农历十月中旬，第一次犁翻结束。从此，梯田灌满水，正式进入休耕期。在休耕期间，于农历十二月进行第二次犁翻，栽秧之前进行第三次犁翻。部分地区的哈尼称休耕期为养田期。养田期的称谓或许更好地表明了哈尼稻作的自然主义特色。
自然主义的哈尼稻作面临挑战
有了茂密的森林植被，就有了四季不断的长流水，哈尼也就能够年复一年地从事水稻生产。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历经千百年山地农业，哈尼族聚居地区长期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自然主义的哈尼稻作确实是可以持续的。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哈尼族社会与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中的一些变革对哈尼族的水稻生产产生了不良影响，哈尼族传统的水稻生产方式面临着挑战。
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
1949年以后，随着医药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哈尼族地区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以哈尼族为主体民族的元阳、绿春、红河县为例，元阳县1949年全县总人口8.86万人，到1985年就增加到31.34万人；绿春县1949年有人口约4.5万人，1985年达到16.31万人；红河县1953年有人口10.34万人，到1985年有人口21.98万。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人口增长了几倍。
过去，哈尼人对寨址的选择是十分挑剔的。那里要有浓密的森林，要有相对低平的凹塘。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选择定居场所的时候再不能那么挑剔了。由于能开发的地方都得到了开发，人们不得不到条件并不优越的地方安寨定居。在这些地方，由于寨头的森林并不那么茂密，从而不能不影响到他们传统的稻作方式。他们或者不得不多种玉米，或者不得不改变活水种稻的传统习惯等。
更为严重的是，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对住房需求的增加，对烤火烧饭燃料需求的增加等。这些需要都是刚性的，没有缓冲的余地。于是毁林开荒，伐树建屋，滥砍滥伐。人口的大量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绿春县大兴镇倮别新寨，其寨神林在1970年代初，还是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植被非常茂密。人们轻易不敢到那里去。但到2000年的时候，由于人口的增加，已有几户人家在那里盖起了房屋，还有人在那里开出了菜园。如今的寨神林仅有约一亩的面积，又被房屋和菜地所包围，神圣感已有所减轻，常有鸡禽侵入，偶尔还有小孩跑去打鸟，寨神林中的杨梅树果实成熟，村民也去采摘。[6]人增林减，并且寨神林的威严也减了。
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森林减少。森林的减少则使哈尼自然主义稻作赖以持续进行的基础遭到了破坏。例如，1958年至1985年，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致使元阳县20000多亩饱水田变为干田，再也不能从事传统的水稻生产。本来四季溪水长流不断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畜饮水困难的现象。[7]
当然，在破坏森林方面，除了人口增加这一基本因素之外，不恰当的社会运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毁坏了不少森林。另外，持续不断的反对封建迷信，禁止人们崇拜寨神林等活动，降低了寨神林等的神圣感，也不利于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二、现代农业科技的引入对哈尼族传统的稻作方式产生了冲击。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在当今社会中，似乎任何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要学习和引入西方的思想，西方的科技。一切传统的东西，一切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都被看作是落后的东西，阻碍发展的东西，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府，除了在观念上，在反对封建迷信的名义下，限制哈尼族传统的信仰和某些习俗之外，还在帮助哈尼族发展的名义上，引入了许多外来文明的东西。这些外来的东西中，有些是与哈尼族的传统文明相冲突的，其中的一些对哈尼族传统的稻作生产构成了破坏性影响。
例如，1959年，元阳县搞所谓的“小春大革命”。千百年来，哈尼族梯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梯田有很长的休耕期（养田期）。为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地方干部要农民把休耕期的梯田放干水，在休耕期间种上小春作物（小麦、蚕豆、豌豆、薯类等）。如前所述，哈尼传统的稻作生产要求梯田里一年四季都有水，强行要农民放干田水的结果，不仅造成栽秧季节梯田缺水，使水稻不能按时栽插，而且灌上水后，又出现梯田漏水、倒埂的现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8]这是不了解哈尼族稻作的特殊规律，不尊重哈尼族稻作的技术规范，盲目瞎指挥的结果。
矮杆品种、杂交水稻、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化学除草剂等是现代农业科技的主要内容。为了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状态，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政府花大力气在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矮杆良种等新技术。这些新技术的推广，对哈尼族传统的稻作生产方式造成了重大冲击。
哈尼地区传统的水稻品种都是高杆的。杆高普遍在130厘米以上，高的在200厘米以上。高杆品种确实不耐肥，容易倒伏，政府希望通过推广矮杆良种或杂交稻，帮助哈尼族民众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政府确实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政府和农技人员推广矮杆良种和杂交水稻的活动，受到了哈尼族民众的很大抵制。
哈尼族群众留念传统的高杆品种，并非他们不知道矮杆品种比他们传统的高杆品种产量高。他们之所以留念传统的高杆品种，是因为这些高杆品种除了食味好之外，还与他们整个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有关。并不仅仅是一个高产低产的问题。
哈尼族传统的住宅是所谓的蘑菇房。这种蘑菇房是用稻草盖顶的。这种稻草屋顶每隔二、三就要重新翻盖一次，这就经常需要这种高杆的稻草供应（矮杆品种的稻草不能满足这一需要）。另外，哈尼的农业生产离不开水牛。高杆的水稻品种能够提供较多的稻草，供作水牛不同季节对饲料的需要。矮杆品种则不能提供足够的饲草。因此，要有效地推广矮杆品种，必需解决蘑菇房和喂养水牛对稻草的需要问题。
高杆品种是不耐肥。但哈尼的传统稻作在水稻生育期间本来是不施肥的。它正好适应了哈尼人所创造的一套传统的稻作方式。矮杆品种和杂交稻则不同，这些新品种需要在生育期间大量追肥。不在生育期间追肥，这些新品种与传统品种相比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因此矮杆品种和杂交稻的推广，对哈尼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品种更换的问题，它可以说是一场稻作方式的根本变革。与新品种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化肥的大量使用。
在种植传统的高杆品种的时候，政府对化肥的推广很不理想。例如，1957年，绿春县的农技部门就开始示范推广化肥，但一直到1964年成效很小（1964年仅销售过磷酸钙0.4万公斤）。1966年，政府调入硝酸铵4.3万公斤，钙镁磷肥、过磷酸钙9.5万公斤，采取政府购买后无偿发给农民施用，并由政府付运费给农户的办法进行推广。[9]但对哈尼族民众来说，化肥没有用，他们不需要化肥。在哈尼人看来，倒是装肥料的袋子有点用，它可以用作装东西的口袋。因此，许多哈尼群众在把肥料背回家的时候，把肥料倒在路边，只是把装肥料的袋子拿回家。这是哈尼族群众抵制化肥的生动写照。尽管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广，1966年全县一年也仅施用8.5万公斤化肥，其中氮肥2万公斤。
由于以新品种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对哈尼传统稻作的颠覆性作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遭到哈尼民众的抵制就是可以预料的了。现任元阳县农业局副局长的罗正明先生一九九四年在新街镇黄草岭寨推广楚梗12新品种时，与村民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农民不接受新品种，而在梯田里栽上了传统的老品种。工作组为保证推广面积，竭力劝导甚至强迫农民栽插新品种，结果发生了村民把砍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的事情。2007年5月，元阳县新街镇等地发生稻飞虱危害。由于民众没有使用农药的习惯，家里也没有喷药设备，为控制稻飞虱，政府采取免费向农民提供农药和喷雾器等特殊措施，并派出大量的农技人员督促和指导农民用药。但这样的防治行为仍遭到了一些哈尼族群众的强烈反抗。例如，新街镇箐口寨就有六户人家，坚决不让在他们的稻田里施药。不仅他们自己不施，而且六户人家联合起来，轮流守在田间，不让农技人员和村里的干部为他们施药。他们不让施药的经济上的原因是，担心农药会杀死或伤害稻田里的鱼，而稻田里的鱼则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甚至有可能比稻谷的收入还要高。
在哈尼传统的水稻生产中，水田里有鱼有鸭，还有螺蛳、泥鳅、黄鳝、虾巴虫等。在梯田为鱼、鸭提供食物的同时，鱼、鸭则帮助水稻疏松田泥，抑制杂草生长，鱼粪和鸭粪还是水稻良好的有机肥料。并且鱼、鸭还会吃下一些虫卵和病菌孢子，吃下一些水稻害虫。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这里的水稻病虫害，从来就不怎么严重。在推广新品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条件下，稻田已不再适合养鱼养鸭，梯田中其他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减少了。这就使这一地区的病虫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如前所述，一些水稻病虫害是近一些年才发生或严重起来的。
新品种、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化学除草剂是现代农业科技的主要内容和代表。这些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有可能正在摧毁哈尼传统的自然主义稻作。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哈尼族传统的蘑菇房已经被钢筋水泥或砖瓦结构的房屋所取代，这为矮杆良种的推广创造了某种条件，减轻了推广阻力。伴随矮杆品种推广而来的，是化肥、农药等的持续使用。新的农业科技的推广，正在改变哈尼传统的稻作方式。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有可能威胁到哈尼地区稻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市场经济的冲击。
千百年来，哈尼族人民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他们很少依赖村寨以外的社会，梯田和大自然几乎提供了他们生活所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因此，哈尼人严重缺乏商品意识和商品观念。例如，尽管在清代，就曾有少数内地商人到哈尼地区经商（以物易物），但直到1936年以前，绿春县没有一位职业的哈尼族商人[10]。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八十以后，一些哈尼族群众仍视买卖为耻辱，羞于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出售。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思想和舆论上，大力宣传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政府大力扶持和发展那些经济效益好的产品和行业。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和普及，势必对哈尼人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许多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哈尼族以梯田稻作为主的传统的自然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能够解决人们的温饱，但要靠它来赚钱就困难了。随着市场意识的增强，从经济利益出发，许多年轻人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在一些村寨，外出打工的比例要占到青年人总数的80%以上。传统的哈尼族地区普遍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哈尼族群众普遍受教育年限少，外出打工时只能作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尽管如此，打工的劳动所得仍要高于在家乡从事水稻生产。这是青年人大量外出打工的基本动因。
其次，市场导向影响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必将最终影响哈尼地区的水稻生产。例如，元阳县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策略是，大力培植旅游产业，培植以印楝为主的生物创新产业，培植以黄金为主的矿产品加工业，培植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培植电力产业。虽然千百年来，元阳县都以水稻生产作为最重要的支柱，但由于水稻生产不能致富当地百姓，不能增强地方的经济实力，如今已不是当前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努力方向了。矿产等地方资源的开发以及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必将转移经济生活的重心，使水稻生产的地位下降，使人们从事水稻种植的积极性降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投入水稻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会下降。
由于水稻生产比较效益低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使一部分稻田转种经济作物，如印楝、膏桐、芭蕉芋、橡胶、棕榈、甘蔗、茶叶、神明果、草果等。经济作物的发展不仅会侵占稻田，还会改变这一地区原有寨神林、生态林、风景林的数量和质量。也即是，经济林木的发展会蚕食原有的寨神林、生态林等，把原有的寨神林、生态林转变为经济林。原有寨神林、生态林、风景林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必将影响梯田水稻生产的条件，有可能危及哈尼族传统稻作的生存和发展。
再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城市打工青年人的增加，势必影响哈尼族民众的观念。青年人在打工过程中，接触到的多为市场经济，科技文明等与哈尼族传统不同的东西。在这些“先进”文明的影响下，哈尼族青年的观念必将发生重大改变。青年人观念的变化势必影响哈尼族许多传统信仰（如寨神、山神、水沟神、树神、青草神、田魂等）的传承。这些信仰曾经是保护寨神林，保护传统稻作生产方式的基础。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哈尼族稻作的一项重要因素。
哈尼族稻作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考
哈尼族地区无疑要发展，哈尼族民众无疑应该脱贫致富。哈尼族地区应该发展黄金等矿产品资源开发事业，发展水能水电事业，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业等。但在发展这些事业的同时，哈尼族地区还应该保护发展传统水稻生产的条件，保留传统的水稻种植事业。为有利于哈尼人脱贫致富，又保证其水稻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国家在哈尼族聚居地区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哈尼族世代居住在滇南山区，这里生物多样，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加之多山环境下的地理隔离作用，具有发展有机食品生产的良好条件。更为难得的是，这里的哈尼族具有稻田养鱼、稻田放鸭的传统习惯。特殊的环境条件和生产技术，使这里的梯田土壤肥沃，病虫危害不严重。哈尼族民众还有人与万物同祖共源，共存共荣的传统观念等。因此，这里有发展有机农产品生产难得的自然、生态、人文条件。这一条件在全国恐怕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只要政府因势利导，80万人口上以的哈尼族聚居地区就能建立起成规模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1999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史军超研究员提出哈尼族梯田申报世界遗产的建议，受到省和州方面的高度重视。同年十月，即成立了以州长为组长的哈尼族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2000年以来，申报世界遗产的有关工作一直在紧罗密鼓地进行着（近期，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还成立了专门的哈尼梯田管理局）。哈尼族聚居的元阳等县提出了建设旅游强县、哈尼文化特色县的设想，纷纷把旅游业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抓。例如元阳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围绕与全州同步实现小康、建成旅游强县、建成哈尼文化特色县的三大发展目标。主张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带动新一轮的大发展；以旅游业的大发展带动全县的对外开放；以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带动支柱产业的培植；以争取项目建设带动全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主要发展举措是把旅游业作为首要支柱产业来培植；大力培植以印楝为主的生物创新产业；大力培植以黄金为主的矿产加工业；大力培植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大力培植以甘蔗为主的糖酒业；大力培植电力产业。
纵观哈尼族聚居各县（元阳、绿春、红河）的发展思路，都没有把发展旅游业，建设哈尼文化特色县与保护和发展哈尼族传统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水稻、玉米生产结合起来。有二张皮的现象。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以梯田稻作为主）是哈尼族文化的根基，不保护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就难以长期保持哈尼族传统文化。没有了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哈尼族传统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和哈尼文化特色县的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旅游强县和哈尼文化特色县的建设有落空的危险。
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发展当地旅游业的亮点和卖点，也是保持哈尼族文化特色的基本支撑。没有了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哈尼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和哈尼文化特色县的建设就丧失了根基。因此发展旅游业和建设哈尼文化特色县的目标，需要保持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
为发展地方经济，并促进哈尼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建议，把发展旅游业、建设哈尼文化特色县和保护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这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我们认为最好的结合点，就是在哈尼族聚居地区大力发展有机农产品生产。我们认为，有机农产品基地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发展旅游业，建设哈尼文化特色县，而且有利于哈尼族民众的脱贫致富。
保持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一般来说会妨碍这一地区民族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但我们觉得，哈尼族地区也许是一个例外。哈尼族特殊的自然、生态和生产技术使其传统生产方式可以发展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而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在当今的背景下，可以是高效益的，完全可能成为致富哈尼人的一个有效手段。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健康食品、有机食品正在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尽管有机食品的市场价格比普通食品高得多，但市场容量仍很可观。例如，2007年8月，江苏淮安生产的苏星四季牌有机大米出厂价为每公斤12元。2007年10月，江苏宜兴生产的隆元牌有机大米的出厂价也为每公斤12元。2007年11月29日在南京卫岗的苏果超市了解到，盘锦利是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有机大米六公斤装的售价为110元，高达每公斤18.3元。黑龙江省方正县生产的塔尖牌有机大米五公斤装售价为29.9元,为每公斤5.98元。南京卫岗菜场里销售的上海崇明岛跃进农场生产的有机大米售价为10公斤装51元。在2007年7月北京、上海日资超市销售的日本大米更高达每公斤90元人民币。而2007年11月份，元阳县老县城新街镇普通大米价格仅为每公斤3.0元，红米价格为每公斤4.0元。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哈尼族地区发展有机农产品生产可使哈尼族民众从单位面积上获得的收入增加2-3倍，甚至更多。
哈尼族地区具有发展有机农产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生态环境良好，地理隔绝充分，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一些哈尼族民众生产的大米事实上就是有机大米。在当前的条件下，哈尼族地区优越的自然、生态、人文条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建议国家在哈尼族聚居地区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在这里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其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利于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又有利于保护哈尼族传统文化，建设文化特色县；既有利于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有利于致富当地百姓。当然，还有建设边疆发展边疆的特殊政治作用。对本文的主题来说，有机农产品基地的建设有利于哈尼族传统稻作的保存和可持续发展。
哈尼族地区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现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其一、根据有机农产品标准和规范进行有机食品论证，普及有机食品生产知识，进行有机农产品基地的规划和设计。其二、注册哈尼族各种有机农产品商标，依托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正在申报中）的良好形象，依托古朴神奇的哈尼文化，进行市场策划和品牌塑造。其三、改良哈尼族传统的水稻品种，改良其品质，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使其矮杆化，以提高抗倒伏能力，使之适应施用较多有机肥的生产条件，为提高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奠定基础。
注释：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哈尼族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2] 云南省绿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绿春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0页。
[3] 有一点情况须顺便在此说明一下。由焦彬主编的《中国绿肥》（农业出版社，1986年）指出：分类学研究认为，我国满江红还可以分为二个变种，即多果满江红（变种）和常绿满江红（变种）。多果满江红在个体上大量产生大小孢子果，分布于山东和河南等省北纬较高的地区。常绿满江红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体色终年保持绿色，不变为紫红色，浮载叶片无色透明，很少产孢。我们在红河州见到的满江红似既不属于多果满江红，也不属于常绿满江红。多果满江红分布在纬度较高的北方地区，而哈尼族聚居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纬度很低，环境差别很大，哈尼梯田里的满江红当不是多果满江红；常绿满江红虽然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等纬度较低的地方，但常绿满江红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其“体色终年保持绿色”，这与哈尼梯田里变色的满江红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哈尼梯田里的浮萍或许是满江红新的种类，值得农业科技工作者进一步研究。
[4]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哈尼族礼仪习俗歌》上下册（白碧波等译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
[5]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然治州哈尼族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哈尼族辞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41-244页。
[6] 何斯强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哈尼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7页。
[7] 云南省元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元阳县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8] 《元阳县志》第122页。
[9] 云南省绿春县志编纂委员会，《绿春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10] 《绿春县志》第341页。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载《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