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华北地区历来是中国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接触、交往、融会之地。历史上匈奴、氐族、羯族、鲜卑、突厥、奚、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回、满等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华北地区还是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这里是很多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的重要归宿地。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少数民族贡献极大。华北地区还留有大量多民族的宝贵文化遗存，对此理应认真保护，并深入发掘其内在的历史、学术、艺术价值。
【关键词】华北地区；民族变迁；文化遗存
【作者简介】史金波（1939—），男，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l00732）。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1．4．75～81
一、历史上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为祖国的缔造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包括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逐渐消亡的民族，一起形成、发展和共同前进的历史。
中国的华北地区包括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这里历来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接触、交往、融会之地，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发生了很多有影响的重要事件。研究这一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变迁对深入了解这一地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尚未有民族之分，但后来民族的先民逐渐有了历史传说和记载。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著名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约在四千多年以前，黄帝战胜炎帝后，在今河北涿鹿等地与蚩尤部落大战，“三战而擒蚩尤”，东夷、九黎等部族融入了炎黄部族，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最早主体。商、周时期，民族历史有了新的发展，关于民族的记载也逐渐多了起来。在殷商甲骨文与周代铭文中，均有关于民族先民的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华北地区已出现突出的民族问题。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了华族与华族以外各民族的分布和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互相接近甚至融会的过程。该书记载晋悼公和大臣魏绛讨论如何对待山戎事。晋应属今华北地区。魏绛坚持“请和诸戎”，并认为：“和戎有五利焉。狄戎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狄戎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l]（卷29，《襄公四年》）晋悼公最终接受了魏绛的建议，达到了“和诸戎狄以正诸华”的效果。魏绛考虑到民族关系，提出了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思想和适当的民族政策，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赵国是战国时期位居今华北地区的一个诸侯国。赵武灵王向少数民族学习，推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国力，减弱了鄙视胡人的心理，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进而推进了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这一发生在华北的著名事件是中原华夏族借鉴北方游牧民族优秀文化的成功例证，突出表明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秦汉时期，汉族逐渐形成。秦朝统一了中原，管辖着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当时，东北的扶余、北部的匈奴、西北的月氏与西部的羌都是拥有较大势力的少数民族。秦朝时期，华北北部为东胡和匈奴控制。东胡也是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原与中原的燕国和赵国接触比较频繁，汉初被匈奴击败。匈奴是古代蒙古戈壁草原的游牧民族，分布地域很广，华北是其重要活动地区。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就主要发生在今山西、内蒙古一带。
两汉时期，华北北部主要由鲜卑和匈奴统治。西汉时，匈奴是汉朝北方最大的威胁。汉高祖时，韩王韩信曾在马邑（今山西代县西北）降匈奴。后匈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引发著名的平成（今山西大同）之役，以汉高祖狼狈逃遁告终。可见当时匈奴在这一带势力之强大。后来，汉朝采取和亲政策，缓和了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展了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其中华北的山西一带仍是重要战场之一。后来，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主要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西部一带。汉元帝时，王昭君被选到匈奴和亲，成为呼韩邪单于阏氏（王妻）。王昭君之墓即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郊。
秦、汉王朝与北方匈奴民族的关系是影响当时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双方或征战、或和谈，都表现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越加重要。而华北地区正是汉朝和匈奴相邻、往来最密切的地区。
（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魏居北方，与乌桓、鲜卑关系密切。在三国短暂的分裂局面后，中国统一于晋。晋朝时，匈奴内迁，鲜卑南进，吐谷浑西移，形成了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局面。从东汉到晋朝，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鲜卑，其势力进至今河北、山西、内蒙古一带。
短暂的晋朝中后期又发生了新的分裂。是时，少数民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扩大，地位提高，进入所谓十六国时期。十六国中有十三个是少数民族政权，其中有匈奴三，巴氐一，羯一，鲜卑五，氐二，羌一。有的已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如匈奴建立的前赵，羯族建立的后赵，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西燕，氐族建立的前秦等。他们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不足五十年，但其存在本身在中国民族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对华北影响最大的是北部的鲜卑和进入中原建立前秦的氐族。鲜卑是北方势力最大、占据地域最广的民族，因其不断南迁和西徙，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都占据着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峙（今山西浑源西南）建代国。前秦为氐族苻坚所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盛时疆域东至大海，西抵葱岭，南控江淮，北极大漠，东南以淮、汉与东晋为界，包括了整个华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羯族建立的后赵、鲜卑建立的后燕也包括了华北广大地区，后赵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
东晋灭亡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基本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南朝的辖地为中原和南方，继东晋后有宋、齐、梁、陈前后承接；北朝则建立了影响很大的北魏王朝。先是鲜卑拓跋部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后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道武帝拓跋琏称帝，东晋太元二十年（395年），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大败后燕军，并乘胜南下夺取中山（今河北定州）、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等重要城镇，拥有黄河以北地区，成为北方的强大势力之一。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奖励农业生产，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他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年），太武帝拓跋焘以强大的武力灭匈奴赫连勃勃所建夏国，收北燕，取凉州，败柔然，完成统一北方大业。魏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改革，颁布均田令，迁都洛阳，提倡汉族文化，经济发展，国力大增。作为以少数民族鲜卑族为主体的王朝，北魏占据北方广大地区，与南方的宋（后为齐）形成南北朝局面。北魏存在近一个半世纪，是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的地域宽、时间长、影响深远的王朝。北魏实行的胡人汉化政策，使少数民族迅速汉化，促进了包括华北地区在内的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
后来，北魏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加剧，酿成大起义，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又分别衍化为北齐、北周。这些政权都是鲜卑族为统治者，都有部分领土在华北，特别是位于东部地区的东魏和北齐几乎包括了今河北及山西全境。北齐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历代皇帝几乎每年都来往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邺城之间，晋阳被称作“别都”。两地都是华北重镇。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处于分裂、混乱局面，少数民族长期管领北方，往往以中国正统自居，这种格局对民族历史的认识和史书的撰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隋唐时期
自6世纪末，中国又走上统一的发展历程，再一次反映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强大的凝聚力。隋唐时期虽也是以武力为后盾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但其政策比较和缓。隋、唐的皇室都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唐朝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已经系统、成熟，和亲政策也行之有效。其北制突厥，西连回纥，封回纥首领吐迷度为都督，开丝绸之路；南和吐蕃，实行和亲。
隋唐时期，北方以突厥势力最强。突厥原与北周保持着和亲的良好关系。隋初时与突厥关系开始紧张，开皇二年（582年），突厥军曾进攻隋朝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北），突厥派出五个可汗所属骑兵四十万人进入长城[2]（卷53，《长达奚长儒军传》）。
唐朝初期，李世民进攻东突厥，一部分突厥人远徙西北，有十万人归降唐朝。唐朝保存了他们的部落，不改其风俗习惯，将他们安置在今河北、山西、陕西、宁夏一带，设立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管辖。这一带遂成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3]（卷215，《突厥传》）。
薛延陀是唐朝时期北方地区另一个有影响的游牧民族，自称“铁勒部人”，风俗大体与突厥族相同，居于漠北，曾从属于突厥，有时也进入漠南。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其可汗发兵二十万进攻东突厥，来到漠南，达到今呼和浩特以南地区[4]（卷l96）。
唐朝北部少数民族众多，唐室为便于统治，多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少数民族风习的胡将。身为突厥族的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掌控今华北地区。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
突厥等民族十五万士兵，在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翌年，安禄山占领洛阳称帝，又攻人长安。后其部将突厥人史思明降唐，被唐封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后史思明起兵再叛唐朝，于唐乾元二年（759年）在拔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大圣燕王，后还范阳称帝，更国号大燕，不久被儿子杀死，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动荡，民族关系紧张，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中不乏少数民族政权，华北地区仍有多个少数民族存在。
（四）宋、辽、西夏、金时期
五代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登场，其中有两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沙陀族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梁，建后唐。其后，沙陀人刘知远在晋阳（太原）称帝，辽兵北退后，他进入洛阳和开封，并在开封建都，史称“后汉”。当时又有十国，民族问题更为突出。此时，契丹和奚族在华北北部均有很大势力。
有宋一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西夏鼎足。同时代还有西北的回鹘、西部的吐蕃唃斯罗政权、西南的大理政权，有约三个世纪的时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王朝分立时期，这种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于907年统一契丹各部，并征服了奚、室韦、阻卜等部落，称汗建国，国号“契丹”。契丹神册三年（918年），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后率兵亲征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契丹天显十二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耶律德光出兵助其反对后唐。华北地区归入契丹统治。辽太宗耶律德光率五万骑兵，在晋阳城下击败后唐军，后率军南下上党（今山西长治），助石敬瑭灭后唐。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分治汉人和契丹。又改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燕云十六州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会同十年（947年）攻克后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灭后晋，定国号为“辽”。辽景宗前期与宋朝聘史往还。宋太宗统一江南后，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亲征北汉，辽派数万兵支援北汉。后宋太宗进攻幽州（今北京），与辽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北），宋军大败，宋太宗仅以身免。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深入宋境，宋、辽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对战，最后双方订立和约，成为兄弟之邦。从此，两朝和好达一百多年之久。辽朝的南京道、西京道、中京道都在华北地区，南京在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在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中京在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宋辽的边界在今河北、山西中部一带。华北北部为契丹人和汉人杂相居处的地区。
女真族勃兴于今东北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其领袖太祖完颜阿骨打首先在东北地区建立政权，收国元年（1115年）称帝建国。随后展开南下灭辽之战，先用五年时间攻占东北全境，金天辅六年（1122年）进入华北，先后克辽中京、西京、南京。阿骨打去世后，其弟太宗即位，乘胜利锐势继续追击辽部残余势力，金天会三年（1125年）灭辽，天会五年（1127年）灭北宋，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金朝势力比辽朝更向南扩展。金朝最早的都城是上京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贞元三年（1155年），设中都路首府大兴府为中都（今北京），西京路首府大同府为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路首府大定府为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南京路首府开封府为南京（今河南开封）。华北地区此时尽人金国版图。金先迁都中都，再迁都南京，历经一百二十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在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
这一时期，华北地区先后有契丹族、女真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不免趋于汉化，以至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忧心忡忡地要本民族回复原有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习也影响着汉族。
（五）元代
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蒙元王朝，结束了中国又一次分立，形成了盛大的统一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少数民族掌握全国政权的格局。蒙元时期实行民族等级压迫制度，将境内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以蒙古、色目为优。大一统的王朝方便了各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特别是随着行政管理、军事驻军等政府行为的实施，蒙古族及以色目人为主的北方各民族分布到全国各地。早在蒙古伐金时期，蒙古、色目人已进入华北。如唐兀（党项族）大将察罕是率军协助成吉思汗攻金、伐宋的主将之一，他从成吉思汗“略云中、桑乾”[5]（卷120,《察罕传》）。这些地方都在华北地区。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这使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再次成为少数民族汇聚之地。元大都聚居着蒙古皇室、各级官员、商人和其他居民，其中除蒙古人外，还有很多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刺鲁、吐蕃等色目人以及契丹、女真等族人。
元大都还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心，北京的白塔寺（大圣寿万安寺）当时是蒙文佛经翻译刻印中心，同时也印刷回鹘文佛经。这里聚集有多民族的翻译、编辑、出版人才。元朝的皇家乐队也有色目人，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后，每年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5]（卷77，《祭祀志》）。回回乐应指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河西乐则指西夏乐，可见元大都已有少数民族乐人居住。
蒙古军队原以怯薛军为主力。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中央禁军称为宿卫军，宿卫军又分皇帝亲自掌握的“怯薛军”和由枢密院统领的侍卫亲军。元世祖除保留原来的四怯薛军，又抽调各地精锐，建立前、后、左、右、中五卫亲军，作为中央禁军，直接隶属于枢密院，设亲军都指挥使统领，编组为皇帝的护卫军和京城防守军。又签发各族丁壮组成二十一卫亲军，驻守京城附近地区。宿卫军中有蒙古军队，色目军队立卫的有阿速、贵赤、钦察、唐兀等卫。每军达数千人至万人左右。驻军卫所的蒙古、色目人士兵多以军户著籍，“即营以家”，北京一带的蒙古、色目军人及其家属数量可观。
元代少数民族地位高于汉人的政策改变了人们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思维受到极大冲击。由于元代各民族交往频繁，近距离接触，使长期在中原居住的一些少数民族迅速走上被同化的道路，元代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走向消亡的重要时期，其中有很多少数民族融合在华北地区。
（六）明代
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元灭明兴，是朝代的嬗替，但在相当一部分汉族人思想上是从中原驱逐了“夷狄”。尽管明朝也是多民族王朝，但并未完全统一中国。明代中国的北方仍由势力颇大的蒙古族统治，形成与明朝南北对峙的局面。
明朝始都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明初，太祖朱元璋提出“不分等类，验才委任”[6]（卷53）的政策，任用了一些少数民族为官。攻下元都后，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曾下诏：“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7]（卷2，《太祖本纪二》），延揽少数民族中的人才。但后来实行的《大明律》中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8]（卷6）。这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的政策。 明太祖时为联系少数民族敕撰《华夷译语》。明成祖在北京东安右门外设四夷馆，该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续敕编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对照的工具书《华夷译语》。四夷馆始有八馆：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虽兼及外国，但以少数民族为主，其教师不少为少数民族。四夷馆的设立和《华夷译语》的编纂，对当时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的北京是各少数民族络绎来朝的地方，四夷馆更是少数民族文化荟萃之地。
明朝军队中也有少数民族。当时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的军队中就有蒙古阿速部人、兀良哈三卫人，他们对燕王夺取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明朝时，蒙古族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占据广袤的领土，其南部为华北的今内蒙古地区。也先伺机南下，给明朝造成严重威胁。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军分四路向明朝发动进攻，其中也先亲率大军攻明朝重镇大同，另一支攻重镇宣府（治今河北宣化），直逼明朝心脏之地。还有两路分别攻辽东、陕西。明英宗在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在狼山西路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没，自己亦被俘。也先率蒙古军兵临北京城下，列阵于西直门、德胜门和彰义门外。后也先将明英宗送回。这次“土木堡之变”发生在华北地区，对明朝和蒙古的关系影响深远。
明朝后期，蒙古在达延汗和俺答汗祖孙统治下，势力再次强大。蒙古版图向南扩展，大同已成为明朝和蒙古的边界。俺答汗开发丰州滩（大青山以南、河套以东地区），振兴土默特，发展牧业、农业，修筑城镇。先在丰州滩西部建筑大城镇“大板升城”，后又仿大都修筑库库河屯（即呼和浩特），明神宗赐名“归化”[9]（卷48）。这为华北地区增加了一座重要新城，此后呼和浩特一直是漠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连接内地和蒙古的纽带。有明一代，华北的一半是蒙古的天下。
（七）清代
明末，满族崛起于东北，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后其继承者入关统一中国，又一次建立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在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和史学；另一方面，反对轻视夷狄，特别是对满族的回护，冲击了大汉族主义观念，造成了新的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 满族入关，首先占领华北地区，以北京为首都。北京继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初在基本控制全国局势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统治秩序的政策，如更定内外官制、制定清律、主持地主收回“祖业”，确定赋税制度等。同时，实行了多项危害很大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弊政。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在京畿一带大规模圈地，设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员庄田及兵丁份地，占地十七万余顷，将民间田地强迫拨给“东来满洲”[l0]（卷25）。这样使很多汉族农民逃亡在外，而大批满族人人驻华北地区。至今华北一带仍有很多满族人，如河北承德就有丰宁、围场、宽城三个满族自治县，秦皇岛有青龙满族自治县，等等。
在清代实行八旗制度中，满洲人全部人旗，成为满洲八旗，后来又有蒙古八旗。满洲八旗中也有部分汉人，主要是通过掠夺、购买获得的附属于家主户下的汉人包衣，后来大批汉人、汉军进入满洲八旗。清军入关后又建立汉八旗，人数众多。进入八旗的汉人逐渐满化，满族的人口迅速增加。由于满族人进入汉族聚居地区，长期杂居，钟情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汉语、汉文，甚至与汉族互为婚姻，逐、步缩小了满、汉差别，使满族汉化，后来这一过程变得更为迅速。华北地区是满、汉民族之间接近、融会的重要地区。
由于京师处于华北地区，这里保存有不少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建筑。清康熙时期为锻炼军队，保持满族风俗传统，在距北京不远的今河北承德围场开辟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传承着满族的狩猎风习。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猕一百。五次。
地处华北的承德避暑山庄是中国清朝皇帝的夏宫，是一座皇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院群所组成的综合建筑，也是清朝皇帝为安抚、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而修建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建筑。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建有十一座寺院，分属八座寺院管辖，被称为“承德外八庙”。在寺院中有藏传佛教形式，也有藏传和汉式混合形式，供西方、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避暑山庄兴建后，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此处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存世的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都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见证。
清王朝的皇陵分为东陵和西陵。东陵在今河北遵化，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西陵在今河北易县，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三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园寝。
清代的华北北部依然是蒙古族聚居之地，清政府以盟旗制度治理。蒙古族上层与清朝皇室联姻，两族关系密切。在统一的清王朝内，蒙古族和中原地区不再是像明朝那样的对立关系，华北地区成为蒙、汉交流的最重要地区。
华北的回族始于元代的回回，后通过驻防、经商、迁徙等方式人口逐渐增多，分布较广，几乎各地都有聚居或杂居的回族。以今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沧州、保定、定州人数最多。
北京市门头村还有世居的苗族人，系清乾隆年间湘黔苗族起义领袖石三保及其兵将的后代，祖籍为湖南花垣。他们起义失败后被押送至京城，编入军户，受八旗管辖，世代养马，后子孙繁衍至今。
北京市现有两个满族乡、两个回族乡、一个满族蒙古族乡，另有一百一十七个民族村，包括满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壮族、瑶族等。现北京市少数民族约近七万人。整个华北地区少数民族成分更多，人口数量更大。
清代继明代四夷馆设四译馆，因“夷”字为清朝所忌讳，改为“译”字。明朝灭亡后，四夷馆三十二名官员亦随之投诚，被留用成为四译馆的最早成员。清随明制，四译等馆职责与明代相同。“四译馆之所掌凡三十余国，统以八馆列为东西，爰择师儒分馆教习，而设少卿以董之。”[11]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与会同馆合并，改属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会同四译馆成立后，编撰了一批《译语》。北京当时是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联络中心，不少少数民族领袖到北京觐见皇帝，办理各种事物，一些商人也到这里经商。
二、历史上华北地区少数民族特点
（一）华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华北地区位于中原与北方、东北、西北交界处，是内地通往北方津梁，也是北方的民族走廊。这里历来是民族杂居、民族往来、民族沟通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很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他们生动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有的民族绳绳继继，存留至今；有的与其他民族交融，加入到新的民族行列；有的像是这里的匆匆过客，转移他乡。
（二）华北地区是一个民族大熔炉
从历史上看，华北地区是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很多少数民族消失在这一地区。一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其兴盛、发展、消亡都与华北地区有重要关系，如匈奴、乌桓、鲜卑、奚族、契丹、女真、党项等，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历史舞台和重要归宿地。
有些民族作为一个族群消失了，但作为该民族的个体后裔还可能传承下来。如北京有女真族的完颜氏后裔。完颜氏因系金朝皇族后裔，故在清朝受到特殊优遇，被列入上三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完颜氏本列二十八卷，奉高宗特旨，用虞宾义，列为第一。”[l2]（卷28）这表明清王朝对金朝皇族后裔身份的确认。今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之北兵马司胡同仍有其宗祠旧址。现在北京仍有完颜氏后裔，但已改姓王氏或汪氏。又如，在今山西安邑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仍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载《金史》附《国语解》。今河北武邑、邢台，山西临汾、洪洞都有女真族后裔粘氏居住。
有的民族在过去强大时期与华北无涉，但后来其后裔却来到这里。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在西北地区建国近两个世纪，西夏被蒙古攻灭后，党项人在蒙、元时期被称为唐兀人，属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元朝灭亡后他们走上了迅速消亡之路，但在明朝仍能见到党项族后裔。河北保定郊区韩庄曾出土两座明代的西夏文经幢，据其题款可知建幢时间皆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其题款中有很多西夏时期的党项族姓氏，证明当时当地有党项族聚居，有的还有较高的官职㈣。这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有关西夏后裔的石刻文物，证明华北地区融入了党项族的血液。
（三）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少数民族关系极大
北方少数民族趋向中原，辽、金势力的南移，确立了北京大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与天津相连，其余为河北所环绕，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天然的联系。北京建城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成为王朝的首都应自金朝开始。此前，北京作为辽朝的重要城市南京，已为其成为王朝的中心城市作了实质性铺垫，金朝进一步将北京提升为大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中京，完成了由地方中心城市向都城的转变。
元代继承和发展了北京的都城地位，使北京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成为将全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明、清两朝延续北京作为首都的作用，特别是清朝使北京成为联系国内各民族的中心，影响深远。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对确立北京的地位作出了最重要贡献。
三、华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遗存
对于多民族大家庭来说，华北地区有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民族历史布局，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多民族的宝贵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见证了华北古往今来的多民族历史。华北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遗存难以计数，例如：
——有古史传说“黄帝战蚩尤”的河北涿鹿境内现存有轩辕丘、蚩尤坟、黄帝泉（阪泉）、蚩尤三寨、蚩尤泉等遗址遗存。
——从春秋战国开始、秦朝大规模修筑、至明代完善的长城，在其横贯的今九省（市、自治区）中，华北占据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五省（市、自治区）。长城的重要关隘山海关、居庸关、慕田峪关、井陉关、紫荆关、娘子关、雁门关、平型关、古北口、喜峰口、张家口等都在华北。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王昭君墓见证了汉代匈奴和汉朝的民族关系。
——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的云冈石窟，展示出五世纪、六世纪鲜卑族所建北魏王朝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北京西有辽代的天宁寺塔。河北涿州城内东北隅有辽代双塔，其中智度寺塔始建于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云居寺塔始建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河北永清、雄县和霸州等地，均清理发掘出了辽代地下古战道。内蒙古巴林左、右两旗内有辽陵。祖陵位于巴林左旗，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贞烈皇太后、齐天太后的陵寝；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怀陵在今巴林右旗，辽穆宗耶律璟附葬于此；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的永兴陵、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合称庆陵，也在今巴林右旗。
——位于北京房山车厂村至龙门口一带的金陵遗址，共葬金代十七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
——北京有元大都遗址，城内有元代白塔。北京昌平居庸关有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过街塔，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台塔。其门洞内用梵、藏、八思巴、回鹘、汉、西夏六种文字题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
——北京有明清两代修建的故宫，河北有清东陵、西陵和直隶总督府，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
——少数民族文字文物除上述居庸关六体文字石刻、西夏文经幢外，华北地区还有很多契丹文墓志铭、八思巴字石碑、蒙古文和满文石碑等。
——河北省的很多地名、村名都保存有少数民族的印记。
华北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物和文献很丰富，是这一地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的真实写照，各民族交往的历史见证，以及各民族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研究这一地区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保护和整理发掘。
过去对少数民族文物了解、重视不足，有些文物未能很好保护，甚至使之遭到破坏。高碑店是北京通往保定的必经之路，元代著名宰相安童和拜住祖孙皆葬于此，这里矗立着记述他们事迹的高大墓碑，高碑店的地名即源于此。《元史》中安童和拜住的传即以此碑为主要参考资料。民国时，此碑被当地官员破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文物与考古工作，华北地区很多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物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不下数十处。其余省级或县级有关少数民族的重点保护单位为数更多。
近些年又陆续新发现了不少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物和文献。仅以辽代为例，l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的释迦像中发现一批佛经，为久已失传的《契丹藏》刻本。l976年在河北丰润天宫寺塔第四层至第八层塔心室内也发现了《契丹藏》部分刻本。辽代曾在北宋雕刻的大藏经《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雕印《契丹藏》，共五千余卷，历时三十余年刻成。但《契丹藏》这一重要大藏经刻本久已失传。上
述两种《契丹藏》的发现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实物空白。又如，契丹文石刻近年陆续发现。其中，契丹大字墓志有1988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1993年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耶律祺墓志》、2000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永宁郡公主墓志》等，契丹小字石刻有l994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的《泽州刺史墓志》残石、1995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的《耶律永宁郎君墓志》、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出土的《耶律敌烈墓志》、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韩高十墓志》和《韩敌烈墓志》、l996年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的《耶律弘辨墓志》、l997年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宋魏国妃墓志》等。
华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十分丰富。对这些文物首先要给予重视，认真做好保护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其内在的历史、学术、艺术价值，为进一步认识华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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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历史学》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