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三年（1524）正月刚过，随着一道道军令从北京传向四方，庞大的帝国军事系统开始悄然加强了戒备。
《明史》记载，这一年正月，发生了罕见的“五星聚于营室”的天象。
五星又称“五纬”或“五曜”，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正式名称分别是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镇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它们与五行相配，故而又称之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二十八宿为天之经，五星则为天之纬，与日月一起构成了古人占卜天意的主要指针。
五大行星运行速度不一，往往分布在太阳两侧，特别是金星和水星随日升落，只在晨昏出现，所以五星同时现身于夜空中的机会并不常见；倘若出现，就可以宣之于史册。如《明史·天文志》记载，“（洪武）二十年二月壬午朔，五星俱见”，“永乐元年五月甲辰，五星俱见东方”。如果五星运行到了同一天区，相互之间距离很近，则称为“五星会聚”。这就更为罕见了，据黄一农先生统计，自汉代至清末，正史中一共只留下了13次记载，且多非实测。当然也有失载的。
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块汉代织锦，上面写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令人震惊，后来被定为国宝。它可以与汉宣帝时的史事和天象记录联系起来。
西汉神爵元年（前61）四月，汉宣帝派赵充国等领军出征西域，讨伐南羌。赵充国屯兵不进，准备待来年正月出击，汉宣帝下诏催促，其中说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
在公元前61年11月中下旬，入夜后至黎明，土星、火星、木星、金星、水星依次从东方升起。从长安观测，日出时水星地平高度超过15°，金星近30°，完全符合“五星出东方”和“太白出高”的描述。这段记载和那块织锦可谓是当年天象的真实记述。当然，这并非五星会聚，水星东升时，土星已经接近西沉。
《史记·天官书》中说，五星会聚有着“改立大人、掩有四方”的重大星占含义。古书中记载了几次著名的五星会聚事件，如“商纣之时，五星聚于房”，“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等等。这几次事件被史家视作圣人出世、改朝换代、天下一统、天命维新的吉兆而书于典册，给不少学者留下了五星会聚乃是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的印象，认为在古人心目中这是“非常的祥瑞”。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别出心裁地将三次五星会聚与宋明儒学的昌盛联系起来，认为967年的一次对应于宋儒的兴起，1524年的对应于王阳明心学，而1624年五星会聚则对应于其师刘宗周。
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如元代数学家李冶认为：“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唐代的《开元占经》为我们保存了唐以前关于五星会聚星占含义的各家说法。此书曾经失传，明末重新出世，为李冶所未见。以下对《开元占经》所录试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第一，少数典籍认为五星会聚是吉兆，但是有别的附加条件。如《易·坤灵图》曰：“王者有至德之萌，则五星若连珠。”不但要求五星会聚，而且排列上要呈连珠之象。《开元占经》不载的《史记》对于五星同时出现，其看法也并非全为吉，需要考虑其具体方位：“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前述神爵元年的天象，金水二星晨见于东方，故而附会谓其吉。其实并不满足“积于东方”的要求，不过入夜后依次东升，黎明时全部可见罢了。
第二，大多数典籍认为五星会聚对于当权者而言乃是凶兆。如《春秋纬》曰：“五星聚，天子穷。”《荆州占》曰：“五星并聚，篡弑成。”
第三，在认为五星会聚代表“王更纪”的基础上，多数典籍持有辩证的看法。如《海中占》认为：“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藩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实际上这也是《史记·天官书》的看法）也就是说，五星会聚是吉是凶，要依应验之人的德行而定。同一天象，对一方为吉，对另一方则凶。
战国时代的石氏认为这是出现霸主的征兆，如“岁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对于其他四星，石氏也有类似论述，或以礼、或以兵、或以法、或以重德致天下。
第四，五星会聚可涉及外交、农事、军事等各方面事务。如《海中占》曰：“五星合亢，为五谷频不成”是饥荒的凶兆。郗萌认为：“五星聚于虚，天下之君必有盟者……五星则五国君，皆相见。”这是涉及外交会盟事务。
第五，大多数典籍认为五星会聚预兆将要天下大乱。如《考异邮》曰：“五星聚于一宿，天下兵起。”“五星薄，天下分争，甲兵作。”《荆州占》曰：“五星合斗，人走马驰，九州鼎沸，弃其妻儿。五郡无主，夷狄为君。五星相与合斗……所在之国，皆为兵丧，灭国之殃。”郗萌曰：“五精星相薄，天下大战……破军杀将，流血滂滂，天下饥荒。”《春秋纬》曰：“五星错斗，臣挟兵，上下相持。”
除了星占书的看法，还应当考察一下历史上真实的占卜事例，考察一下当时士大夫对“五星会聚”的评论。
据复旦大学仇鹿鸣先生撰文介绍，近年来发现了“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的谋主严庄之父严复的墓志，其中有：“天宝中，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也就是《新唐书》所载天宝九年（750）八月“五星聚于尾、箕”一事。当年九月，五星集中在33°左右的范围内，唯水星与其他四星相去较远，后者甚至聚集在12°以内。史书中或谓“四星聚”（在星占术中四星聚相当不吉），或谓“五星聚”。这块墓志提供了一个叛乱者利用五星天象为阴谋服务的实物证据。而官方的占辞为“有德则庆，无德则殃”，恰可与《开元占经》相印证。
1524年确实出现了“五星会聚”的天象。然而，当时五星距离太阳很近，根本不可能被肉眼看见，定是天文官推算所得。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史籍中的五星运动记载，必须认真分析其性质。除了实际观测的记录，可能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历法预推的、或后人回推的天象。《明实录》记载兵部尚书金献民的进言，其中有钦天监的实际占辞：“其占为天下兵谋。”嘉靖帝采信了这种说法，随后庞大的明帝国战争机器开始全面加强戒备、准备战争。
1624年，明朝天启年间又曾发生过一次“五星会聚”。可惜的是，因为这部分《明实录》中记载了不少阉党的丑行，所以入清后遭到降清的阉党分子抽毁，不存于世，令我们无从得知这次“五星会聚”的实际占辞和政治影响。不过在明清鼎革后，明朝遗民的笔记中有过零星论述，将它与其他一些异常现象并列为妖异，视作对阉党横行的警示和明朝灭亡的征兆。这应是当时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看法，甚至可能反映了当时实际占辞的指向。
五星会聚作为一种罕见的天象，在中国古代星占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政治运作中可以产生巨大影响。此处不具体讨论其影响的方式，但是可以从大体上看出，这一天象具有预兆朝代更替、王者改易、战争爆发的重大星占意义。其吉凶，须综合考虑应验者的德行，各星入宿的顺序、排列方式，分野等因素，辩证看待，总体上乃是“兵象”，并不吉利。对于相关史料的评价、使用，都应在这一星占意义的基础上加以考虑。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1月04日第25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