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蛇形耳坠，潘昱龙/摄
以蛇贯耳的物证：荆州楚墓出土铜戈上的珥蛇之神。2011年笔者摄于荆州博物馆
佩戴人面蛇身耳饰的神人形象，台北故宫藏龙山文化玉圭
新石器时代蛇形玉耳玦，私人藏品
三门峡虢国墓出土西周鱼尾龙纹玉玦
2011年5月29日，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凌源市三家子乡河南村的田家沟红山文化墓葬中发掘出一批五千年前的玉器，其中有一件在文物登记表上的名称为“蛇形耳坠”，出土地是“田家沟第四地点”，出土位置是“右耳处”。2012年3月22日，一篇以《田家沟考古出土罕见蛇形耳坠》为题的新华社沈阳专电发出后，随即被各大网站和媒体转载和称引。笔者不揣浅陋，对蛇形耳坠新发现的学术意义，略陈管见，求证于方家。
一、珥蛇与玦：从小传统的误解到大传统的再发现
以汉字的产生为界，我们将书面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才是“大传统”。在1921年考古学发端于中国以前，并不具备认识大传统的知识条件。对小传统的古书中记载的名物，两千多年来只能局限在文字记录和书本知识的范围以内去理解，有一些难免是后起的误解或曲解。《山海经》中的“珥蛇”和《说文解字》对“玦”的解释就是这样的情况。
先看对玦的曲解。《说文》玉部：“玦，玉佩也，从玉，夬声。”把玦理解为玉佩，约为东周至秦汉时代的流行观念。著名的鸿门宴上，范增曾三次以所佩玉玦为符号，表示决断的意思，暗示项王要当机立断杀掉刘邦。不过司马迁绘声绘色的描写却没有说明玦佩戴在身体的什么位置。《九歌·湘君》有“捐余玦兮江中”一句，也没有点出玦的佩戴位置。后人推测是在腰部。当代学者陆侃如《楚辞选译》、陈子展《楚辞直解》都认为玦是玉扳指，是戴在手指上的。
从《左传》和《荀子》等文献可知，玉玦隐喻决断的用法源自先秦。《左传·闵公二年》云：“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杜预注：“玦，示以当决断；矢，示以御难。”这是巧用器物名称的发音为隐喻，属于谐音式的符号物修辞表达。《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五种玉器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都有各自的隐喻意义。玦与绝交同义，环与返还同义。根据这些现象，今日的汉语工具书在解释“玦”字时，先说它是古时佩带的玉器，形似环但有缺口。再说它常用作表示决断、决绝的象征物。除了《史记·项羽本纪》外，还会引证刘向《说苑·贵德》之说：“郑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佩，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琴之声。”还有明代何景明《杂言》中的判断：“古人奉德则报以佩，恩返则报以环，恩绝则报以玦。”等等。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决断、决绝之义毕竟是后起的谐音引申义现象，不能代表玉玦产生期的原初意义。
地不爱宝，却能藏宝。甚至一藏就是成千上万年。当考古工作者在南北方各地发掘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大量玉玦，情况才初次得以辨明：从玉玦出土通常在死者耳边的位置看，它主要不是身佩之饰物，而是专门的耳饰玉器。如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七千年前的玉玦（见《河姆渡文化精粹》第36-37页图版）；又如1983年以来在赤峰地区距今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发现玉玦，出土位置多在头骨耳侧，且多为成对出土，也有单个出土的。据此可知：在司马迁写下鸿门宴上范增用佩玦当暗号的事迹时，玦在东亚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六千年之久，玉制耳玦堪称当之无愧的文化大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一直未曾中断。西周王权旁落以后，远古的礼仪传统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下濒临断绝，耳玦的本来面目也就逐渐失传于后世。一般人只知道从发音上理解玦的决绝之义。若没有大传统玉耳玦的新发现，恐怕玦的使用真相永远不得大白于天下。
汉字中，造字先民用一个玉字和一个耳字合成“珥”字。《说文》：“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许慎将“珥”字作名词来解释，并说明珥字发音为何与耳字相同。珥字原意指用玉石材料制作的耳饰，又叫“瑱”和“珰”。这些字都从玉旁，表明华夏先民以玉饰耳的普遍性。《诗经》《楚辞》中多次讲到玉耳饰的各种名目，可以为证，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礼俗。但是古代注经家们万万不会想到，佩戴玉耳玦之风兴起于七八千年前的东亚多个地方，其初衷是要模拟神灵形象。《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吴兆宜注：“穿耳施珠曰珰。”《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充耳而设瑱。”
其实，从新石器时代的初民信仰看，穿耳施珠一类特殊行为，审美的功能是派生的，神话的功能才是原生的。先民视玉为神物、通灵之物，所以玉制耳饰本身就具有通天、辟邪、护身的信仰功能。这是玉玦产生的神话观基础，这同玉璜象征通天通神的龙与虹的神话观念，完全一致，不宜按照今人的理解，仅当作美化和装饰来看。
与玦的情况类似，《山海经》中记录的珥蛇习俗，也在文字传承的小传统中丧失了本义，变成无解的哑谜。
珥蛇之说，在《山海经》中共出现九次，都是“珥两蛇”；还有一次说西方之神蓐收“左耳有蛇”（《海外西经》），另一次说雨师妾“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海外东经》）。此类描写集中在神话色彩浓厚的《海外经》和《大荒经》中。珥两蛇，珥字作动词，显然指每只耳朵上都有蛇形。对此奇特礼俗，注释家博学多闻如郭璞，也只能用几个字来解说，叫“以蛇贯耳”。
由于《山海经》原本图像的失传，后人根本弄不清楚“珥蛇”是什么样子。借助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考古图像和实物所展开的“四重证据法”，以当代考古发掘的文物作为实物证据，能够让今人超越小传统的迷惑，解读文字编码背后之谜。先是1960年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的铜器——兵避太岁戈，展现出一位珥蛇之神脚踏日月的生动形象，被专家解读为太岁神形象：
随后有台北故宫藏龙山文化玉圭上阴刻的神人形象（一说神祖面纹）的重新发现和解读。该形象头顶戴神冠，口中呲出上下獠牙，双耳佩戴着巨大的人面蛇身形耳坠。这件物证，可将珥蛇神话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史前期。
无独有偶，2012年3月发布的红山文化蛇形玉耳坠，第四重证据再度发挥出图像叙事作用，并将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珥蛇神话，向上延伸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成为大传统的天人合一神话观的又一有力证明。
要理解珥蛇神话的天人沟通意蕴，需要首先明白蛇龙之属在先民信仰中的神圣性。《史记·封禅书》云：
（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珥两黄蛇”的说法，在《山海经》的九次珥蛇记录中占了两次，意义不明。参照《史记》记述的史敦说法，黄蛇是“上帝之征”。秦文公是春秋时秦国国君，在位期间为公元前765—前716年。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巫史占师看来，黄蛇和黄龙几乎同义，都是天神或上帝显灵给人间的神话动物符号。对照着史敦的神话式判断，《山海经》中夏启珥蛇、乘龙、佩玉璜等描写，显然是人王模拟天神的行为符号。
红山文化玉蛇耳坠的出土，不仅对天下奇书《山海经》的性质（是文学虚构的小说，还是古代实录？），给出重新认识的极好契机，也对神话中潜藏着的真实历史信息，提供出生动无比的诠释案例。这就足以启示后人，对于古书中神秘难解的内容，不要急于否认其真实性。四重证据之间的互阐互证，是目前较有效的探索方法。史前玉蛇耳坠的重见天日，虽然目前只有小小的一枚，却是十分重要的第四重证据，因为它的玉质材料和肖生想象造型，都能够透露出丰富的“神话历史”内容，给古书中遗留的千古未解难题，带来豁然开朗的认知效果。
二、模拟人面蛇身之神：
玦与“珥蛇”神话起源新解
珥蛇的外观效果是要标志神性的。与此吻合对应的是《山海经》中多次讲到人面蛇身形象：如《海外西经》叙述的轩辕之国，那里的人至少寿命八百岁。其形象特征是模拟神的：“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袁珂先生注解说：“古天神多为人面蛇身，举其著者，如伏羲、女娲、共工、相柳……；或龙身人头，如雷神、烛龙、鼓等是矣，亦人面蛇身之同型也。”（《山海经校释》第221页）
一旦在人头的耳部戴上蛇形的耳坠或耳玦，那不是呈现出类似的人面蛇身形象吗？早期的玉玦为素面的几何形，不易看出其神话原型。但是，也有一些玉玦不是素面的，而是刻意模拟某个动物形象，如红山文化屡见不鲜的玦形龙、玦形鸟形象——这就把玉器所效法的动物原型和盘托出了，不但易于理解，还能做举一反三的推论：素面玉玦的制作，原来也可能是模拟动物形的，只是没有细部的形象刻划而已。刻划出龙蛇形的耳玦，在商周以后还十分流行。据此推测：玦乃珥蛇的变体形式。玉玦的环形是卷体之蛇的象形，而蛇形耳坠则为直体之蛇。笔者采集到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玉玦，在环状缺口的一端分明刻有双眼形象，明显是模拟龙蛇形的。红山文化直体之蛇的耳坠已经现身，我们可以期待有朝一日正式发掘出土的卷体蛇形耳玦。
东亚玉器发生期最典型的器形是玦和璜。目前看，二者均代表着某种原始神话观念，即以肖生形模仿原则来象征通天或通神的能力。具体看，璜为模仿龙，玦为模仿蛇。既然凡是有人面蛇身形象者，多为神灵，那么模仿人面蛇身造型的玉耳坠或玉玦，不是寄托着沟通天人或神人的神话愿望吗？从西亚文明中产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要想考证其原初的神灵形象很困难，因为无所依凭。而对华夏文明而言，偶像崇拜从史前图腾的龙凤龟蛇，一直到孔庙中圣人和关帝庙中的关公，都有具体可感的直观形象。珥蛇也好，佩璜也好，其符号生产的象征意义，正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对于神话学家和象征学家来说，也许在各种动物中，没有比蛇更加神秘莫测的。考古学家已经追溯出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刻划的灵蛇形象。女神文明论的倡导者金芭塔丝教授在《女神的语言》《活着的女神》等著作中将蛇解释为史前女神的主要化身。就华夏的观念而言，古人龙蛇并称，在神话中细分则有区别，混称则相互认同。即便是在十二属相中，也是大龙小龙并称，而且在排序上并列在一起，显然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呼应关系。如果要简单明快地从外形上加以区分，那就是以头部为判断依据：龙是增加了兽头的蛇；蛇是没有加兽头的龙。《山海经》中的烛龙，名字是龙，外在特征却是“人面蛇身”。可见作为蛇形耳饰的玦、坠,与作为龙形项饰的璜，具有同类的象征符号功能，代表人类之中的少数精英，以此种稀有的玉器饰品来模拟神灵的形象。如第一王朝的圣王夏启，《山海经》既形容他“珥两青蛇，乘两龙”（《大荒西经》），又形容他手持玉环身佩玉璜（《海外西经》），一副能够驱遣龙蛇而升天的模样。如今，遥远的夏代早已随风飘逝，那时没有留下文字，后人对夏启的事迹及其真伪，一直争论不休。不过仰仗科学的考古发现，今人终于能够看到夏启时代甚至更早时代的龙形玉璜与蛇形耳饰了，这是司马迁和孔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三、天人合一神话观：
玉器起源与华夏认同
玉蛇耳坠的出现，给玉玦起源的神话学意义分析，打开突破性的缺口，同时也给整个东亚玉文化起源的神话观念基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迪。理由很明确，玉玦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出现最早的玉器生产形式，始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那正是后来的红山文化玉器传统之滥觞。兴隆洼文化玉器以玉玦为主，但是圆环性的玉玦代表什么样的神话信念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红山文化珥蛇新证据的发现，启发我们做出一种推测：玉玦就是最初的珥蛇形式，只不过是将蛇简化为卷体的几何形式而已。对龙蛇神话的背景分析表明，红山文化的玉蛇耳坠和先前已出土的红山文化双龙首玉璜一样，是以图像叙事的方式表达着神人沟的神话想象。这就有助于说明，在史前期的大传统传承中，天人合一神话信仰早已经存在。同时还能说明，早期玉器的两种形制（玦与璜），如何同龙蛇形象一起，从沟通天人的神话中介符号，逐渐演变成为统一的中华认同的形象符号。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18日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