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河产生了中华文化，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与黄河交叉的各条水系所形成的桠杈地带；在春秋以前，黄河在繁衍我们先民、哺育我们文化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其泛滥为害是进入战国秦汉以后的事，而且其大规模的泛滥为害则起于唐天宝以后。黄河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利害之分，关键在于运用黄河的人，其智慧能否驾驭。因此对于黄河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界定，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而应作一通盘的认识，具体分析。
关键词：黄河；利害；人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①]黄河，在中国历史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由于累年不绝的河患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黄河为害不为利的结论，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黄河是一条利河。笔者认为黄河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利害之分。对于黄河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界定，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而应作一通盘的认识，具体分析。准此，本文首先简述两种对黄河评价的主要观点，进而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提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一些学者认为黄河为害的成分居多，是一条害河。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黄河的决口、改道，给下游地区造成深重的灾难。邹逸麟教授在《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一文中将其概括为：洪水和泥沙淹没了农田和城镇，留下了大片碱地和沙荒；黄淮海平原上河流的淤浅和水运交通的衰落；平原洼地的湖陆变迁。[②]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地理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问题。第二、黄河的泛滥对下游海岸线的变迁产生较大影响。主要是黄河泛滥，使得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最终导致海岸发生本质的变化。以江苏省为例，在南宋至清中叶（1128-1855）的这段时期内，由于黄河大规模南泛，长期夺淮入海，使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而且河水的冲刷，使北部海岸起了本质的变化，由曲折侵蚀性的岩岸、沙岸转化为平直的淤泥质堆积海岸，海岸带的地貌形态和动态产生新的特征。清中期以后，江苏沿海自大喇叭以北的海岸线以侵蚀为主，海进陆退。[③]第三、黄河的泛滥还使其它内陆运河被淹，直至其运河功能的衰落。如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即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南段——在隋唐时期的军事运输和漕运河北之粟入渭方面，曾扮演着重要角色。北宋时，御河在军事上的防御和加强中原地区与北方边疆的联系中，其作用进一步突出，但自从神宗元丰年间，黄河于小吴决口后，北流汇入御河，导致御河或数为涨水所冒，或亦湮没，其内陆河所具有的漕运之利逐渐消失，御河最终成为一条淤河。[④]
然而也有学者对黄河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条利河。他们的观点主要如下：第一、黄河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据学者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孕育，全在黄河流域，而且自春秋战国下迄汉唐盛世，中国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时期，便在黄河流域发皇滋张。那时的长江还占不到重要的位置。……总之，……就乾隆以前的中国史看，上半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后半部以长江流域为主脑，大体上却是黄河流域代表的文化还超在长江流域所代表的文化之上”。[⑤]岑仲勉先生将其具体为“两汉、隋唐、北宋和明清七大朝代，黄河皆担任着艰巨的任务，其间较为沉寂的，只有北朝及金、元两时期各约二百年。光荣的历史都那样悠久”，而长江“除了近世百年以外，只有从东晋南渡起到隋文帝平陈止及南宋一朝，才算对南朝充任了两个时期的艰巨任务”。因此，他说：“近世人的看法，江河比重，当然江胜于河。可是比量他们旧日的历史，则无论政治上、经济上，江所负的使命都远赶不止河那么重要，活跃的时间也不像河那么长久。”[⑥]第二、黄河一线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北方农业的发展。如郑国渠“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白渠“广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⑦]
正是这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黄河流域一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第三、黄河泛滥所堆积的泥沙和形成的沿海平原是潜在的土地资源，有利于缓和今天人多地少的矛盾。黄河入海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平原地区堆积，长年下来，形成了河口三角洲和一系列的沿海平原。而这些，将成为我国宝贵的国土资源。
二
笔者认为，要全面正确评价黄河的地位，需要作一通盘的考虑，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否则，同是一条河，为何在这一朝是人人歌颂的利河，到另外一朝便成为众人厌弃的害河？为何在前代安流，在后代便泛滥成灾？因此，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笔者认为黄河产生了中华文化，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与黄河交叉的各条水系所形成的桠杈地带。“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著着泾、渭、伊、洛、汾等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之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适宜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具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合宜于人类文化之生长。而黄河的几个渡口，……则为他们当时相互交通的孔道”。[⑧]正是黄河及其周围诸水系的相互作用，才创造出适宜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环境。否则，单单一条黄河，如何负得起这一历史的作用？
其次，黄河在春秋以前，在繁衍我们先民、哺育我们文化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其泛滥为害是进入战国秦汉以后的事，而且其大规模的泛滥为害则起于唐天宝以后。观商朝的迁都，并非远离黄河，恰恰是靠近黄河。据学者研究认为：“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虽然《史记》说‘河数为败’，而殷都却始终近河。尤其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而殷墟在当时，亦是沿着古黄河的一地。及至殷纣，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邱，皆为离宫别馆，聚众百万，左饮淇水竭，右饮洹水不流。”[⑨]其盛况非比一般。岑仲勉先生也考证认为：“商族当日活动的中心，北起邢台，南至安阳，东南达于内黄、濮阳，不出数百里之地。所谓迁，恐怕只是描写游牧民族的习惯而辞不达意，未见得定与黄河溃决有关。”[⑩]至西周，由于地处黄河之上游，其发皇滋张，得河之助，可不具论。单就西周所封之诸侯，从《诗经》的歌咏中，也可以想见当时发展的景况和黄河诸水的得力。如《邶风·新台》云：“新台有泚，河水弥弥。……新台有洒，河水浼浼。”[11]《鄘风·柏舟》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鄘风·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卫风·硕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卫风·竹竿》又云：“籊籊之竿，以钓于淇。……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12]再如《魏风·汾沮洳》中的“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魏风·伐檀》中的“河水清且涟猗”，《小雅·瞻彼洛矣》中的“瞻彼洛矣，维水泱泱”。[13]从这些歌咏中，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在当时，是多么的繁荣。处处有水，处处见水之可爱。或为绿竹聚集之地，或为种桑采桑之所，或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乐园，或为踏青游玩的风景之地，或为鱼奔虾跳的欢乐场面，或为垂纶长川的闲情乐处，并没有黄河泛滥的景象和流民失所的哭声。
进入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变法，兴修水利，以水为战，以邻为壑，导致黄河多次为害。战国时期，各国竞筑堤防，“壅防百川，各以自利”。而且实行水战。据《资治通鉴》卷一载：“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不与。帅韩魏之甲，攻赵氏于晋阳。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智伯乃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14]自此以下，开决诸水为战之端，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齐宣王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城。大梁城坏。”
至汉代，后果更加严重。汉武帝时河决瓠子，洪水泛滥，所及达十六个郡，历时二十余年，“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至东汉王景治河后，八百余年间，不闻河患。[15]唐天宝后，河朔之地，久为藩臣割据，纵有河事，不闻于朝廷，导致河事日衰。进入五代，其政治不上轨道，藩镇称雄。而各藩镇多为武人掌控（其藩帅、郡牧、刺史等皆用武人），恃勋骄恣，酷刑暴敛，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爵，割剥蒸民。[16]而各藩镇间，互相攻伐，以劫财为务。各藩镇虽杂用文人掌书记（如李克用之用李袭吉，朱温之用敬翔，魏博之用李山甫等）、为副使、判官，然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多蔑视文人，或至非理戕害，最酷者莫如张彦泽杀害其幕僚张式，将其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17]更甚者，藩镇之兵，骄横跋扈，视变更主帅如儿戏，如唐明宗、唐废帝、周太祖等皆由军士拥立，朝廷无法，亦只能姑息之[18]。藩镇既然不受朝廷之节制，多为患于政治，为害于生民，故兵乱不绝，而兵乱又屡次决河水以战。梁贞明四年（918年），谢彦章攻杨刘，决河水以限晋兵。至唐同光二年（924年），因梁贞明四年所决河，大为雷、濮等州患，唐主乃命人塞之，既而复坏，危害不小。[19]可见，进入五代后，政治动荡，兵祸连绵，社会的治安、百姓的安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很少有人顾及到黄河的治理，甚至不惜人为地决河为战，破坏黄河的流向。北宋南宋初，常年战乱更是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国家亦无暇顾及黄河的治理。因此五代后，至宋元明清各朝，黄河都有大规模泛滥为害的记录。
最后，黄河为害，咎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于后世利用黄河的人，其智慧和能力不足以运用黄河，而导致其为害，即人为因素占绝大作用。黄河最早的治理，应为共工和伯鲧，其法主要是高筑堤防。至大禹之治理黄河时，开始采用疏导与分流的方法，终于解决河患问题，定九州，序贡物。从战国至秦汉，由于各国竞筑水利，以水为战，以邻为壑，导致黄河河患日益严重。西汉王莽时期，黄河于魏郡决口，王莽以保护祖坟为借口，竟不治，听任其自流，使得黄河大改道，蹂躏河济之地，为害六十余年。至东汉王景治理后，方安流八百余年。[20]亦可见人事之重要也。
据《资治通鉴》记载：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衮、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恆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21]
《后汉书·王景传》载：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卫要。疏决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22]
岑仲勉先生将其治理成功的原理概述为：1.根据自然的分流而加以整理；2.针对沙泥的淤积而量作分移。[23]盖当时河患，亦非昔日的堵塞、筑堤坝能治理，必须分流。西汉的贾让提出著名的治河三策，作为治理黄河的根本原则，其要在此。而王景的成功，也是遵循这一原则，据时势而加以损益。后世治理黄河的人，主要也是这两条道路：分流和束河固堤。根据治河者智识水平的不同，采取的方法因人而异，其成效也不同。此处以元明两朝为例来做一简述。元代治河，以贾鲁为代表。
其经过，据《元史》一八七《贾鲁传》记载：
至正四年，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
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复相，论及河决，……鲁复以前二策进，丞相取其后策。……十一年四月，命鲁……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万，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鸠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诸扫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24]
邹逸麟教授将贾鲁治河的成功概括为“亲自踏勘了黄河下游河道，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总结了前人治河经验，设计了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施工”，并且贾鲁的“疏塞并举”，准确的说，应是“疏、浚、塞三者并举”，因此认为岑仲勉先生对贾鲁此策的批评（岑仲勉先生在《黄河变迁史》一书中认为此策略之失在于湮塞北河，只疏通南河，导致不能尽泄黄河之水。）是隔靴搔痒，未能把握问题的实质。[25]这是元代治河的主要情况。
下至明代，河患依然严重。而明人治河，率多主义与议论，很少亲自实践。以《明史·潘季驯传》为例，万历初年，河决崔镇，黄水北流，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时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其后，吴桂芳卒，潘季驯以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初至河上，历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后，上疏请复故河，因给事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及河南抚按亦陈三难的缘故，不得实行。而在治河这件事情上，最体现明人善议论之风的，则数万历二十年的泗州大水事件。当时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朝廷官员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以泄淮口，议者不一。当时潘季驯主张祖陵乃王气所中，不宜轻泄，而巡抚陈于陛、巡按高举等认为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双方争持不合，潘季驯最终辞官。[26]而且明人治河，又诸多畏忌。他们既怕罹伤田庐，又恐毁坏城郭；既恐防碍运道；又恐惊扰陵寝；既恐脱延日月，又欲节省金钱；这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异地之官和异职之使，他们以职权和地理为由，竞护其界，各争其利。因而明人治河，据岑仲勉先生所述，“不能发现和抓着治黄的重点，作为决定方针的基据。所以，终明之世，都患在举棋不定”。[27]然明之治河，还是有其成效的。以潘季驯为例，他共四次奉命治河，前后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桩埽，综理纤悉；而他的治河方针，主要是以束河冲刷、坚固堤防为要务，反对分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患。当时就有人称颂“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此潘尚书之功也”。然其失在于虽晓得“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却未能抓着自然性最重要的一点，虽晓得“治河无一劳永逸之道，惟有补偏救弊之策”，却一成不变，未能做到随时补偏，没有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是其认识不真所致。[28]
可见，黄河之治，除了政治安定、国家重视、治理之权统一等因素外，还取决于人的智识。尽力的去治总比放任自流好许多，然在治理中，人的智识，即其认识水平和治理技术的差异，导致其成效的高低。其实，黄河治理的根本，在于维护中上游和河谷地区的水土之稳定，减少入河的泥沙，[29]再加上下游地区的分流、固堤，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下游泥沙淤积、河水狂泛的问题。因此，岑仲勉先生对民国至抗战时期，国内所提出的几种治河主张，最赞同保持土壤的策略，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治黄方法”[30]谭其骧先生也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主，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的泛滥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因此，今后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改进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其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这一地区土壤的保持。[31]而此种意识，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并在实际中认真执行。[32]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古人治河的成绩，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毕竟，他们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智识，作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
结 语
综合全文，笔者认为黄河可以为害，也可以为利，其本身并不具有利河或是害河的区分，其为利为害取决于运用黄河的人的智识。当人们的智识足以驾驭黄河时，黄河便安流数百年，造福于两岸的人们，反之，则泛滥无拘，给国家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对于黄河的评价，应将其与各时代人们对黄河的认识与运用措施结合起来，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府认识到在黄河上游中游的谷地、地势低平的地区植树种草、保持水土的重要性，遂将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游的分流与固堤、调沙相结合，双轨齐下，终于稳定了黄河，五十年未见河患。这一措施，即是谭其骧教授实现黄河中上游地区“山区园林化，沟壑川台化，坡地梯田化和耕地水利化”的治河具体措施[33]，也即为史念海教授“解决先决条件（确保黄河下游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发生决溢事故），然后保持水土（阻碍中游的泥沙入河和治水排沙工作），最后采用疏导方法，对下游地区进行排沙”的治河方略[34]。新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治河理念得到新的发展，人们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理论框架，[35]并积极探索科学技术在治河中的应用。这是人们对运用黄河的智识提升的结果。现在，黄河有时出现了断流的情况，也不能看到“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36]的雄伟气势，但在人们的全面治理与安全利用下，其造福于社会的功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年。
[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C].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J].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1辑。
孟尔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李月红.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Yellow River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produces the Chinese culture, is not in itself, but crossed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ystem formed by branches area； the Yellow River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erms of multipy of our ancestors, nurturing our culture before Spring – Autumn period。And when entere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 the Yellow River begins to flood , after Tang Tianbao, it has made a massive flooding damage . the Yellow River itself is neutral,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key to use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wisdom of man to manage it . Therefore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Yellow River, cannot rely on the flood disasters or some hydraulic engineerings that are good for later generations, but should make an overall awareness and a concrete analysis。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People
作者简介：李明奎（1990——），男，汉族，云南昭通人。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生。电话：13619630179，信箱：910794439@qq.com，邮编：650500，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桦苑2栋B508。
注释：
[①][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公无渡河》，中华书局，1995年，第160页。
[②] 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20页。
[③] 孟尔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④] 李月红：《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⑤]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5年,第239页。
[⑥]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715页
[⑦] 【唐】杜佑：《通典》卷二《食货典》，中华书局，2003年。
[⑧]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2页。
[⑨]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5年，第240页。作者在“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下自注：“此据《竹书纪年》，上‘七’字误，殆为二百七十三年。”
[⑩]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页。
[11] 【宋】朱熹：《诗集传》卷2，中华书局，2011年，第35页。
[12] 【宋】朱熹：《诗集传》卷3，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
[13] 【宋】朱熹：《诗集传》卷13，中华书局，2011年，第210页。
[1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中华书局，1982年，第12页。
[15] 黄河在东汉王景治理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较为长的安流时期。其期限有说七百余年，有说八百余年，也有说九百余年的。说法不一，此据谭其骧等人的主张，取八百余年。
[16] 【清】赵翼：《廿二史箚记》卷22，《五代藩郡皆用武人》一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17] 【清】赵翼：《廿二史箚记》卷22，《五代幕僚之祸》一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18] 【清】赵翼：《廿二史箚记》卷21《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一条和卷22《五代姑息藩镇》一条。
[1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3，中华书局，1982年，第8923页。
[20]黄河经东汉王景治理后，何以会出现一长期安流的局面。学者进行了多方的探索，有说是王景治河的技术好，有说是当时的社会稳定、政府重视等，而谭其骧教授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主，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的泛滥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此文又收入谭其骧的《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一观点，对学者们长期纠缠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解答。其实，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游的蓄水排沙工作同时进行，从全河治理着眼，单靠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并不能解决河患问题。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亦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即人的因素（或说是人事）占主要作用。
[2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6，中华书局，1982年，第1453页。
[22]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66，中华书局，1973年，第2465页。
[23]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76页-第280页。
[24] 【明】宋濂：《元史》卷187，中华书局，1976年，第4291页。
[25] 邹逸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26] 【清】张廷玉：《明史》卷223，中华书局，1974年，第5871页。
[27]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514页。
[28]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539页。
[29]河害的根源在泥沙。黄河平均年径流量460多亿立方米，（据《黄河水帐已基本算清》一文，黄河平均年径流量580亿立方米，载《冶黄科技信息》2000年第3期。）年平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为35公斤，每年平均有4亿吨泥沙淤在下游河道里，迫使下游河床不断提高。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西、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流域面积13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17.5% , 水量占15% ,来沙量却占全河的56%。（见张岳 周文浩：《黄河治理的难点在泥沙》一文，载《中国水利》1987年第1期。）
[30]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675页。这时期提出的治河策略主要有改河说、固定河床、分疏、修筑提防、保持土壤等，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一书中对各种策略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31]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32]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济南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全面指导黄河流域的治理工作，一改黄河分区治理为全流域统一治理和开发。人们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治黄再也无法简单地用堵和疏加以解决，它已成为一个将自然环境、技术科学和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治河的根本在于保持中上游的水土，减少泥沙的排入。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治理水土流失问题。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到1957年底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省初步完成控制面积3.4万k㎡，陕西省初步控制水土面积1.951万k㎡，山西省1956年就完成初步控制面积1.14k㎡。（见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并且在中、上游地区广泛开展包括修建干支流水库，打淤地坝，修梯田，植树种草在内的水利、水土保持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84年, 河口镇以上地区初步治理面积已占水土流失面积的1O %，河口镇至龙门及渭河、北洛河、汾河流域占3 0 %。1960年至1980年, 黄河中上游水利、水保工程年平均拦沙高达5.2亿吨,其中支流水库占27.1%，淤地坝占54%，梯田占6.7%。1971年至1983年，年平均拦沙3.25亿吨。（见张岳 周文浩：《黄河治理的难点在泥沙》一文，载《中国水利》1987年第1期。）
[33]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34] 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1辑。
[35]这个理论框架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提出的。“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就是要维持黄河的生命功能，其主要内容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是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是体现其终极目标的四个主要标志；该标志应通过九条途径得以实现；三条黄河建设是确保各条治理途径科学有效的基本手段。而首先要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流域生态建设提升到压倒一切的高度,为盲目扩张的人类活动限定一个不可逾越的“保护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理论框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涉及水利、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见李国英：《黄河治理实践中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冶黄科技信息》2004年第6期。）
[36]【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7《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华书局，1995年，第3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