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小明，男，厦门大学哲学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人类文明的起源无疑地是以农业为先导的，农业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先决条件，农业文明本身就是初始意义上的文明。”[1]儒家思想在我国持续数千年，对我国古代乃至现代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它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在农业领域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古代先贤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均对儒家的思想有不同的论述，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如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仁义”，朱熹的理学以及王阳明的“心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文明极其发达，儒家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运用而生的，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农耕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儒家思想和农耕文化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农业的兴盛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由此也就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儒家思想，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增添了一抹亮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国农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儒家思想与我国农耕文化之间的关系
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一样有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要和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儒家思想的产生切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迎合了当时农耕经济的需要，反映出了农耕经济的发展水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农耕文化的兴盛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沃土，也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不象有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儒家思想一味排斥农业，阻碍了农耕文化的发展，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本身就包含了农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农耕文化的不断兴盛。即使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也从未逃离过人们的视线，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也一直与农业兴盛息息相关。思想的产生根植于丰厚的社会土壤，而农耕文化的高度发达以及农业经济持续繁荣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这种可能。儒家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的繁荣一直在维系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明思想发生发展的源动力，是促进中国古代社会快速转型的精气神，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催生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这一点早已无可置疑写入了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标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坐标系，澄清了中国农耕文化的本来面目。历史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的产生与中国农业社会的一路高歌猛进分不开的，也是与中国农业发展相辅相成的。当然，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大步向前发展。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意味深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农耕文化俏丽身姿，曾几何时，儒家思想从未脱离过农耕文化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天人合一”、“格物致知”、“致良知”、“为天地立心，为自然立法”、“阴阳”、“太极”、“道”、“天理”、“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的产生，都是在对农耕文化高度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归纳出这些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也对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既然和农耕文化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其实，说到儒家思想对农耕文化影响问题，上面也探讨过儒家思想是在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这一点已毋容置疑。我们知道，作为朱熹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相数学”，就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对我国农业发展十分有价值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业发展，丰富了我国农耕文化思想，不仅这样，朱熹的重农开源以及井田货币思想就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经济思想，并在南宋时期就提出了民生之本在农、关注贫富悬殊、适当减少农民税收、以及货币流通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缓解社会矛盾的思想，这对于调动当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南宋农业生产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从中我们也看到朱熹这位宋代理学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深刻洞察力。朱熹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仅仅是对农耕文化有着深刻情结中的一位，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民生的关注有过之无不及，民本情怀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们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他们以倒民解悬的使命感、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智慧，主动承担起教化国民，优化社会风气，塑造国民形象，把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要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仍然就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生态思想传统强调人与万物的价值都有一个共同的创造源泉，人必须尊重万物的价值并维持好世界的价值秩序，由此派生出人类对天地万物和自然系统的道德义务。”[2]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扎根在农耕文化如此深厚的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孔子、孟子以及朱熹等伟大思想家等精心诠释，这些宝贵的哲学思想，就像一个强大的永恒磁场深深地吸引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最根本的文化基因、道德载体，与此同时，这种内生的文化基因、道德载体也和中国的农耕文化相得益彰，形塑着人们的心灵，在与农民的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升华，从而形成极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思想跨时空的影响力、辐射力对农耕文化推动促进作用自不待言，但是它能够就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却是令人难以置信，以致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国人民无坚不摧的力量，每当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这种作用就会愈加凸显，而且能够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这种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在促进农耕文化向前发展、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及提升广大农民精神境界方面无疑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过境迁，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意蕴依旧在影响和改变着广袤的农村。
三、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引领作用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他为当时的民间社会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3]思想对文化的引领作用，是一道深刻的哲学命题。儒家思想对农耕文化的作用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潮能够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中一直主导者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卓越与不凡，特别是在刀耕火种的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在完善人民心灵的同时，也在对中国农耕文化发挥着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长期统治中国古代人们政治意识形态，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天理”、“太极”、“道”就有在某种程度上等效。当然，农耕文化也就有形而上的意味，但是，它更多的是对形而下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它是来源农业社会又高于农业社会的当时我国农村现实一种反应，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古代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份额极大，这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造就农耕文化的繁荣景象。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潮，一刻也未停止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指导和引领，一直在中国农民的心灵中占据着极其崇高的地位，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儒家思想也一直在发挥自身的这种优势，开导人们的思维，启迪人们的心灵，引导着人们朝着成圣成贤宏伟目标前景。中国古代农村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传播地，成了儒家思想传播弘扬的最重要的场所。儒家思想在规范我国古代农民的思想行为方面也就有独当一面的作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乡村礼仪制定的重要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功能，凡是和儒家思想相违背的思想被视为异端，必将遭到无情的抵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把这种儒家唯我独尊的思想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被戴震批判为“天理杀人”，应该说这是对封建集权思想发出最强有力的声讨，让人们也感受到儒家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当然这种思想的改变必然要反映到中国农耕文化上，这也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此得到深刻印证。
我们象看待任何事情一样，要要有一份为二的思想，就像《易经》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一样，“变与不变”、“动与静”、“阴阳”其实都包含在儒家思想当中，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站在现代视角上，我们应当比我们的先辈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博大的胸怀，吸收儒家哲学思想合理的内核，注入现代文明元素，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持久繁荣、为中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也是我们探讨这个课题的根本宗旨所在。
参考文献：
[1]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團[M]．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
[2]常新，史耀媛．儒家生态观的理性解读及其重建[J]．唐都学刊，2003，(2)：125—128．
[3]张莹儒．儒道两家伦理思想对现代农业环境保护的现实意义[J]．河南农业，2006，(3)：41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