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回顾与研究地域的选择
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工业化浪潮激荡全球，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的枪声不断，经济全球化汹涌澎湃，贫困与发展、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绿色和平运动悄然兴起，可持续发展问题风弥全球。身处贫困与落后、资源与环境、和平与发展等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大背景中，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村社会、重新认识传统农村社会的转型与现代社会的重构等问题，便摆上了人文学者的案头。在这个世纪里，农民与农村问题的研究，逐渐使各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们的研究兴趣聚在一起，形成全方位的纵深作战态势，一步步把农民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站在农业中国的江河大地上，任凭你是谁，都不能不正视农民问题，不能不从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这一基础出发：从“抑制兼并”、“井田”、“限田”、“均田”到平均地权、土地改革、小生产“绝种”运动与家庭联产承包，从“重农抑商”、“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农业产业化，从孔子的“大同”社会、墨家的“尚同”设想、太平道的“共产”社会、白莲教的“同财”纲领以致洪秀全的地上“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人民公社运动，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始终就是中国社会精英们问学施政的聚焦点。然而，尽管国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碰撞与逐步融合，国人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注，便由传统的就农村谈农民转向了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
在过去的20世纪100年中，有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之中，学术的研究呈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现象，并具有广泛的国际性。期间，中国大陆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变革与转型的实践，经历了至50年代初前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性质的零星农村工业化和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土地改革运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对传统农村经济全面改造的尝试、家庭联产责任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传统农村经济的改造和乡村工业化的全面启动等前后三个时期。百年的改革跌宕起伏，色彩斑澜，发展极不平衡；国内学者对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与认知，也伴随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实践而曲折发展，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由“工业化社会”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西方学者们对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则经历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个认识阶段，其中对中国农民问题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认知也在不断修正。就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而言，它是社会沧桑巨变与农民奋发振兴的百年。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这一研究主体，中外学者虽然出发点不同，目的迥然有异，但丰富多彩的百年中国社会发展、农村社会巨变和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却不断地为他们的学理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营养。他们的研究相互影响，相互参照，相互促进，尽管发展迂回曲折，但整个世纪的调查与研究则成绩斐然。
在这些丰硕的调研成果中，首先是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百年连续不断。这些调查比较著名的就有：毛泽东于20、30年代先后在湘赣等省所作的农村社会调查，其成果40年代后集结出版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南京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生、薛暮桥等著名学者，在江苏、河北、河南、上海、陕西和两广等省广泛组织的农村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后来集结出版了《〈中国农村〉论文集》（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景汉20、30年代主持的京郊和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资料；1934年，中国地政学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在22个省区组织的农村调查，形成相关报告40种共计200余万字（高信：《土地问题选集》，（台）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213页。）；费孝通30-80年代先后在浙江吴江县开弦弓村九次调查考察，集结出版成《费孝通文集》；1908-1945年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址设大连）在我国进行的长达38年的农村调查，出版了《北支那农村调查报告》等资料集（90年代，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与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三谷孝合作主持，在原来“满铁”调查的部分设点地进行了后续调查）；南京金陵大学卜凯（J.L.Buck）教授20、30年代先后在我国17省和22省进行的家庭农场实验性调查，后来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等调查研究的专著；华洋义赈会总会C·B·Malone和J·B·Taylor两教授于1922年组织的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240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从1984年开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通过农委系统，在全国设立320个农村观察点，至今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系统调查，积累了大量农村经济发展变迁的资料；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牵头组织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陆续出版有关资料100余卷。
其次，大致与上述社会调查相应，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的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0年代有英文版，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文版，后来他的许多成果集结收入《费孝通文集》中）；马若孟（美）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英文版1970年版，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杨懋春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为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文版为中华书局1992年版）；段本洛、单强的《近代江南农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乔志强、行龙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马、黄、曹三人的研究成果都主要是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做出）；金德群的《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威廉·韩丁（Hinton.W）的《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纽约，1983年版）；杨庆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穆青等的《激变的农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凌志军、林青松的《中国农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晖等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温锐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增补本英文版为纽约《Chinene Economic Studies》（1994.5;1994.6;1995.1等专集出版）、《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陆学艺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王春光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加藤弘之等的《〖FJF〗中国の农村发展と市场化〖FJ〗》（日本京都世界思想社1995年日文版）；杜鹰、白南生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龚维斌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荷）多任（Leo Douw）、（中）戴一峰：《闽西：土地与移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等等。
对这百年里中外学者众多的调查与研究成果，别说对其进行综合分析与概括，就是要把它全部收集，对我们来说也是力难所及且非常困难的。这里仅就我们目前已经查阅的部分著作，并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将中外学者先后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有关认识，粗枝大叶地归纳出以下几种见解：
（一）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冶方等“中国农村派”的农村发展观。“中国农村派”以“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目的在于“求农业彻底的改造”。他们批判以“生产力的技术考察”的研究目的仅在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1935年第一卷第六期。），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具体的政策是：坚决地“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剥夺地主的土地，将土地转给农民”（赵槑僧：《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中国农村》1936年第二卷第六期。）；对于土地上的农业生产，他们认为“要提高农民的生产力，那只有打破农民零细的私人经营底范围”，“组织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孙冶方:《私有？村有？国有？——“土地村有制”批评底批评》，《中国农村》1936年第二卷第一期。），“用计划经济与合作经济来改造小农经济”（陈洪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需要新的开展》，《中国农村》1942年第八卷第二期。），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农村经济学者如果……不能领会大经营对小经营之优势，那就决不能深刻地理解农村经济”（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1935年第一卷第十期。）。在他们看来，必须通过土地改革，走集体化道路，才能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实现中国农村经济的社会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其思路基本上是循着俄国土地国有与集体化道路，并按照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发展特色推进。自2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革命性改造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则是中国农村派观点中最杰出的代表者。
（二）中国地政学会萧铮、高信等人的“农村复兴论”。他们的思路是“先行解决土地问题，治标就是要确定长期租佃制，规定和减轻租率；治本就是要政府应实行遗产税、累进的土地税，同时以有偿的办法收用土地，务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取出，转给佃农和雇农。夫如是，各人有了经济基础，有了生产工具，而后组织合作社，以助其生产、流通，这才不致由合作社得来的利益，以地租的名义转为地主所榨取，农村复兴与农村合作才有成功的希望。”（高信：《农村合作与土地问题》，见高信：《土地问题选集》，第64页。）
（三）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论或“乡土重建”论。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特殊的国情，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与俄国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在中国都走不通；中国农村的出路应该立足于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工作：即在维持农村原有“伦理本位”与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劳力素质、学习运用农业技术，发展“合作社运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以期达到“农业之发达”，“工业相因而具来”的目的，走传统的以农立国，“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实现中国农村的“乡土重建”。（梁漱溟：《山东乡建学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转引自《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后来，梁漱溟在推动农村原有基础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中，因工作艰难，成效甚微，也认识到：他的“乡村运动”，结果是“乡村不动”；“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们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题》）。）
（四）卜凯（J·L·Buck）、珀金斯（Dwight H.Perkins）、马若孟、黄宗智、舒尔茨（Throdore W.Schutz）等西方学者的中国农村发展观。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侧重于生产力，尤其重视明清以来的人口问题。卜凯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中认为，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中国农村经济的近代化发展，“不必骤革固有的租佃制度”，应发挥中国农民的“企业效能”，以规模“大小最适宜的田场企业”，可发挥大效果，并适合“变迁之需”。（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559、210页；《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译印，1941年版，第404、409页。）马若孟在《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中也不同意华北农村地权分配状况阻碍了华北农业的近代化发展的观点。（马若孟在该书中文本出版时，认识到有对这一以前的观点加以部分修正的必要。他说：“考虑到土地改革能够增进对农户地权的保护，能够帮助贫农、无地的家庭和佃农获得地权，就象台湾在50年代所做的那样，我现在认为我的观点应该修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美国学者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自明初至1949年前，“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马克·艾尔愠（Mark Elvin）在珀金斯理论模式基础上提出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规律。80年代以来，美籍学者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了其“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理论：所谓“过密化”是指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现象。他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出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是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的；明清以来长期的人口压力使中国农业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过密化”的困境，其特征是“有增长而无发展”；19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而“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问题（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页；另参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一书。）。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则提出了“理性小农”说，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小农是理性的，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价格反应灵活，资源配置有效率，象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那样行事；而美国学者赵冈及台湾的许倬云则进一步主张“市场经济”说，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早在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已形成市场经济。
（五）费孝通的“草根工业”论。费孝通的认识是从他在家乡开弦弓村进行的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调查研究开始，后历经了中国农村的几次历史性巨变之后形成。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与贫困问题，解决问题“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恢复农村企业”（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202页。）；在50年代农民们解除封建剥削之后，他呼吁“现代工业下乡”，认为“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走“有别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中国特色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从而“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道路”（费孝通：《三访江村》（1981年），《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80年代，他进一步称这种乡村工业为“草根工业”，认为中国“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而“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农民们“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土”，进而是“离土又离乡”，推动农村的小城镇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农民接受工业的同时，工业也在接受农民，影响农业，改造农村的面貌”（费孝通：《九访江村》（1988年），《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上述诸种观点与认识在推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实现转型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其思路之迥异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1.在农村社会的经济制度上，中国农村社会的租佃剥削制度是否成为了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肯定者主张：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转型，首先应该解决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否定者则认为：中国农村还没有严重的阶级分化或农村经济中的租佃制度也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只需要在原来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即可实现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与上述认识相一致，在解决农村封建土地地主所有制问题这一共同点上，也区分成二种主张：即是取否定地主原有的地权、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还是在承认原有地权的基础上，通过减租、政府限占土地与收买土地，再通过债券偿还等方式使农民有偿获得土地，从而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2.在农村经济的经营模式上，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个体农民家庭经营或称“小农经济”是否成为了整个农村经济与工业化发展的严重阻碍。肯定者认为：个体农民经济或“小农经济”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长期严重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并将继续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它还是千百年来造成中国农村剥削制度，导致农民痛苦的根源。否定者则将中国农村的个体农民家庭经济称之为“理性小农”，认为它自身具有发展经济的激励、转化功能与顽强的灵活性、适应性，个体农民经营规模的大与小问题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及其资源优化配置决定，是相对的和不断调整与发展着的，因此并不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严重阻碍。
3.在工业化或经济转型的模式上，体现为是否继续走西方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肯定者主张：坚持私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走西方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否定者则认为：西方工业化道路对中国来说是半殖民地的道路，对中国农民来说，它是遭受掠夺的痛苦道路，中国应该是非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同时，非西方工业化道路也仍然体现出不同的主张：即有苏联集体化与工业化结合的模式、传统制度下发展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和乡村工业化模式。
世纪拼搏，百年历程。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史已经全部展现在我们的眼帘。就学者们上述种种学理研究与理论认识来说，面对着“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它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后辈的研究，就尤如黑格尔所说的“灰色的记忆”（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4页。转引自朱维铮：《“以史为鉴”？》，《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其实，正是理论相对于长青的“生活之树”总是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地而折射出“灰色的”这一点，人类的认识才能不断地站在前辈的臂膀之上。历经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发展与深深误区，当中国农村在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市场化道路上重新迈步向前，全面启动中国农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后，当台湾岛上农村经济工业化及其转型的鼓点落定之时，现实真乃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性，使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不仅呈现大陆与台湾的不同道路，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也有东部模式、中部模式、西部模式，可谓东南西北中，特色叠出，异彩纷呈。
来到20世纪末，学者们又一次再难以稳坐案头了。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村社会、重新认识传统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转型，它将中国学人带向了一个个转型模式的个案实证研究。这些新近的个案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有：黄俊杰的《农复会与台湾经验：1949-1979》（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张仁寿的《温州经济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王春光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陈俊杰的《关系资源与农民的非农化——浙东越村的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曹锦清等人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庄孔韶的《银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高长江等的《中国庄园热潮大纪实》（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面对如此鲜活而众多的成果，我们如果要来对这些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加以评判，就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实在不敢贸然行之。然而，就上述新近的个案实证研究来看，我们发现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落后的地区则相对涉及较少。关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关注不发达地区和贫困问题，应是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和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与现代化研究的题中之议。有了苏南模式、浙东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有了大邱庄模式、南街村模式、华西村模式……，也应该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个案研究。为此，我们选择了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边际，同时又是20、30年代革命老区的赣闽粤三边地区（以下或称“赣闽粤边区”，或称“三边”、“三边地区”“边区”等），作为个案研究的另一类型，权且作为拾遗补缺的工作。
二、赣闽粤三边区域研究的典型性
赣闽粤三边地区是指江西省赣东南、福建省闽西、广东省粤东北三省毗邻的广大区域（见附图：中国地图上的赣闽粤三边）。江西赣东南在这里主要指石城、瑞金、会昌、寻乌、安远、宁都、兴国、赣县、赣州、信丰、龙南、全南、定南等10余县市；福建闽西包括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龙岩等数县；广东粤东北则包括平远、蕉岭、梅县、兴宁、大埔等数县。本书调查考察的地区主要是赣东南的瑞金、会昌、寻乌、宁都、兴国等5县，闽西的长汀、上杭、武平3县和粤东北的平远、蕉岭、梅县3县，共计11县，近20个乡镇20余个村委会。
从地理环境和行政管理来看，南北斜贯的武夷山脉南端余脉和东西横亘的九连山脉相交于闽粤二省沿海腹地与江西赣南的接壤处，绵延几十华里乃至上百华里的宽厚山体，成为三省天然的分界线，把三省连接地区分为赣东南、闽西和粤东北三个互不统属的行政区。这里地处三省边陲，峻岭绵绵，贼渊盗薮，历代统治者鞭长莫及。这从边区诸多县份的初始冠名中，如安远、宁都、长宁（寻乌县原名）、定南、镇平（蕉岭县原名）、平远、武平、永定等，也可看出统治者寄予长治久安、永远太平的美好愿望。迨至明中期以前，三边地区还是一个人口甚稀的边蛮之地。明清以降，闽、粤二省流民大规模入赣，始改变三边地区山长谷荒的原始景观，社会经济呈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从交通运输状况看，直到近代以前，由于关山阻隔，陆路崎岖、水道曲折，人流物流都极其不便。然而，各行政区自有顺山势而成的贡江、汀江、东江、梅江等天然水系，则又随着当地人民的辛勤开发逐渐将三边地区紧紧相连：其中三边的赣东南部分主要有赣江上游的贡水水系，它依恃湘水、绵水、濂江、梅江和桃江等主要支流，将瑞金、会昌、寻乌、兴国、宁都等10余县与三边连结；闽西则有汀江水系，其支流主要有濯田河、南山河、旧县河、黄潭河、永定河，将闽西的长汀、上杭、武平等县与广东梅江相连；粤东北有梅江水系和东江水系，其中石窟河、松源河是梅江的主要支流，东江上游支流则有寻乌水、安远河等。汀江和梅江奔流至大埔县三河坝后称韩江。民国以前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赣闽粤三边地区间虽重山峻岭，关山阻隔，这些河流则是三边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众多曲曲折折的山隘却成为三省之间的交通孔道，贡江水系上游各口岸达于汀江水系、东江水系与梅江水系仅在40-60公里之间，从而将贡江、汀江、东江、梅江等水系连为一体（见附图：清末民国赣闽粤三边古商道示意图）。赣东南10余县属可沿贡水入赣江，下至赣州、南昌，而后出鄱阳湖口，连通武汉、上海；闽西和粤东北各县则可沿汀、梅二江而下，顺韩江至潮州、汕头，舟通东南沿海各口。发源于江西的寻乌水、安远河直接汇入东江，连接广东沿海的惠阳和现在的深圳特区。因此，传统以来，赣闽粤三边内部的联系就较为密切，尤其是明清以后，随着大量闽粤流民涌入赣南山区，赣闽粤边区的人流夹带着物流，互动更为频繁，使三边区域地方市场日趋繁荣，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区域文化圈。
选择赣闽粤三边地区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区域，除了该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区位原因之外，更重要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方面鲜明的特色：
1.赣闽粤边区是典型的传统农村社会的丘陵山区。边区开发以来，充沛的雨量，宜农的丘陵、河川、山谷与湿润的气候，使农业一直是边区域内经济的基础和广大农民的主要谋生领域，粮食作物的种植是边区农民谋生的主业，个体家庭的农业经营则是经济生产最基本的单元。明清以后，由于边区内部流民的互动，烟草、甘蔗、蓝靛、花生、茶叶、油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传统手工业如刨烟业、造纸业、织染业、榨糖业等也日趋发达。三边地区农民表现出鲜明的以农为主、副业为辅（兼业行为）、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特征。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关山阻隔，陆路崎岖、水道曲折，直到近代以前以致民国初期，现代交通尚未启动，三边之间的人流物流都极其不便。也正是受地理环境与交通状况的制约，赣闽粤三边域内虽然密布众多的山乡墟镇，却一直处于市场网络的终端，距离区域地方中心市场（广州、南昌、厦门）较远。近至民国前期，边区的绝大多数地区甚至一些县城仍然保持着“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山民长期保持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少有往来的神气。这就是三边地区“前近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标准化”的所谓“自然经济”状况。这一具有丘陵山区特色的典型传统农村经济，在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中辗转前行，展现了其逐步走出传统经济束缚的全部过程，从而为我们观察与研究传统农村经济转型尤其是20世纪以来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
2.赣闽粤三边地区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有较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冲击的经历。近代以前，因海关不通，闽西和粤东内销国内市场的货物大都转运瑞金、会昌，再顺贡水而入赣江——大庾岭商道。同时，国内市场的货物也由此线运销闽西和粤东。同治《赣州府志》载：“省之南顾，则赣州为一省咽喉，而独当闽粤之冲，其出入之路有三：由惠州南雄者，则以南安大庾岭为出入；由潮州者，则以会昌筠门岭为出入；由福建汀州者，则以瑞金隘口为出入。”（同治《赣州府志·卷70·艺文》。）可见，传统社会中，赣县因地扼赣江——大庾岭商道的咽喉，而成为三边地区最主要的货物转运中心。1840年鸦战以后，五口开埠通商，中国南北的大通道——赣江大庾岭商道全面衰落，赣州作为边区最主要货物转运中心的地位也渐趋萎缩。1860年，汕头正式设立海关，开埠通商，边区的货物流向迅速逆转。赣东南各县除笨重出口货物如钨砂、木材基本上还是沿传统出口路线，人力能够挑运的货物如夏布、土纸、晒烟等则主要由汕头等东南沿海出口；粤东北和闽西则更是如此。汕头逐渐取代赣州而成为边区最主要的货物转运中心。物流是如此，人流也一样。正如民国报端所称：“汕头这个市，现在算是华南主要商埠之一，与厦（门）、福（州）、（香）港、粤（广州）并驾齐驱……粤省东江廿一市县，甚至闽西上杭、平武、永定，赣南的寻乌、筠岭、瑞金等县，一均货物出入，商旅往来，均须由汕头往洛安大埔、梅县等县转运”（《江西民国日报》，1936年7月17日。）。1930年毛泽东所作的著名《寻乌调查》，亦对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更有具体而深刻的描述与认识。然而，正是三边地区商道的逆转性变化，赣闽粤三边地区有了更为便利的交通网络，其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沿着上述商道，廉价的外国商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渐由东南沿海向腹地的三边农村渗透，进一步冲击和瓦解了三边农村原有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商品经济结构；客观上，在传播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推进传统农村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破产，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程度。所以，近代西方列强势力强行侵入之后，尽管赣闽粤三边地方区域市场并没有随着赣江——大庾岭商道的全面衰落而萎缩，相反，因有与沿海出海口相呼应的便利交通网络，三边地方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仅扩大了边区区域市场的贸易圈，加速了区域市场内部的人流、物流，而且进一步展拓了其与国内外市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边区地方区域市场日益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并初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互补性经济区域。但是，当时西方列强所依恃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所展示的赤裸裸的野蛮掠夺性，是建立在赣闽粤三边农民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之上的，加剧了落后的传统经济转型地区的贫困化程度，从而可能导致传统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背离经济规律而出现社会失衡。
3.赣闽粤三边地区大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赣闽粤三边地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也是全国土地革命斗争的指挥所。我们这里姑且不去评价三边人民对革命作过的贡献和由此具有的深远意义，但就三边人民和社会经济本身而言，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性至深至巨，“往者繁盛市镇，几成瓦砾平野，……乡村良田，半成沙洲，山中老木，砍伐殆遍……”（《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2月15日。）。1929-1934年，六年反复拉锯式的战争给三边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仅就人口而论，据我们研究估算，六年战争期间，仅赣闽苏区死亡与损失的人数高达80万左右（指本地居民），逃亡流动难民在56万左右。如此巨大的人口流失，相对于区区仅有300多万的赣闽边区来说，无疑是触目惊心的。青壮劳力的流失对边区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更是空前而难言的，真可谓是伤筋动骨的巨创。战后，国民政府虽然也致力于农村兴复工作，但紧接着的日本侵略战争和国内动荡不定的政局以及其它诸多条件的制约，终使三边人民几十年长期生活在战乱的痛苦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与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三边农村经济获得了休养生息和急起直追的大好时机，可惜的是，农民不久又深陷经济体制束缚而不能自已的怪圈；三边老区人民自古具有的勤劳致富、开拓进取的品格，也因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与平均主义的长期改造，被扭曲为“等、靠、要”的化身，赣闽粤三边农村社会经济一度长期徘徊不前，人民在温饱线以下度日。改革开放潮起，世人竟有视革命老区为“贫穷、保守、落后”的代名词和“等、靠、要”、受施舍的教育对象的认识；而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三边搅动“一江春水”之时，当瑞金、兴国、寻乌、上杭的“打工仔”在市场经济中竞拼于城乡大地之时，当镶嵌在三边山间的小城镇星点闪烁之时，人们又不得不再一次刮目相看。因此，以赣闽粤三边苏维埃革命老区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作为研究个案，不仅具有阐明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一般规律的学术价值，而且有让世界了解三边老区，进一步促进三边人民走向世界的现实价值；这应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4.赣闽粤三边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腹地，该地区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与现代化发展，对21世纪中国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特殊的参考价值。80年代初，广东利用其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和毗邻港、澳、台的优越地理环境率先打开国门，东部沿海各地紧随其后，形成了对中西部具有吸引力的东部经济开放开发地带。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地处东南沿海腹地的赣闽粤三边地区，便由国内市场的封闭山区一跃而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第一圈腹地，率先在中部地区形成了一支响应沿海改革开放的南下打工、经商大军与回乡创业、造城、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开拓者。那么，沿海地带的改革开放对其腹地赣闽粤边区有着怎样的牵引作用？南下打工潮的兴起给边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改革开放20年来，赣闽粤三边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化进程如何？农村社区管理功能、文化生活观念又有哪些变迁？所有这些变化和国内其他内地的变化有哪些异同？在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应该怎样把握好“现代市场经济”中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特点，发挥好国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与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仅流于表面的宏观分析，而必须深入莽莽的赣闽粤三边地区，才能得出较为令人信服的认识，并为促进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5．赣闽粤三边地区是独特的客家民系聚居地。从魏晋以后开始南迁的中原移民，辗转迁徙并定居于赣闽粤三边地区。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语言的客家民系。三边的长汀、宁都、梅州，被学界公认为客家人的发源地。艰苦的南迁历程，造就了三边客家人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勤劳致富的精神与顽强灵活的适应性。20世纪的100年中，三边客家人民的家庭经营与经济生活，饱尝了西方列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掠夺性冲击之苦，经历了人民公社改造时代的苦乐年华，经受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与锻造。他们直面市场竞争，挑战种种艰难险阻，打造闪光人生事业，足迹遍及山里山外、国内海外，不仅勾通了三边与山外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不断带回新的生产力，在三边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演奏了一幕幕客家子弟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乐章。因此，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作为考察研究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个案，可以凸显其在整个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典型特色。
综观之，正是赣闽粤三边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殊的民系，使其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广大农村社会具有显著特色，从而增强了研究该地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三、课题视角：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作为研究20世纪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与转型的个案，透视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变迁转型的内部基因与动力机制，准确把握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角，课题研究的切入口应在哪一点上？这是我们确定选题时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人所共知，在西方列强工业化浪潮冲击世界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20世纪中，中国农村经济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无疑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内部生产力自身运动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结果。然而，在科学技术落后、再生产资本相对贫乏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里，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民劳动者、土地等生产资源与生产工具等诸生产力要素中，农民劳动者这一活跃的基因如何被激活与配置，应是传统农村社会经济获得发展与转型的关键因素。以农业立国的中华民族，早在战国先秦期间，就因“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掀起了一场农业经营方式的制度性革命，确立了以农户家庭经营耕作方式取代农业“公田”制的耕作方式。在家庭经营方式中，农民“分地则速，”劳动“无所匿其迟”，“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具有自发的工作意愿。在专制统治长期的超经济强制剥削下，农民家庭经营仍然能不断推动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向前发展而几千年沿续不变，就是因为它能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中，较佳的配置劳动生产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农民积极劳动的潜能。（参见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一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在与西方工业化相交之后，推动中国传统农村经济与近代工商经济相结合，实现传统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其内部的活力基因无疑还是广大的农民劳动者。激活农村劳动力这一活力基因的动力机制，在于打破传统专制政治体制对生产力、尤其是农民劳动者的束缚，解放广大的农民劳动者，实现农村劳力资源的有效流动与优化配置。
整个20世纪，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受到来自自身人口的膨胀和列强近代工业化浪潮的掠夺性冲击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在更加激烈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为了求得更好或预期中的生存环境，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时空流动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近代社会劳力流动的几股巨流，而劳力流动的涓涓细流则始终遍布城乡。在赣闽粤三边地区，清末民国，仅上杭一地“往赣省作刨烟工的，亦不下万人”（盛叙功编：《福建省一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66页。）；江西于都县“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毛泽东著：《寻乌调查（1930.5）》，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民国初年的吉安，“地主经济向城市集中，许多地主把他的金钱拿到城市来开商店，甚至卖掉田到城市来经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556页。）；民国时期，会昌筠门岭镇的老住户，80%是广东（梅县、平远、蕉岭以及潮汕地区）人（1998年筠门岭镇实地调查。）；而在赣闽粤三边地区连接贡江、汀江、东江、梅江水系的乡间道路、山谷隘口，那经年不息的人流、商流，滚动的是山里山外的信息流，演奏的是客家版传统经济转型的“田园牧歌”。50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形同“马铃薯”的众多农户被“化”进了集体的“大堆”，装进了集体化的大“麻袋”，城乡间的“吊桥”高高挂起：没有了长途贩运，也没有了挑脚夫，没有了雇佣劳动，也没有了打工仔……一句话，在农村社会，没有了劳动力的流动。没有了人流，就没有商品流、信息流、智慧流、创造流；失去的是时间与机遇……，剩下的只能是封闭保守、愚昧落后和与贫困为伍。“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再一次得到验证。80年代以后，农村劳力的流动又渐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洪流。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尚不足200万人，到20世纪末，跨省区的农村劳力流动已达到2200多万人（《中国信息报》，1999年8月10日，郭迅文。），而流动人口到1997年就突破1亿大关，（《中国商报》，2000年9月28日，平和文。）在发达的开放省份广东省，已有近半农民不务农了（《农民日报》，2000年1月19日。）。以在三边中心地区的会昌、寻乌、平远、上杭、武平等5县农村的调查而言，外出打工者平均占到当地劳动力的40%左右（参见本书表2-26。）。三边人民走向山外精彩的世界，现代化文明步入三边的千家万户；三边山乡家庭农户也开始与山外大市场的脉搏一齐跳动。这还是应了农民们常说“树挪死，人挪活”的古训。显然，社会剧烈动荡的20世纪，三边地区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与劳力资源的再生产和流转配置的优劣紧密相连。因此，以我们现有的水平认为，立足农村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流转与配置，从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劳动力的流向及其流动的原因、规模与规律等问题的研究入手，分析三边百年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发育、城镇化进程，是透视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传统农村经济变迁与转型的钥匙，是本课题研究较佳视角与切入口。
研究劳动力的流动，不能不对“劳动力流动”的内涵作一简要说明。在这里，先借用有关学者对“流动人口”所作的归纳（池子华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以帮助我们理解“劳动力流动”的概念及其内涵，现照录于下：
其一，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是否有一定的常住户口来确定流动人口。即是说，流动人口指滞留某地但没有常住户口的那部分人口。
其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以产业结构为依据，将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一产业中游离出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视为流动人口。
其三，从纯人口学的角度着眼，以常住地是否改变为唯一的标志，将流动人口定义为暂时离开其常住地而非迁居的各种流动人口。
其四，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依据流动人口产生的根本原因来给流动人口下定义，将流动人口理解为不改变常住户口进入某一地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
其五，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将流动人口看成是人口空间迁移变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亦即认为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发生短暂流动行为的那部分居民。
显然，研究者的上面所述，只是从各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根据流动人口产生的原因、职业、空间位移等不同特征，进而对人口的流动下了各自不同的定义。尽管研究者并没有给本课题涉及的“劳动力流动”以明确的答案，但“劳动力的流动”无疑是“流动人口”的主线和主要内容，“人口流动”实际上是劳动力的流动或与其家庭成员（非劳动力）的流动。那么，如何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内涵呢？
我们的认识与本课题关注的是：劳动力的流动是农民谋求生存资源与优越生存环境的流动，是谋生手段优化与生存竞争选择的流动，是传统农村经济转型之中主要生产力和基本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具体来说，本课题的“劳动力流动”包含这两层含义：一是指地域间的劳力流动。这里的地域是个相对的地理空间，小可以至一个乡镇，大可以至国内国外；既指农村内部劳力流动，也指城乡间的劳力流动或互动；既指内地与沿海的劳力流动，也指国际间的劳力流动。二是指产业间的流动，既指一、二、三产业间的劳力流动，也指产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劳力流动和产业内外的劳力互动。除了这两层含义外，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劳动力流动还特别包括三边地区内外以及产业内外的劳力互动。劳动力是市场经济中的人力资源与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本书的劳动力流动研究，即把劳动力的流动视为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化配置过程，探讨劳动力资源的流向与优化配置对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市场化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企望为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村经济，为农村劳力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化配置与利用开发，提供某些思路或政策借鉴。
四、资料收集与典型调查
选择并确定本课题的研究后，广泛收集资料与进行典型社会调查，倾注了我们最多的精力。经过5、6年工作，我们通过多渠道的努力与前后进行的半年多农村社会调查，已经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志资料
1．县志。县志对三边各县的山川形势、建置沿革、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述，是一部关于地方历史的百科知识全书。近代以来，赣闽粤三边地区经历过三次修县志的热潮。第一次是清末的同治光绪年间，第二次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第三次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90年代。历来有修志传统的中国，近代以来的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一，战乱和剧烈的社会变动后，修志有利于恢复传统，凝聚人心，重建家园，便于统治者巩固统治秩序，如上述第一、第二次修志热潮即是；其二，长期的社会政治变革造成动荡而转向社会稳定、经济重新繁荣之后，籍以恢复传统和巩固秩序的需要，其如上述第三次修志热潮。由于近代以来剧烈的政治变革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政治运动，同治至民国时期纂修的县志或县志稿，有些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有的残缺不全，而赣南各县的民国县志则因战乱多数未能完成。好在20世纪末各地的修志中，当地修志人员曾进行了广泛的访问调查，这些访问调查的记录和新县志粗略体现的对当地民国以前历史的追记，都是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同时，第三次新县志的修订是政府的统一布置下完成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变迁有较详细的记载和描述。赣闽粤三边各县县志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基础，因而成为本书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这些已收集的方志主要有：《江西通志》（刘坤一等主纂，1881年刻本），《江西通志稿》（吴宗慈等主纂，1949年稿本）、《瑞金县志》（张国英等主纂，1875年刻本；陈政均等主纂，1941年铅印本；瑞金地方志办主编，中国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会昌县志》（刘长景等主纂，1872年刻本；会昌县地方志办主编，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长宁县志》（王衍曾等主纂，1907年木活字本）、《长宁县乡土志》（1937年钞本）、《寻乌县志》（寻乌县志办主编，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本）、《晨光镇志稿》（1997年本课题组排印本）；《兴国县志》（1872年刻本和1987年县志办铅印本）、《民国长汀县志》（1940年版本）、《长汀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本）、《上杭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民国武平县志》（1941年修纂）、《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平远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仁居镇志》（《平远文史》第5辑1990年印）、《梅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梅县丙村镇志》（1993年沿印）、《兴宁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蕉岭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新铺镇志》（《蕉岭文史》第13辑，1995年印），等等。
2．族谱。族谱是关于一个家族历史的详细记录，它不但可以作为了解研究村落、宗族既往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我们观察社会变迁以及研究传统农村经济史的一个绝好“窗口”。我们赴赣闽粤三边地区的调查过程中，在许多农民朋友的热情帮助与支持下，收集或借阅了十几部族谱。它对于本课题的研究与本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3．文史资料。由各县人民政协系统组织编写，其文稿大多数是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自撰或口述，部分为调查访问记，少数为文献摘登。这些文稿，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情况。尽管其中部分文稿或因撰稿人记忆有误，或因某种缘故未能秉笔直书，但从总体上看，仍然不失为研究三边地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在三边各县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共收集三边地区文史资料200余册。
4．其他地方资料。主要是各市、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地方志资料，如《武平五十年》（武平县志办2000年沿印本）、《蕉岭五十年》（县政协文史办1999年版）、《赣南概况》（赣州地方志办1998年版）；各县的《地名志》等；还有各行业部门编印的行业志，如《瑞金县工商行政管理志》（1988年编）；《寻乌县城建志》（1985年编）等。
（二）文献及统计材料
1．报刊资料。民国报刊资料主要有：《江西民国时报》（南昌、瑞金）、《力行日报》（南昌）、《知行报》（南昌、瑞金）、《赣南民国日报》（赣县）、《正气日报》（赣县）、《新赣南日报》（赣县）、《三民日报》（赣县）、《寻乌月刊》（寻乌）、《汕报》（梅县）、《中南日报》（长汀）；新中国报刊资料主要有《江西日报》（南昌）、《赣南日报》（赣州）、《闽西日报》（龙岩）、《金上杭》（上杭）、《武平乡讯》（武平）、《梅州日报》（梅州）。
2．苏区革命时代的社会经济史料。1929-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赣闽粤三边地区领导了长达6年的土地革命斗争。其间，革命政府的政策文件、发布的文告、各种会议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史部门进行的采访记录，革命老同志自己撰写的回忆录等。这些都是当年政治经济变革的珍贵史料，其中许多是有关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变迁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以上文献主要收集在江西省档案馆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共上、中、下三册）、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下二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及其《续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与1980年版）、《龙岩地区党史资料汇编》（共计4册）以及各县党史办编辑的《党史通讯》等资料集。
3．其他文献资料，包括政府或个人编辑的资料与杂志。民国时期的文献与杂志主要有：《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特刊》（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秘书处1929年编）、《江西省商业概况》（江西省政府建设厅1941年编印）、王松年编著：《江西之特产》（联合征信所南昌分所出版，1949年版）、林传甲著：《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江西省教育学会1918年印）、盛叙功编《福建省一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赣政十年》（民国江西省政府编，1941年12月印）、《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1936.9）》等；新中国杂志及文献主要有：《老区建设》（江西省革命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和江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农村发展论丛》（中共江西省委农委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办）。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江西内河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孔永松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温锐：《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等。
4．统计材料。主要有：《江西统计年鉴》（民国江西省政府1936年编）、《江西统计年鉴》（1983-2000年，每年一册）、《红土地上竞风流——改革开放十八年的江西地方经济（1978-1995年）》。另外，还有一些县市统计资料，如《赣州统计年鉴》（1998年）、《会昌统计年鉴》（1997年）、《会昌县统计提要》（1999年）、《寻乌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96年）、《寻乌县统计提要》（1999年）、《龙岩年鉴》（1999年）、《长汀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8年）、《长汀县年鉴》（1994-1996年）、《长汀县河田镇年鉴》（1994年、1999年）、《上杭县年鉴》（1999年、2000年）、《上杭县才溪镇统计年鉴》（1994年、1996年、1999年）、《武平县年鉴》（1988-1993、1994-1996、1999年）、《平远统计年鉴》（1999年）、《平远县八尺镇统计年鉴》（1998年）、《蕉岭县统计年鉴》（1993年、1999年）等等。
报刊、杂志及文献资料虽然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其数量众多而具体，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资料和丰富的社会经济史资料；各地的统计年鉴也以其丰富、详实的数据，为本书研究的宏观分析提供了较准确的依据。
（三）典型调查资料
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们对农村和农民问题关注的重心转向和与时代的接轨，中外学者为研究农民与农村问题而展开的农村调查也开始兴起。尽管学术性的大规模田野调查集中在华北、东北和江浙沿海等地区，但关于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记载也有不少。虽然，严格地说，这些调查尚有不被认定为属学术性调查的可能。
1914年12月8日至1915年1月7日，日本学者野田势次郎对福建省西南部所作的调查堪称为有关三边地区最早的学术调查。野田的调查路线由厦门西部开始，经龙溪、南靖、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再至江西省的瑞金，行程千余里，从地形、地质、交通、气候、物产、地方志、钱币、风俗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是本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30年代，毛泽东所作的几个农村调查，是20世纪上半叶关于赣闽粤三边地区最全面详实的农村社会调查。其中，以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最为重要。寻乌县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是赣闽粤三边社会经济交往的通道。当时，毛泽东虽然出于革命斗争和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作《寻乌调查》，但他在该调查中以乡村商品经济为切入口，分析与研究农村富农经济问题，加上他细致的调查和客观的记录，则为今天我们了解与把握清末民国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状况，为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典型而基本的史料。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毛泽东著：《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同年的10月，毛泽东在赣西新余县的罗坊，找了八个兴国农民，作了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其中几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和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也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国农民生活状况、社会生存环境以及农民的谋生之道展示了生动的事例。此外，1933年11月，毛泽东还分别作了《长冈乡调查》（兴国县）、《才溪乡调查》（上杭县），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资料。以上四个调查均收录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兴起及其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推动了农民学研究的深入，农村调查进一步受到重视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统一部署，在各省（直辖市）进行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设有320个农村观察点，并将调查结果陆续汇集成书。其中，《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汇编（四）》（1979-1984）中汇集了福建省和江西省尤其是边区兴国县城岗乡回龙村的系统调查材料。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各省市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各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活动，赣闽粤三边地区的兴国、寻乌、上杭、梅县、兴宁五县（市）被选定为调查地点。至1997年，调查结果以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上杭卷》（1994年版）、《寻乌卷》（1996年版）、《兴国卷》（1996年版）、《梅县卷》（1997年版）相继出版。这些调查也是研究20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依据之一．
为了更准确全面地把握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我们在阅读前述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带着课题研究所选定和不断新发现的问题，先后5次赴赣闽粤三边地区展开田野调查（见附图：课题调查地点分布示意图）。第一次在1995年4月间，调查地点为宁都的黄石乡与田头镇；第二次在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间，调查地点分别是寻乌县的留车、吉潭、澄江和会昌县的筠门岭镇；第三次在1998年7至8月间，行程至瑞金和会昌及宁都三县，先后到了瑞金的壬田镇、叶坪乡，会昌的筠门岭镇、周田镇，宁都的洛口乡、员布乡访问调查；第四次在1999年12月至2000年1月间，调查重点有寻乌县和梅县，先后到达寻乌县的晨光、吉潭、澄江、长宁、梅州的丙村镇等五镇实地调查；第五次在2000年7至8月间，先后访问调查了长汀、平远、蕉岭、武平、上杭等五县各一个乡镇、村（河田镇、才溪镇、下坝乡、八尺镇、新铺镇），并走访了五县的县志办、统计局、党史办、文史委。调查过程中，主要采取入户访谈的方式。五次调查，前后共计半年多时间，调查了20个左右的乡镇、200户人家，调查访谈笔录十几万字。这些访谈笔录和调查见闻是本书研究的主要依据。
五、课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题是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史的个案研究。它以农村“劳力资源的流动”这一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为切入点，探讨赣闽粤三边农村最近百年中，劳力资源的流动配置对农村经济发展变迁的影响与作用。整个研究主要采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借鉴与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一些通行的研究方法。归纳起来，笔者将本课题研究最基本的理论与方法交代如次：
1.“长时段”理论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呈现出急剧的变动，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表现得尤为剧烈。百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动史，有进步、有停滞，有上升、有下降，有前进、徘徊；蜿蜒曲折，异彩纷呈。如何观察和解释这些“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