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回顾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历史。指出江南地区充分利用水资源过程中，有两大特点值得关注，其一是利用“圩田”从事农业生产，较好地利用了水资源；其二是通过多种经营的方式，显现出生态农业的特征。作者最后认为，在西方无机农业的弊病逐渐显现之际，东方的有机农业在人多地少、家庭小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关键词：太湖流域；生态农业；水环境
一、旱农、泽农及精耕细作
司马迁很形象地说江南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之地，这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产活动和膳食结构的特色。“火耕水耨”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监铁论·通有》等文献，但都由于记述过于简略，难于了解其具体内容。中外学者对此有不少的专门研究，但是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
关于“火耕水耨”的探讨是理解古代江南一带农耕文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学问上饶有兴趣的问题，可是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只因刚才提到“火耕水耨”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产活动，故须再衍伸其内涵。“火耕水耨”是秦汉时代北方人对南方耕作方式的一般概括。实行这种农耕方式之地无疑是靠近江、河、湖、海等较低湿地区，即所谓的“水乡泽国”。在这里，水就是突出的生态因素之一。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中、下游一带，那里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实行的农耕是旱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或干燥农业，又叫旱农。这与南方以
水田稻作为主的湿地农业或湿润农业很不相同。南方湿润农业的自然环境，除了上述的水环境之外，还包括高温湿润的气候因素，特别是水稻生长季节的高湿多湿，规定了南方湿润农业的精耕细作的特色。
关于旱地农业和湿润农业，在农学领域里有各种提法。欧美之农业基本上属于旱地农业。据美国Utah大学的J．A．Widtsoe教授在1910年所下的定义，“据现代的解释，干燥农法（Dry-Farming）就是在降雨量二十英寸或者在其以下的土地上，实行不灌溉而以常利为目的的生产有用作物的农业”[1]依日本熊代幸雄教授的见解，中国传统的旱地农法（“农法”为日本学术界惯用的术语，意思近于农耕方式）一一亦即以《齐民要术》所代表的农法一一跟欧美的近代旱地农法（Dry-Land-Farming）或干燥农法相比较，二者都以保墒为基本原理，所不同的是，欧美的近代旱地农法是以营利为目的之机械化农业，而中国传统旱地农法是以畜力和手工操作为主的精耕细作的农业。[2]
关于中国的北方早地农法同南方湿润农法或水田稻作的关系，熊代幸雄和西山武一两位教授的见解是基本上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北方旱地农业的集约、手工操作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中国南方乃至整个东亚的湿润地区水田稻作里面。依西山教授的说法，北方旱地农法集约手工操作的原则，转移到南方的水田稻作里来，脱胎换骨，由“耕耘就是湿润”（Tillage is moisture）变质为“耕耘就是肥料”（tillage is manure）[3]。按所谓“集约．手工操作的原则”指的就是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又，Tillage is moisture意即我国谚语说的“锄头底下三寸泽”。
以上熊代、西山两位教授的见解可以说相当精辟。可是北方旱地农业也同样重视培肥土壤，历史上其施肥技术也在进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不分南、北方，或不分早农、泽农，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髓，这是第一个层次；而北方旱地农业相对地注重保墒，这是第二个层次。这样，中国传统农业（或传统农法）这一概念就统一起来了。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长江流域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加，对“火耕水耨”的研究有所深化，不少学者认为过去的研究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不足，甚至还提出了长江文明的概念。
据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的研究，中国包含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中心。长江流域在中国古文明发展中，也同黄河流域一样处于十分重要核心地位。这一情况是有其深层的历史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稻作农业的发展[4]。
日本的东洋史家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古代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跟南方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互相抗争的历史。他的弟子贝冢茂树发展了这种史观，认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关系不仅仅是抗争的历史，而更多的是互相交流与融合的过程[5]。不只是民族关系，就说对待上述北方旱地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关系，也不应将此对立绝对化，还要看到互相交流、融合的一面。而交流、融合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二、圩田——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水稻是江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其稻作历史悠久，由“火耕水耨”发展为水田稻作。“江南以水与平地较，水得十之五六，故称泽国”[6]。圩田就是在这样的泽国开发利用水土资源的一种创造，是水利田的一种形态。成书于元代的《王祯农书》有几处关于圩田或围田的记述，如（《农书》“农桑通决集之三，灌溉篇第九”）：
复有围田及圩田之制，凡边江近湖，地多闲旷，霖雨涨潦，不时淹没，或浅浸弥漫，所以不任耕种。后因故将征进之暇，屯戍于此，所统兵众，分工起土，江淮之上，连属相望，遂广其利。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內地率有千顷，旱则通水，涝则泄去，故名曰围田。又有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势，故名曰圩田，內有沟渎，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顷。此又水田之善者。
由此可以知道圩田或围田是在浅沼洼地，建造堤岸阻拦外水，排除内涝以围垦良田的一种水利工程，是变淤泥为沃土的一项独创。圩内有沟渠，用来灌溉排水。圩田有屯田官办的，也有富豪民办的，这有很长一段历史的过程。至于“圩田”与“围田”有没有区别，王祯把它分别叙述，但并没有解释清楚。当代研究者对此意见有分歧，一般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工程，只是因地而名称不同而已，如“在太湖地区称为圩田，在洞庭湖地区称堤院，在珠江三角洲称为堤围，也称基围”[7]。其实“圩田”与“围田”的区别问题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区别对待充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这一意义上的“圩田”，跟后来人为的盲目围湖造田、破坏水域生态环境问题之分。
《王祯农书》另有一处关于圩田之记述如下（《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
“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复有圩田……。”其内容与上引记述同，但这里附上了围田图。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之五。田）也有关于围田的记述和围田图。关于围田的记述部分全都见《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唯有围田图与《王祯农书》所录者略有不同。据石声汉校注本《农政全书校注》[8]，王祯原书图都是单幅。《四库》本整个围田全用土堤围绕，堤外尽是水；图中房屋人物较少，右上角的村舍，还有木栅包围。殿本，土堤有些段用木栅代替了。本书双幅图，堤围不很明显；中间桥上的人，画得很粗拙，和后几卷的图，大不相称；左幅左下角的田，与殿本左下角的一段畔相当的，库本没有。
从两幅图里可以看到圩田的生态景观的梗概。这是个小圩，圩田四围是堤岸，堤岸上面栽树。堤外是河，河的隔岸是另外一个圩田，也就是所谓的“圩圩相接”吧。河上有小船运航。圩内有稻田、田塍、沟渠、农路、桥、村舍、庭院、木栅、家畜等等，是一幅江南泽国的田园风光。这里应该还有堰闸，因为围堤、内河、堰闸三者是建立圩田的基本条件，缺一不可。
图中的堤上栽树，这是养护圩堤的一种措施。堤岸长期受风吹雨刷，为了防止坍塌毁坏，需要经常养护管理。堤上栽树种草能起固堤护岸之作用，又可以发展副业生产。“虽然围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于修筑”。“是吴下之田，以圩岸为存亡也”。以上见于《农政全书》（卷之十四水利·东南水利中），强调养护圩岸之重要性。书中总结历史上养护圩岸之经验，提出堤上、堤边栽树种蔬、种草为有效方法之一。例如“岸上遍插水杨，圩外杂植茭芦，以防风浪冲击”；“子岸八尺，闲而无用，宜种植其上。法惟种蓝为最上。……其有土名乌山不宜蓝者，或种麻豆，或种菜茄亦得。……若正岸外址，令民莳葑，或种菱其上。盖菱与葑，其苗皆可御浪，使岸不受齿。况菱实可啖，葑苗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鱼。利之所出，民必惜之。岸不期守，自无虞矣”[9]。历史上植树养护堤岸之经验，还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管仲说：“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10]。《管子》确实是一部杰出的生态学著作。
一方面出于人口增加、增产粮食之需要，在水网洼地修建圩田以种粮食，又为保护圩岸而植树，这从林业的角度来看，圩田也是一个重要的林业建设基地。南京的史正提示如上道理，是很有见地的[11]。依史正说明，因为圩田多是从水中建造起来的，这些地方本来不生长什么树木，而建造圩田后在围堤圩岸上植树，又圩内村落四旁、田园隙地，更都要遍种桑、果、杂木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圩田也是一种在水域的植树造林。
圩区是指水、土利用以圩田为主，还包括河网、湖泊、滩地等在内的一个地区单位。圩区的综合规划利用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整个区域内水土间合理的量的比例关系，规划之主要目的是避免盲目的围湖造田以至破坏水域之生态环境。另一个是在合理的水土比例的前提下，以单个经营为基础，因地制宜综合规划粮食和经济作物，农业和林、牧、副、渔各业的相互配合协调的关系。
现就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来略予讨论。综合经营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而陈旉也就继承这一传统，是在江南泽农中第一个提倡多种经营的人。《农书·地势之宜篇》谈到根据水、土的质地不同加以综合利用，谈到蓄水、防洪和排水。在《六种之宜篇》谈到多种经营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要使“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但主要还止于种植业（以稻作为主）和养蚕。元代的王祯也很重视综合经营，他虽是北方人（山东），但他足迹遍及皖、江、浙、湘、赣等地区，熟识当地农业情况。王毓瑚先生如此高度评价《王祯农书》：“作者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所谓广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提出来一个中国传统的农学的体系”[12]。郭文韬指出：“王祯的农学思想，还贯彻了‘农林牧综合经营’的精神。……它给今日的大农业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13]。
明末清初的《补农书》（亦称《沈氏农书》）虽是一部地方性农书，却进一步丰富了综合经营的思想和实践。它的对象地区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太湖流域的嘉兴一带。《补农书》里有作者张履祥为好友遗孀一家人策划的农业经营的记述，这是一般小农经营的规划。也有为地主经营所作的设计的，这些都体现了综合经营的思想[14]。综合经营一般都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上举经营设计都是根据当地、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而产生的一种以粮、桑为主，粮、桑、鱼、畜有机结合的生态农业的雏型。
明代嘉靖年间常熟的谭晓、谭照兄弟的圩田经营是有名的生态农业的典型例子，记载于《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常为后人所引用。这或许只是传说，内容有所夸张，但其因地制宜、综合经营的规划还是有道理的。从内容来看，这是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经营地主的农业经营，在当时整个太湖流域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它体现太湖地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因此，现抄录其原文并略予以分析：
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鱼，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庸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佘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粱为发舍，蓄鸡冢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圩泽则种菰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凡昆虫之属，悉罗取而售之。室中置数十瓯，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晓照俱纤啬，悼费不纨綺服，非大故不宰割，于是资日益。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谭氏兄弟乘荒年以低价购买荒田一区，修筑一个万亩以上的大圩田，类似王祯所说的“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15]筑土、作堤、凿池等都是在已有的工程技术之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水、土工程固很重要，如不与因地制宜、用养结合、多种经营的原则结合起来，是很难收到“岁人视平壤三倍”、“视田之人又三倍”的成效的。谭氏兄弟买田、修筑大圩田，是投下一大笔资本的，这就是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一旦投下去就构成生产品成本的一部分，不管生产量多少，它的总额是一定的。生产量多了，每单位生产物内所包含的固定成本（另一部份是肥料等流动成本）就少了，反之则多了。因此，经营者要考虑尽量不让田地、水利设施等闲置着。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多种经营（或综合经营）的经济方面的理由。
为什么需要多种经营，除了上述经济方面的理由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生态学方面的理由。谭氏兄弟之所以要把养鱼和养鸡、猪结合起来，就是因为“鱼食其粪又易肥”。上引《常昭合志稿》文中没有提到的动植物资源循环利用的好处还很多，例如粮食的糠秕可用做饲料，鸡粪、猪粪、鱼粪和塘泥都可用做肥料，等等都是。
三、用养结合的水田集约经营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农学家金氏（F．H．King）前来日本、中国和朝鲜考察农业，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四千年的农民》[16]。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这件事在中国的农史界经常被提起。金氏于1909年2月2日离开美国的西雅图，同年7月18日前后离开日本返回美国。这期间访问日本、中国和朝鲜，而在中国的时间最长，大约为4个月20天。在中国访问太湖流域的时间最长，前后两个半月。其余时间访问香港、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以及现在山东省的青岛和济南、天津市和吉林长春市。他观察中国农业时南北兼顾，既看到南方泽农和北方旱农的不同处，更多地注意到二者的共同特点一一那就是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和地力常新。
金氏在他晚年拖着老迈之身不远千里来东亚考察农业（当时他夫妻俩是坐轮船来的，从美国到日本的横滨花了20天时间），其动机和目的在哪里？读他这本著作必需要把这一点搞清楚，就是说要把他的问题意识搞清楚。他在著书的序文里说，他们早就渴望跟中国和日本的农民见面，用自己的脚走进他们的田园来考察，亲眼察看并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这些农民们所采用的若干方法、器具和习惯等。他说：“我们渴望了解经过二千年或三千年甚或也许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土壤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3个国家稠密的人口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17]
显然，金氏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三个国家人口那么稠密而其地力经久不衰竭？金氏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有其背景的。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从他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对当时美国式的农业之前途是感到忧虑的。例如说美国农业使用大量的化学肥料；美国的农耕方法使肥沃的处女地不到三代人就地力枯竭，等等[18]。
其次，要想到金氏是一个受过西欧现代农学熏陶的农学家，特别专于土壤学、肥料学、农业工程学。他在中国实地考察农业的时间虽然只有4个多月，但可以想象，在他到中国之前，肯定对中国农业有一定的研究。而他仍然坚持一定要来中国亲眼考察，为他的著书写序言的美国农学界耆宿L．H．Bailey教授称赞金氏是”训练有素的观察家”。
金氏这本著作有个副题：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这个 Permanent Agriculture可以翻译为“永久农业”，也可以译成持续农业。有部分学者把金氏说的永久农业理解为没有发展的、四千年不变的农业，把它跟流行的关于东洋社会的停滞性理论联系起来[19]。或理解为封建社会末期的“农业凋弊”[20]。把中国四千年之农业看作是停滞性的，也不能说不是一种看法，但如细读金氏的书，他说的“永久农业”毋宁近于“持续农业”的意思。
金氏这本著作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不小。德国学者Wargner的《中国农书》随处引用金氏此书。著名的有机农业之倡导者英国的Albert Howard和美国的J．I．Rodale都读过金氏的著作，深受影响。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的代表干事一乐照雄称赞Albert Howard为“真正的农学者、真正的生态学者”[21]。自从上个世纪后半叶西方石油农业的诸多弊端暴露以来，提倡替代农业之声此起彼伏，如有机农业、自然农法、生物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型农业以及持续农业等等。看来，说金氏是现代持续农业之先驱者也未尝不可。因此，可以认为金氏是近代西欧农业科学的继承者，而他的农业观或者说农学思想具有很浓厚的有机论及生态学因素。以下就从这一角度来验证一下金氏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看法。
首先看看金氏留意到中国农民使用哪些肥料。把主要的列举如下：
人粪尿、家畜禽粪尿、蚕屎、蚯蚓粪、草木灰、草木落叶、绿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蒿秸、蜗牛壳、豆饼、灶灰、其它杂肥。
这些肥料的绝大部分是有机肥。金氏没有提到化学肥料的弊害，只说化肥的来源不是无尽藏的，而且由于使用化肥而默认了植物营养素的浪费。这可以说是他对近代欧美社会的一种文明批判。相反，他在书中多处讲到有机肥的好处。其中最强调废物利用的重要性（第九章）。人粪尿、家畜粪尿、草木落叶等等废物都不浪费掉而当作肥料归之于土。这就是一种循环利用。汉字“粪”的本来意义是“弃除”，后来变成“肥料”的同义词。
金氏强调废物利用，称赞蒙古人种勤俭、劳动的美德。又说中国人是由于人多地少，迫不得已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废物作为有机肥料，这也道破了真理的一面。但他的洞察力并不止于此，他同时还看到施用有机肥在农学上的合理性，虽然这在今天已经属于常识的范围，而且也是中国古农书上已经说过的。施用有机肥不但能给作物补充植物营养素，还可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增进土壤的肥沃度。施用有机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好。金氏说中国人不但是给作物营养（Feeling the Plants），还给土地施肥（Manuring the Land），增养肥力。日本的一些老农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说这是“土づくり”（培肥土壤的意思）。
在中国农民施用的众多肥料中，金氏特别注意观察河泥（Canal Mud）、草塘泥（沤肥）。他在太湖地区（昆山、嘉兴）仔细观察草塘泥的制造、施肥过程，为此不辞在不同时期往返同一个地区之辛劳。在山东省他观察了土肥的制造、施肥过程。他认为土肥是一种硝化过程的应用，欧洲的硝石农法（Niter Farming）类似于此，说很可能是从中国传人的。凡上述种种，证明东方的农民通过实践掌握事物的本质，而其中所包含的原理是值得他们美国人花费精力来研究的[22]。
中国农业的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也是使金氏叹为观止的一种传统习惯，说东洋人善于集约使用时间和空间（第十一章）。他说的集约使用或有效利用时间和空间，不仅是指多熟制度（System of multiple cropping），还包括类似在田地以外的地方制造土肥等。在他的著作的第十一章里，他举了在太湖流域的冬小麦套种棉花的例子，据他的计算，这种方法比不实行套种一一即等小麦收割完后才开始播种棉花的方法要节省30天的时间。这样，如能伴之以合理施肥和精耕，就能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获。关于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金氏侧重说明其节省时间和空间的效率面，当然他也一定注意到合理轮作实际上也就是保持地力常新壮，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措施。
除了以上所述以外，金氏在太湖流域还观察了河网和农田的状态、稻作栽培技术、养蚕业、茶业以及农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如燃料、建筑材料、织物原料等等，可以说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他仔细考察。熟读他的著作，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农学家，更是一个具有高深哲学思想的农学家，而且是个对农民抱有深厚感情的人道主义者。
金氏考察东亚农业回国后，留给他整理资料、思索著书的时间太短，不到两年就与世长辞，著书也没有写完。据为金氏的著书写序文的Bailey教授说，金氏准备写最后一章“中国和日本给世界的信息”（Message 0f China and Japan to the World），而来不及写这一章就不幸逝世了。我们不禁会想，他会在这最后一章写些什么？如今这只有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了。Bailey教授在序文里谈他自己的读后感，说：“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要学习保护自然资源，土地这个资源。这就是金教授从东洋带回母国的信息”。
《四千年的农民》（公元1911）出版后三年的1914年又有一本金氏的著作Soil Management在纽约出版[23]。这本书是金氏构思十年，收集资料，要写成一本书而来不及写，逝世后由他的遗孀整理其遗稿出版的（据该书C．w．Burkett氏的序言）。这是一本关于土壤的理论性著作，全书十二章，最后一章以“三个古代国家的农业”作为结束，而这一章可以说是《四千年的农民》一书的理论总结。
我国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曾经如此谈过他读金氏《四千年的农民》的观点：“他（指金氏）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份。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将继续养育许多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24]费教授这一段文章是1985年写的，反思他自己的学术工作，说金氏这本书的观点对他的影响很大，引导他得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是“五谷文化”或“乡土社会”这个概念。费教授读金氏著作的体会是相当深刻的。
距金氏著《四千年的农民》700多年前。中国一个74岁的老人陈旉写了一本农书。据说陈旉“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经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陈旉农农》·洪兴祖后序）。他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子”，是道家。他继承、发展了先人的农业技术和思想，提出“地力常新壮”之说。金氏想从东方带回给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信息是否就是这个“地力常新壮”之说？
四、“三小”农业
我国著名的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于1981年lo月应邀到美国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集约农业会议，回国后应《光明日报》记者采访，谈了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意见[25]。这虽然是20多年前的谈话，至今仍发人深省。刘应祥先生说：“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对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要重新评价”，“要充分重视小种植业、小养殖业、小加工业”，“最要紧的是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他强调有机肥料的重要性，要走以有机肥料为主的路；提倡小规模生物集约农作法；要发展小种植业、小养殖业和小加工业（即“三小”）。我国的特点是人多地少，要发挥人多的优势，家庭的优势。搞“三小”很有条件。
在太湖流域，从其自然、社会环境及历史传统来看，可以说要发展小规模生物集约农作法以及“三小”的前途是很广阔的。水乡江南广泛分布着江河、河道、水库、池塘和稻田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水体，可以有效利用这些水体发展淡水养殖和栽培水生蔬菜；可以利用宅旁、村旁、水旁和路旁搞庭院经济和四旁绿化；可以利用丰富的地方特产加工等，以创出富有水乡特色的生态农业。
早在2400多年前陶朱公就说：“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教人池塘养鱼。据此一般认为春秋时的吴、越时代，太湖地区的人工养鱼已比较普遍了[26]。在两汉乃至西晋以前，江南一带人民虽不富有，但能“饭稻羹鱼”或“民食稻鱼，……食物常足”（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到明清时期，人工养鱼不但更加普遍，养鱼种类和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如前述常熟县谭氏兄弟的渔牧粮园综合经营的例子，淡水养鱼成为整个农业生态良性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
1957年成都天回山汉代岩墓出土的一套陶水塘模型，里面有鱼、鸭、荷花、小船[27]。又1975—1991年在云南省小松山、七步场、大展团、镇海、梨花村等地先后出土汉魏时期的墓中陂池水田模型，池中有藕、莲子、泥鳅、螺蛙、蚌、贝、龟、鱼、鸭子等水生动植物，展现出陂池副业兴旺的情景[28]。此外在全国各处也有类似出土。汉代陂池也叫陂塘，这就是池塘。池塘是充满生机的生态环境，也是江南泽国生态农业的缩影。
古代的诗文虽然不是科学的分析，却是真实的直观。如“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韩愈《盆池》）、“池上新年有荷叶，细雨鱼儿吻轻浪”（苏轼《池上》）“十里陂塘春鸭闹”（金代·元好问），这些都不但是抒情诗，也吟出了池塘的自然生态系统[29]。
池塘里栽培各种水生作物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生态、经济效益高的副业。河姆渡遗址出土里有菱角、莲藕、芡实。中国是菱的起源中心，而太湖地区可能是我国首先驯化和栽培菱的地区之一。莲藕不仅当作蔬菜煮食，还可以加工成藕粉，杭州西湖藕粉就是盛名全国的一项特产。目前太湖地区的水生蔬菜有菱角、莲藕、芡实、茭白、莼菜、荸荠、慈茹、水芹、蒲等等多种，而以菱、茭白和莲藕栽培较多。栽培水生蔬菜的好处还有如“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清·阮元“吴兴杂诗”），而且水面种菱可为鱼类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肥沃池底泥土，清洁水质。
水田除了发展复种多熟制的种植业以外，可以利用其水体、田塍、农路等来养鱼、养鸭、种植蔬菜、树木等，太湖地区早在明代就有稻田养鱼的记载[30]。至今浙江省绍兴农民有这样的说法：田中的鱼是自动除草工，活动捕虫网，自动中耕器，肥料制造机。就是说，稻田养鱼除了来自养鱼本身的收益之外，兼有除草、除虫、中耕和鱼粪肥田等好处。有人说稻田养鱼在水稻的栽培管理上，如丽田、施肥、施农药等方面存在着稻、鱼之间的矛盾，而且会影响水稻产量。但是据上海市水塘养殖总场的邢湘臣的研究，证明只要对耕作制度和养鱼方式进行改革，是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31]。邢先生说稻田养鱼是一种“生物学农业”，应当加以研究、提高和普及。
又据贵州黔南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昌雄的考证，我国苗族稻田养鱼的历史悠久[32]。“苗族不仅利用水灌田，还用水养鱼。每当收稻谷时，要在田里留几只母鲤鱼，让其繁殖。”水稻栽培历史与稻田养鱼历史有关联。苗族的祖先早在楚国区域内繁衍生息，后来受各种原因而南迁，仍把长江中、下游稻作经验与稻田养鱼技术随着传带至现住地。由以上可推测，太湖流域的稻田养鱼历史是很悠久的。
庭院经济又叫庭园经济，也有的叫庭院农业。提法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家庭院落和园地为基地的种、养、加相结合的家庭小型综合农业经济形式。它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到了明、清时代农家庭院经济趋于成熟。庭院经济与大田生产有机联系，自古便是我国生态农业的集中表现。反映明末清初太湖流域嘉、湖一带的农业经济与技术的《补农书》，给我们展示当时庭院经济的轮廓和生态农业的雏型。张履祥是浙江桐乡人，1611年出生于没落地主的家庭，卒于1674年，享年64岁。明亡之后，1647年起，隐居家乡过着耕读生活。他耕田十余亩，地数亩，虽然是雇工的经营地主，其经营规模并未超过中农许多。因为他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在农事方面下功夫，也留心他乡的农情，所以对当时太湖地区的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33]。
张履祥在《补农书》叙述种果品及桑树事之处说，住房基址空旷的人家，屋前可以种一些榆、槐、桐、梓等树，屋后可以种一些竹、木，两旁开辟园圃以种植蔬菜。种在中庭的树，最好的是梅、枣、香椽、橙桔、茱萸之类。这些主要是取作祭祀鬼神、招待宾客、馈赠亲友等用的。又说，在土地空隙处及水边，凡可植树的地方种上百余株用材林木，在桐乡种的是椿、梓、榆、檀等上等木材。
在谈到园圃的设置和护理的地方说，既要从事大田种植和蚕桑生产，就不能不同时经营点菜园。菜园必须编好篱笆，围成园圃。篱笆间杂一些枳桔、五茄皮、枸杞，这三种植物有刺，可以防御强暴之徒。篱下普遍种上萱花。园种广泛栽培菜、果、瓜、蒲等。丝瓜要种在水边，饭瓜要搭棚上架，苦瓜缘树向上长蔓，茨菇种在沟里，香芋宜于种地墙阴。此外还谈到饲养豚、胡羊、鸡、鸭、鹅以及鱼。
注释：
[1]引自熊代幸雄：《比较农法论一东アツア传统农法と西ヨ1ツパ近代农业一），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69，308～309页。
[2]见注[3]熊代幸雄：《干地农法にぉける东洋的と近代的命题》。
[3]参照西山武一、熊代幸雄译：《校订译注·齐民要术》解说，东京，アジア经济出版会，1969，318页。
[4]严文明：《稻作农业与东方文明》，《中日东方思想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1996年4月25日在四川大学的演讲稿。以上两文引自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参照贝冢茂树：《中国の历史》，东京，岩波书店）
[6]黄辅辰：《营田辑要》第二编，内篇上之下一一成法（二）。
[7]见《中国农史辞典》，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28页“圩田工程”条。
[8]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全三册）卷之五．田制．附注[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见注[8]之《农政全书校注》，上册，346～347、377页。按，引自《常熟水利全书》。
[10]《管子·度地第五十七·杂篇八》。
[11]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341页。
[12]引自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北京，农业出版社，198l。
[13]引自郭文韬著：《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岩波书店，424页。
[14]详见（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增订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策邬氏生业”、“策漤上生业”。
[15]转引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848页。
[16]F．H．King，D．SC．，Madison，wis．，Mrs．F．H．King，Farmers F0n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17]同注[16]，2页。
[18]同注[16]，1、48、193页。
[19]见西岛定生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3—4页。不过西岛教授本人是不承认停滞性理论的。
[20]布瑞著：《中国农业史》（下册），李学勇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798—799页。
[21]见アルバト.ハワト著：《ハヮノトの有机农业）（上、下册），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2．3页。
[22]见注[16]，276页。
[23]Late F．H．King，D．SC．，Soll Management（New York：Orange judd Co．，1dndon：Kegan Paul，7remch，Trubner＆ Co．,Limited，1914．
[24]引自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37页。
[25]李林河：《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几个问题一一访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农业考古》，1982，1期。
[26]同注[11]，388页。
[27]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岩墓清理记》，《文物》1（1958），转引自秦保生：《汉代农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养鱼业》，《农业考古》，1984，1期。
[28]见肖明华：《陂池水田模型与汉魏时期云南的农业》，《农业考古》，1994，1期。
[29]参照林蒲田：《池塘诗话》，《农业考古》，1992，1期。
[30]《太湖地区农业史稿》，423页。
[31]参照刑湘臣：《稻田养鱼小史有其现实意义》，《农业考古》，1984，2期。
[32]杨昌雄：《苗族稻田养鱼考》，《农业考古》1984，2期。
[33]参照《补农书校释》（增订本），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张履祥事略”。
（作者单位：日本大学，原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