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毛泽东热”说起
上个世纪，经八十年代的冷落与反思，在即将跨入九十年代之际，“毛泽东热”又悄然兴起。1990年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报道说：“从1989年8月开始，湘西怀化部分地区出现—股购买领袖画像的热潮，据新华书店对该地区十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4个月里共销售马、列、毛、刘、周、朱、邓、陈的画像8万多张，其中有6万多张是毛主席画像”。其实，这股购买毛泽东画像的热潮，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并被当成一种新的时尚在蔓延与流行：在轿车、巴士和公共汽车、货车里，毛泽东的画像作为悬挂饰物，开始取代了汽车司机们曾热衷的毛绒玩具、倒“福”挂坠、送香瓶等大量出现在车驾驶室的前窗上；同样，有毛泽东画像的ＢＰ机皮套、手表底盘、防风打火机外壳，也相继涌现，风靡一时；连那一度曾被世人作为愚昧与极权产物而鄙夷的毛泽东旧像章，陡然也成了极有价值的个人收藏品；毛泽东像章的重新制作、销售也成了一个新的商贸行当；“文革”时代的各种“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红太阳文选》、《最新最高指示》、袖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与毛泽东像章一样，以不菲的价格出现在外国游客、旅居者出没的场所；“文革票”在集邮者手中一炒再炒，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品；“文革”中的各类油印小报，也一度呈奇货可居之相。
有关毛泽东的电影、戏剧、电视片和纪录片，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与青睐，吸引着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一再观看；有关毛泽东的各类图书铺天盖地，包括他的思想、生平、家史、性格心理、感情世界、生活情趣……应有尽有。权延赤以跟随毛主席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录的形式，撰就30万字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一书，第一版便发行十万册，并且在四、五年间一版再版，畅销不衰。该书把毛泽东请下神坛，使人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痛苦，甚至是一个孤独乃至无助的历史巨人，首次将毛泽东融入夫妻、父子、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场景。这不仅为诸多的“主旋律”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等提供了新的素材、叙事方法、语调与距离，而且成了此后有关毛泽东畅销书写作、出版的参照蓝本或重要参考书。如《红墙内外》[2]、《领袖泪》[3]、《卫士长谈毛泽东》[4]、《我眼中的毛泽东》[5]、《生活中的毛泽东》[6]、《1946—1976毛泽东生活实录》[7]、《毛泽东的儿女们》[8]、《毛泽东逸事》[9]、《毛泽东轶闻录》[10]，《走近毛泽东》[11]等等，均以首版数万、数十万册不等发行。这些书遍布全国各大小城市的书店、书摊，成为一时热门畅销之书。
伴随着毛泽东书籍畅销热潮，60年代的领袖颂歌及“文革”歌曲在电子音乐的伴奏、流行歌手的演唱中再度流行。以《怀念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湖北音像出版社、张咪、杨宗强演唱）为主题，全国各大音像出版社竞相出版了数百种毛泽东颂歌、语录歌的录音盒带和CD唱片，如：《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颂歌献给毛泽东——永恒的怀念》（中国音乐音像出版社）；《大救星》（扬子江音像出版社）；《太阳红》（武汉音像出版社）；《毛泽东颂歌》（海南音像出版公司）；《北斗星》（北京音像出版公司）；《中国歌潮——毛泽东》（广东音像出版社）；《万众齐唱——红太阳》（太平洋音像出版公司）；《毛泽东颂歌大联唱——红太阳》（中国长城音像出版社）；《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语录歌曲》（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等等。这是一次真正的颂歌流行：在经典高音喇叭的有线广播中，在电台、电视台，在形形色色的演唱会、综艺类节目里，在卡拉ＯＫ厅、KTV包房、家庭卡拉ＯＫ的热闹中，在露天的群众舞场和昂贵的高档舞厅，这些颂歌的旋律经久地荡漾回响。
“毛泽东热”还表现在前往毛泽东故居、革命旧址、纪念堂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青年人占绝大多数。以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为例，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国内外到韶山参观的人曾下降到全年才21万人次；但到1989年又开始上升，当年达到65万多人次，此后进一步逐年增长。据介绍，1991年到韶山参观的人每天不下几千人，最多的达1.3万多人[12]。据韶山旅游局初步统计，在毛泽东110周年诞辰那天，来到韶山的国内外游客近3万人，而在此前的一周内，前来韶山的国内外游客达到10万人次[13]。到井冈山、延安等地参观毛主席故居与瞻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也越来越多，除许多大、中、小学都把这些故居、旧址和纪念堂、馆定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经常组织学生前往瞻仰受教育外，自发前往参观旅游的群众也络绎不绝，特别是在每年的9月9日（毛泽东忌日）和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前后到故居、旧址和纪念堂来参观的人则更是人满为患。
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1993年，“毛泽东热”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纪念活动。当年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访华，在能容纳数万人的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出。他那拼贴式的、极为优雅而兼有滑稽剧表演的演出风格，他那首在中国名传遐迩的细腻而煽情的《秋日的私语》，固然引起青年观众极大的热情，但只有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全场才真正进入了狂热的状态。12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毛泽东故乡韶山举行的大型文艺演出，壮观的合唱队演出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颂歌联唱，气势磅礴，雄风犹在。而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2003年，纪念活动再度进入高潮，有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高规格政治性纪念活动，也有毛泽东的亲人故旧出于亲情而进行的情感性缅怀，还有一些商业性的活动介入其中。12月26日晚，一台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北京最显眼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有关这场音乐会的红色海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毛泽东热”除了借助书籍、歌曲、像章和报刊等载体之外，还利用了互联网开展纪念活动，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等110家中文网站联合发起了在网上开展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主题活动，千百万名网友瞻仰了网上毛泽东纪念馆，并纷纷献花和留言。在毛泽东忌日和诞辰日前后，强国论坛、新华论坛、华夏论坛、毛泽东论坛、英国BBC中文网以及各大网站的论坛、聊天室和BBS上，莫不是访客爆满。官方、半官方、学术团体、民间自发、左派或右派等等，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批毛”的网民不少，但“拥毛”的网民更多，双方都在互联网这个阵地张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乏赞美与诟病之语、崇敬与谴责之词，既有歌功颂德的，也有血泪控诉者。论者评者各以其感受与识见，畅所欲言，渐炒渐炽，一浪高过一浪，共同汇成了一股反思毛泽东的“热流”。
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随着毛泽东1976年9月的去世，中国人民无疑是告别了一个旧时代而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以1978年前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毛泽东这位巨人而论，历史真乃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历史又推进了近三十个春秋。在近三十年里，毛泽东却依然还活跃在农家的墙上、工人家的相片镜框里、司机方向盘的上方和一些知识分子的书桌旁。毛泽东似乎并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似乎时刻与他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同在，看着世界历史的起伏波澜，关注着人民的苦难和欢乐、奋斗和探索。
（二）记忆为何抹不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毛泽东热”持续至今，似乎还看不出有丝毫降温的趋势。毛泽东的记忆何以如此深刻而难以抹去？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除了部分人对毛泽东本人和文化大革命并无好恶，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之外，如仅仅出于对被神化了毛泽东生平事迹的了解而阅读毛泽东传记书籍的读者、仅仅对已被否定但又难以理解而被蒙上神秘色彩的“文化大革命”猎奇者、仅仅是因为爱好毛泽东颂歌或文革歌曲的“发烧友”等等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所处时代，那时理想明确、党风清正、平等公正、民风淳朴、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及由此而上升的毛泽东精神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是毛泽东的时代精神推动的社会功业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为人民深切怀念。
言行一致与理想执着，是毛泽东时代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对自己在革命斗争中认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从来不隐瞒”[14]，并执着追求，义无反顾；在实践中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风浪，也不管对手如何地“敌视、污蔑、谩骂和讥笑”[15]，他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旦接受了就没有动摇过”[16]，并以一个忠诚的理想主义者，始终如一地为理想执着地奋斗。尽管他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包含了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但言行一致、执着理想追求则展示了这位历史巨人的高尚人格。毛泽东一生追求、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不息，在朴素的农民心灵与眼中，毛泽东所推动的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虽然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导致过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他言行一致，带领人民为理想奋斗则是没有人怀疑的。然而，反观当前，因为各种原因，尤其是改革开放中，我们的理论更新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我们的理论创新对历史与现实发展的逻辑说明总是前后矛盾，我们宣传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行为似乎也总是不能那么的合拍，我们对干部的要求之严格和社会的现实却距离那么遥远。用农民的话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和应该干什么；反观当前中国社会，信念危机、言行背离、诚信缺失；我们处于没有了明确目标与信仰的时代。“毛泽东热”现象，正是人民对社会信仰危机的深深忧虑。
艰苦奋斗与廉洁奉公，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干部的一面旗帜，也是毛泽东时代给农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毛泽东始终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她的党员干部应以身作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坚持艰苦奋斗与廉洁奉公便是实现理想的表率作用。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7]。他领导的革命从人民群众的基层做起，在广大下层穷苦民众中成长，之所以能使革命由小到大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关键是他领导的广大中国共产党人，人人能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吃苦耐劳，享受在后，始终能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8]，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无私奉献的特色，不奢侈、不腐化，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与人民群众同甘苦；真正发挥了榜样的巨大力量，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也有他的严重错误，干部层的特权也不同程度存在，但瑕不掩瑜，毛泽东无疑地被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视为共产党人坚持艰苦奋斗与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1949年4月27日，也即进北京城的第三天，各部门工作基本就绪，晚上食堂加餐，四菜一汤，毛泽东便颇有感触地批评：“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在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的餐桌上的菜饭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这时有人告诉他，这次改善伙食，是为了庆祝搬迁的胜利。毛泽东听了更加严肃地说：“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这是他把劳苦大众的痛痒、疾苦、愿望，始终如一放在自己的心坎上和真心实意与他们“融为一体”真实写照。新中国建立之后，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虽然其形象与威严不亚于人民心目中古代皇帝，但他那久穿不愿丢弃已有五六十块补丁的衣服，他那改善生活加个红烧肉的淳朴形象，却在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毛泽东的批评言犹在耳，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历历在目。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生活确实比较艰苦，但在许多人特别是农民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共产党人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优良党风的象征。对比现实，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人民的束缚，中国告别了旧时代而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人们在看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明显进步的同时，各种特权滋长蔓延，不少干部胡作非为，贪图生活享受，求洋求新，吃喝玩乐，贪污腐化，一批官员“前腐后继”、纷纷落马。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同时显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沉渣泛起，尤其是干部的腐败普遍蔓延[19]，昔日党员干部那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鲜有所见。对此，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毛泽东时代很困难的局面我们为什么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20]。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21]尤其是我们的干部，“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22]。党风与政风带动民风突变，加上信念危机和言行背离，结果导致社会奢靡之风盛行，社会同情心、责任心弱化或消失；共产党面临从革命奋斗到全面执政的严峻考验。人民渴求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能够好转，毛泽东时代那耀眼的遗产，便自然成为人民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参照，毛泽东时代的上述精神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追求公平公正与共同富裕是毛泽东时代的又一社会特征。无疑，毛泽东曾以“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作为社会目标追求，把共同富裕当作同等、同步富裕，结果，制约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使曾经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重新受到严重束缚，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共同贫穷。然而，毛泽东十分关注下层人民痛痒，关心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与生活处境，注意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平提供，这给广大群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人人平等地享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成果：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地方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提高了人民共同利用水资源和水旱灾害防治效果；在公共教育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就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基础教育体系，即使在“文革”期间，城乡学龄儿童也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县城和公社均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职工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通过合作医疗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打针吃药费用，一般群众还是能支付得起。然而，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仅广大城乡存在巨大的差距（城乡差别与新“三农”问题后面再谈），就是城市下岗失业的广大弱势群体也处境十分艰难：他们下岗后生活无着，子女上不学，生病看不起病，形成生不起病，读不起书现象；同时，各种资源的利用和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先富”、“大富”，不利甚至损害中小业者和贫困人口，形成扶强抑态势；社会强势群体与权利结合，利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财产权益长期虚置模糊的现状，占有社会稀缺资源，与弱势群体争利甚至剥夺弱势群体，导致收入差距快速恶性拉大，致使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进入 6：1的高危区间；而与弱势群体 的生活艰难相反，一些贪的、骗的、黑的等等不走正道的人却花天酒地，吃山珍野味，穿绫罗绸缎，住宾馆别墅，整天嫖赌逍遥。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过去良好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治安、廉洁务实的政府、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平等享有教育、住房、没有嫖娼、没有吸毒、没有黑社会的时光[23]。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高常范先生认为，“毛泽东热”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工人农民对现状的不满，是与经济改革中腐败、混乱和贫富悬殊明显化的过程同步的。[24]这一前一后两厢比较，正好相反，前者“扶弱克强”，后者则“扶强克弱”，都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图谋不到位；而从公平、公正和社会协调发展看，显然后者更不公平与不公正。这又怎能使广大民众心平气顺而不怀念毛泽东那较为公平时代呢！
联系群众与接受民众监督也是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的重要特征。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宗旨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是利用人民所给予的权力谋求任何私利；他视广大人民群众为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25]他又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26]。他认为，任何腐败行为所损害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腐败的威力也就深厚地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也最有能力和智慧战胜腐败；离开民众监督，就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只有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及时知晓人民的痛痒需求，才不至走向背离人民群众的反面；只有接受民众监督，让群众出来实行监督，才能真正抵制执政党的贪污腐败，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与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而政府真能坚持艰苦奋斗，做到廉洁奉公，就不怕民众监督，就能主动接受民众监督。政府与党的干部能否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关键又于能否依靠“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一“真正的铜墙铁壁”，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与真心实意地接受民众监督。因此，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上，便进一步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作为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反复倡导密切联系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认为密切联系群众，主动自觉接受民众监督，是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做到为政清廉、廉洁奉公、抵制腐败的制度保证。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依靠群众，强化监督，把走群众路线看成是保持党廉洁奉公与抵制腐败堕落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政治优势；毛泽东时代的党和政府才得以能够克服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毛泽东虽然后来也曾犯过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但那以往神化了的领袖还是瑕不掩瑜，毛泽东无疑地被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视为共产党人坚持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光辉典范，并在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再看现实，由于我们在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上的不恰当，往往把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监督，与“文革”当年不要政府的“大民主”相提并论，导致基层政府依靠群众少了，主观决策多了；接受群众监督少了，干部暗箱操作多了，关心联系群众少了，躲避害怕群众多。毛泽东的批评言犹在耳，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还历历在目；“毛泽东热”现象，正是人民期望党的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的优良作风的全面回归。
人们可以这样说，在言行一致，执着理想；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公正公平，和谐发展；密切联系群众，接受民众监督这四个方面，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无疑树起了时代的丰碑，不管它是不是十分准确，也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或承认，但这是他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的闪烁而耀眼的宝贵遗产，也是广大人民用以检测与评判毛泽东后的共产党和政府的标尺。改革开放后，党风、政风和民风的变异，尤其是干部腐败的普遍蔓延，便是人民特别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掀起“毛泽东热”的基础。
（三）现代“三农”的困境
从某个方面说，“毛泽东热”的兴起与否也是检验改革目标与人民群众所希望的是否一致的晴雨表。犹如人的机体有了炎症会引起机体免疫系统反应而发烧一样，“毛泽东热”现象“高烧不退”正是目前中国社会机体患有“炎症”的集中反应。所以，整体上看，“毛泽东热”折射的是中国人民呼唤社会公平、公正的强烈愿望，带来的是呼唤一个廉洁政府与公正社会的重要信息；从广大的农民群体来看，农民作为“毛泽东热”的基本群体，其所反映目前我国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则主要体现在“三农”问题上，是严重的“三农”的困境使“毛泽东热”在“热”中继续升“温”。
关于农民的艰难处境和中国“三农”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李昌平概括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为大家所熟悉。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农民大国，目前我国农民还占人口总数的70%。农民问题自古以来都是社会精英们施政问学的焦点，但“重农农民贱”。中国农村历经七八十年来的土地制度与社会变革，农民实际演变成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产权不明的无产者；多年来，基层干部利用调整产业结构和招商引资、盲目开发，大搞“政绩工程”甚至以权营私，形成新一轮对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剥夺和我国有史规模最大的“圈地之风”，弱势农民进一步遭到剥夺，不同程度上导致有限资源的破坏性利用，造成农业生态严重恶化，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人均耕地面积锐减，农民失地失业，面临严重生存危机。农业虽自古以来就是弱质产业，“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效益差，但农业乃“衣食之源”，是必不可少的特殊产业。在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如对农业生产给予财政补贴，对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对主要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等等；而在我国，时至今日，农业长期以来就是不断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不仅税收不公，扶强抑弱，而且公共设施普遍让农民摊派集资，使得农民生活困苦，负担畸重，导致今日农民增收形成“黔驴技穷”之态；农民增收难“难以上青天”，农民正当权益遭侵害，城乡贫富差距拉大。有人形容中国说“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农村的交通、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供给远远落后于城市。如今在我国中西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生活窘迫，“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过了一个春节”[27]的农民家庭还有不少。有统计数据表明，农民种田亏本，负担沉重，农民进城务工遭受层层盘剥甚至长期拿不到工钱，导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高达6∶1[28]；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省级以上财政专款仅占0.11%；70%的农村人口只仅仅消费5%医药商品，而30%的城市人口消费95%的医药商品；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用于农村只有56亿元，仅占1.1%；[29]“天地之间有杠称，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我们听听来自民众的声音：当我得知曾经让“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血吸虫病在我国许多地区又重新大面积复兴蔓延的时候，当我看见大量的农家孩子因为家贫远离学校走进车间谋生、走上街头乞讨的时候，当我看到无数的打工仔打工妹因为长期超强度疲劳被机器绞断了手指手臂，却得不到赔偿，辛苦劳累一年，却只能拿到很少的工钱，甚至有大量的“打工仔”多年来根本就拿不到工钱的时候[30]，当我看到打工仔打工妹遭受各种非人待遇、或因夜晚被锁在工厂、车间而活烧死的报道时……我们忍不住怀念毛泽东时代！
物质的贫乏，生活的贫困是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精神生活上的无助、无奈和无望。基层官员们弱肉强食，权力寻租，大面积腐败；地方官僚及乡村干部的“贪赃枉法”、“粗暴行政”、“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在农村，一点点据理力争和正当的抗争常常都成了“找死”，指为“不想活了”！乡村干部把“坚决打击越级上访”标语刷在墙上，甚至弄来公安武警抓捕上访人员。有些地方干群关系不再是“鱼水关系”而变成了“油水关系”，干部只会“催粮催款催性命”，群众只能“防水防火防干部”了。那些因孩子上不起学而备受煎熬的农民，因亲人生病无钱救治而伤心欲绝的农民，因负担过重而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被迫自杀的农民，因房屋被拆迁而生活无着的农民，因土地被圈占而上告无门的农民，因上访而被抓、被关、被打以至家破人亡的农民……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尽是屈辱、冤枉、没有尊严、被人歧视、令人宰割、没有安全、没有将来。农民是真诚而朴素的，人民公社时期的贫穷虽然还历历在目，但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不被歧视，基本享有社区主人的地位，农民说“那个时候（指毛泽东时代），日子过的比较踏实，比较有保障。”[31]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怀念毛泽东时代。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农民的这种情怀，许多西方学者在探讨“毛泽东热”现象的文章中，就表达了他们对农民“毛泽东热”的困惑：为什么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给中国人带来了那么多苦难，却仍然有那么多中国人疯狂地迷恋和崇拜毛泽东呢？[32]国内的知识分子也困惑：多年来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描述，尤其在农村，似乎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农民一年到头拼死拼活连饭都吃不饱，应该知道并亲历那个时代的苦难，农民为什么还那么怀念毛泽东？他们可以理解知识分子以“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和“反思文学”而掀起的“讨毛热”；也可以理解如今下岗失业的工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而形成的“毛泽东热”，因为那时工人是作为领导阶级而立于“九天之上”的地位。但他们却很难理解在毛泽东时代处于“九天之下”[33]、被束缚在集体化“归大堆”的土地上达30年、而现在物质生活普遍比人民公社时期要好的农民，为什么还那么怀念毛泽东时代？是不是农民留恋并希望回到“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时代？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集体化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泛滥的结果，把农民视为意识落后和动不动就造反的暴民群体，农民的“毛泽东热”便自然被视为是农民平均主义的重新抬头，是暴民造反意识的现实反映，于是，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农民是不是暴民、刁民和乱民等问题就提出来了，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对庞大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弄清谁是农民的主体。
注释：
[1] 中外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2] 权延赤著，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3] 权延赤著，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4] 权延赤著，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5] 郭思敏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6] 海鲁德等编著，华龄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7] 郑谊、贾梅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8] 华英著，中外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9] 张玉凤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10]树荣等编，法律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11] 蒋建农、曹志为著，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
[12] 王继忠著：《杞忧录》第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13]《群众自发掀起“毛泽东热”探因》新华社2003.12.25讯。
[1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4.24）《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版 第105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16]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出版社，199年。
[17]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1日），《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18]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3）《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20页。
[19] 陈海滨：《要审计风暴，还是要审计长明灯？》（见“华南早报网论坛”2004年7月1日）：据国家审计署对中央部委和地方县市（只占全国总量很小的一部分）的违纪抽审，竟有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的违规面”，体现了目前干部腐败的“现象普遍”。
[2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9页。
[21] 邓小平：《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65页。
[22] 邓小平：《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64页。
[23] 署名为“老红军之子”的网民在虹桥论坛（2003-09-09）上留言说“我怀念毛主席那个时代人格平等，人权得到尊重，没有社会的腐败、没有黑社会、没有执法人员胡作非为、官官相护、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没有干部公款吃喝嫖赌、没有社会风气糜烂、民心涣散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卖淫嫖娼、没有贩毒吸毒、没有血吸虫病、没有有病无钱看不起病的后顾之忧、没有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的贫穷孩子上不起学的困境、没有以权伤害生命侵犯人身权利等丑恶现象”。这反映了部分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现实内容。
[24]崔梅：《中国民间再掀“毛泽东热”》中国郴州新闻网（2003-12-12）来源：多维社。海外网络媒体纷纷报导“毛泽东热”分析人士指出，权力腐蚀的“市场经济”迅速加剧了自毛泽东时代早已存在的社会不公（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只不过使特权体系浮上台面），进而导致社会心态的不平衡和道德的沦丧。
[25]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1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 第809页。
[26]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 第139页。
[27]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28] 中新社北京2002年10月21日电，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
[29] 农业部：《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研究》研究报告，2002年9月
[30] 2003年10月底，重庆农妇熊德明请温家宝总理为自己丈夫讨薪，一句话换来了一场“民工工资清欠风暴”。然而，次年1月3日，湖北农民工胡卫国又为讨薪在北京坠楼死亡，他妻子记录下的“讨薪日记”令人辛酸，日记在媒体发表后再次引起各界对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极大关注。2003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提出3年内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2004年1月7日，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8部门，公布了“14条意见”，从清理政府投资工程入手，将对解决拖欠工程款不力的地区采取限制措施；8部门还将联合为农民工讨工钱，并建立起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据统计，截至1月17日，已偿付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215亿元，清欠率达68%，其中，2003年发生的欠款已兑付89%。此次“清欠风暴”不仅成果喜人，标志着我国开始从制度设计上、从源头上着手解决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问题。
[31]木人巷（网名）：《毛泽东热为什么仍在中国持续？ 》.资料来源：考研论坛
[32]崔梅：《中国民间再掀“毛泽东热”》中国郴州新闻网（2003.12.12）来源：多维社
[33]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9.16-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