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是范围相当广大的地区。它南倚秦岭，北抵阴山，西至乌鞘岭，东抵太行山，有今山西全省和陕甘两省的大部，兼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甚至还涉及青海省东部和河南省西北部一隅之地。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乃是其北仅至于横山之北陕蒙两省区交界之处，不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当然也就不能至于阴山山脉之下。我曾徜徉于鄂尔多斯高原之上，也曾徘徊于河套平原的黄河岸边。鄂尔多斯高原南与陕北高原以长城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若无长城相隔，殆不易物色其间差异之处。河套平原位于阴山之下，秋高气爽，行经其地，仿佛仍置身子关中平原，未感到有若何悬殊之处，故论述黄土高原的范围，宁取前说，不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置之度外。
我生长于黄土高原的边沿，是生来和黄土高原有缘的。因为有缘，却也到过黄土高原的一些地方，像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之下，甚至还越过了阴山。近二十多年来不仅走到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的南北两侧，还可以勉强地说走遍了黄土高原。由于是考察，也就随时以其一得之愚，形之于笔墨，撰写了一些有关的文稿，今裒集成篇，名之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编事告竣，因略叙其间曲折，就正方家。
一、从事黄土高原研究的缘法
在从事考察工作以前，我也曾走过黄土高原的一些地方，沿途风物虽也到处触及，皆以行色匆匆，只如过眼烟云，未能多事斟酌。1972年，我衔有关方面之命，探索历史军事地理。这项探索因需翻检文献记载，而疆场战地，以及驻军营寨，取水井泉，运粮道途，就不能不亲临其地，寻访遗迹。而这些遗迹所在，往往不与现在的通行大道相符合，有的已杳无人烟，不为世人所知，山陬水滨，必须曲折辗转，才能略得仿佛。正是因为遍历各处，对于黄土高原的面貌，稍有较全面的认识。黄土高原范围广大，为全国所少有。高原上也有平旷原野之处，关中平原和河套平原皆以平原相称，就是明显的例证。以实际情况相较量，无论关中平原或者河套平原以及其他平旷之处，皆属一隅之地，难以概括全面。黃土高原上的具体景况应该说是沟壑遍地，而陇东、陕北、晋西北、晋东南，尤为特甚，沟壑纵横之处，不仅无可耕的土壤，也难得足以牧放牛羊的草原，其甚者则是了无人居。只要亲临其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的。此情此景，能不令人惊心动魄？
征之文献记载，则大相径庭。不必追溯过远，就以两周秦汉而论，其间差别也是很显然的。周人起于周原，周宣王伐戎于大原。周原近在关中西部，大原稍远，位于陇东泾水之北。当时的原都包括现在几个县的地方，可是现在的周原，仅保留其名称于岐山、扶风两县间三数村落之间；大原之名且已久为人所遗忘，其故地所在，竟劳学人一再考核。如果周原只有现在几个村落的大小，周人如何能藉以兴国，并建立历年八百的王朝？大原如早巳成遍地沟壑，周宣王和戎人如何能在其地进行兵争？现在的陕北、陇东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于东汉之时，设有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南）、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三郡。三郡之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如果当时这些地方已经是纵横的沟壑，怎么能够说是“沃野千里”，又怎能够获至“谷稼殷积”呢？
那时人所说的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应该是确实无讹的。追溯到远古的历史，黄土高原上人们所需要的粮食，是无假外求的。周人起自黄土高原，所建立的王朝就是以黄土高原为基础，有关文献记载，除过严重灾荒的年代，还未见到多事道及粮食的不足。后来到了秦汉时期，关中作为全国都城所在地，迁来许多人口，而且开疆拓土，增加了军糈，这才由关东漕运粮食，弥补不足。后来都城东迁，漕运也就相应停止，甚至还有由关中运出粮食、接济设在中原的都城的事情。可是岁月不断流失，景况随之有所变化，到了现在，关中粮食缺乏，还须仰给于外地，所需粮食石数，早已超过往昔，所差不在升斗之间。好在交通已大为便利，无待于水上的漕运。1972年，陕北榆林及其附近地区遭遇灾荒，中央几路运粮接济，其中一路经过柳林、吴堡。我在宋家川黄河桥上停立许久，亲眼看到每隔几分钟即有一辆运粮车通过，所运输的粮食应该是很不少的，可是还不够用。这也显示当地人口的增多。灾荒之年如此，就是非灾荒之年，当地的粮食也还是欠缺的。粮食显得缺乏，当地的农民却是非常勤劳的。也是在1972年，我到绥德的九里山。承乡政府的盛意，派了引路的人员，登上山头，我看到对面的沟边岸旁，有两排新修成的梯田，每排22层，梯田面积都不很宽阔，费力都不在少数。我问引路的人员，是哪一个村庄修成这样好的梯田？引路人说，就是他的村庄。这个村庄全劳力半劳力都算上，只有76个人，用了一个冬天，就修成这44层梯田。听到这样的述说，使我十分感动，感动得都流下泪来。就是这样的勤劳，每年所收获的还是不够食用。这能说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样严重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且必须得到解决。为了想方设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更多更细致地了解具体情况。这就使我继续在黄土高原奔波跋涉。原来在黄土高原辗转探索，是为了军事地理的研究。如何探索？除过有关文献记载可资参考外，还有军事工作人员偕行赞助，易于为力。超过军事地理的范围，涉及到整个黄土高原自然的变迁，仅有的和军事地理的知识是不够的。我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只能从这一方面着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之间有一番历时较久的论争，使我能够获得若干助力，克服一些困难。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数千年来凝聚无数学者的心血，使这门学科得以继续发展下去，以迄于今日。在这悠久的岁月中，这门学科都是隶属于历史学，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其研究所及，用现在的话来说，大都偏重于人文地理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此进行检查和论证，指出这门学科固然列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实际上应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地理学重在现代地理，历史时期演变的研究则应由历史地理来承担。也就是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不应只限于人文地理部分，而应伸入自然地理部分，甚而自然地理部分超过人文地理部分。这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在相当悠长的时期，学者间共同讨论的结果。也有人在强调旧绩，实际上不应如此作茧自缚，有所局限。在这次悠长的讨论中，我也曾参与末议。幸而有这场讨论，使我能够逸出历史地理学旧门槛，得以略知天地之大，不复再跼躋于一隅之间，也是难得的机遇。
黄土高原之所以演变成为沟壑纵横、残破不堪的局面，有其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原因，而且是在自然原因的前提下，人为原因才能起到相当作用。自然原因是黄土组织疏松，易于受到侵蚀，水力风力才能显出其破坏的作用。黄土高原的残破是由于侵蚀，有侵蚀才能形成沟壑。沟壑纵横，才标志着黄土高原的残破。研究黄土高原的残破，就应由侵蚀着手。这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还牵扯不上关系。如果未曾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次悠长的论争，我还应跼蹐于历史地理学旧的门槛之内，难得具知其间的关系，就是有幸在黄土高原往来徘徊，见到到处沟壑纵横的现象，也只能慷慨悲歌，感叹一番，藉以稍了若干心愿。
从事历史地理学的钻研，文献记载实为重要的依据，前哲时彦，莫不循此通途，有所建树，考察黄土高原也应有赖于此。黄土高原广大，历来多有兵争，时过境迁，战地多已废圮于荒烟蔓草之中，只能于文献记载中探求其遗迹的所在。就是自然风物的演变，亦只能于文献记载中获得有关的佐证。可是文献记载难免有讹误之处，间或有所差错。因为执笔记载者未必皆能亲履其地、具体核实，殊不易得其真相。我最初在黄土高原从事考察工作，是出于军事地理的研究。研究军事地理，首先就须探求当年战地的所在。征诸文献记载，自是有理有据，得心应手。可是由于文献记载的讹误，也确实多费过精力，辗转探索，仔细推求，始能得其确地。这样一些经历，我曾在拙著《河山集二集》的序文略作陈述，也举了一些例证，而北宋与西夏永乐城之战的永乐城所在地应该说最为典型。不嫌烦琐，再在这里略事陈述。永乐之战为北宋西夏之间最大的战争，宋军败绩，自主帅以下40万人几乎全部覆没。有关记载相当繁多。永乐城所在皆以陕西米脂县永乐村当之，言者凿凿，殆无可非议，可是亲临其地考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奇。永乐村今仍俱在，位于小沟沟口，村中只有三户人家，别无其他余地。如此小村，如何能容得数十万人马以之作为战场？文献记载以讹传讹，竟至于此。如永乐城者尚复非少，不能不令人时时警惕。以前有的学人曾经说过，耳闻不如目验，揆请实际，正是如此。
虽然有这样一些情况，但总不能因噎废食，就轻易将所有的文献记载都诿弃而不加以运用。根据多年来在黄土高原上奔波考察，我认为只有以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获得确实的论证。正是由于实地考察，确实论证以永乐村为宋夏永乐城之战的永乐城为诬罔，也由以文献记载和实际地形相参证，核实了永乐城乃在现在米脂县的马湖峪。不见于文献记载，就未敢以意为之。黄土高原，特别是陕北陇东和鄂尔多斯高原，雨水不多，土地干燥，古城遗址不时显现荒烟蔓草之中，以未见诸文献记载，又不曾经过考古发掘，虽亲莅其地，仔细琢磨，终不敢妄为定名，自欺欺人。
城池遗址的考核固应如此，就是自然演变痕迹的计量，也不宜以之作为例外，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成为特殊的景观。纵横的沟壑实肇始于侵蚀，侵蚀遍于各处，就是关中平原和河套平原也不能偶为幸免。如何计算侵蚀，就不应不假藉人为的设施和具体的年代，这样也就离不开文献记载。我曾经计算出黄河中壶口瀑布向上伸延的进度。这一计算深得陈桥驿教授的一再称道。如果不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具体举出孟门山的所在，而其时壶口就在孟门山下，我如何能够计算出来瀑布向上伸延的进度？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两岸多陡峻崇山和高起原野，黄河流经其间，显然受到制约。就在这样情况之下，河床也会有所升降，计算这样升降的幅度，同样须有人为的设置和具体的年代。潼关城的迁徙就可作为证据。潼关为继函谷关兴起的雄关，汉魏之际始见于文献记载。其最初建置并非就在现在黄河岸边的老潼关城，而是远在其南的南原之上。这是由于黄河紧濒南原之下东流，原下河畔甚至没有人行小道，何能再建关城？可是关城还是由原上移到河边，迁移的年代在唐代武则天的天授二年，亦即公元691年。迁徙的原因不仅是河滨有了人行小道，而且由小道变成通行的大路。小道不知始于何时，成为大路亦不知确在何年，天授二年实际上就是一个确切无误的年代。这里河道显然是由河水下切，而使河床下降，岸边才能露出空地，不仅有了通行大道，大道上还能建置关城。计算黄河在这里下切的进度，天授二年就可以作为计算的起点。
这样的计算方法，使我体会到也可用之于原的侵蚀。原的侵蚀显现于原的破碎，也显现于沟头的伸延。沟头伸延更促成原面的破碎。计算出沟头向上伸延的进度，就可了解到原面破碎的幅度。从事这样的计算，也须先由文献记载着手，在沟口或沟口较上的沟畔得出可资凭藉的据点。其所以可作为凭藉，是能稽考出确实存在的年代。这样的计算显示出黄土高原沟壑向上伸延的速度并非都是一样的。南北两方情况不尽相同，其被侵蚀程度的强弱也就难得都是一样的。黄土高原这样繁多的沟壑，其形成的时期相应也有早晚的区别。个别大沟的渊源甚至可以和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同时存在。这显示自有黄土高原之时就有侵蚀的作用。不过，绝大部分的沟壑其形成的时期却都在近五六百年之间，这样的情形，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欲求治理黄土高原，这一点是不应忽略的。
这些具体的情况和积累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探索并进而研究黃土高原，应该采用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仅仅依据文献记载，前人诬罔之处就难得一一匡正。只求实际考察，而不以之与文献记载相参证，就难尽得其实况，如果进而任意攀比，曲为解说，其为诬罔，更有甚焉。这样一点经验，不仅用之于探索考察黄土高原，也将用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研究课题。
二、《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轮廓
这本以《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为名的著作中，收集了文稿二十余篇。这是近二十多年在黄土高原上辗转奔波从事考察探索的一得之愚。现在年已垂老，步履虽尚矫健，不至于过分癃癃，不过像过去那样长途跋涉，到处奔波，大致已是力不从心，不易再图此举。因稍事归纳，略作总结，汇报国人，就正方家。
这二十几篇文稿，是近二十余年陆续撰写而成的，其初只是略陈其一得之愚，并未以之作为整体著述，因而难得章节俱备、条理分明。好在当年执笔撰写之时，也还有一些设想。前面已经说过，在黄土高原上不断徘徊往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就是到处沟壑纵横，残破不堪。这对于国计民生大有影响，增加各项建设的困难，长此下去，继续演变，恐将难于收拾。其时不自量力，颇思探讨治理之方，亦欲略陈鄙见，聊作芹献，故这二十几篇文稿还是相互关联的。今稍事区分，列为九编，以黄河侵蚀编开端，接着是河流流量编、原隰沟壑编、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地区分界编、直道遗迹编、区域地理编和治理管见编。
这九编之中，生态环境作为一编。这一编只概括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兼及泾渭两水和汉唐长安城的生态环境。如果说得广泛些，则其余各编绝大部分都是在探索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是由侵蚀的过程说明生态环境的演变。在黄土高原上侵蚀是相当普遍的，只要地势稍微显出一点倾斜性，就能起到侵蚀的作用。黄河流贯黄土高原，黄河经过的地方皆应是其地的最为低下的地方，黄河就已经显示出相应的侵蚀作用。由于黄河位置的低下，成为由侵蚀所引起的泥沙汇归的所在。所以论黄土高原的侵蚀就得由黄河说起。
侵蚀作用不断发生，促成黄土高原地形的演变。高原虽然还是高原，可是高原之上的地面却因侵蚀而时时在演变之中。这只是自然的演变。自然的演变有一定的幅度，是可以推测出来，甚至可以计算出来的。再加上人为的作用，演变的幅度就会相应扩大，不易作具体的掌握。所以推究黄土高原的变迁，自然原因之外，就不能置人为作用于不顾。人为作用改变了自然规律，就不易对自然演变作出适当的控制。黄土高原本来是一片草原，草原之上又富于森林，森林草原都可以控制侵蚀，使之受到一定的区限。草原缩小了，森林被破坏了，侵蚀就仿佛放缰的野马，再说控制，显然是不容易的。虽说不容易，却必须了解清楚，这才能说到治理，不然，放言高论，难于说到什么裨益。
这二十几篇文章的论述，主要是说明黄土高原残破的景况和肇致残破的原因，最后落脚点是如何治理。在《治理管见编》中，仅列出《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等三篇论著。由于这二十几篇文章并非同时一气呵成的，有一些篇目随文都多少涉及到如何治理的问题。又由于各篇文章写作的目的不尽相同，所涉及的治理意见也就不尽相同。但这只是具体的措施。所论述的问题各有其重点的所在，具体治理的措施也就难得都能归于一致。不过，总的设想则是以治理黄土高原和治理黄河相互联系在一起。黄土高原应该治理，就是治理黄河，也应该先从治理黄土高原着手。因为黄土高原被侵蚀的泥土和泥土所含杂的沙粒，随水流下，汇集到黄河之中。黄河流到下游，水流迂缓，泥沙随处沉积，抬高河床，就容易引起泛滥。黄土高原不治，还不至立即引起巨大的灾害，若肇致黄河泛滥，灾害就难以幸免。故治理黄土高原也就是治理黄河，两者是不可分开的。黄土高原治理好了，黄河也就不至于多所泛滥。1996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为了纪念人民治理黄河50周年，特辟专版，邀请有关人员撰写文章，我也在被邀之列。我因以《防止河患应着眼治本》为题，陈述愚见。文中指出：“河患频生，历来多在下游。重视下游，自是当务之急。下游虽多河患，肇因却在中上游。仅重下游，只能治标，不能说是治本。如果舍本治标，河患将永无止息。”黄河中上游流经黄土高原，因而治理黄土高原，也就是治理黄河。黄土高原不治，年年秋汛之时，举国上下都为之寝食不安，将永无止时。
黄土高原为农牧可以兼营的地区，我国历来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国家，经营农业自须多开垦田亩。在黄土高原上多开垦田亩，必然会导致牧业所依据的草原相应有所蹙缩，其间差距若是过于悬殊，就难于保持黄土高原的生态平衡。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中叶，司马迁在所撰著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规划出一条黄土高原的农牧分界线。司马迁区分当时全国的经济地区为四个部分，为山东、山西、江南和碣石龙门以北。司马迁认为碣石龙门以北多马、牛、羊、旆裘、筋角。这分明是畜牧地区擅长的物产，也就是说在碣石龙门以北为畜牧地区，和山东、山西、江南的农耕地区不同。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龙门则在今山西河津市和陕西韩城市的黄河两岸。由碣石向西引出一条线，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之北，再横过吕梁山的南端，而至于黄河两岸的龙门山下，这就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这条线斜越现在的山西省。司马迁所区分的山西、山东两个经济地区，是以位于现在的河南三门峡市和灵宝市之间的崤山为分界地，和现在的山西省无关。
生态环境是现在使用的名词，司马迁当时是没有这样的称谓的。不过司马迁所规划这条界线，却是完全和生态环境相符合的。在悠长的历史过程中，这条界线也曾经过人为的推移，都肇致不同的后果，应该说可以作为黄土高原演变中一条具有规律性的界线，是不宜稍加漠视的。
为了研究这条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我也曾撰写了一些有关的论文，可都是就全国范围立论的，不宜以之列入黄土高原的历史地理之中。在我所提出的九编目录中，虽然列出了《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名称，只包括两篇文章，其一为《论两周时期农牧地区及其分界线》，再一为《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前一篇是就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再向前推论，后一篇实际上是确定了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经过人为的推移，又复返于故处，却没有作深入的论述。隋唐以后就更付之阙如了。为了弥补不足，我只好另外撰写一篇《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和影响》，以说明其间的曲折。这是最近才撰写的文章，由于篇幅较多，未能一并附入，将编入拙著《杏园集》中。
这里我还应该提到以直道遗迹为编名的几篇文章。黄土高原范围广大，纵横往来的道路相当繁多，为什么在这时涉及到直道？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对付匈奴的侵略而开辟的具有军事意义的道路，即由甘泉宫循子午岭北向直达九原的道路。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县，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北大体端直相向。甘泉宫为秦时的离宫，和都城咸阳相距并非过远，故直道由甘泉宫筑起。其实由咸阳到九原是有道路的，战国时赵武灵王由九原南到咸阳，就走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通过上郡，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南。由上郡到咸阳，早就有了道路，后来秦昭襄王到上郡去，也是由那条道路前去的。为什么秦始皇放弃那条道路另辟新道？当然是从军事方面着眼的。因为那条旧道经过若干原和河谷，就军事行动来说，是有其不便之处的。可能还有若干沟壑，都会妨碍军事行动。路筑在山上，就可以免除这许多困难。就现在子午岭上的遗迹看来，山峰虽有起伏，道路却平坦无阻。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应是对生态环境的巧妙运用，是有其道理的。有的人以为直道虽起于甘泉，中间却由山上下来，再经过上郡北行。由山上下来的地方据说就在现在的富县。甘泉宫所在的现在淳化县，距富县并非过远。这条道路还要经过上郡，为什么还要开凿这一段并非很长的山路？不能不令人感到奇异。这条道路不经过上郡的道理，拙著一再阐述明白，用不着再在这里琐琐累赘。
肇致这样歧异的说法，关键就是直道是否就在现在富县下了子午岭？由甘泉宫的遗址向北在子午岭上探索直道的遗迹，在近二十多年，我和几位同好者应该是第一批。我们也只走到富县西北就中途下山归来。为什么未能继续前行？因为以前的子午岭上到处都开垦为农田，旧道都已被毁，不仅车辆无法再行，就是徒步前往，也一样感到困难。既然未能继续前往考察，为什么能得出直道是循着子午岭北行，直至今定边县才下到平地？这是就文献记载考证出来的。可能这样的考证未为后来论述直道的人所了解，甚或没有看到这样的考证，就以为直道在子午岭上只筑至今富县附近，再未向北伸延，由此改道山下。山下如何能达到九原？那就只好仍旧回到以前的老路上，绕道上郡北行。
我的这番考证，后来得到李仲立同志的证明。李仲立同志在子午岭北段实地探索，证明我的考证并非虚语。李仲立同志撰写有《甘肃庆阳地区秦直道考察报告》，揭载于《甘肃社会科学》。据其所记，直道由南向北，经过合水县到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方面延伸，纵贯华池县境，经过老爷岭、墩儿山，至陕甘两省交叉处，直过营崾崄。营崾崄是直道与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长城内侧向西北方面延伸，至白硷离开长城，入定边县马崾岭（在铁角城以东的分水岭上），重合之处长约20公里，在华池境内长约110公里。青龙山海拔1633米，老爷岭海拔1672米，两地相距约40公里，这段直道向北是慢上坡。墩儿山海拔1400米，故从老爷岭到墩儿山是慢下坡。山势起伏大，道路崎岖，路面是凹形，宽4．8米。因梁峁多为蒿草，人烟稀少，古道基本保持完好。这里的长城沿山峁筑成半圓形，直道沿长城内侧也成弧形。
李仲立同志的实地考察，至少有三点应予以重视。其一，子午岭北段直道的遗迹宛然俱在；其二，直道在子午岭上与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相交错，是时秦虽已另筑长城，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仍有局部防范的作用，直道于相互交错处，筑于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内，足证其确为直道，而非其他任何的道路；其三，我在子午岭南段，曾丈量过直道的宽度，为4．5米，子午岭北段直道的宽度，据仲立同志的丈量为4．8米，差距只有0．3米，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一条道路的宽度基本相同，怎么能说它不是直道的一段？
这里还应该再作些补充说明。前面说过，有些人认为直道由现在富县附近下得子午岭来，经过上郡再到九原。秦始皇对于直道的兴筑，诚然重视，及其巡游归来，还拟取道直道南下，不意中途崩逝，其灵柩仍按原计划遵循直道，并未路过上郡治所。这是见于史籍的记载的，斑斑可考。这里也可提出三点，作为证据。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最后归来的道路，只说“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抵咸阳”，并未涉及上郡。第二，当时主持北方军务的蒙恬，驻节在阳周。阳周为上郡属县，位于上郡治所西南，为由上郡至咸阳的道路必经之地。李斯、赵高等怂恿二世斩蒙恬，只是使使者传命，《史记·李斯传》还特著有“使者还报”之笔。若当时始皇灵柩道经上郡治所，且经过阳周，则诛杀蒙恬事，何待于使者的还报。第三，《蒙恬传》载蒙恬行将就刑之前，曾经说过：“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蒙恬掌握重兵，在其未死之前，二世及李斯扶着始皇的灵柩，虽有意诛杀蒙恬，也是不敢轻易取道于上郡的。这三点说的相当中肯，为及门吴宏岐君所道及的，今一并补掇于世，使此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