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期历年800余载。周室东迁，接着又是春秋和战国。周人初兴，以经营农业获得建立政权的基础，出自周人的诸侯封国皆据有宜农的土地，显示出农耕地区的广大。周人的西方和北方又环居着若干族类。这些族类大半皆从事畜牧生涯，所属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为畜牧业地区，和农耕地区迥然各异。农耕地区和畜牧业地区之间应该是有一条分界线的。这样分界线的形成固然有其自然条件的基础，也由于从事农耕生涯的族类和从事畜牧生涯的族类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有所推移和变化。在这800余载当中，这样的推移和变化是因时而有不同的。因钩稽史籍，参证野外考察所得，缕陈其间原委，以求正于当世方家。
一、西周时期农牧业地区分界线的轮廓
论西周时期的农牧业地区分界线，当先探索周人先世的活动范围和周初有关的诸侯封国。周人以农业立国，其势力所及和封国所在，皆当在农耕地区。有些地方或本非农耕地区，经过周人的经营，也逐渐成为农耕地区。
《史记·周本纪》述周人的先世从后稷开始。后稷以好种麻菽，播时百谷，获封于邰。邰在今陕西武功县，正在渭河的下游。其后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所谓戎狄之间当是畜牧地区。不窋所奔的地方据说在唐代庆州东南三里，其地于唐时尚有不窋故城[1]。唐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则今庆阳县于其时正是游牧地区。由不窋传到公刘。据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公刘所居之地在豳，为现在陕西彬县。公刘居于现在的彬县，是由现在旬邑县迁去的。当地还有遗址可寻[2]。《诗·公刘》篇描述公刘在豳经营农业的过程，历历如绘。显示出今彬县旬邑诸处原来皆是一片草原，赖公刘的开垦始能广为种植。据《史记》所述，这里也本是戎狄之间，应是游牧地区。经公刘的利用改造，始由畜牧地区转成为农业地区。可是这样的农耕地区并未维持许久，到古公时又复为游牧地区。
《史记·周本纪》述文王的创业，曾经伐过密须。密须也就是密国，其故地在汉安定郡阴密县[3]，也就是在今甘肃灵台县。其地位于周原的西北，豳地之西。周共王时尚有密康公，与共王共游于泾上，当是文王伐取之后以之作为诸侯封国。近年，灵台白草坡发掘出潶伯及[阝＋爰]伯的墓葬，当和密国有关。墓中随葬的诸青铜器中皆有*[（上白下厶）+殳][4]。*[（上白下厶）+殳]即簋。簋与簠皆为祭祀时用以盛黍、稷、稻、粱的器物[5]。当时人最重祭祀，簠簋中所盛的黍、稷、稻、粱应为当地的出产，不能假借于他处。密在周原的西北，其地是否产有稻、粱，不可备知，至少产有黍、稷是应该肯定的。既有黍、稷的种植和生产，而其地又和周原相邻近，则应属于农耕地区。
周人起于周原。周原附近渭河南北多为诸侯封国和贵族采邑，自然皆是农耕地区。这里西倚陇山。陇山以西又当如何呢？据《史记·秦本纪》所记述，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于淠渭之间，因此而得封于秦，为附庸之邑，就在秦继续养马。其后世又居住于西犬丘，都在陇山以西。今传世秦器有秦公*[（上白下厶）+殳]，为秦景公时所铸[6]。秦景公与周景王同时，已在周室东迁之后，不足以说明秦国的先世。非子既为周孝王养马，而养马地又由汧渭之间西迁到陇山之西的秦亭，这就显示出其间的消息。汧渭之间虽可以养育马匹，却是宜农的地区，又多周人的采邑，以之长期作为马场，似非恰当，故向西迁徙。这正说明了陇山以西为畜牧地区，和渭河下游是不相同的。
由周人发祥地周原往东，今陕西永寿县西南漆水河西岸的西周遗址，近年曾出土青铜器，有仲柟父簋和仲柟父鬲。据说，这种同名的簋和鬲以前就已经发现过[7]。按说漆水河西岸在那时应是属于周原的范围。不过这些铜器的发现正说明这里和梁山以北是不相同的。渭河下游，特别是丰镐附近及其以东至于黄河之滨，这是为时已久的农耕地区。不必更往以前推溯，在商代就是这样。文王的灭崇是周人东向发展的重要关键。崇为一方的大国，和商的关系至为密切，当不至于仍从事游牧生涯。那时商人在渭河下游是有相当势力的。武乙就曾猎于河渭之间[8]。这就显示出其中的消息。崇国灭后，尚有一个荡社。荡社之君号曰亳王。以亳王相称，显然和殷商有关[9]。荡社据说在唐时三原、始平之间[10]，也就是在今三原和兴平两县间。近年在蓝田县泄湖和西安市老牛坡、田王庄、袁家崖等处曾发现商代墓葬，可见殷商文化在这里有过相当深厚的基础，当地的农耕生涯也会显示出一定的发展。近年，还在蓝田县指甲湾西周遗址出土过仲其父簋、宗仲盘、宗仲匝等青铜器[11]。这些青铜器的出土，也显示出周人在殷商农耕文化基础上的继续发展。由这里往东的黄河侧畔，有更多的周人诸侯封国。河渭相会处的芮国，为厉王卿士芮良夫的封邑[12]。位于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的莘国，文王妃太姒即此国之女[13]。《诗·大雅·韩奕》乃是歌诵韩侯之国的诗篇。这首诗开篇即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这里所说的梁山，应即今韩城市的梁山。如这样的说法不尽诬妄，则韩国当在今韩城市境内。不过近人论《韩奕》之诗，也有不以今韩城市为然者。即使《韩奕》所说的韩国和今韩城市无关，今韩城市附近在那时还有一个梁国。梁国始见于《左传》桓公九年。其时已经春秋初年。这一年，梁伯与虢仲、芮伯等伐曲沃。虢、芮皆西周时旧国，梁伯当非春秋时始封的诸侯。今传世有梁伯戈，为梁伯伐鬼方时所铸[14]。鬼方为殷周间的游牧部落，则殷周之间已有梁国。由这些封国的分布，则丰镐以东直至黄河之滨之为农耕地区可以无疑矣。
在这个农耕地区的北部，和游牧地区相衔接的地方，还要再作探索。梁伯伐鬼方，当是由于鬼方的骚扰。鬼方能侵凌梁伯，当距梁国不远。今韩城市西北已是山区，不是完全适于农耕经营的。以之为当时游牧地区当不会与实际有何违异。近年在泾阳县高家堡发现早周的墓葬，其中有簋尊等物，造型古朴，可与殷墟文物相媲美[15]，可知其地早已成为农耕地区。《诗·小雅·六月》述宣王时玁狁的内侵，曾说：“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焦获，泽名，在今泾阳县西北。玁狁整居于焦获，又由焦获南侵，至于镐、方及泾阳，是已进入农耕地区，故宣王不能不命师北征。当时玁狁内侵涉及周室的兴亡，金文亦多有记载，玁狁出入的地方亦略可稽考。王国维曾举出不*[（其*丸）（上）+女（下）]敦的西俞、*[吅（上）+人（中）+各（下）]和高陵，兮甲盘的*[冏（上）+靣（下）]*[虍（上）+鱼（下）]，虢季子白盘的洛之阳。据其所释，*[吅（上）+人（中）+各（下）]与洛当为一地，是玁狁内侵已在洛河的下游。这里所说的西俞当在周人的西方，与洛河下游无关。高陵则在今高陵县，已近于泾渭合流处。在洛河侧畔的只有*[冏（上）+靣（下）]*[虍（上）+鱼（下）]一地。*[冏（上）+靣（下）]*[虍（上）+鱼（下）]即彭衙，在今白水县洛河之北，当与洛之阳相符合[16]。彭衙后来到春秋仍为秦晋两国争夺的要地，西周时当在农耕地的边缘。《六月》之诗述宣王北征，也曾说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当为玁狁的地方。王氏谓太原乃在汉时的河东郡。河东之地，西周时尚多诸侯封国，玁狁是不能盘据其间的。
黄河以东即所谓河东之地，西周初年的诸侯封国最为繁夥，当然是农耕地区。当时这里最北的诸侯封国为霍国[17]。霍国至春秋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始与耿、魏两国同为晋国所灭[18]。魏在今山西芮城县，濒于黄河北岸。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南，与位于今陕西韩城县南的梁国隔河相望。霍则在今山西霍县。今霍县北有霍山，即古时的霍太山。霍山南北的气候已有差异，霍山以北当时再未见有诸侯封国，则当时的农牧业地区分界线实应在霍山之上。或谓晋国始封当在晋阳，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已远在霍山之北，则当时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似应远在晋水之北，不当近在霍山。关于晋国始封之地，治史者已多所论述，这里不必再琐琐道及。霍山之北，晋国曾经有过若干设施，然始见于《春秋》及《左传》的记载的，殆无早于僖公以前。如箕始见于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阳始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他如瓜衍之县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梗阳在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祁在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大卤及太原在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中都在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魏榆在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邬、平陵、涂水、马首、盂均在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阳更迟至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在这些地方设置之前，《左传》于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还提到晋文公封介子推的绵上。绵上，旧说在今山西介休县，然其地实在霍山之南，不得更在其北[19]。就是僖公三十三年始见的箕，也不可能就在今山西太谷县[20]。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国在西周初年始封时，何能远及于晋阳？《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着：“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太原就在晋阳。昭公之时，太原尚为狄人兵力所及的地方，远在西周初年，晋国如何能在那里建都？
晋国的先世曾经以鄂为都，此事已在鲁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21]。这一年，晋人逆晋侯于随，纳诸鄂，谓之鄂侯。其实就在鲁隐公即位的前二年已有鄂侯的称谓。这一年，晋曲沃庄伯杀孝侯，晋人就立孝侯子卻为鄂侯[22]。鲁隐公的前二年为周平王四十七年（公元前724年），周室早已东迁。周室虽已东迁，似鄂之为晋地，当在此时之前，可能尚在西周时。鄂之所在，杜预无说。或以为在今山西乡宁县。晋国建都自当在农耕地区。若果在今乡宁县，则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当已在吕梁山西了。今乡宁县南的汾河南北，尚有耿、荀、贾等国。晋灭耿在鲁闵公元年，其时已在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荀、贾等国人晋之时不可确知，至迟在鲁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尚与虢、芮等国共伐曲沃[23]，是其时晋国的土宇还未越过汾河下游而至于吕梁山的西侧。晋国的扩土以献公时最为显著。《韩非子》曾经说过：“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24]。晋国疆土西越吕梁山，当在此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扩土，晋公子重耳才可以居蒲，夷吾才可以居屈[25]。蒲在今山西隰县，屈在今山西吉县，皆位于吕梁山的西侧。或谓西周时已有蒲，与鄂同为晋国在汾河以西的疆土，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晋国的都城为绛。绛曾迁徙过。其初为翼，后乃迁于新田。虽经迁徙，却都以绛相称。翼在今山西翼城县，新田则在今侯马市。翼近浍河源头，新田却在汾浍两河相会处。绛虽在浍河流域，其东乃是霍山和中条山。再东就是少水。少水为今沁河。沁河以东，下至春秋时，犹为群狄的居地。群狄为游牧部落。当时晋国的农耕地殆不能越过霍山和中条山的东端，而至于沁河及其以东各地。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须略一提及。当周人未灭商以前，文王曾败耆国。耆本黎国，在今山西黎城县[26]。或以为在今山西壶关县西北[27]。相距固不甚悬远。《尚书·西伯戡黎》即记载文王败耆事。黎为纣的圻内诸侯，当也经营农耕。春秋时，黎为赤狄潞子所灭[28]，黎国灭后，黎侯即奔寓于卫，《诗·卫风·式微》一诗，就是黎国的臣僚劝黎侯归故国而作的。这样看来，黎国当属于农耕地区。只有这样小块的农耕地区，周围却尽是游牧地区。近年山西长子县曾发现殷周文化遗存[29]，实际上所发现的铜器，只是晋国早期的遗存[30]，似还不能说明它和黎国的关系。
由黎国再向东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南当时是济水的上游。这里西周的诸侯封国不少，自是农耕的地区。太行山东却显然有所差异。这里的诸侯封国十分稀少，可以考见的南部有邶、鄜、卫三国，中部只有一个邢国，北部也只有一个燕国。邶、鄜、卫三国本是殷纣的畿内，农业已经相当发达。邶、鄜两国稍后并人卫国。而卫国和鲁国同为诸侯封国中的大国。中部的邢国为今河北邢台市，北部的燕国为今北京市。近年在河北元氏县出土一批邢国的青铜器，为周昭王时的器物[31]。邢国青铜器在今元氏县出土，证明当时邢国的疆土已达到今元氏县[32]。在这批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器为臣谏簋。在洛阳亦曾出土过邢侯簋，其制作和臣谏簋相仿佛[33]。邢国有簋的制作，当是农耕地区无疑。就是北部燕国的一些遗址中也出土若干青铜器，因而有了同样的证明。北京房山县琉璃河附近的西周遗址中就有*[（上白下厶）+殳]、尊等器[34]，其中堇鼎的铭文曾提到太保，这里所说的太保当是召公奭[35]，可知这些器物的制作时期是相当早的。
邢国和燕国各有相当广阔的疆土，不限于其都城所在的今邢台市和北京市。不过两国间的距离还是相当远的。就是邢国和卫国的距离也不是很近的。在这几国中间，后来春秋时期杂居着不少的戎狄。西周时期是否就已如此？还需要再作论证。近数十年在磁县[36]、邯郸[37]、永年[38]、邢台[39]、内丘[40]、藁城[41]、石家庄[42]、灵寿[43]、曲阳[44]等处都发现有商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石器生产工具较多，包括刀、镰、铲等物。显示着农业生产已经有相当基础，这时虽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但石器不能骤然全被代替，故青铜器尚未具有重要的地位。出土的陶器中有鬲、豆、盆、瓮、罐、簋等物，也可显示出当地农业的规模。藁城台西村的墓葬中还曾出土蚕丝织成织品，其中经鉴定确认的有平纹绉丝织物“穀”[45]。这当不是游牧人家所能够生产的。这些遗址和墓葬大都属于商代晚期。商代晚期这些地方都已有了农业，就可以证明西周时期这里仍然是农业地区。春秋时，太行山东的戎人，以甲氏[46]、鲜虞、肥、鼓[47]为最著名。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鲜虞在今河北正定县东北，肥在今河北藁城县，鼓在今河北晋县。鸡泽近邢台，鼓近藁城。邢台、藁城及正定皆为商代从事农耕人民活动的地区，不应已有这样一些从事游牧生涯的部落存在于其间，可以想见，这些戎人都是稍后一些时期才迁徙到这里来的。
太史公著《史记》，于列传的首篇即述伯夷，并说：“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国的所在，或谓在西汉辽西郡令支县[48]，或谓在唐时卢龙县南十二里[49]。说虽不同，其实皆在今河北卢龙县。伯夷、叔齐以劝周武王不伐殷纣闻名于世，俨然为农业社会的人物。然后世论孤竹国的却都以之和山戎、秽、貉并列[50]，是其国本为游牧部落。伯夷、叔齐殆以居于殷周之间，故其言行遂能仿佛农业社会的习惯。孤竹国既为游牧部落，就应和其西的燕国有所不同。燕国自是农业地区的封国，则当时这里的农牧业地区分界线，当在燕国和孤竹国之间。
上面所论述的乃是西周时期由周人发祥地周原附近陇山之下向东北引伸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具体说，这条分界线是由陇山之下向北绕过当时的密，也就是现在甘肃灵台县，折向东南行，由今陕西泾阳县越过泾河，趋向东北，过相当于今陕西白水县北的彭衙之北，东至今陕西韩城市，越过黄河，循汾河西侧，至于霍太山南，又折向南行，过浍河上源，至于王屋山，更循太行山东北行，绕北燕国都城蓟之北，再东南至于渤海岸上。燕国所都的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
当然，这样一条农牧业地区分界线西南端并非戛然就止至于陇山之下，它应该是由陇山之下再向西南方面引伸的。不过问题还不是这样的清晰。
《尚书·牧誓》载随周武王伐纣的部落，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八种部落的所在地历来说者各有不同。既然都是随武王东征，应该不是周人以东的部落。孔颖达谓这八国皆西南夷，文王立国在西方，故西南夷先属附。其实也不尽然。庸、卢、彭、濮诸族大体今湖北西北隅[51]，而微则在今陕西眉县[52]，羌如旧说，仍在周的西方。蜀在今四川中部，其北境却已达到今陕西汉中市[53]。庸、卢、彭、濮诸侯皆与楚国相距不远，当已娴于农耕。羌人后来长期曾为西周边患，这无疑是从事于游牧生涯的族类。蜀在周人之南，后来秦汉时的蜀郡当因此得名。可是，那时的蜀人从事什么生产活动，却未见文献记载。近年四川成都市新繁县水观音曾有遗址发现[54]，其时代大约是殷末周初。从出土文物来看，当时的经济生活仍以石器工具为主，狩猎还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55]。据说，近来又在四川广汉县发掘出一躯铜像，是3000年前的铸造物。这躯铜像身着左衽服装，头后梳一条长长的辫子，脚后拖着似乎曳地的衣裙[56]。左衽直至春秋时犹为所谓戎狄的服装，而辫发更是游牧族类的特征。这躯铜像的出土，证明了蜀地在那时不仅为狩猎习俗，其中还杂有游牧的生涯。云南近年也发现不少古遗址，论时代都显得稍晚。仅剑川县海门口的遗址距今3115±90年，早在商代晚期，出土铜器件数及其他遗物虽不甚多，其中就有青铜制作的犁、斧等生产工具，甚至还有碳化的粳稻[57]。
陇山西南的有关考古发掘，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的农牧业的仅此而已。这样稀少的材料是不足以据之分清当时这一地区农牧业地区的界线的。
应该指出：这样一条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当然只应该是一条粗线条。这不是说在这条分界线的农区一侧就没有较为狭小的游牧业所在地，而在牧区一侧也没有较为狭小的农业所在地。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宁城县等处发掘的夏家店遗址和夏家店下层遗址都有石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显示当地已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兼营渔猎游牧[58]，就是一个证明。周宣王时曾经征伐过奔戎和条戎[59]。奔戎的所在不可知。条戎或谓在今山西南部中条山下。若然，则中条山下亦曾经有从事游牧的部落。周宣王也曾经伐过西戎和太原戎[60]，皆在周的西方，条戎何能在其更远的东方？春秋初年，鲁隐公与戎人会于潜，以修惠公时的旧好[61]。潜为鲁地，则所会的戎人当距鲁国不远。距鲁国不远之地有戎人，则鲁国附近当也还有游牧的地区。鲁隐公会戎在其即位的第二年。而和戎人的会合是为了修惠公时的旧好，则戎人在鲁国附近游牧已经不是很短促的年代了。
注释：
[1]《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庆州》。
[2]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
[3]《史记》卷四《周本纪·集解》引臣瓒说。
[4]甘肃省博物馆、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刊《考古》，1976年第一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刊《考古学报》，1977年第二期。
[5]《周礼·地官·舍人》。
[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7]吴镇峰、朱捷元、尚志儒《陕西永寿、蓝田出土西周青铜器》，刊《考古》，1979年第二期。
[8]《史记》卷三《殷本记》。
[9]《史记》卷五《秦本纪》。
[10]《史记》卷五《秦本纪·正义》。
[11]吴镇峰、朱捷元、尚志儒《陕西永寿、蓝田出土西周青铜器》，刊《考古》，1979年第二期。
[12]《诗·大雅·柔桑》孔疏。
[13]《诗·大雅·大明》。
[1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鬼方昆夷玁狁考》。
[15]葛今《泾阳高家堡早周墓葬发掘记》，刊《文物》，1972年第七期。
[16]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鬼方昆夷玁狁考》。
[17]霍国始封远在周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8]《左传》闵公元年。
[19]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绵上》。
[20]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箕》。
[21]《左传》隐公六年。
[22]《史记》卷三九《晋世家》。
[23]《左传》桓公九年。
[24]《韩非子·难三篇》。
[25]《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26]《史记》卷四《周本纪》及《正义》。
[27]《水经·浊漳水注》。
[28]《左传》宣公十五年。
[2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子的殷周文化遗存》，刊《文物》，1959年第二期。
[3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3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刊《考古》，1979年第一期。
[32]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刊《考古》，1979年第一期。
[33][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商周时代》。
[3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调查简报》，刊《考古》，1963年第三期；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刊《考古》，1975年第五期。
[36]罗平《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的殷代青铜器》，刊《文物》，1974年第十一期。
[37]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刊《考古》，1961年第四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61年第四期。
[3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62年第十二期。
[39]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发掘报告》，刊《考古学报》，1958年第四期。唐云明《邢台南大郭村商代遗址探掘简报》，刊《文物》，1957年第三期。
[40]孙德海《内丘县三岐村商代遗址的调查》，刊《文物》，1960第五期。
[41]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和墓葬的调查》，刊《考古》，1973年第一期；《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刊《考古》，1973年第五期。
[42]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考古新发现》，刊《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一期。
[4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灵寿县北宅村商代遗址调查》，刊《考古简讯》，1966年第二期。
[44]安志敏《河北曲阳调查记》，刊《考古》，1955年第一期。
[45]高汉平、王任曹、陈云昌《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刊《文物》，1979年第六期。
[46]《左传》宣公十六年。
[47]《左传》昭公十二年。
[4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49]《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正义》引《括地志》。
[50]《管子·小匡篇·大匡篇·轻重甲篇》。
[51]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牧誓八国》。
[52]同上。近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发掘了一批窖藏青铜器，其中确知与微氏家族有关的共55件。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刊《文物》，1978年第三期。说者谓此微氏与微国有关。
[53]《太平御览》卷三七、四八引《蜀王本纪》。
[54]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繁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刊《考古》，1969年第八期。
[55]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刊《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
[56]白建钢《铜像之王·四川广汉县三千年前稀世文物先睹记之一》，刊《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0日。
[57]云南省博物馆《剑川海门口古代文化遗址清理简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六期。
[5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刊《考古》，1961年第二期；又《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刊《考古学报》，1974年第一期。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收获》，刊《考古》，1964年第十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昭盟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65年第五期。
[59][60]《后汉书》卷七七《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61]《春秋》隐公二年及《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