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满怀治病救人理想，只知处方用药、操刀割疣之技的医学院校学生，却在离开校门之后步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科学史。作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并在二十余载光阴荏苒之后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科学史研究机构的管理者，他对该学科持有怎样的认识与情感呢？
科学史有何用：一个关于意义的追问
我曾问过许多人：科学史有何用？或者说：你如何回答学生的这一问题？
慕尼黑大学的文树德教授说：“在我任教的医学院学生中，只有10％的学生选修这门课程，这就够了。不学医学史并不影响其做手术，但永远只是一名匠人。要想成为好的医生，就应该学习医学史。”
前任国际科学史学会秘书长阿路教授说：“这的确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此乃理解科学的唯一之路。”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说：“有什么用？的确没有想过。”但我以为其为中文版论文集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却很有意思：“作为天文学出身的研究者，面对中国古代众多的科学著作，觉得无法理解。经过多年的努力，消化吸收、概念重组，而理解其理论与思维体系后，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种科学？”
较之于担任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的科学史博士江晓原先生喜欢公然宣称“没用！”，本所前任所长刘钝则习惯以反问的方式作答：“那就请你告诉我，整个历史学有什么用？”科学始终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不断探索与揭示自然本质的同时，为利用自然提供强大的知识能源。而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学却似乎总是面向过去，并希望所有文化人都能像他们一样了解古纸旧书中留下的文化积淀。如何评价半个世纪以来，这家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科学史研究机构的工作业绩，或许会因视角与价值判断标准不同而有仁智不同之见。但要想到，一个健全的社会难道能够只有科学技术而没有文化艺术吗？因而，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一贯倡导对科技发展历史的学习与了解：
“科学是人类认知世界不竭的长河，技术是人类对生存发展方式不倦的创造。研究科学史，本质上也就是研究人类创造的历史，继往而开来，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同样，在美国促进科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动员数百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教育工作者，历时3年完成的、“适用于所有学生”的、著名的《美国2061计划》中，也有专门一章来讲述科学发展历程中“意义重大的发现和变革，以此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和影响”。而这一章的篇幅，几乎是讲述包含“科学世界观”、“科学探索”、“科学事业”等许多重要内容之《第一章 科学的性质》的两倍。其原因正是这些科学家与教育工作者认为：“离开了具体事例谈科学发展就会很空泛”；“科学阶段为人类文化遗产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为“各种思潮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
从历史和现实的困惑中突围
大凡某种学问成了体系，也就有了述史钩沉者。但在大多数文人墨客眼中，修史立典者莫不以帝王政事为先。天文星象、河川地理、矿冶衣食，大多系挂在这一核心之上。这些知识仅仅是在长期的积累与发展中形成了最广义之“科学”，但并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概念，因而当然也不可能有自成体系的科学史。
或许是因参照今日研究过去、将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和阻碍进步之人的“辉格史观”（whig history）的影响，科学史之父萨顿（G.Sarton，1884～1956）提出：“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大背景下，1954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1957年1月1日，科学史所的前身——直属院领导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
当时的研究方向与工作重点，虽然是定位在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遗产与成就，但循着某一领域探索该学科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过程却产生了种种的专科史。就中国而言，大量流传至今、可被纳入自然科学范畴的古籍著作，为研究、建立各科专史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又逐步学会了间接利用那些原本与科技史无关的历史文献，从而使得专科史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于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间的界限虽然已经消失，但从本质上讲，尽管某一史事既可被一般史学家作为政治、经济史的资料，亦可被自然科学史工作者当成言说科学技术发展史事的凭据，但两者间仍缺乏沟通。
随着科学史这一学科自身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不仅认识到用现代自然科学的门类划分、内涵外延去规范古代的思想、行为与成果，难免有削足适履、牵强定性之感，而且还存在着割裂总体、斩其筋骨之弊。而这一弊害之严重，不仅仅是就所谓自然科学各分支相互间存在着的联系而论，实乃关系到人类文明史、社会发展史这一足以涵括史学全部范畴的总体。
通史之“通”是一种境界
曾有史学工作者感叹：至今尚不能说有一部完整的通史著作！其意或指当时所见的通史巨著不过是局限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大门类划分的前者之内。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将这两大门类的研究成果“和”在一起，就能构成一部完整的“通史”呢？我看不是！只有见到能将二者“合”在一起时，才能说达到了“通”的水平。这个“通”，已然不是从古到今——时间坐标系上的通，而是真正将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脉络联系在一起之空间坐标系上的通。又曾有人说过哲学的贫困与危机，仅仅是从唯物、唯心的角度去划分古代的宇宙观、认识论便是这种贫困与危机的具体表现。不仅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人如此，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也是如此。解决的办法恰如在现实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兼治自然科学史。只有真正了解古代思想的细部与由来，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把握其构造。这也就自然达到了“通”的境界。换言之，这也是真正之“通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饭总要一口一口地吃，路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只有钻进象牙塔，看清人类文明的长河在时、空两个坐标系上如何经历无数或由分到和/合、或由“一”（浑沌、本始、统一）到分的错综变化，才能站在其顶端看清总体构图，把握总体以至“通”。
总之，在代表着某种“新人文主义”的学科群体中，科学史立足于过去与未来、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的交叉点上。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之科学的知识积累与发展历程，各种技术产生、演进的经过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作用，科学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等等，不仅构成了该学科的学术范畴，同时也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功能。而历史性的研究与满足史学建设的需要，可以说永远都是科学史最本质的属性与价值所在。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原载科学网2006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