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天才离开开弦弓，在村里住了有20天。
开弦弓是一个农村的名称。这个村子是在苏州南边，吴江县境内，靠太湖不远，可说是在水乡深处，从附近的震泽镇摇船进去，还要两个小时。
21年前我曾经去过这里一次，是193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从广西回乡，在瑶山里跌伤了，到家养病。我有个姊姊在开弦弓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合作丝厂。她约我到村里去住一个时候。我在村子里顺便访问了老乡们的生活。后来写成了一本《中国农民的生活》，也称《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子沦陷后，音信断绝。解放后，我虽则常常想去望望这里的乡亲们，但事与愿违，一直没有去成。今年春天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我才下了个决心，到这个比较熟悉的农村去受受教育，这样住下了20天。
《新观察》的编者一定要我报道一些关于这个农村的情况，我不好意思推托。但是提起笔来，却好久写不下去；真是千头万绪，从何说起才好。摆摆21年来变化的情况吧，几天也摆不完。这21年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时代，变动太大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历史。讲起沦陷时的痛苦使我眼酸声哑。不说别的，我那本书里所附第一张照片上的那个女孩子，阿娜，就是一个被恶霸迫害自杀的实例。讲起了解放前后的斗争，令人可歌可泣；协助我们调查的农业社监察主任周富林同志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从一个贫雇农怎样母死父病说起，讲到解放后怎样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躲开地主的毒手，一直到翻身，搞合作社。他足足为我们讲了一天一晚。再说合作化运动的经过吧，从春助夏散的互助组起，讲到去年高级社成立时，满村爆竹的景象，都是一段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应当把这些写下来，讲给大家听。但是我这枝笔不听使唤，白费了许多稿纸，还是传达不好。从小没有学文艺，辜负了这样可贵的题材。
那么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我写，我只能向读者汇报一些我在这20天里看到的一些农村里的问题。
不用说，这个村子和千万个其他的农村一样，这21年里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严重和巨大的变化，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谁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他一定是个瞎子。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
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地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见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好的。我下面将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得先交代这一笔。
我的姊姊，她是江苏省人民代表，陪同我一起下乡，村子里30岁以上的人可以说全都认识她。
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
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接着问我们：“你们老先生可好?——”
许多孩子向着我们挤，我突然觉得奇怪，在这时候，这些孩子怎么会都在河边看热闹?今天怎么不上学?他们都冲着我笑，有的拉了个鬼脸说：“我们不上学，割羊草。”旁边一个老年人补充了一句：“哪里有钱念书，吃饭要紧。”
虽则就是这几句话，我们被粮食两字吸住了。坐定，老乡们散后，我悄悄地问农业社干部：“是不是粮食有问题?”他点点头：六百多户的村子里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粮食有点紧张。他接着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走马看花，沉不下气，一定会想这地方合作化出了问题了。幸亏我们住得长一些，算算账，才体会到天下事原不是那么简单的，要说清楚这里的情况，还得花一些笔墨。让我从头谈起吧。
农业社办得有没有成绩呢?
成绩是不但应当肯定，而且可以说很大。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1936年每亩平均是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增产200多斤。
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我们替这个社的第二大队算了一笔账，1936年折米25．9万多斤，而1956年达到了41．8万多斤，增产61％。
这样的增产是不是合作化带来的呢?是的，分析一下增产原因，第一是扩大了复种面积。1936年这个村子可以说是不种春花的，而现在普遍地种了春花，我们在村里就看到他们种双季稻。第二，在水利上有了改进。这地方是水乡，地面很低，水涨的时候，水面可以比田面高，过去有许多田，一碰到水涨，就排不出水，收成很低。合作化后有力量开了沟，又包了抽水机抽水，使得过去的坏田变成了良田。第三，肥料增加了。首先是由于开了沟，可以用船载了河泥输送到过去送不到的田里。基肥一般已没有问题。又由于农业社的领导，基肥也比以前多了。其他的因素且不多举，只有这三条，从350斤提高至559斤已是完全可能的了。
农业显著地增产是不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呢?那却是另一问题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如果只是农业，农业增了产，那就会提高收入；如果不然，收入来源不只是农业，还有许多副业，那就得看农副业的比例，和副业是否增产增值了。开弦弓原来是副业发达的农村。二十一年前我常听老乡们说：这里种田只图个口粮，其他全靠副业。这次我们又比较细致地估计一下，农业收入在当时大约占55％左右。因此，这地方农业虽则增产了大约60％，但还抵不过当时的全部副业收入。农民收入是否增加的关键就在副业了。
像开弦弓一类的农村，过去副业的比例比较高，有个基本道理，就是人多地少。每个人平均只有两亩左右的耕地，以过去水稻亩产350斤计算，所有耕地全部种水稻，每人也只有700斤。那时各项剥削重，至少打去四分之一，余下来做为一个人的食粮还是十分勉强的。只是吃饱，生活还是不行，于是想出了许多活路，开展了副业。
在地少人多的农村里，这可能是一般的现象。以苏州专区九个县的情况说，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八分耕地。我看，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地从农业人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要进一步弄明白这里的经济情况，我想我们首先得求出一个21年来农副业总收入的比较。但是一进入副业收入的计算，碰到的困难却不少。即以当前情况来说，凡是农业社经营的副业，还有账可查，家庭经营的副业，已经不容易摸清。要对21年前的情况进行估计，不但项目多，而且变化大；产量、价格都不稳定，如果稍具成见，离开实情就可以很远。但是，如果不求出这个比较，凭印象来说话，自己就没有把握。在这20天里，我们可以说主要是在搞清楚这个问题。白天黑夜地找人谈，聚集了一些老乡，展开争鸣。好几个一同去协助我工作的年轻朋友打算盘，摇计算机，开夜车，我们花去的灯油平均是每晚一斤。在我离开时，最后大家能接受的估计还没有确定，我们留着人在继续调查，但是大体上心中是有了个数：1936年，除去成本的农副业总收人是平均每人合谷800斤左右；1956年，是850斤出头，有了50斤左右的增加。如果只算农民的纯收入，就是可以用来做消费的部分，这两年度的差额还要缩小一些，大约只有30斤左右的增加。
这个数目说明什么呢?1936年在这个村子来说是个比较好的年份，接近过去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沦陷后，这个村子的经济每况愈下，直到解放之后，我们才扭转了这个趋势。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超出了过去这个水平。但是我们计算的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不平衡的。过去的贫雇农翻了身，提高得快，早已远超过他们当时的水平。而过去的中农却相反，大多是没有多大提高，有些甚至下降了。感觉到日子没有过去好过的户数也不在少数(农户分类计算，现在还没有做完，所以我还说不出具体数字)。
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
问题出在副业上。
这个水乡原是个有名的生丝出产地。过去在国际上具有突出地位的“辑里丝”就出在这个地区。当21年前我到这个村子里去的时候，是家家户户养蚕，他们所产的蚕茧，基本上可以供给一个小型丝厂所需的原料。我们这次曾抽了农业社的一个大队作比较细致的估计，当时132户人家要养650张以上的蚕种，以出售鲜茧作价计算，每年可以得到9．6万斤稻米。但是1956年只养了130多张种，由于蚕种单位卵量增加，集体经营后技术提高，每张种蚕产量加了一倍，茧价也提高了一些，但总收入却只有过去的60％，合5．7万斤稻米。总的说来是减产了。
为什么减产呢?关键是在桑叶供应减少了。减少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本村的桑树在沦陷期间因为敌人怕游击队袭击，铲去一部分；大水时又淹了一部分，留下的不少又是老了，没有更新；而且过去几年没有注意培养，肥料下得少，自给的桑叶比过去减少了。另一方面是过去太湖里的东山一带和浙江的山地，专门植桑，把桑叶供给这个养蚕区，现在这些地方都养蚕了，停止了供应。如果去年不是因为浙江的蚕出了毛病，这个村里买不到一批桑叶，有不少蚕，不到结茧就会倒掉，收入还不会有这个数字。
如果分析一下，这里问题就是一大堆。我们且不细说，只提出两点。第一是为什么让本村可以种桑的地闲掉呢?为什么不把桑地上的缺空补足呢?为什么不用新苗来代替老桑呢?答复是缺桑苗。我听说江苏省去年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大力培植桑苗。但是桑苗的分配上是不是合理，调配是否及时，似乎还是问题。最近江苏省人代会上就有人提到1956年无锡配到的多少万枝桑苗没有栽种的情况，报纸上这个消息，曾引起了这个村里许多老年人的惋惜和长叹。
第二是产桑和养蚕过去存在过地区分工的情形。这种在一定区域内，按当地具体条件进行专门化的生产，是否合乎经济原则，是值得研究的。现在的趋势却是有饲料的地方自己育蚕，各个农业社势必在饲料上都须自给，那就使饲料缺乏，而有养蚕传统的农业社闲空了许多有技术的劳动力，一时要转业是困难的。打一笔总账，是否值得确实是问题。
单以这个村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不能供应桑苗，不能供应桑叶，要恢复过去养蚕的副业，一时还看不出路子。即使桑苗的问题解决了，也要三年到五年才能见效，而桑地面积究竟有限，我们粗粗计算，增加现有产量的一倍还有可能，再要多就会和农业发生矛盾了。能增加一倍，在产值上可以达到过去的水平，但是有技术的劳动力还不能全部发挥作用。
上面所谈到的只是养蚕，养的蚕结了茧把茧卖出去，可以告一段落。现在这个村里的农民也只做到这个段落为止。但是过去却不然，一直要缫了丝才出卖。原来是家家户户自己缫的，到21年前，由于制丝工业的发达，他们所出的土丝，在质量上落后了，价钱下降。如果卖茧，一般商人总是要杀价，农民又会吃亏。就在那个时候，江苏的蚕桑学校在农村里推广技术改革，我的姊姊参加这个工作，把机器缫丝输入了农村，在这个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小型合作丝厂，提高了生丝的质量，使缫丝这一个生产过程还是留在农村里。这个丝厂在沦陷期间给敌人拆成了平地。
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即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的就有二十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自从这小工厂被敌人拆平之后，在沦陷期间，许多熟练技工在乡间，除了做做家务，还能生产什么呢?土丝没有了市场，机器缫丝没有了工厂。解放之后，苏州的丝厂开了工，在村里招去了有40多个工人，但是还有60多个有技术的妇女，没有机会进厂。这40多个工人大多是以前培养出来的，但是村里没有了这个小工厂，现在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就没有学习技术的机会了。大家念念不忘这个小工厂是有理由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轻工业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阵。现在平心静气地想来，我当时的想法不是没有错误，错误是在轻视了重工业，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更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重访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型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许多屑物都是最好的原料，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得起来。何况工业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当然，我从来就没有主张过把所有工业都分散到乡村里去。但是我至今还愿意肯定有些加工工业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经济和技术上都有好处。丝厂只是一个例子。
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这几年，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里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领导部门觉得这种建议值得在实践里试验一下，在开弦弓恢复这个合作丝厂，我相信群众的积极性是一定很高的，而且我也愿意鼓励我的姊姊和一些专家们一起来提出具体方案的。
话说远了，关于这个问题，让我另找机会申说吧。
再提一项在过去比较重要的副业，那就是利用船只在农闲期搞贩运。
船只是水乡人民所不能缺少的工具，这一带农村都靠河建屋，河道就是大路。有些田地四面围水像个小岛，没有船只就接近不了。
这个600多户人家的村子，一共有大小船只160条。这些船只除了做交通工具，在农业里的用处是罱河泥，但并不占很长的时间。在过去一到农闲，老乡们就利用这些船只去贩卖和运输了。据说利用来做贩运的船只有140条左右。他们活动的范围也很广，几乎包括整个太湖流域：东到上海、浦东，南到杭州，北到长江，西到宜兴、句容。这些老乡对于这个流域水道摸熟了，而且会走捷径，两天可以摇到上海，速度也是惊人的。贩运的货物种类很多。因为这个地区各地有特产，比如靠山地区出产毛竹、杉木、硬柴和炭，靠海地区出产海蜇，靠太湖地区出产蔬菜，而且还有些地区出产特有的手工业品，比如竹器等等。他们就在这些地区之间互通有无。
这个经济网络看来由来已久，这个村上的老乡和产地的老乡具有传统的关系，有了交情，因此他们可以从甲地赊了货，到乙地卖走了，再把现款带回给甲地，一方面看来带有信贷性质，另一方面，我看主要是利用船只来做运输，当然其中也有些商业性质在内。通过这些船只活动，使各地区都能发展他们的特点。
限于船只，并不是每家都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各人贩运的日子也不一律，每次挣的钱也不一样。如果估计一下，每只船一年挣750斤米，是并不困难的。
农业社建立之后，贩运活动全部停止了，因为这种活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政府的运输部门虽则也曾设法想利用农村里船只的运输力量，但是农民对此并不积极，1956年参加运输活动的只有10条船。
为什么运输活动几乎全部停顿了呢?其他同类村子情况是否相同?对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怎样?这些问题牵涉的面较广，我们住在一个农村里无法全面了解。但是从农民收入这个角度看去，这些可以利用的船只闲空下来，并不很妙。我们不相信搞社会主义了就不能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应当是可以利用得更好，但是事实还不是这样。
我在上面已提到过孩子们养羊的事，这种家庭副业在21年前就有的。草原上的牧民听到了也许不会相信，像这样水道纵横，阡陌棋布的水乡里，怎能放羊呢?一个到这村子“走马看花”的人，也可能根本看不到这项副业，因为，一眼望去，一只羊都没有。但是过去全村却养有近千只羊。这些羊终年关在小栅里，并不需要自己找草吃，而是人们找到了草来喂它们的。
养羊的收入也不坏，一只羊可以卖10元，出的肥料值20元，还可以剪毛，自己纺了绒线结成毛衣。我就看见过不少老乡穿着绒线衫。起初还以为他们学时髦，有点浪费，后来才知道是自给的手工业品。
从养羊这件事更可以看出这地方的农民对土地利用真是无微不至，寸草不留。这许多羊吃的草是由孩子们一棵一棵地割来的。在田旁、路上、水边，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在割草。为了要割羊草，很多孩子学也不上了，这是下边我还要谈到的。
合作化过程中，过去许多不能种田的土地现在开成了良田，耕地面积扩大，长草的面积减少，提高了生产力却难为了孩子。他们为了割羊草，要坐船外出，愈摇愈远，时间耗费得也愈来愈多，而所得到的草却愈来愈少。羊的数目现在只有200多只了。
不但如此，过去几年里又发生了养兔这项副业。兔子也要吃草，羊兔之间产生了矛盾。而兔子却占了优势。原因是买小羊来喂，成本高，搭个羊棚更不是易事。一只羊如果没有长成就瘟死了，赔本多，风险大；小兔子只要几毛钱的成本，养两只兔子，连肉连皮毛连肥料，一起也有10元左右的出息。现在全村至少有1000多只兔子。
我小时候也养过兔子，那是养来玩的，到处打洞，满地粪秽，搞得全家反对。想不到这里的兔子却会乖乖地住在缸里，终年不出来散个步。没有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动物的习惯这样容易改造，兔子的粪秽很值钱，农民积极积肥是个合作社成立后的新气象。
我对于养羊养兔还是有意见的。它们为农民创造财富那是很好的事，但孩子们上不了学，花的成本似乎太大了。当然，如果他们能另辟饲料来源，情况也不同了。为了孩子上学，我特别关心养殖业的饲料。当然，如果饲料问题不解决，羊也好，兔也好，总是繁殖不多的。
过去这个村子很少养猪，平时吃的肉大多从外边运进来。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倡，应当说是有成绩的，现在已经有200多只，每户平均三分之一只。养猪的困难，除了这地方缺乏经验外，主要也是饲料问题。猪比羊兔吃得要考究些，多少要吃些调味的米糠，这一项就很不够。我在上面也说到过，原本是有条件可以利用砻谷机把砻糠碾成细末，加上一点米糠，就能成为猪食的佳品，但是由于农业社和砻谷厂的矛盾，砻糠都当燃料烧了，我看见了真心痛。清规戒律之为害有如是也!去年农业社曾为养猪户留出饲料地，但是这里的土地太珍贵，留下的地上长出的东西不去喂猪，而给人自己吃了。猪当然争不过人，结果今年连饲料地也收回去了。这也怪不得社员们没有纪律。想在土地上打主意，看来是打不通的了。
饲养业的好处，不用说，实在很大，且不说可以解决肉食供应的紧张，就是从进一步提高农业的产量来说，没有猪、羊、免这些动物的协助，困难就不小。我们一再和老乡研究各项生产的潜力。首先是农业，不论副业多么重要，当前还得承认农业的老大哥地位。老乡们一致的意见，从现在每亩500多斤再要提高到600至700斤是应该说没有很大困难的，但是缺少一个宝贝，那就是肥料。在肥料方面用河泥做基肥，这个地方的供应很充足，不发愁，所缺的是追肥。追肥的供应除了化学肥料工厂之外，就是要把动物看成自然的肥料工厂。而且这种工厂都可以分散到乡间去的，发展起来可以比重工业快很多，在这种肥料工厂里，猪是头等的。
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到700斤，必须增加追肥供应。化学肥料一时还供应不上，就得养猪、羊、兔。要建立这些自然肥料工厂，就得解决饲料问题，这是当前开展副业的关键所在。
这个村子的事业还不只上面所讲的那些，如果再要一项一项的讲，文章会拖得太长了。但是重要的几项上面都已提到了。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几，而1956年，却不到20％，这里农业增产增值是一个原因，副业收入的下降也是一个原因。
副业收入下降的原因，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是很复杂的。但是哪一条也不能算到合作化的账上去，相反的农村合作化提供了发展副业的有利条件，问题是在于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对于这种原来副业比例特别高的地区，没有很好贯彻关于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里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内部矛盾。今后如果能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方针，副业发展问题一定是能解决的。
以开弦弓这样的农村来说，副业既然是如此多种多样，相互间关系又如此复杂纷纭，应该抓什么?怎样抓呢?这是我想最后谈谈的问题。百家争鸣不应当停于揭露矛盾，还应当讲道理，出主意。主意不一定出得对头，但是这样试试是有益的。 开弦弓的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但是要拿出主意来，遍索枯肠，半夜不寝，还是不得其门。窗外，春雨连绵，看来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响。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亩间，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连走道都狭小得叫人举步维艰。再在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么办呢?
有一天居然云散天晴，我看同去的朋友们一连工作了10天，也该休息休息了，所以建议搞条船，到附近去荡荡，这一荡却荡出个主意来了。
这是个水乡，到处是河道、湖泊。水的面积不下于陆地。我在船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片水能利用，那多美呀!这一说触动了我和我同去的几位青年朋友的灵感：“为什么不能利用呢?土地要肥料，猪要饲料，水面上就可以长饲料呀!”
这窍门一开，很自然的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说水比陆地强，水有底有面，中间还有个体积，立体发展，地有一，水有三，水底的河泥已经利用了，水中可以养鱼，水面可以种水草作饲料。不是一举三得吗?
“不但三得，还有一得，就是孩子们可以从割羊草里解放出来，上学学文化了。”一位年轻朋友补充了一句。
我们回到村里就召集社员老乡们一起来研究，靠水吃水的方针大家觉得很对头。看个远景：如果一片水面都能利用起来，农民收入不是增加百分之几的问题，而是增加几倍的问题了。但是具体地研究起来，困难是不少的，当然，如果没有困难，这片水面早就利用上了。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也不是都比不上我们聪明，为什么这片水老是闲着，当风景看呢?再想一想我们比祖先有一条是强了，我们集体化了，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做得到了，以前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有力量可以克服了。老乡们说，现在有个毛主席，水面可以长出钱来，一点不错。于是主张来了。有人想出了水浮莲，有人提到了去年种的菱角。水面上可以长的东西多着哩。就是认为过去谁都没有力量来管理这不能上门、又不能围墙的湖泊，谁种了东西保不住自己能收得到。现在有社，就可以管理得来。
大家再讨论有哪些困难。技术上有困难，比如去年种了菱角，台风一刮都吹了，怎样防得了风?又比如水浮莲没有根，水一流随着会漂走，又怎么办?
这是件大事情，我们这些教条主义成习的知识分子，不应当自作聪明，乱出主意。但是，把这个问题放进了老乡们的脑筋里，都会长出花朵来。老乡开始找我们谈这个问题了，我说：你们多研究研究，道理合不合，做得通做不通，如果有些苗头，是否先小规模试试看。
在我们离开之前，又和乡里的党支书和社里的干部同志们讨论了几次。听说他们已派船去搞水浮莲去了。
副业和农业不应当是矛盾的，农副业之间安排得好又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在资源，劳力，资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个有利的循环：水面上长饲料，养猪、羊、兔子，增加肥料供应，提高地面作物产量，包括田里的稻麦豆菜，地上的桑树瓜果，积累了资金，投到渔业里去，满河满荡的鱼，就是荒年，这样的村子也不愁衣食了。
关于农副业暂且说到这里为止，但是进村时所遇到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说明，且听下回分解吧。
1957年5月18日
原刊《新观察》1957年第11期，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