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章丘县的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发生了一系列变动，这种变动不是单一定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地方环境一度塑造了民众各具特色、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清中后期以降，人口激增引发了地方民众的生存危机，进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变化了的地方环境，又反过来影响了民众的经济行为。
【关键词】章丘；环境；经济行为；互动
【作者简介】李光伟（1984—），男，山东青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社会经济史；韩帅（1982—），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章丘县位于山东中部，在北纬36℃25 “，东经117℃10 “至117℃35 “之间。北枕黄河，南屏泰山，西靠历城，东连淄博。明朝时，章丘县属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清朝沿明制无变化。中华民国时，属岱北道（1914年后改称济南道）；1928年废道，直隶于省。[1]明清至民国时期章丘县的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发生了一系列变动；这种变动不是单一定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本文即以历史时期（1522—1949）的章丘县为例，探讨地方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的互动关系。
一
明至清前中期，章丘县由于自身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和生活环境，当地民众因地制宜，利用地方特色条件和资源，逐渐形成了小范围内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明嘉靖时期，章丘县共分为六乡：关厢乡、清平乡、西锦川乡、东锦川乡、明秀乡、下三乡，拥有各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惟东锦川最大，其地近长白山，产薪炭，亦多园林，富於梨枣。其次则明秀，人皆错南山内外而居，多槲材，可以构室。西锦川为诸水所汇，有菱藕、芦苇之利。清平多植桑……织纱绢。下三乡地□□□，此诸乡之大略也。”[2]章丘县有山、有水、有平原，丘陵、平原、山地几乎各占三分之一[3]，民众的生存条件得天独厚，“章丘虽平衍居多，而三面带水，一面阻山。龟鳖材木之利，不力而获，是其丰饶充给甲於济南之诸县者，盖非无所由然也。水陆之产实有资焉，故於沃野事耕，以夷途逍旅；取材於山，求鲜於水，而章丘之人所以养其生者，不可胜用矣。”[4]民众能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采集、渔猎等活动，形成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区域。当时“章丘之民资有三，其土壤膏厚足以展耒耜，其川泽长广足以容网罟，其山林高深足以供斧斤。”[5]县志编纂者还提到白云湖，“又名刘郎中陂，在县西北七里许，产有鱼藕、菱芡、莆苇之利”[6]。民众安居乐业，勤于耕作，民风纯朴，而这得益于地方优越的生活环境，“其风俗：农乐耕作，士知礼让，广而不肆，朴而易教。则以密迩大藩，人物众庶，广衍腴饶，衣食丰羡之所致也。”[7]
当时，大、小清河都流经章丘境内，其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之灾，“舟楫浮于二河，商盐偏于齐鲁，诸道水利，鲜与为俪。自永乐初以来，湮塞不通，水失其经。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坏民田庐，弗以数计。”因此，在明朝成化年间，参政唐源洁建议疏浚大、小清河，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率属理之无食之民，食之而役之，庶上下两得”。疏浚工程完成后，河道两岸得到“膏腴可耕之田数万顷，民用大悦。”[8]明朝人许成名在其《修大小清河记略》中提到两河疏浚后，沿岸得“湖田数百顷，历城之有稻实自兹始。”[9]数万顷有夸张之嫌，数百顷当符合实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民众因祸得福，在疏浚大、小清河后，既达到了治理水患的目的，又获得数百顷湖田，种植水稻，实有裨于民生。民众在自觉改善自然条件过程中亦赢得了生存空间。此后，水稻逐渐成为当地的重要食物来源和经济作物。
嘉靖《章丘县志·物产四》记载：“稻之种四：香粳稻、白粱稻、赤粱稻、糯稻”。至迟在嘉靖时期，章丘稻作生产已较为普遍，种类齐全。明末清初，章丘成为有名的稻作区。据成书于明末清初、以章丘山水名胜、风俗民情为故事背景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记载：“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忙种稻。”[10]“（举人宗昭）他父亲把几亩水田典了与人。”[11]“（张氏妯娌）自己也有二亩多的稻地，遇着收成，一年也有二石大米；两个媳妇自己上碾，碾得那米极其精细，单与翁婆食用。”[12]“（狄希陈）火急般粜了十六石绝细的稻米，得了三十二两银子。”[13]此处的“水地”、“水田”即为稻田，也称“稻池”。以上描述中的人物身份包括士子、平民、富户，他们都有稻田，说明在自然条件便利的地区，稻作已经非常普遍，有的已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该书在描述秋收景象时曾作《西江月》一首，其中有“鱼蟹肥甜刚稻熟，床头新酒才堪漉”的句子[14]，俨然一幅江南秋收的图景。明代中后期，鲁北大、小清河一代还成为有名的产棉区，章丘小清河流域“下三乡宜木棉。秋夏之交，木棉花发，云罗绮布”[15]。章丘自身丰裕的物产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得以突显，明代人杨循吉指出：“（章丘）后带川泽，前控群山，厥土肥沃，宜黍稷。其西多水田，宜稻，居人兼有桑、枣、鱼、蝦之利，地皆平衍，四通八达无阻碍。盖青济之喉襟，登莱之要冲也。”[16]
清前中期的章丘县依然延续了明代以来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康熙时期章丘县志记载：“（章丘）土厚水深，诸所产毓，尽号饶益……山林川泽、田野园圃，诸杂产种种色色政，如夏葛冬裘、粟饭麦饵，利用厚生，终咸赖之。”[17]这一时期，颇具地方特色的自然生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方志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西锦平原旷野，宜五谷；稍西则曰白云湖，明藩子粒地也。折而北为下三，地宜木棉。折而东北即清平乡，地宜桑蚕、成织、纱绢，为利颇不貲；独漯河遇秋水时至，小有泛涨。稍南则东锦，近长白山，山产薪炭，富梨枣；盲河上下宜稻藕、菱芡、蒲苇，不通舟楫，为碓皑所碍，然碓皑之利，不减舟楫。又折而西南为明秀，民夹南山而居，山多出文石、煤炭，桃粟之薮；又多槲材，巨可构室，细可供爨。[18]
以上通过县志的记载，可以了解到：明清章丘县民众因地制宜，形成特定的经济区域和生产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行为涵盖了农林牧副渔诸业，呈现出和谐的田园景象。这当是彼时经济生活的常态。
二
与当时全国范围的发展形势大致相同，清代中后期以降，伴随着众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章丘县固有的自然生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章丘自然生态和民众经济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
关于明清至民国章丘县的人口数据，笔者掌握的并不准全。但通过现有的人口数据，依然能够体察这一时段人口数量的变动。明代嘉靖年间，章丘人口“里百有三，户一万三千一百十七”[7]，如一户按五口计算，则有六万五千余口。顺治十一年（1654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共新增有地人丁五千二百七十二丁。[19]从明中后期至清初，人口增幅不大。据道光时期的县志记载：盛世滋生人丁“一十六万六千九百三十三丁”[20]，人口净增数是嘉靖年间总人口数的2．5倍多；更是上述顺治至康熙三十余年间人口净增数的3l倍多。人口增幅之大可见一斑。清末时期，章丘全境“共802村，共69397户，又并收济南卫114户。旗户无，汉户男丁216833名，女155386名，并卫男丁5274名，女5277名”[21]。至清末，章丘人口总计至少有382770人，即便不包括济南卫人口10551人，尚有372219人。再看一下明清以来章丘县的疆界沿革情况，明嘉靖时期方志记载：“章丘者，山东济南府之属县也。其地东抵邹平，南接莱芜，西通历城，北走齐东。”[22]清末编纂的《章丘县乡土志》记录章丘县的四界：“东界邹平县二十里，至邹平县城六十里；南界莱芜县八十里，至莱芜城一百八十里；西界历城县二十里，至历城县城一百一十里；北界齐东县四十里，至齐东县城九十里。”[23]可见，明清时期章丘行政区划范围变动不大，但至清末，人口却较明嘉靖时期增加了五倍多，其中清中后期人口增长尤其明显，这不能不给有限的生态资源带来巨大压力。
章丘地方野生动物的种类自明至清即有所变化，明嘉靖时期尚记载野兽有：“虎、豹、鹿、獐、狼、狐狸、野猪、兔。”[24]但清代道光年间的方志则记载“兽之属”有：“马、牛、骡、驴、犬、羊、豕、猫、狼、兔、獾、狐狸、刺猬。”[25]两相对比，除后者的前八类属家养外，就野兽而言，虎、豹、鹿、獐、野猪没有出现在记载中。是不是方志纂修者因疏忽遗漏了呢?清末的《章丘县乡土志》，与道光时期方志记载完全一样。[26]因此可以推断，大致在道光朝及以后，章丘地区的虎、豹、鹿、獐、野猪等动物已经比较少见了。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地方气候变动极小，而野生动物种类却有如此明显的变化。联系前述当地民众的渔猎活动，不得不考虑在人口激增的情况下民众经济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前文数次提及的白云湖形成于宋代建隆元年（960年），盛产鱼、藕、菱、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河泊所，置小船110只，岁办课钞1100贯。[27]清代中后期，白云湖的境况已经大不如前，据道光《章丘县志》的描述：“（白云湖）今枯竭，船只皆废，课税大使缺亦久裁，湖田涸出为耕稼地。”[27]湖水干涸，开垦为耕地，满足民众对土地的需求。这与前面明嘉靖时期“取材於山，求鲜於水，而章丘之人所以养其生者，不可胜用矣”的情形大相径庭。白云湖以外虽然尚存其它河湖，但民国时期，章丘渔业始终处于无管理状态，民众在河湖、坑塘中张网捕捞自然生长之鱼虾[28]，无节制的索取难免对淡水资源造成破坏。
章丘南邻泰沂山脉，北临长白山、东岭山属岩石层，地下矿藏丰富，特别是煤的储量较多。目前章丘已知最早开采煤炭的记载是在明朝洪武初年。在明代嘉靖章丘方志中，有关炭、石炭即已出现。道光时期方志中的“杂产”项下，有“煤炭、煤炸”字样[29]。清中后期，人口的激增加剧了民众生存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乾隆四年（1739年），山东巡抚朱定元奏请开采煤矿：“东省生齿日繁，山林所产樵苏价值倍于往昔，必须煤炭接济。”[30]可以看出，随着人口的增长，山林等自然植被已遭到严重破坏，影响了柴薪来源，导致其价格上涨。这与前述嘉靖时期章丘“山林高深足以供斧斤”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乾隆五年（1740年），山东籍文渊阁大学士赵国麟亦奏请：“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煮，照例定税……将见煤禁一弛，费值少而取用宏，民之获受利益，永永无穷矣。”[31]其也认为采煤有裨于民间炊煮。同年，清廷允准鲁抚朱定元所请，开章丘、淄川等各州县煤矿。[30]此后，章丘民间一度出现采煤热潮，埠村、文祖庄附近小煤窑遍地皆是，大都采用以人力为主的土法生产。[32]民国时期，随着煤炭需求量的增加，煤炭开采规模和力度不断加大。煤炭的开采尽管可以满足民生之需，促进工业的发展。但由于开采多用土法，加上管理不善，开采过程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此种土法开采，破坏了森林植被和山体，给当地自然生态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为灾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章丘县在明代发生灾害17次，清代发生灾害37次。就灾害种类而言：水（雨）灾共计20次，其中明代8次，清代工2次。旱灾8次，都集中在清代。蝗灾10次，明代4次，清代6次。[25]对比两个朝代发现：进入清代以后，章丘县灾害发生频率远高于明代。就灾害种类而言，水灾频率高于旱灾。联系前述章丘县的自然生态变化情况，可以发现：清代章丘灾害频率上升与地方自然生态系统变动有关。
章丘境内的山区，曾“林木葱茂，山清水秀”。清道光《章丘县志》所载“八大景”、“十二大景”中的“危山圣井”、“摩诃秋翠”、“郎山大观”、“胡山三麓”等，皆因山清水秀闻名。但长期以来，山区林木惨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民国时期多为光山秃岭。雨季山洪暴发，冲田塌埝，崩堤决岸。到1949年，残存林木面积仅2万亩，森林覆盖率为0．4％，呈现荒山秃岭、山穷水尽的景象。[32]水土流失面积861．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0．7％。[34]这种情况可谓极其严重。山体及其覆盖植被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同时亦造成土壤劣质。原本肥沃的平原地带，经过长期灾害的破坏，已不再适应农业的发展。章丘县境内南部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土壤侵蚀严重。又因东西巴漏河及其支流的强烈冲击，山体前后形成大片洪积、冲积扇形地与平地，地表内隐伏着诸多大小岗丘，土层深厚不一。北接黄河、小清河冲积平原，局部地区潜水位高，风、沙、涝、洼、盐碱地多，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35]
自然生态条件的变化最直接地引起当地民众经济行为的变动。为了维持生存，他们不得不改变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传统重农抑商的经济理念亦悄然发生变化。
“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它占先”，对于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历代统治者、文人多有赞誉。乾隆《历城县志》引旧志，指出历城风俗有“五美”，其一即为“务本业：人皆种田艺圃，贫者则樵采佣工，远贩者少。男则贸易，女则纺织。在乡者多务树、畜之业，有僻在深山老死不识衣冠者”[36]。重农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曾提到：“村塾中有训蒙要书，名《庄农杂字》。其开章云：‘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打头强，最为鄙俚。’”[37]
与重农相对应的则是“抑商”。明人茅国缙在《章丘纪事石刻》中主张重农抑商，认为“富商游贾，操其奇赢，食粱刺肥，无数亩之业，子何数以均之。其势将利商而病农，非先王重本抑末意也。余曰：齐鲁之民力穑务本。章偏处而东，魂然下邑，非若金陵吴会之多贾人也”。[38]《醒世姻缘传》中的狄员外虽然开了一个旅店，但并非以此牟利：
别处的人，谁肯离了家来这里开铺?敝处本土的人只晓得种几亩地就完了他的本事，这賺钱的营生是一些也不会的。即如舍下开这个客店，不是徒在饭食里边賺钱，只为歇那些头口賺他的粪来上地。贱贱的饭食草料，只刚卖本钱哄那赶脚的住下。[39]
狄员外所开的客店，仍然着意于辅助农业。由此亦可看出当地居民商业意识较弱。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地冲突日益加剧，民众不得不转向农业以外的生产领域。清代道光之前的县志中即有了“家贫者亦善经营走四方”[40]的记载。清中后期，这种情况更加明显，道光《章丘县志》载：“今生齿日繁，习文事者比旧加三分之一，趋末务者比旧加五分之三，其不变者山河……歉岁固需告籴于辽东，即丰年亦多取给于莱、沂。此则人浮于地，地实不足於养之故也。”[40]人地矛盾的激化，促使人们不得不改变谋生的手段和方式，转而投身商业经营。我们虽不能据此认为“重农抑商”观念有了根本改变，但至少要看到环境变迁导致民众经济行为发生变化这一事实。
研究者曾指出：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地区是仅见的。好也罢，歹也罢，大家都去经商，这就是明中叶以后，山东商人骤增的原因。[41]联系这一时期章丘的基本情况，可以判断：随着章丘地方自然生态的恶化以及人地矛盾的突出，民众为了维持生计，投身于商业活动，促进了商业发展。当然，在章丘，最为有名的旧军镇孟氏家族经商，更多地利用了人脉关系和政治背景资源。但对于一般民众经商而言，更主要的动力还在于解决基本的生存压力。
据统计，清末章丘“农居十之五，商居十之三，士与工十中之二，而工居多数。”[23]经商的人数占到全部人口数的十分之三，十分接近农业人口比重，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也为数不少。这说明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已经成为当地民众较为普遍的经济行为和重要的经济来源。民众之所以经商、做手工活，实由于地方贫困，当地资源不能满足其生存需要所致。“县境户口甚繁，土穀所出不足以供食，指故懋迁有无。在本境者犹少，而在外州县以及外省者恒多。”因此，即便是经商，由于本地资源的限制，民众也多是外出经商谋生。虽然当地民众主体仍从事农业生产，但仅凭农业谋生者毕竟只是少数占田较多的人，“县境无旷土，以务农者众也。成顷之田，大户可以指数若成亩”；对于大部分的只占有少量土地的民众来说，要谋生，不得不借助于从事小规模的手工业，“而自食其力者比比皆是，且农户之家兼树艺，故农妇亦得课桑麻。”[42]
本着“生存第一”的原则，有的人选择了外出经商谋生，还有的人则凭借自己的手工活等一技之长维持生计。清末章丘县为数众多的石匠、铁匠、木匠犹可反映这一点。“邑多山而取材甚富者莫石工。若遍观各处坊表桥池以及官廨寺观之基础，往往精致工巧，不为怪也。又铁工在城乡者十之一二，在外府以及各省者甚多。每年春出冬归，习以为常，无乡镇无之。”[43]清末民国时期，木匠多为个体手工业者，走村串户，遍及村镇，“以打制木器、修旧加工谋生。”[44]这里需介绍一下章丘的铁匠。章丘冶铁的历史比较久远，早在汉代，章丘的东平陵城已成为冶铁重地。唐时“铁器章丘最盛”，元末成为“铁匠之乡”。清末民初，章丘铁匠已近乎遍布华北、东北各地，“章丘铁匠饶有声誉，每年售技于奉、吉、黑、山、陕等省者，道相望而锺相接，所得工资为数极巨。”[45]“所得工资为数极巨”固属夸张之语，但从中可以看出打铁这门手艺确实能增加经济收入。清末民初，章丘县每年外出打铁者不下数万人[46]。可见打铁营生对于当地民众生存的重要。据当地铁匠自述，如此多的民众干起了铁匠，主要是由人多地少，生存压力造成的：
章丘境內多山地丘陵，可耕地少，难于养活众多的人口。人们为了谋生，各寻出路……大多平民百姓，特别是赤贫户仍然靠耍手艺（主要是打铁）为生。土地确薄的山区和丘陵地带……除个别人户经商外，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靠打铁过活。当地俗话说：“穷人打铁翻土块，富人经商做买卖”。男孩长到十三、四岁，便去学徒打铁，当年就见“回头钱”。[47]
章丘有谚语云：“叮叮铛，叮叮铛，我去当个小铁匠，挣了钱，先置地，后盖房，娶上媳妇孝爹娘。”[48]还有人回忆章丘曾流传着这么几句话：“章丘哥，穷汉多，断奶就去学打铁。”[49]打铁成了民众一项重要生计。既然章丘出了如此众多的铁匠，那么当地的铁器或铁资源是不是很丰富呢?事实并非如此。清末民国时期，章丘境内冶铁工业渐衰，工业、手工业所需钢铁，靠外地输入。[50]当时的地方志印证了这一点：“铁器自山西运来，在本境销售并发行邻县。”[51]这说明：以打铁为生的章丘县，自身铁资源或铁器并不充裕，他们更多的是为别人提供打铁服务而营生，是一种输出劳务性质的经济行为。
清代中后期以降，章丘县地方自然生态条件恶化，民众经济行为发生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其中亦有民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例子。章丘县远近闻名的“绣江水磨”即是其一。明正德年间，绣江河两岸安装水磨、水碾，为境内手工劳动向机械化发展之始。绣江水磨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水磨大都建筑在绣江河的上游，当时采用拦河筑坝的方法，作为水的动力。其优点是既有利于中上游农业灌溉，又能冲动水磨做工，促进了绣江河两岸工农业的发展。清末民初，绣江水磨的发展，给当地民众带来了生机，逐渐形成了一支劳动大军。[52]
此外，由于农业不能满足民众生存需要，果树种植、手工业等渐次发展起来，成为民众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和经济生产方式。清末民初，南部山区“为果实所产地，品质尚称优良。每年除供给本地消费外，余则悉销售于济南。”[53]由于章丘境内宜种棉、植桑养蚕，纺织业较发达。清末民初，党家乡南部有制绸业160余家。这一时期，明水镇绣江河两岸盛产水稻，草源丰富。民众于农闲季节以搓草绳、草腰子，织草袋，打草苫子等位家庭副业。原料以稻草为主，产品自用并出售。[54]随着地方自然生态条件和生存条件的变化，民众的经济行为也有所改变和调整，他们更注重在农业以外的经济生产活动中谋求收益。
三、结语
通过考察明清以来章丘县的自然生态条件与民众经济行为，可以看出二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其中，前者是后者的生存基础，后者能够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对前者产生影响；民众的经济行为改变了地方自然生态条件；反过来，自然环境的变动又作用于民众的经济行为，促使其随着环境的变动做出调适。自明代至清前中期，章丘县拥有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地方民众因势利导，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和生产生活方式。清代中后期以降，由于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既有自然生态资源进行开发乃至过于索取而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尽管地方亦有合理利用自然生态资源发展经济的例子，但人口压力以及自然生态条件的改变无疑已促使地方民众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不再是民众生存的重要出路，从事商业、手工业等以维持生计的人越来越多。明清至民国时期章丘县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的双重变奏，再次为当今社会的人口、资源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了警示。［本文的写作受惠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开设的《环境史》课程的启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赵树国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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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Variation of Local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Economic Behavior
——Take Zhangqiu County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 case
Li Guangwei, Han Shuai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of people in Zhangqiu of Shandong pro ince took place a series of changes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changes were not one-way conductivities, but interactive for both sides. The local env ronment once shaped people’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elf-sufficient life, but after mic Qing dynasty,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led to the survival crisis of locals, and undel mined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nature. Finally, the changed local environment affected pec ple’s economic behavior in turn.
Key Words: Zhanqiu, Environment, Economic Behavior, Interactive
原载《古今农业》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