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古典时代城邦与雅典民主政治的时候，大都强调由农民和工商业者共同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平民”的作用，而往往容易忽视处于城邦民主政治转型时期农民川的特殊性，因此也较少围绕着诸如农民形象演变等反映城乡关系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2]。然而，只要考察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学、史学、哲学文本，以及众多艺术作品的考古材料，就不难发现阿提卡的农民在古典时代形成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形象。本文试图将阿提卡农民形象的演变，放在雅典民主制度兴衰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以此揭示隐藏在文化现象之后的雅典社会变革，进而剖析古代雅典城邦的社会政治建构。
一、阿提卡农民形象的层累
虽然早在荷马史诗中就已经出现“愚蠢的”和“目光短浅的”农民（1）（P.675），然而阿提卡农民的形象在希腊世界却表现得与众不同。据普鲁塔克记载，提修斯将城邦公民分为三类，其中“贵族地位最尊贵，农夫最有用，手工业者人数最多。”普鲁塔克紧跟着解释道，“提修斯是倾向于民主的，亚里士多德说他放弃了王权，而荷马在<伊利亚特）中仅是提到雅典人时用了‘人民（demos）’这一称呼也证明了这点。”（2）（PP．54—55）由此可见，农民与手工业者在城邦建立初期共同构成了在政治上与贵族相对立的平民阶层，而且这个平民阶层在雅典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农民的地位及形象相对于手工业者要高．
在波奥提亚诗人赫西俄德的笔下，从事农业更是一项体面的工作，只要诚实地在土地上劳动就能得到善德、声誉和财富，“愿你注意妥当地安排农事，让你的谷仓及时填满粮食。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倍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3）（p．10）。诗人在诗中所描绘出的那些勤劳和诚实的农民，代表了当时人们眼中的农民形象。
但自从进入古典时代，出现在众多作品中的阿提卡农民则大多被描绘成一个对城邦事务“冷漠”、“无知”以及“举止粗野”的形象。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莫过于那个要放逐阿里斯提德的农民。据普鲁塔克记载，以“公正者”而著名的雅典民主政治领袖一一阿里斯提德，在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到放逐。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个不识字农民递过充作选票的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提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提德非常惊奇，问道，“你既然不认识这个人，又为什么要放逐他呢?”农民答道：“我一听到他被人称为‘公正者’，就感到厌恶，所以要投票放逐他。”（2）（p．320）
当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到第六年的时候，阿里斯托芬上演了他早期的代表作《阿卡奈人》，该剧的主角是一个主张和平的阿提卡农民——狄开俄波利斯，他以聪明、善辩的正面的形象出现。不过，即使在剧中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狄开俄波利斯，阿里斯托芬也没有忘记为我们描述农民的“基本特征”，他在一开场就首先塑造了一个言行粗鲁、行为怪异的人，“我可总是头一个到场，就像这样子坐了这个位子；一个人坐好了以后，只好自个儿叹叹气、放放屁、打打哈欠、伸伸懒腰、转过来、转过去、画画符、拔拔鼻毛、算算数目。”（4）（P.7）而在阿里斯托芬晚期的作品《财神》中，甚至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卡里昂：“你是农夫吗?”告密人答道：“你以为我是傻瓜吗?”（5）（p．38）
自阿里斯托芬之后，农民的含义已经等同于“粗野”、“傻瓜”、“无知”等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6）（P．122），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论理学》等著作中，都出现了这种轻视农民的态度。以《尼各马可论理学》中，agroiko一（意为与乡村有关的）为词根的词及其解释为例。在第二卷中他说道，“对所有快乐都沉溺，什么都不节制，就会成为一个放纵的人；像乡巴佬那样对一切快乐都回避，就会成为一个冷漠的人。”在第四卷中出现的一词与滑稽可笑并列，解释为品位低级；在第七卷中与固执、愚蠢并列，解释为粗野（7）（P38）。泰奥弗拉斯托斯甚至在《个性》中以粗野（agrolkia）为题，论述人的性格（8）（PP，64—67）。
除了文本中的描述，瓶画、雕塑和建筑等相关考古出土的器物上也同样有反映这一时期变化的作品。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黑绘风格”（9）（PP．205—214）和“红绘风格”（10）（pp．216-222）瓶画上就涌现出了许多关于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活动的图案，如收获橄榄、榨橄榄油、捕鱼、打猎、摘葡萄、酿酒、纺羊毛、制鞋、制作铁器等场景。这些图案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日常生活，是平民通过艺术创作对其自身形象的构建。出现在许多陶器上的那些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形象，成为当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代表。然而，到了古典时代，瓶画中多是描绘神话、宗教祭祀、战争和死亡的题材（11）（pp．217—221），而鲜见反映农民日常生活的作品。
二、社会转型与农民形象建构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阿提卡农民经过多次建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层累的形象。然而，出现在各种作品中的农民是否仅仅成了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而非其自身真实情况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诸如戏剧、诗歌、史学、哲学甚至雕塑等作品上的农民形象，多是精英人物的“他者”建构，但是农民的形象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而凭空转换，它必然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农民所抱有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以雅典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将之置于阿提卡的具体语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解读那些隐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变革。
（一）转型中的经济地位与军事变革
公元前7世纪早期，希腊世界出现的重装步兵改革，促使农民与贵族在政治上争取平等的权力，此时军事上起主导作用的不再只是贵族阶层成员，而是扩大到具有一定财产、能够自备武装的重装步兵的社会其他成员．伴随着军事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重装步兵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同时，由于重装步兵作战强调集体协同，也培养了一种集体精神和平等观念，为城邦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12）（p．135）。这一时期能够自备武装的重装步兵恰恰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13）（pp.179—219），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自然会奋力保护自己的土地不被侵犯。因而，此时为城邦提供了经济和军事基础的农民显得尤为重要，而教授人们经营农事的《工作与时日》自然也就顺应而生。
随着雅典凭借海军击败波斯侵略，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海军取代了重装步兵在军事上的发挥的重要作用。雅典在战后一跃而成为希腊头号城邦，并竭力发展工商业，城市逐渐繁荣，雅典城中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商业富豪。相反，在希波战争中，由于躲避战争居住在城内的农民，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无法进行生产，致使他们越来越趋于贫穷；同时，为了满足帝国人口的粮食需求，雅典开始从海外进口粮食[3]，这使得阿提卡的农民既在经济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同时又要面临来自外邦的竞争。随着雅典的三列桨战舰称霸爱琴海，海军的作用更是显得日益重要。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城区内修建了一座供奉火神和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的神庙（14）（PP．74-75）。如果考虑到宗教对古代希腊人的重要影响，就不难看出当时手工业者地位的迅速上升。相反，虽然雅典仍然从十个部落中选出他们的重装步兵，但重装步兵的军事作用却在日益下降（15）（PP．398—422）。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对重装步兵的财产要求越来越低，到了公元前4世纪城邦甚至提供盾和长矛。导致农民与手工业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
伯里克利尝试建立起一套经济制度来保证全体公民参与到城邦的公共政治生活。他创立公职津贴[4]，使得众人有机会分享提洛同盟的款项。他在卫城上修建宏伟的工程，据学者统计建造帕特农神庙大约花费了469塔伦特（16）（p.74）。整个工程需要木工、铸工、铜匠、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工、浮雕工，以及监督押运人员、商人，在海上有水手、舵工；在路上又要有造大车的、喂牲口的、赶车的；还有编绳子的、织布的、制革的、筑路的、开矿的（2）（p．474）。这些措施旨在促使更多的公民投入到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但是与手工业者相比，农民并没有多少机会分享建造工程带来的收益，而陪审或观剧津贴实际上仅够维持一个人的一天的基本开销，却并不足以维持农民一家人的消耗（17）（p．145）。农民并没有从伯里克利的政策中获得多大的帮助，这反映出传统的平民阶层内部在经济分配上已经出现了分化。因此，正如v·D·汉森所说，“民主制度达到鼎盛也就意味着小农和重装步兵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虽然小农从雅典帝国中也受益，但这是及其短暂的。”（13）（pp．351—397）可见，虽然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农民也都被纳入到城邦的政治体系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条件和制度来保障农民在经济上的收入，使其能够在直接民主制度下获得相应的支持来行使政治权力。
（二）民主进程与政治参与
公元前6世纪，梭伦在雅典施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普通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得到一定的保证。因此，有学者指出“改革使公民的土地财产同政治权力联系起来，从而将中小农民阶层纳入了城邦的政治体系。”（18）（p．50）这也反映在梭伦的诗中，“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19）（p．14）可以说，梭伦的改革初步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使得由农民与工商业者联合起来组成的平民阶层成为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庇西特拉图延续了梭伦的政策，采取比较温和的统治方式。他出于维护其僭主统治的目的，“防止人们在城市逗留，而使之散居乡村，又令他们有小康之产，忙于自己私事，而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来留心公众事情……他又设立地方法庭，并且常常亲自下乡巡视。解决纠纷，以免因人们进城而荒废农事。”（19）（p．19）庇西特拉图还鼓励村社的普通农民对狄奥尼索斯、德墨忒尔等丰收之神的崇拜，从底层民众中汲取政治力量。城邦为此提升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政治地位，创办了城市酒神节，上演酒神颂，以城邦的名义庆祝狄奥尼索斯的节日。（20）（PP88—89）可见，虽然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是僭主统治，但他的政策却促进了民主制的发展，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此时的阿提卡陶器上会出现大量反映平民日常生活的瓶画。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催生了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这次改革对阿提卡农民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十个按地域划分的部落取代了原先四个按血缘划分的部落，每部落的居民按所在村社登记户籍，每一个村社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由于原先的血缘家族被打破，农民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家族在城邦的代言人来维护其利益，这样一来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亲自去到雅典城出席公民大会，否则，就意味着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有权力但又无法行使的尴尬境地。因此，改革虽然扩大了平民行使权力的范围，但受益者主要是从事工商业的城市居民，而对于那些居住在远离城区的普通农民来说却是不利的。
伯里克利将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推向了顶峰，正如他在《葬礼演说》中所宜称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重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公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也将得到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没有经过恰当的讨论，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的地方。”（21）（p．149）然而，这种情况却使得农民处于一个更加被动的地位。
按照古代的建筑水平，大量密集的人口是无法居住在雅典城墙以内狭小的空间里（21）（P.159），大多数的农民必然会散居在阿提卡的各个村社之中。据统计，阿提卡地区在古典时代约有170多个村社（22）（pp．197—198）。值于雅典城城墙范围以内的村社只有5个，毗邻城区的村社则有9个，可以将之理解为今天的近郊。城区周边的村社合共14个，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远郊的农民要想参加公民大会、出席陪审法庭，那么他们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去往城区的路上。考虑到古代的交通运输能力，那些居住在偏远地区各个村社的农民通常不愿意频繁地从自己的居住地步行到雅典的阿哥拉或普尼克斯[5]。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对于那些多数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来说，他们没有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23～（pp．122—145），为了避免长途跋涉而影响自己的农活，除非涉及切身利益，他们通常不参加城邦的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城邦公共事务，只能注重自己村社的事务。由于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制度已经成为高度发展的直接民主，最高权力归于城邦的公民大会，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最高权力的放弃。长此以往，普通农民对城邦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自然会随之降低。即便是那些出席了公民大会的农民，往往也表现得像普鲁塔克笔下的那个要放逐阿里斯提德的农民一样，而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心城邦政治对于自己的影响。
（三）战争状态下的农民流动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给阿提卡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震动[6]，旷日持久的战争更是进一步加深了雅典的城乡对立。与希波战争时期不同，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定期的入侵使得许多农民被迫迁移到有城墙护卫的城区里长期居住，据哈蒙德估算战前有2／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公元前4世纪城乡人口比例为1：1。戈麦的统计与哈蒙德相近，战前有2／3的公民居住在乡村，到公元前4世纪比例降为城乡各一半。（24）（PP．181）康福德引用了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中的一段话，“如果雅典只是一个岛国，它就能避免其土地被侵略者蹂躏。”他籍此认为，“农民和富人害怕敌人的入侵，而平民，由于一无所有，反而比较安全。”（25）（p．16）康福德这里所说的“平民”显然是指居住在城市里的工商业者，而非之前由农民和工商业者共同组成的“平民”阶层。相比较之下，阿提卡的农民除了在经济上的直接损失，战争使得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强烈地冲击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而这个变革使他们面对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他们自己也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的动物”（26）（p.7）。
另一方面，因为战争被迫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却有了更多的机会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阿里斯托芬笔下的狄开俄波利斯就被塑造成一个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身处境的农民。但实际上，由于长期的边缘化，居住在远离城区中心的农民不可能像居住在城区的市民那样频繁地在公民大会上发言，聆听陪审法庭上的辩护词，也没有时间向那些在城市讲授修辞学的智者学习。因此，相比那些滔滔不绝的城里人，言语缺乏锻炼的农民鲜有机会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参加戏剧演出，这反而使他们成为城里人嘲笑的对象，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又反过来，影响农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热情，进而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得“冷漠”、“无知”和“粗鲁”。
古典时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冲突，不再是平民与贵族的对立，而是以“粗野的乡巴佬”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与以“傲慢的贵族”和“计较的市井小民”为代表的城市文化之间的对立。阿里斯托芬借狄开俄波利斯之口为我们描述了这种冲突，“想望着田园、想望着和平。我厌恶市区，思念我的乡村，那儿从来也不叫：‘卖木炭啊!”卖醋啊!”卖油啊!’从来不懂得这个‘买’字，什么都出产，应有尽有，就投有这种‘妈呀’、‘妈呀’的怪叫。”（4）（PP．7—9）对于这些长期居住在乡村的农民来说，“城市中总有一种动荡感，因为它处于变化之中，这使得一个安定的社会具有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无论它是乡村、近邻城市还是郊区。”（27）（P.170）而伊索克拉底在其演说中提到那些生活在古典早期、甚至古风时期的祖辈时，也为我们描绘出当时城乡文化的隔膜：“许多居住在乡村的人从来都不去雅典城里，甚至在举行节日的期间也是如此，他们宁愿呆在家里，享受乡村的乐趣。”（28）（P.137）对此，有学者对此做出了精辟的分析，“雅典的城墙并非仅是防御性的建筑，更是一道文化的分界线。”（29）（pp.121—123）然而，在笔者看来，隐藏在城乡文化对立背后的，不仅是文化的隔阂，更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城邦公共事务参与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古风至古典时代，文本与考古文献中阿提卡农民的形象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与雅典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高度发展的直接民主制度下，农民没有得到相适应的制度保障，使其在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中被逐渐边缘化，而他们形象的演变正是这个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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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Nicholas F. Jones. Rural Athens Under the Democracy[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注释：
【1】本文所指的农民如未经特别说明均是居住在乡村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自耕农，那些和富有的、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2】就笔者目前接触到的资料而言，在城乡关系研究方面，以奥斯邦（Robin Osborne. Demoe: 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对于民主与村社之间的政治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而以琼斯（Nicholas F. Jones. Rural Athens Under the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派则提出注重城乡文化中差异的“城墙说”。
【3】弗任奇认为公元前七世纪后期雅典已经开始大量从海外进口粮食，而彼得·甘缓的研究则表明，只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随着雅典帝国的形成，人口的增长，雅典才开始依赖进口粮食。关于粮食进口的争论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139页。
【4】按照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记载，伯里克利创立公职津贴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客蒙的财力借此拉拢民心。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7.2；普钽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伯里克利传》，9.1。
【5】以马拉松到雅典阿哥拉的距离为例，全程约40公里，今天的专业运动员需要超过2个小时才能跑完全程。
【6】由芬利、M·汉森等学者提出的“农业危机说”，即认为斯巴达对阿提卡频繁地侵入是导致公元前4世纪雅典衰落的原因，受到V·D·汉森的挑战，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阿提卡农业造成的损害是有限的。参见Victor Davis Hanson. 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ss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Chapter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