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碉 资料图片
我国影像人类学先驱庄学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在成都平原打工的羌族背夫。
彩陶上的羊角纹和太阳图案。
庄学本拍摄的为庆祝羌年而舞的羌族人。
羌族，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汶川县、理县及周边地区，这四县的羌族人数占了全国羌族总人口的80%以上。2008年5月12日，强震猝然袭来，几乎涵盖了四川境内所有的羌族聚居区，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羌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北川指挥抗灾时指出：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要重视羌文化的保护。3年来，四川羌族人民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援助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同时，也积极重建本民族的文化体系。
宗教信仰是羌族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时至今日，羌族仍保留着原始宗教信仰（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这些原始宗教信仰反映了羌族人民的虔诚和质朴，反映了他们与自然的融合、对自然的敬重。时值汶川特大地震3周年之际，本报《宗教周刊》选取反映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一组文章，以此纪念历史，礼赞羌民族对生活的热爱。
2008年6月，在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四川省茂县、汶川县、理县以及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羌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类别之中。200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羌年”被正式批准列入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羌年，又称羌历年或羌年节，羌语称“日美吉”，意为羌族吉祥欢乐的节日。其中“日美”为羌族的自称，“吉”为吉祥如意的意思。“日美吉”是羌族人民独特的节日，其内涵与中华民族传统的春节相近，原来一般定在秋收之后，具体日期不固定，后来统一为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
神秘的“太阳树”
人类文明史上千差万别的节日，都源于历法的确立，而历法的出现，又源于远古人类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观察。2005年的羌历年，笔者第一次来到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进行田野考察。傍晚，坐在老释比余明海家的火塘旁，余明海和他的儿子余世华陪笔者聊着天。初冬的村寨，寒气逼人，火塘中半干半湿的柴火不时发出啪啪的爆破声，一阵阵浓浓的烟雾打着圈，围拥在墙上一扇窄小的窗户边。据余明海介绍，羌族的释比经典中就记载了释比祖师阿爸木纳根据每个季节太阳射进房间窗户影子不一样的道理，发明了“壁洞”，用以观测天象及日月的运行规律。
而据多年前理县余姓释比和杨姓释比介绍，“壁洞”还不是羌族最早观察天象的工具。起初，羌族是用一种叫“莫曦菩”（太阳树）的木杆观测太阳影子。在羌族的口传历史中，远古羌族观测天象最简单的办法是，固定一根“莫曦菩”，每天正午定时观察它的影子。最后他们发现，“莫曦菩”的影子在冬天就长一些，在夏天就短一些。“莫曦菩”的影子最长的那一天，羌语叫“米亚节”，即传统历法中的“冬至”。影子最短的那一天，羌语叫“碧节”，也就是传统历法中的“夏至”。
羌族古老的“壁洞”，与近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镇附近考古发掘的观象台原理非常相近。陶寺观象台由泥土夯筑而成的圆台和土墙组成，在圆台的中心确定观测者站立的位置标识，并在土台东面夯筑半圆弧形土墙，在半圆弧形土墙的中间留出11条狭缝。观测者站在台上有标识的位置观察。当太阳升起，阳光从东南方第一条狭缝射向标识点，这一天就是冬至日，古代以这一天作为新年开始。比较而言，古代陶寺人的观象台更专业一些，而羌族的“壁洞”则与住宅结合得更紧密。
另一个更重要的对比来自闻名于世的三星堆。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太阳树不排除与古羌族的太阳树存在同样的功效，即是用以观察天象与祭祀合二为一的神物。
历史记载的羌年
在羌族人的生活中，一年内最为重要的节日便是农历十月初一的羌年，这是属于羌族人的年节。
1918年，英国传教士托马斯到达成都。这座素以“闲适”著称于世的城市，在托马斯的眼中，如一片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窄窄的马路蜿蜒曲折，路两边梧桐树投下或明或暗的影子，沿街满是古代留下的庭院或瓦房，街巷中的人们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的事。这时的托马斯，虽然已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随后的探险与田野考察，会使自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事实上，到上世纪20年代，虽然西方传教士与探险家已大批进入了地处中国内陆的四川，但对于世人而言，川西北高原与山地中的羌族地区仍是一片未知的领地。在《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至1920年，成都华西教会的资料中仍将从成都进入岷江流域的必经要地都江堰的位置描述为“位于西藏群山之麓”。而正是托马斯在1918年率先深入了四川的羌族地区，回国后撰写的众多与羌族有关的著述，奠定了现代羌学研究的基础。1920年前，托马斯写成了《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一书，书中指出羌族“一年之中有3个主要节日，一个是汉历十月的第一天”；“一个节日在汉历的二月二到来，一个在汉历六月二十四开始”。托马斯文章中谈及的羌族“汉历十月的第一天”过的节日，正是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列入的“羌年”。
托马斯的记录是我们有据可查、在四川活动的西方人关于“羌历年”最早的文献，而国内关于“羌历年”最早的记载，则源于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早年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边防记》中，顾炎武引用《四夷风俗考》道：维州诸羌“岁时不用官历，知岁时者为端公，如辰年则画十二龙，或卧或行，因形而推之，它像亦然”。并说，以此“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大率以十月为一岁”。
关于羌年的记录，有更多的证例源于羌族自身的记忆。众所周知，以口传历史方式为主的羌族留下了大批的经典史诗，其中不少涉及对“羌年”的记述。如羌族释比经典中的《安家神》记载：“十月之时敬神时，刀头再加猪油饼，神要先吃再凡人。三十初一是过年，先没敬神不敢吃，神要先吃再凡人，神要先喝再凡人。”汶川雁门释比经典《木吉卓》也道：“九月三十吉祥日，羌人普谢天神恩。屈指吉期将临近，家家户户忙不迭。”羌族史诗《凿》则明确记载：“十月初一是羌年，村村寨寨还大愿。村村庙宇刷白泥，换上新装好过年。”
两个不同的羌年
现在，起码在学术界，大家已经认定长期以来羌族是以农历十月初一前后为年节的事实。但鲜为人知的是，羌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日期完全不同的羌年，一个是以羌历为准算定的羌年，另一个则是大致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以农历为准规定的羌年，虽然这两个羌年都定在十月初一，但其间相距竟达两个月之久。
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真正的羌历其实是十月历，即将一年365天分作10个月，每月36天，余下5天为节日，其历法是以农历冬至日为年始。
关于羌族十月历的秘密，虽长期以来散布于羌族各种口传史诗中，但因为人们一直将之与农历混为一谈，这个重要的问题竟一直得不到梳理与辨析。直到最近，著名的羌学学者，《羌族通史》（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耿少将在其论文中，才将此史实阐释清晰。在文章中，耿少将列举了志书中相关的记述，如《茂汶羌族自治县志》（1997年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记载：“相传，羌历最早为平阳历。古羌人以羊骨卜推历时计羌年，一年分为10个月。以后，遂改为一年12个月的农历。”耿少将又据羌族释比经典中相关的唱经加以分析，如其中有相当于汉族四季歌的史诗，从《采花》、《今年》、《许愿》到《蜜蜂颂》、《补五昔》等。这些唱词叙述一年的月份，从一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同时，还在分析、对比了与羌族有着密切文化渊源的彝族使用十月历的情况后，耿少将断言彝族十月历“与地支的对应关系是以地支3周为一月，以约30周地支为一年。另有5天不属十二地支中的任何一种属相，为过年的日子。每隔两年把过年的日子多加一天，以合闰年之数。羌族历法大致也与这种情况相似。”
历法因生计模式而改变
据史料记载，以十月历记年的羌族历法发展到明代，已经是一种十分精准的历法，不仅推演岁时准确无误，被称为“铁板算”，而且还能非常准确地推算出日食、月食的时间，做到“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不可思议的是，至清代，羌族却将羌历改成了农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存在诸多原因。其中当时羌族与成都平原密切的联系，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
众所周知，在农耕社会，历法的标准与人们的生计模式息息相关。在《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岷江上游的羌族与成都平原联系紧密。如该书卷3记述古羌冉駹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返落，岁以为常”。一般而言，羌族在农历九月中下旬便进入农闲，一年的农事活动基本结束，其男女青壮年习惯于成群结队在农历十月初到成都平原开始为期4个月左右的异地劳务性生产活动，这种季节性的人口流动至清代时已十分普遍。
据耿少将考证，在明代及清朝乾隆之前，羌族只使用十月历，很早就过羌历年。在作短暂修整后，羌族男女青年三五成群到成都平原打工自食，直到来年二月返回故里开始春耕春播。但是，随着保县（今理县）等地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以年节为度，岁凡入内地为佣，（春）节前必回，男女聚饮为乐”的风俗后，羌族十月历法便开始与农业生产及异地劳务兼顾的谋生手段出现了冲突：如果以羌历十月初一为岁首，那么，羌人势必在秋末冬初后的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分秋收之后以及羌历大年前后、农历春节前后和二月的春播前频繁往返成都平原与家乡之间。当时茂县、理县等羌族地区至成都之间均为山间羊肠小道，路途艰险，交通不便。面对此种状况，羌族只好对羌历做出了必要调整，将羌历十月历变为十二月历。
中华民族远古的历法
今天，即使从学术的角度而言，羌十月历与传统的十二月历，仿佛只是中华民族年历演化史上两个不同的体系。但让人着迷的史实却在于，在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伏羲氏从羊角图腾柱投在地上的投影中得到启示，开始仰观天象，构建了最早的天文历法。换言之，中华民族的历法，起源于伏羲氏时期，而在许多学者眼中，伏羲氏部落正属于古氐羌族系。
在历史长河中，天文的微妙变化，朝代的改换，民众生计模式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影响，都使历法的演变过程变得繁琐而复杂。而羌历与农历之间一系列有趣的历史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头伊始，便是一段融合与交流的历史，而中华民族，从头伊始，便是一个融合与团结的民族。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悠远，体现在多元之中，也归纳于统一之下。
（本文参考了耿少将相关论文，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