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向人们提供一条重要的经验：由于农业在前工业社会具有经济主导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免要从农业变革人手，必须有“农业的先期或至少伴随的发展”[1]。英国的现代化模式正是一个例证。农业革命率先开始，通过对土地关系、生产组织和耕作技术的改造，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率，保证了英国现代化的全方位展开。
英国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场持续了三个世纪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使英国农业在生产技术、耕作方法和农业组织形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使农业生产率较快地提高到一个能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革命发生在1560—1880年期间，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560—1660年间，其主要特征是生产技术革新在全国各地零星出现，但改革步伐踉跄缓慢；第二阶段是在1660—1760年间，各地涌现大量的改革思想，并广泛采纳新的生产技术；最后一个阶段是在1760—1880年间，尤其在1820年左右出现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构成农业改革的第二次高潮，史称“第二次农业革命”。
在20世纪，中外学者沿袭传统史学的“从上往下看”的研究方法，探索英国农业革命进程，有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也留下不少疑难问题。早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却没有详细讨论农业革命的进程。马克思讲的“圈地运动”是指：大领主把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传统的封建权利（土地占有权）的佃户赶走，将土地用于牧羊业，于是有了“羊吃人”名句。但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马克思留下了一句非常谨慎的话：“我们暂且把农业革命背后纯粹的经济动力放在一边，集中讨论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暴力手段。”言下之意，“圈地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一个因素，历史还有另外一面。英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的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也颇耐人寻味。他写了一个非常短的章节：“资本主义农民的起源”，指出在几个世纪的缓慢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农民。他们一方面给领主付地租，另一方面又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本雇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小农，造成了农村的贫富分化，在农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世纪上半叶，厄恩利的农业改革精英论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英国农业研究先驱厄恩利爵士早在1912年发表《英国农业今古论》名著，在高度颂扬这场革命对英国农业产生深远意义的同时，提出一种“从上往下看”的“精英论”。他在《英国农业今古论》中断言： “有目共睹的18世纪农业革命是与杰思罗·塔尔、汤森德勋爵、迪什勒的贝克韦尔、亚瑟·扬、诺福克的科克等人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大名就意示农业革命之特征。”[2]厄恩利及其同时代人认为，农业革命完全是绅士阶级中一小批农业改革精英之创举，与广大劳动农民似乎毫不相干。他们是这样论述的：l688年至l830年，英国政府实际上为土地所有者——绅士阶级所控制。他们以提高经济收入为目的，开始试验改进耕作制和牲畜饲养方法，引进“播种机”、 “马拉锄”等新工具，种植萝卜之类的新作物，推广更科学的诺福克轮作制。诸类农业改革需要他们控制土地并进行投资。但是，传统的农村结构成为改革之障碍。于是他们通过社会立法，采用传统的圈地手段来驱赶农民，集中地产，建立大型的农牧场，结果大大地提高了土地和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厄恩利称这一时期的农业变化是“令人惊诧的变革”，但拒绝使用“革命”一词，理由是“l8世纪的农场主的思维、生活和耕作与l3世纪的农民比较没有多大区别，真正跳出中世纪的禁锢是在1760年以后的事”。在他的笔下，英国农业革命是一小批上层社会改革精英的创举。“大领主热心创办大农场，投入大量资本，改造传统耕作方法，提高农业产量。”圈地运动作为一项合理的改革措施促进大农场的发展，使英国传统的农业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高的现代农业转变。厄恩利的著作多次再版，一直被认定为是英国农业发展历史的标准教材。概括厄恩利等人的理论有三个要点：其一，一小批改革精英是农业革命的主力；其二，农业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的变革构成农业革命的中心内容；其三，圈地运动是农业革命的合理措施，无可非议。这三个要点成为后人争议不休的焦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农业史评论》期刊上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大辩论，不久几本专门论述英国农业革命的著作便相继问世。l966年钱伯斯和明格合著出版《农业革命，l750—1880年》。此书的标题明确限定“农业革命”的时间在“1750—1880年”，但著者在论述中却认为农业革命始于17世纪初：当时新耕作制度业已流行，并与传统耕作制度决裂，这“标志了一个新农业时代的开始”[3]。次年，克里吉也出版了《农业革命》专著。他的深入考证发现钱伯斯所说的新耕作制度早在16世纪就已经存在，于是，克里吉把农业革命又推前了一个世纪。“农业革命发生在1560—l767年间，其核心乃是粮食作物和牧草轮种的草田轮作制的流行。这种制度在1673年就明显存在，而主要成就则是在1720年前取得的。”[4]其实，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是广大劳动农民在长期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克里吉终于发现这个事实，并且推翻了传统的“精英论”。厄恩利的许多论点被否定，其权威地位也被钱伯斯和明格合著的《农业革命，1750—1880年》所取代。但是，在方法论上，钱伯斯和明格未能摆脱那种“从上往下看”的“精英论”。在他们的论述中，广大的农业基本生产者在农业革命的过程中似乎只承担着“被适应”、“被剥夺”、“被消灭”的角色，否认或低估他们的积极参与作用，故而不能全面解释农业革命的进程和性质。
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家托尼、塔特等人，重申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的关于农业革命系指土地所有权关系之革命的观点。但是马克思把农业革命的时间局限在“15世纪最后30年，几乎整个l6世纪（后十几年除外）”[5]。托尼在他1912年发表的《16世纪农业问题》一书中也把农业革命局限在1500—1640年间，强调圈地运动驱赶农民的社会代价，认为这是一场“快速而充满暴力的”农业革命[6]。塔特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把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往后推到议会圈地运动时代。因为他认为开放田制的残余、自治村社和农民阶级的消灭是到l9世纪中叶才完成的。塔特没有忽视因土地所有权关系变革而带来的耕作技术改进、土地集中和协作生产等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但认为所有这些变化是土地关系革命的甜果，不应该被视为农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7]。诚然，对于广大农民在农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托尼和塔特也都没有论述。他们都简单地把农业革命理解为一个农民阶级被剥夺、被消灭的过程。
在20世纪80年代的“布伦纳大辩论”中，英国广大农民在农业近代化中的作用问题正式被提到讨论的议程上。布伦纳认为，“一个使英国抛开欧洲其他国家而率先起飞的主要因素，便是农民阶级被消灭，大型资本主义农业崛起，为英国工业化打下基础”。他把英国农民阶级的消灭归咎于英国农民未能像法国农民那样获得稳固的土地财产权，以至于在圈地运动中被驱赶、被剥夺、乃至被消灭。因此，他否定广大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直接参与作用[8]。朗克学派的精英史学价值中劳动民众更是毫无地位可言；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多元史观中农民被看做是“消极的、沉默的、潜意识的”组织部件。由于在研究着眼点上的错位、研究角度上的偏见和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和西方的农业现代化研究中，也只是把劳动人民的活动和经历描述为“适应或未能适应现代化”的过程。这样的观点也在国内史学的权威性著作中占主导地位[9]，对农业革命时期农民的作用极少论及，或者只谈农民阶级因圈地运动而被消灭的历史。殊不知从l6世纪，甚至更早一些，英国农民就以各种社会角色，直接参与了农业革命。
我们倡导“从下往上看”（Bottomup Perspectives）英国农业革命的历史过程，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首先定位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身上，然后往上看整个社会在农业革命过程中的变革。这种“从下往上看”的研究方法，是把劳动人民看作英国农业革命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力量，把他们看作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创造者；并且努力从劳动人民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参与历史创造的活动过程，来探索英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乃至整个历史运动规律。本书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下往上看”，以更准确地把握英国农村社会和农业革命的历史发展的轨迹[10]。
本书论述的年代跨越600年，从中世纪晚期的“过渡时期”到l9世纪中叶农业革命的完成。“从下往上看”的研究要求对农业革命前英国农民自身力量发展的情况作详细的考察。在简要论述英国农业地理环境和农村社会结构后，我们先在第二、三章和第四章分析英国农民“家庭生产方式”的特征，模拟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和考察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来确定英国农民的自身力量在“过渡时期”发展到了何种水平。接着，在第五章我们讨论货币经济、商业思想、商品市场、小市镇以及乡村工业化如何为农业革命的启动奠定经济基础，并在第六章提出“工资劳动”（wage—earning）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和过程的概念，阐述英国工资劳动者（wage—earners）的社会（职业）构成、人口比例、行业分布及其与雇主的关系。
关于英国农业革命的整个过程及其特征和性质，在第七、八章和第九章我们分别讨论土地所有权的变革，特别是土地占有权的变化导致新的农村经济实体即“家庭农场”的崛起，阐述广大农民在发明诺福克轮作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并且利用计量史学的成果来比较l4世纪和19世纪的农业生产率，从而比较严谨地判断农业革命对提高农业生产率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农业革命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成果改变了英国社会结构、人的价值观念和政府的决策；第三阶段即农业机械化同工业革命并进，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为工业革命的全方位展开奠定稳固的基石。因此，在最后一章论述了农业革命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以及英国现代化的起步即工业革命。
结尾部分重申“从下往上看”研究英国农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实践。这种史学观让我们把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重心放到广大的劳动人民身上，真正认识到英国农民构成农业革命的主体力量。
注释：
[1]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74页。
[2]厄恩利：《英国农业古今论》（Lord Emle，English Farmin9：Past and Presen）．伦敦1921年第l版，l962年再版，第32页。
[3]钱伯斯、明格：《农业革命，l750—1880年》（J．D．Chambers and G．E． Mingay，The AgriculturalRevolution，1750—1880）．伦敦1966年版．第4页。
[4]克里吉：《农业革命》（E．Kerridge，The AgriculturalRevolution），伦敦1967年版，第328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4页。
[6]托尼：《16世纪农业问题》（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l6th Century），伦敦1912年版，第256页；维特尔：《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1440—1500年诺福克郡的土地与劳动力》（J．Whittle，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1440—1500），牛津2000年版。
[7]塔特：《英国乡村村社与圈地运动》（w．E．Tate，The English Viiiuge Commu- nity and the Enclosure Movements），伦敦1967年版，第79页。
[8]布伦纳：《前工业社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R．Brenner，“A- gran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Euwpe”），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76年第70期，第67页。
[9]例如蒋孟引《英国史》，l986年版，第96—130页。
[10]杨杰：《英国农业革命与家庭农场的崛起》（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第1—l6页）；《英国农业革命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第10—20页）；和《英国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工业革命》，载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l994年版，是运用“从下往上看”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实践成果。
《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杨杰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