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世界著名的大乘佛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池田大作先生，曾以其国际人道主义的博大关怀，与世界多地政治家、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对话，寻求21世纪的人类生存智慧。《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则代表这一“对话的浪潮”（汤因比语）的最新发展。
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深刻关怀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他与池田先生这场人类跨入新世纪之际的对话，与其他对话一样，充满着终极的问题意识和睿智思考，对环境、资源、生命、伦理、和平、人口、贫富、肃贪、宗教、教育、老龄化、青年、民族、国家、联合国、人类大同等各个领域，都提出了精到的见解。而另一方面，这一对话也有其不同既往的特点，那就是突显了史学智慧对人类未来的贡献潜力。
章开沅先生历来强调，历史学本质上即为未来学，“历史学家应该把自己摆在‘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的位置上，应该领会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历史不仅是对人类集体在过去发生某个事件、产生某种结果的记忆与记录，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记忆中蕴含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是集体记忆积累、升华后的产物。”坚信有了丰富的智慧，就能重新考察现在，就有可能正确开创未来。这一观点引起池田大作先生的共鸣。池田先生虽不是历史学家，却以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历史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将历史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利器，肯定“只有阅读历史、学习历史，人类的未来才有和平，才有胜利，才能走上正轨”。章先生与池田先生的对话，主轴之一就依着史学智慧来展开，而其丰富的内容，大致可归结到“、“察史之识”和“明史之功”几个维度。
著史之路
池田先生40多年前曾有过与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话的愉快经历，他和汤因比的对话是面向21世纪进行的。而如今，世界仍然没有固定理想模式，继续走向前途未卜的时代，更加需要在正确的历史观下展望未来。他和章开沅先生的对话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对话从两位同代人的心路历程开始进入正题。章先生与池田先生有着惊人相似的成长环境，他们都出生在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幼时身体欠佳，有着伟大母爱的庇佑；早年都曾钟爱鲁迅、托尔斯泰，喜欢文学，做过作家、记者的梦；都经受过战争的痛苦和磨难，有过流浪生活的深刻记忆；都个性鲜明，受益于社会“大学”的教养，没有修成“正规”的学位却遇到最好的人生和思想导师；都是由于天赐“缘分”而从事了后来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享誉世界的事业。孟子曾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或许这正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通例”。不过，章先生成为历史学家，也有其特殊的禀赋，那就是一旦与历史学结缘，便全身心投入而乐此不疲，立即从中获得幸福感。“在历史探索中我获得莫大快乐。历史研究是对真相和真理不厌其烦的探求，是大海中无涯的航行。航行中虽然会遇到重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更能增添探索研究的兴趣和动力。”真相和真理的魔力，激励章先生坦然走过那些非正常岁月的艰困和折磨，吸引章先生忘情遨游于珍贵资料的挖掘、阅读、甄别、精研之中。
章先生从太平天国研究起步，进而集中研究辛亥革命而卓然成家，后来又拓展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等领域，皆作出开创性贡献。根据章先生的体会，实证是历史研究最主要的基础支持，“如果没有道地的实证努力，再宏伟的‘学术建筑’也会化为空中楼阁，就算暂时能赢得大众的欢心，也决不会持久”；而一流的历史研究，还需要与历史人物做超时空的对话，进行换场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遐想，并根据确实的史料来分析前人的思想和行为”，洞悉其内心深处的“秘密”，并以诚实的品格、高尚的境界去面对历史，“历史学家必须在道德上律己，还应该坚持为人类、为社会树立正义的无畏的气慨”。章先生经常引用楚图南的诗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嘉勉历史学者“自成高格”。池田先生对此相当认同，并引述众多杰出历史学家的故事和名言加以印证。
察史之识
章先生与池田先生对话中，就他们所熟悉的历史，提出了许多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例如谈到中国的“文革”痛史，池田先生指出，青年人的活力能创造也能毁灭一个时代，“如何善导青年人的热情和活力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是领导人的责任，和社会最重要的课题。章先生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为国家和社会进步作出无私奉献的同时所暴露出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弱点，知识分子在“神圣偶像”下勉强自己去忍耐恶劣的境遇和无理的虐待，是引发“文革”、造成“文革”持续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意义上，“文革”不能被遗忘，“‘文革’不应成为历史的包袱，而应当作为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深层次总结这一痛史，才能让类似的灾祸不再发生。
两位哲人谈得更多的还是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他们都非常珍视古代两国的友好往来，对于中古时期文化交流的高峰迭起，章先生感慨于“成熟的唐文化绚丽夺目，充满自信，包容而开放”和阿部仲麻吕、鉴真对中日友好文化交流历史建立的功勋，尤其欣赏“日本民族在历史上充分展现了出色的学习外来文化的特质。你们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并且在消化吸收的同时，还加入了创新。这一点，中国人要多向日本学习。”池田则诚挚感念中国对日本文化赋予的厚恩，佩服日本先人不顾一切赌上性命毅然使唐的“探求和修行的热情”，认为日本永远应该尊重中国，携手并进，走和平繁荣的路，“如果忘记贵国的恩情，变得傲慢自大，一定会走向野蛮、衰亡的倒退之路。”
很可惜，近代的日本正好不幸走上了野蛮、衰亡的倒退之路，对中国横加侵略。池田先生发挥夏目漱石、竹内好等名家的观点，认为这是日本片面“外发性开发”而内发性的精神开化却不充分的恶果，“当时，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席卷亚洲，形成欧洲是‘主人’，亚洲是‘奴隶’的格局。而日本全力‘赶超’，想让自己也加入欧洲‘主人’的行列，并打出‘脱亚入欧’的口号，试图让日本摆脱奴隶状态，由‘奴隶’一跃而成为‘主人’。结果，日本把自己当作统治亚洲各国的新‘主人’，蹂躏那些本应同甘共苦的国家”。章先生对日本这段“脱亚入欧”的历史非常遗憾，指出：“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的成果逐渐奏效之后，不仅没有对亚洲各国采取明智的亲睦政策，反而连续不断地向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两千余年的友好交流历史被迫告终，随后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侵略与反侵略的中日关系主线。中国因此蒙受极大的损害，而日本自身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多方面的，其负面影响至今仍然难以消除。”
明史之功——
章开沅先生和池田大作先生在对历史的检讨中，就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乃至全人类的合理关系，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教学相长”、“薪火相传”的育人事业，“人间革命”的生活观，“惩恶扬善”、“理性对话”、“关爱信任”、“求同存异”、“共生和谐”的精神。而这些宝贵的经验，以及人类其他的历史经验，如何造福于未来？他们都提到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教育”和“青年”。
章先生认为历史的教育功能可以促进人类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历史学家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切实地教育和启发人类，告诉他们为了避免过去的悲剧重演，人类必须克服自己的贪欲、愤懑和愚昧”，“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我们历史学家必须不断挖掘那些重要的历史，帮助人类总结经验教训，并时常提醒人们关注那些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历史资源”。池田先生不仅欣赏这种深刻的史学见解，而且认为这种见解有助于他提出的“人间革命”的实现，因为“所谓‘人间革命’，简单地说就是摆脱‘自我中心’，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从宇宙的立场把握自己，同时提高自己的人格素养，尊重、关爱所有生命的‘和谐’、‘共生’与‘创造’”。
池田先生提出，培养立足于“家乡”、“国家”、“世界”三方的均衡性的人，是21世纪人性教育的重点之一，要使21世纪的青年“同时具备扎根于本地的‘家乡居民’，归属于国家的‘国民’和以世界为人生舞台的‘世界公民’这三重身份”。为此需要特别重视青年、培养青年，平易谦和地与青年一同进步。对此章先生赏识有加。他以主持和从教华中师范大学的亲身经历和池田先生所创办的创价大学的成功经验，以及陶行知等教育家的卓越行止，生动地诠释了教育青年的神圣意义。鉴于“在全球化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追求个人利益作为人类本能的驱动力，可引人为善，也可引人为恶”，章开沅先生最后寄语青年：“一定要树立走向光明未来的理想，坚持与黑暗、邪恶作斗争的决心、勇气、毅力与智慧。”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9月21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