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1】
一、概述
清朝著名的尚书慕天颜【2】在1871年写给皇帝的一则奏章中曾经指出：“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3】这段话简明地说明了在水利事业、农业生产与国家财政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样一类接连在若干世纪中都有记载的土木工程史，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问题，是无比可贵的资料。
发展水利事业或者说建设水利工程，在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职能，其目的在于增加农业产量以及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诸如灌溉渠道、陂塘、排水与防洪工程以及人工水道等，多半都是作为公共工程而建造的，它们同政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各个朝代都把它们当作社会与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有力的武器。兴建以及发展这类土木工程的目的，最初都不是出自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决定于自然和历史的条件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
利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有可能剖析在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时成为支撑点的经济基地的作用。因而也才有可能去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从政权与地区关系的观点出发对它加以探讨，以及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对它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这种农业生产是随着灌溉事业、防洪事业以及人工水道系统（最初是为了向政府运送贡纳谷物）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再也找不到别的方法能如此清晰地说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了，即：政权同中国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一地区何以能一再地控制另一地区，以及具有显著地区差异、范围广阔的地域在政治上得以形成统一的途径等问题。还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区经济地理还影响到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这种起义往往是朝代更换的原因），它不仅为起义提供了聚众的地点，而且还会左右到这种起义能否获得成功。
虽然从公元前三世纪古典封建主义结束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以领土扩张与经济中心转移，以及政治统治不断更替为特征的漫长时期，但是，无论是社会性质，还是政治方面的上层建筑，实际上都没有改变。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闭关孤立状态被打破之前，这一时期才告结束。因此，它实际上包括了从形成统一的帝国或王朝开始，到西方列强对中国入侵时为止的全部中国历史。在这一整个时期中，有两个显著的动向值得研究，一个是统一与分裂的交替出现，这种交替现象，是在一种社会结构几乎全无变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大致如旧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停滞现象的情况下产生的。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文化由黄河中游向长江流域南进了，这种南进，显然是一种发达的现象。在由黄河中游向长江流域进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相对实力与政治上的重要性逐渐起了变化，而作为地方统治的中心问题的基本经济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如果撇开外部入侵、农民起义、商业及其他因素不谈，那么，关于领土扩张连同经济与政治重心的改变（但注意，社会或经济的结构不变）问题，就成了一个关于基本经济区转移的问题了，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就为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二、基本经济区的定义
在我们所论及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经济结构，最初是由千百万个在不同程度上能自给自足的村落所组成，这些村落一般都是为了行政管理与军事行动上的需要而编制成的一种较大的组织形式。相当于现今“省”一级的较大的行政管辖单位，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4】年）就出现了。这些行政管辖单位，在不同的朝代，其名称虽不尽相同，个别省的边界虽也时时在变动，但是，象这种作为省一级的单位，自很早的时候起，几乎就维持不变了。而这些省一级的单位，根据地形与经济因素，又组成了一些地理区划。这种地理区划的轮廓，在动乱与分裂时期显得很重要。例如将秦（公元前221—206年）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之际，或隋（公元589—618年）唐（公元618—907年）之际的动乱年代的地图，同三国（公元220—264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与五代（公元907—960年）同样处于动乱时期的地图作一比较【5】，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事实。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这些地区性的组织是高度自给自足的，且彼此间又互不依赖；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中央集权的国家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耍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
三、漕运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按实物的方式来征收赋税的，这一事实，说明了漕运是多么的重要。漕粮是皇族、中央官僚与首都警卫部队的主要供应来源。清朝的大臣董恂，【6】在他所编的大运河便览的序言中，对漕运的作用，有很清楚的说明。他说：
“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平取给，而饷为最。综材官、技击、厮养、羡卒，名载饷册者，十七万人。家以八口计，则食饷者百有三十有六万；即家五口，食饷者亦宜八十有五万。此断非籴数十百乡镇，乡镇籴数千百斛，所克济。……微漕东南粟，蔑由职是故也。”【7】
虽然董恂所谈的是清朝的特定情况，但是，这段话所包含的一般情理，实际上对于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以后的每一个朝代都是适用的。除了供给首都的需要之外，漕粮也是国家储备不可缺少的来源，特别是为了制止可能的造反，也就是说，为了供养一大支集中的兵力，以便在一旦预防性措施失效之后，就来镇压这种造反；或者在外敌入侵时进行一场对外战争。远在汉朝，汉文帝【8】的能臣贾谊（公元前200—168年）就领悟到了这种储备在政治与军事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贾谊这样提醒了他的君主之后，接着，还劝告地提出了问题：“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9】诚然，充足的粮食供应，是任何军队都要密切关注的问题，但是，在现代战爭出现之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粮食就是军队的生命，而充足的粮食储备，就是其最重要的武器。
《册府元龟》是一部成书于1013年的名著，宋朝的一位学者在该书漕运一章的绪言中对漕运所起的两方面的作用，曾作过很精辟的概括。他断然地写道，
“若乃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鄣，或约赍以深入，以嬴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10】
在那样的情况下，毫不奇怪，漕粮的生产、征集与运输，总是统治者及其官吏们极为关注的问题。
四、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
地方官吏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每年都要完成漕运一部分地方岁入的任务，例如在清朝，对不同省份都规定了一定份额的漕运指标。【11】但是，在动乱时期，就只能靠那些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稳定的地区继续漕运。而那些中央政府权力不易达到的地区的官吏（或者自封的首领），就会利用王朝分裂的机会，独立地统治这些地区。如果这些首领占据的地区，在经济上一旦有了能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力量，那么形成某种均势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就存在了。而当别的因素尚未打破这种均势以前，就将出现一次持续的分裂时期。在分裂期间，不可避免地要卷入相互争斗的旋流，而相争的统治者，往往借助水利工程的建设来加强其力量。这种建设性活动的竞争，以及随这种竞争出现的封建战争的野蛮破坏，一般都会打破这种均势，并产生新的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区。三国时期是一种在没有游牧者入侵的复杂因素影响下形成分裂的典型例子。其后期所出现的事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黄初（公元221-226年）【12】以后迄晋，当时能臣皆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13】
这种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定，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往往都特别注意在这一基本经济区更进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和运输事业以维护其权力。所以，以基本经济区这一观点作为杠杆，并由此去研究中国历史，就能更好地阐明有关统一与分裂的中心问题。于是也将提供一条途径，使我们能够由此了解到，对从公元前221年的秦初到公元1911年的清末整个中国历史时期中，对各个朝代的经济政策起了决定作用的那些基本的客观条件。
五、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
按照上述的标准，我们就能够把从公元前255年至公元1842年（这是有着外国势力影响的近代时期的开端）的中国经济史，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公元前255—公元220年）．包括秦汉两代。这一时期，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第一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公元220—589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包括三国、晋和南北朝。在这一时期中，因为灌溉与防洪事业的发展，使得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因而出现了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公元589—907年），包括隋唐。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也同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将首都与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了．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公元907—1280年），包括五代、宋和辽，金。这一时期，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显著的基本经济区在进一步充分地发展着。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公元1280—1911年），包括元，明、清三代。在这一时期，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这件事越来越发愁，因而多次想把海河流域（现河北省）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
于是，这五个代表着中国社会一经济史中长期发展阶段的时期，就以基本经济区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转移过程标志出来了。不言面喻，每一个时期，往往由于农民起义的发生，就会出现一个社会与政治上动乱的短暂间隔时期。这种农民起义，通常都会导致朝代的更替。比如1368年元朝的灭亡与明朝的建立就是一例。另外一些朝代的中断却是因为胡人的入侵所致，而这种入侵往往是乘机于中国内部的经济崩溃之时。例如契丹鞑靼人（辽代，公元916—1125年），女真鞑靼人（金代，公元1115—1234年），蒙古人（元朝，公元1271—1368年）和满洲人（公元1644—1911年）的入侵即是这样。然而，这些变化周期较短的朝代不管是通过内部起义的方式还是外部入侵的方式产生的，如果把它们看阼是附属于变化周期较长的经济转移现象的话（这种经济转移为政治与朝代的演变提供了舞台），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历代强调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方针，就是掌握与发展基本经济区。据此，我们也就找到了并且了解到了水利事业发展的总趋向。搞清楚水利事业发展的过程，就能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说明中国历史上整个半封建时期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点了。【14】
注释：
【1】这一章的要点曾在1934年4月4日于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俗称费城．——译者）举行的美国东方学会第146次会议远东部（The Far EasternSection of the one hundred and forty—sixth meeting of the AmericanOriental Society）提出过．并以。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为題，在1934年l2月《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第7卷第4期上发表。
【2】慕天颜，清朝甘肃静宁人，曾于康熙年间任江宁、湖北巡抚及漕运总督，在兴办水利事业方面有一定成绩。——译者
【3】《苏州府志》，第11卷，第3—4页。
【4】原文为221年，但现在一般都将汉朝断至220年；因而三国时期亦应自220年始。以下均改，不再加注。——译者
【5】参阅欧阳缨：《中国历史地图》，武昌，1930年。
【6】原文为董恂和。下不再注。——译者
【7】董恂；《江北运程》，第1—2页。
【8】原文为汉武帝。——译者
【9】贾谊：《新书》，第73卷。这一段文字，在班固《汉书》第24卷《食货志》第9页中也可查到。
【10】王钦若与杨亿，《册府元龟》，第498卷。
【11】黄汉樑：《中国的地租》（The Land 7ax in Chin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18年，第92—95页。
【12】本书引文中括号里的内容，是本书作者附加的。——译者
【13】康基田：《河渠纪闻》，第4卷。
【14】K·A·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在他的关于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名著中，曾经论及了“中国经济一政治核心区”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的论文彼此互有补益，然而他的贡献与我的不同。他说：“所谓‘文化中心’，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的经济一政治核心区，决不是固定不动的。在中国处于农业国时，它就曾有过几次变动；而当中国工业化之后，由于原料中心和工业生产中心多半不与农业生产中心相一致，因而又会在新的地区建立新的政权中心。”见《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第273页。他认为从西北到东北，到长江流域，这种核心区有三次变动，根据这些变动，他就得出了关于中国文化发展三阶段论的概念。他的贡献就在于阐明了存在有变化着的地理区这种事实，亦即他所谓的核心区，以及这种区域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我的著作的中心思想，在于说明作为统治附属地区的一种手段的基本经济区的作用，在于指出上面已经阐述过了的关于基本经济区的转移问题，在于解释关于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现象的经济基础问题。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朋友J．帕赫特曼（Pachtman）为我口头上翻译了（按，由德文译成英文）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的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要感谢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为我提供了上述引文以及该书中其他选段的英文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