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7、18世纪欧洲“中国潮”的潮起潮落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本文将中国潮的潮起潮落与当时欧洲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这一表面上的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着强大的经济利益动机。“中国潮”在欧洲商业革命中兴起，工业革命中衰落。其虽然与这一期间中国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在世界生产中的地位变化有关，但更多是西方人文化和商业运作的结果。17、18世纪欧洲商业革命中，欧亚贸易急剧扩张，欧洲商人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欧洲政府和商人用神话和文化制造推动了“中国潮”的兴起。后来，随着欧洲本土工业的发展，为了独占欧洲市场的商业和生产利润，欧洲政府和商人又用广告和文化导向将中国产品排挤出了欧洲市场。从始至终，主宰“中国潮”潮起潮落的并不是中国人，其最大获益者也不是中国人。是欧洲人因自己的需求而美化和歌颂中国的产品、制度和文化，也是欧洲人因自己的需求而丑化和贬低中国的产品、制度和文明。
【关键词】中国潮；商业革命；工业革命；虚拟价值
【Abstract】Sinomania was born in the European Commercial Revolution, during which trade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expanded greatly. In order to gain more trading profit by selling more Chinese products to Europeans, European governments and merchants helped to create Sinomania by displaying their own fancy for Chinese goods and culture. The virtual value of Chinese products rose along with the positive image of China and China-praising literature. Sinomania died out during the Europe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n Chinese manufacture lost its technological and product-quality superiority to the Europeans. In order to earn more production profit by selling more of Europe’s own products, European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helped to bring down Sinomania. With the declining image of China and a negative campaign against Chinese goods, the virtual value of Chinese products dropped sharply, even turning negative.
【Key words】Sinomania,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virtual value
一、问题的提出
17、18世纪，中国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等充斥欧洲。一股追求“中国时尚”的“中国潮”在欧洲蓬勃兴起。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倍受推崇；从中国回来的商人和传教士受到追捧；中国的建筑风格被模仿；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追求。很多上层社会家庭以用中国产品和效仿中国生活习俗为时尚。他们摆中国家具，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丝绸，学用中国筷子，收集中国书画。然而，这种“中国潮”并没有能够在欧洲长期地维持下去。欧洲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赋予欧洲人越来越多的自信；也使欧洲政府和商人越来越多地追求本土工业发展的生产利润和销售利润。当欧洲人可以从欧洲本土获得瓷器和高质量的绸缎，从殖民地获得茶叶时，中国产品便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形象也随之下跌。中国不再是欧洲人崇敬向往的那个富强有序而又充满智慧的神秘帝国。中国的制度受到批判，中国的文化受到抨击，中国的产品受到排斥。
关于中国器物和文化在17－18世纪欧洲倍受崇拜，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又惨遭贬低和排斥的现象[1]，不少经济史著作都对其有所提及，但大都局限在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简单叙述上。即使有进一步的讨论，其大多也是侧重在中西生产技术发展和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尽管对西方商人的市场营销手段也偶有提及，但基本上是浅尝辄止，更没有研究从国家制文化权的角度对西方政府和商人在欧洲“中国潮”潮起潮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2]。
二、广义虚拟经济学和商品虚拟价值
用文化导向和广告宣传影响市场需求，进而制造商品虚拟价值的商业实践古来有之，但其从来没有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得到过充分讨论。一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成分在几百年前的经济发展中比例很小，不足以引起重视；二是可能因为这种实践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完全合拍。
传统经济学注重于实体经济的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在对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讨论中，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所关注的重点都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上。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价值主要是由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决定的。亚当·斯密把商品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价值通常非由劳动评定”[3]。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之间的区别，但认为自然价格（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工资、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三部分构成；市场价格则主要由商品的供售量和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4]。显然，斯密这里所说的“资本利润”是商品的“生产资本利润”，并不包括被今天工商社会广泛实践，可以制造和提高商品虚拟价值的“营销资本利润”；其里面所说的“社会有效需求”指的也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有效需求或为满足消费者生理需求的社会有效需求，并没有包括由文化导向、广告、题材等创造出来的心理需求的社会有效需求。
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认为价值并不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然而，李嘉图并没有对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联系进行讨论[5]。
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斯密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或产品生产价格是由固定资本的转移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必要劳动价值和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三部分组成[6]。然而，同斯密一样，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里也没有包括可以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商品虚拟价值。总而言之，无论是斯密、李嘉图、还是马克思都没有对产品的非物质生产性劳动，如意识形态、文化、广告等因素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展开讨论。
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供求关系理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是从供求关系方面讨论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它却关注到了广告宣传等营销手段对市场需求的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承认非物质性生产劳动如广告宣传等营销手段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但并不对其展开讨论，主要还是把其放到市场运行机制里面去看，认为其通过市场而起作用，不过是市场自身力量的一部分而已[7]。
虽然传统经济学并不把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广告等非物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其关注的重点和讨论的主要内容，但在现实中，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品牌、广告等因素对经济发展和产品销售的影响长期存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影响越来越大；其对国家GDP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今天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非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很多时候其已超过了物质产品生产本身。现实经济发展的这种速度和趋势使传统经济学理论已不足以解释当今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尽管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针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落差，林左鸣教授等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学，把文化、品牌、题材、广告以及制文化权等非物质因素统领于广义虚拟经济学理论之下，探讨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8]。
广义虚拟经济学认为商品价值可细分为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虚拟价值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虚拟价值是可以通过文化宣传、品牌和题材创造等手段来制造和提升的[9]。在对17、18世纪欧洲“中国潮”潮起潮落的分析中，本文认为商品的虚拟价值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在没有被推向市场之前，商品的虚拟价值为零。商人可以通过广告、题材、和文化导向制造出一个正向的虚拟价值，也可以通过广告、题材、和文化导向制造出一个负向的虚拟价值。欧洲商业革命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贸易利润，欧洲商人努力打造中国产品的虚拟价值，使中国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等产品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除了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外，中国产品在当时的欧洲还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在工业革命中，为了推销欧洲本土制造业的产品，欧洲企业家、商人和政府又合力打造欧洲品牌，并通过负面宣传将中国和印度产品的虚拟价值降为负值。中国产品从以往高贵时尚的象征变成了劣质低下的象征，并最终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
三、商业革命与“中国潮”之兴起
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一些学者把“中国潮”的起始时间定在17世纪中叶，认为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已经从崇拜中国器物和制度转向了崇拜中国儒家文明，1667年基歇尔神甫《中国图志》的出版便是她的标志[10]；把终结时间定在18世纪中叶，认为从18世纪中叶开始，贬低和批判中国的声音越来越高，1748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的出版便是她的标志[11]。然而，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无论是17、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狂热赞扬，还是18世纪中叶后西方人对中国的极度贬低，其都来自于西方人自己的想象，有着西方人自己的需求和动机。周宁教授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隐喻。”[12]“西方文化精神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召唤与塑造的中国形象，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13]欧洲人对中国制度和文明的狂热崇拜来自于他们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失望以及他们迫切希望改造欧洲政治文化的愿望和他们对乌托邦理想国的追求。欧洲人是用自己的想象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他们所追求的政教理想国[14]。
从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认为17、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制度和文明的那些远离事实的赞扬和18世纪中叶后的那些极度贬低不光来源于他们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动机，而且还来源于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经济动机。从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潮”在16世纪下半叶由欧洲王室贵族首先掀起的崇拜中国器物之风中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从崇拜中国器物开始，到崇拜中国艺术文化，崇拜中国制度，最后到崇拜中国儒家文明，“中国潮”的酝酿和兴起首先与当时中国先进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和精美的产品质量有关。然而，中国先进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和独有精美的产品质量本身并不能导致“中国潮”的产生。因为远在17世纪“中国潮”兴起之前，中国丝绸的精美和中国独有的瓷器、茶叶和漆器等生产技术就已经长期存在。而且，一些欧洲王室贵族早在大航海之前就已经从印度洋－地中海－欧洲大陆的贸易中，从埃及国王的赠送中，见识或拥有过美丽的中国丝绸和瓷器[15]。“中国潮”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兴起，正是欧亚贸易大规模扩张，中国商品逐渐从奢侈品转变成为大众消费品的欧洲商业革命时期。本文认为中国商品的大量进口以及欧洲商人力图将中国商品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的商业努力是“中国潮”在欧洲得以兴起的经济基础和原始动力。
（一）美洲白银与欧洲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
欧亚之间的贸易源远流长。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经有了东起中国长安西至欧洲罗马的陆地丝绸之路。到唐朝的时候，从中国广州－到中国南海－印度洋－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渐进发达起来。但是，一直到16世纪末商业革命兴起之前，“中国潮”并没有在欧洲出现。16世纪之前，欧亚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由于那时候的欧洲并没有什么产品可以与亚洲交换，所以只能以金银易货，以至于只有少数富有的欧洲贵族有金银购买从亚洲进口的产品—这在当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由于这种贸易面对的只是极少数拥有购买力的欧洲贵族，而广大的欧洲民众根本没有购买能力，所以这种贸易的规模很小，其需求量也比较固定，致使中国产品在欧洲的边际销售利润很小或基本为零。因此，那时候的欧洲商人并没有向欧洲大众推销中国产品的动机。所以，尽管16世纪前的中国产品质量和17、18世纪的中国产品质量同样精美，“中国潮”没有在16世纪前的欧洲兴起。
“中国潮”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来源于欧洲商业革命中欧洲社会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这种大量需求的产生则来源于美洲白银的发现。1545年秘鲁波托西大银矿的发现，1546年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和瓜达拉哈拉等大银矿的发现以及1563年汞银法的发明，使欧洲突然间获得了大量贵金属货币[16]。美洲白银的获得打破了原来欧亚贸易的传统均衡。一方面拥有大量美洲白银的欧洲商人到亚洲大量购买亚洲产品，欧亚贸易规模扩张，供给增加，致使中国商品在欧洲的价格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广大欧洲民众的购买力也因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而增加，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者市场开始形成。欧洲社会对亚洲产品有效需求的大幅度增加是“中国潮”得以兴起的前提条件；其也赋予了欧洲商人努力打造中国产品的动机—即如何将从亚洲购买的大量中国商品推销到广大的潜在消费者手中。在大量中国产品被推向欧洲市场的过程中，赞誉和美化中国产品和文化的题材、神话和广告也应运而生。
（二）“中国崇拜”中中国商品虚拟价值的飙升
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到处流传着欧洲王室贵族和社会名流对中国产品的赞誉和推崇。中国茶被誉为可治百病的神奇饮料，中国瓷器被奉为能驱邪杀毒的圣器。1562年马德休斯（Mathesius）在《山间邮车》中说瓷器可以清除所盛食物或饮料的毒素[17]。在1610年出版的《葡萄牙国王记述》中，葡萄牙国王说：“这种瓷瓶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瓶都更为可爱。”[18]而且，瓷器还被传说为可以唤醒死者的灵魂。16世纪末开始，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举行葬礼时都要用中国最美丽的瓷器陪葬，据说将瓷器放在死者左手的手指附近可以唤起死者的灵魂[19]。许多文人名士也为中国瓷器赋诗作文。当时流行的这首诗便反映出了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中的地位：“让我们走向那瓷器， 它的美吸引我，诱惑我。它来自新的世界，看不到有什么比他更美。多么引人，多么细腻！它是中国出产的瓷器。”[20]
在各种传说和王室贵族与社会名流的赞美声中，中国瓷器的虚拟价值飚升。其不光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中国瓷器被作为最贵重的礼物赠送给主教、王后和公主[21]。正如马德休斯在他的《山间邮车》中所说“皇室或贵族是否占有东方瓷器，是关系到他们声望的问题”[22]。“瓷器增加宫廷的光彩。”[23]
中国茶叶同样变成了一种虚拟价值奇高的商品。17世纪末，1磅茶在英国售价10英镑，相当于18世纪一个普通工匠半年的生活费用[24]。在17、18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和贵族之间的通信件中，茶和茶具被屡屡提及；贵夫人们经常在自己的书信中谈及自己的茶具和饮茶爱好[25]。1662年，酷爱饮茶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远嫁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更是提高了茶的声望。凯瑟琳不光在嫁妆里带上中国茶叶，而且在到达英国后，一下船就马上要求喝茶。新王后的这一举止，进一步推动了英国贵族对饮茶爱好的追逐。很多社会名流和文人也都为茶赋诗作文，歌颂这来自遥远东方的仙草。“爱神的美德，日神的荣耀，比不上她与她带来的仙草。人中王后草中茶，均来自那个勇敢的国家，他们发现太阳升起的美丽地方。那里物产丰富，四方敬仰，那里的香茶可以激发艺术想象，可以使你神清气爽，可以使心灵的殿堂宁静安详…”[26] 这是英国政治家兼诗人艾蒙德•沃勒尔（Edmund Waller，1606－1687）为歌颂凯瑟琳王后和她的饮茶习惯而作。下面这首则是英国安妮女王时代的桂冠诗人达提所作的赞茶诗：“茶，消散了我的痛苦，它，用快乐调剂了严肃，这饮料给我们带来多少幸福，它增加了我们的快乐和欢呼。”[27]
在王室贵族和社会名流的推崇中，饮茶不仅被认为可以健身治病，而且成为了欧洲上流社会追逐时髦、附庸风雅的一种时尚。曾为商人，后来又成为法国地理学会主席的著名学者亨利·科尔蒂埃（1849－1925）在他1910年出版的著作《18世纪法国人视野里的中国》中这样写道：
“17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大量吹嘘这种中国植物好处的宣传册。丹麦国王的御医菲利浦·西尔维斯·特迪福（Philippes Sylvestre Dufour）和佩奇兰（J. N. Pechlin），还有巴黎医生比埃尔·佩蒂（Pierre Petit）是它主要的捍卫者。很多的文章、论文和诗颂扬这种饮料的好处。一位崇拜者把它称为来自‘亚洲天赐圣物’，是能够治疗偏头疼、痛风和肾结石的灵丹妙药。还有一个证明是，1657年一篇名为‘中国茶对关节炎患者的作用’的论文在一个盛大的场合得到了大臣塞吉埃（Seguier）的支持。”[28]
17、18世纪欧洲王室贵族和社会名流对中国产品的追逐和赞美无疑起到了帮助把中国产品推销到广大欧洲民众这个巨大潜在消费市场的广告作用，促进了中国产品从奢侈品向大众消费品的转移。这在当时恰恰是欧洲商人所最需要的。因为只有把用美洲白银从亚洲购买的大量产品推销到广大欧洲民众中去，各商业公司才能获得足够好的利润。在当时，这些商业公司主要是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些东印度公司不光拥有王室贵族的股份，享有政府的特许状，而且集商贸、政治和军事功能于一身。他们既有商贸的权利，也有发动战争，攻城掠地，以及建立殖民地政治军事监督管理机构的权利。它们在本质上所代表的其实是各自国家的利益。
（三）从器物到文明，“中国崇拜”后面的经济推动力量
在赞美中国器物的同时，赞美中国物产、制度和文明的著作也频频相继问世。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1585年首版于罗马）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把中国描绘得广袤富有，有礼有序。那里产“大宗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西班牙的）格拉纳达（Granada）的丝，是该国一项最大宗的贸易。”[29]中国“百姓穿丝绸是寻常的事，…他们用丝绸做鞋，有的用缎子，很多用金缎，色彩极鲜艳。”[30]“这个国家的精瓷盘要用很多话加以叙述。但从那里运进西班牙的十分粗糙，尽管那没有见过精品的人看来很精美。不过他们自己有那种精瓷器，在我们那里会被看作是用金子做的。”[31]
后来陆续出版的还有金尼阁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8，后称为《利窦玛中国书札》），闵明我神父的《中华帝国志》（1675），曾德昭神父的《大中国志》（1643），卫匡国神父的《中国历史十卷》（1658），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志》（1667），柏应理和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1687），百晋神父的《康熙帝传》（1699），还有德国科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1697），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以及法国经济学家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的《中国专制主义》（1767）等一系列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中国被描绘成了一个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君主贤明，官员睿智，制度优越，社会文明有序，一个由哲人般的皇帝和官员管理的国家。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在他1721年在德国哈勒大学的《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的演讲和他1728年在德国马堡大学的《哲人王与哲人政治》的演讲中，更是将中国的文化文明推向了人类文明的极致，把中国的政体夸奖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32]。
我们可以说上面的这些赞美之作并非出自于商人之手，但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的欧洲社会有着这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强烈需求。16－18世纪的欧洲（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西北欧），政府和商人合二为一（其实至今依然如此）。各大商贸公司都有王室贵族的股份，而且很多商人本身就是国会议员。因此，在商业革命中，如何获取中国进口商品在欧洲的最大销售利润是王室贵族和商人的共同利益。同样，随着欧洲本土制造业的发展，如何获得欧洲产品的最大生产和销售利润也是欧洲政府和工商集团在工业革命中的共同利益。所以，中国可以在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初的商业革命中成为欧洲人崇拜的对象，成为富有发达和文明有序的象征，也可以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中，迅速转变成为欧洲人鄙视的对象，成为专制独裁和愚昧落后的象征。
上面的那些著作虽然大多为基督教传教士和社会文化精英所做，但将它们出版发行并推向市场的则是欧洲的各商业出版公司。其实，“中国潮”中，并不是所有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都对中国有溢美之词，比如曾经在中国传教22年，并在私下交往中深深影响了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的法国神父傅圣泽便对中国颇有微词[33]。然而，当时的欧洲社会并没有给予这种声音以同等的机会，因为这种声音并不符合商业革命时期欧洲的时代潮流和现实需求，更确切地说不符合欧洲王室贵族和商人的利益。急于想与中国贸易并希望欧洲广大民众能够接受中国商品的欧洲王室贵族和商人需要的是走近中国的论证而不是疏远中国的理由。尽管那些赞美之词言过其实，但却是政府和商人合二为一的欧洲商人集团所迫切需要的。
在欧亚贸易大规模扩张和中国商品在欧洲广受欢迎的欧洲商业革命中，葡、西、荷、英、法等国都急于想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各国王室贵族都很想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一切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各国王室和教廷纷纷派传教士和外交使团前往中国传教、考察、游说，以期获得中国政府更多的信任，占有更大的欧华贸易份额。因为在16、17世纪的商业革命初期，买卖中国商品的贸易利润常常高达几倍至十几倍。如此高额的贸易利润意味着谁垄断着与中国的海洋贸易航线，谁就垄断着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利润。欧洲商业革命中一些欧洲王室贵族和商人对海外贸易利润的强烈追求，他们急切与中国贸易和希望欧洲民众接受中国产品的愿望，以及他们因这种追求和愿望而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兴趣是大批传教士愿意撰写，各出版社愿意出版那些介绍和赞美中国著作的社会环境需求。就是莱布尼茨、伏尔泰和沃尔夫这些从内心深处由衷仰慕中国的伟大哲学家们也无非是在欧洲新教王室和新教商人与天主教王室和封建贵族的搏弈中找到了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而已。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经济或商业利益关系不大的文化现象，其实与当时的商业和经济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美国学者伏若姆尔（Fromer）在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饮茶习俗的讨论中，就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那些赞美、歌颂和提倡饮茶习惯的各类散文诗篇、广告、报告会、个人陈述和科学论文其常常是由茶叶工业的各种部门赞助的[34]。而从时间上讲，“中国潮”的确是在欧洲社会十分需要中国产品的商业革命中产生的，在欧洲本土产品需要占领欧洲市场的工业革命中消退的。
四、工业革命与“中国潮”之潮落
“对中国的排斥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殖民主义的序曲。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由大炮来摧毁它。”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下卷，p.286
18世纪中叶，中国形象开始在欧洲发生变化。此时正是欧洲制造业经过百年成长，渐进成熟，即将进入工业革命的时期。经过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个曾经被莱布尼茨、伏尔泰、沃尔夫和魁奈等人高度赞扬，被誉为君主开明、制度优越的中国，如今在孟德斯鸠、黑格尔、孔德赛、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等人的笔下则变成为了一个专制、野蛮、停滞、愚昧、以及有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35]。
与中国国家文明形象转变相伴随的是中国产品形象的转变。曾经颇受欧洲贵族青睐，被誉为精美高贵的中国丝绸，在西北欧丝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被看作是对欧洲本土丝织产品的竞争。为了刺激本国丝织工业的发展，英国、荷兰等国都曾明文限制和禁止进口和穿戴亚洲丝织品。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进口亚洲织品，其中包括中国的丝绸。1776年，英国议会再次通过法案，一方面禁止丝织品进口，一方面降低生丝进口关税，以进一步促进英国丝织工业的发展[36]。同样，在荷兰哈勒姆（Haarlem）丝织厂主的要求下，荷兰政府也于1740年通过法令，禁止国人穿戴亚洲丝织物，违禁者予以罚金[37]。随着西北欧，特别是法国和英国丝织工业的发展，中国丝织品越来越失去欧洲上流社会的宠爱，并最终被挤出了欧洲市场。
（一）中国瓷：从失去虚拟价值到失去欧洲市场
类似的命运也发生在中国的瓷器和茶叶身上。曾经被欧洲王室贵族视为珍宝，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中国瓷器，到18世纪中叶时，就已失去了其在欧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18世纪初，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将从景德镇所获得的瓷器生产秘密（高岭土成份）传回欧洲，使欧洲制瓷业终于有了技术上的突破。当时，西北欧的各国王室都积极支持和投资本国制瓷工业，并将瓷器生产垄断权授予给本国的一、两家公司，同时对瓷器生产制定严格的质量要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证本国瓷器的产品质量，创造出本国瓷器的国际品牌，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有利于本国制瓷业与他国之间的竞争；当然，这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股份和利润。为了促进和保护本国制瓷业的发展，欧洲各国还几乎都对本国制瓷技术工人予以免除兵役和减免赋税的特惠，一方面用“可立即成为公民”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制瓷技术工人移居本国，一方面又限制本国制瓷技术工人移居国外[38]。由于扩大本国瓷器销路不仅关系到商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王室的利益，在用本国瓷器取代中国瓷器的产品竞争中，各国王室也常常是身体力行。
18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在法国掀起“日用品革命”，敕令法国贵族改用瓷器，将银器送去熔化、煅造为银币，以充国库之虚[39]。同时，他还下令限制法国其它制瓷工厂的生产，赋予法国塞夫勒瓷器（Sevres Porcelain）厂以瓷器生产垄断权。为了推销塞夫勒瓷器，他还专门在凡尔赛宫为法国贵族举办新年宴会，将质量最好的塞夫勒瓷器向宴会上的法国贵族展销[40]。对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下令“熔化银器，改用瓷器”的行为，传统的解释一向认为是为了解决法国的财政危机。然而，如果我们把这项政策和路易十五在法国瓷器制造业上的投资联系起来，恐怕这一政策的目的并不像国王所标榜的那样纯粹。法国塞夫勒瓷器厂从一开始就与王室关系密切，获有路易十五特许的瓷器制造和销售权。1751年路易十五买下塞夫勒瓷器厂25％的股份。次年便下令限制法国其它制瓷厂的生产，并禁止外国瓷器进口。1759年，路易十五又买下整个工厂的股份。塞夫勒瓷器厂彻底归国王所有，并改名为法国皇家瓷器制造厂[41]。在欧洲各国中，法国王室对瓷器生产的参与和干涉可算最甚，把17、18世纪欧洲政府和商人合二为一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但政府参与和干涉其实是当时欧洲各国瓷器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上，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和干涉了本国制瓷业的发展。
为了推销本国生产的瓷器，欧洲各国还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断提高中国瓷的进口税，甚至禁止中国瓷器的进口[42]。1752年法国政府规定，对进口外国瓷器者惩以3,000 里夫尔（livre）罚金，并没收所有瓷器[43]。以往那些赞美中国瓷器的神话和传说也纷纷在西北欧各国政府和商人赞美和推销本国瓷器的努力中销声灭迹。当时的英国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为什么把钱往海外抛掷，去讨好变化无常的商贾？再也不要到中国去买China，这里有的是英国瓷器”[44]。在各国王室和商人的共同努力下，欧洲制瓷业发展突飞猛进。德国麦森的硬质彩绘瓷和瓷塑、法国的软质彩绘瓷以及英国的骨质瓷都纷纷登堂入室。18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停止进口中国瓷器；1810年，英国从瓷器进口国变成出口国[45]。
（二）中国茶之失去欧洲市场：从正向虚拟价值到负向虚拟价值
为贸易利润而歌颂，为生产利润而贬低的这种现象在中国茶被印度茶和锡兰茶所取代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9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秘密筹划茶叶生产基地。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印度茶叶生产基地可以生产茶叶之前，中国茶叶一直在欧洲享有盛誉。商业革命之初，中国茶是只有欧洲上层社会才有财力享用的奢侈品。后来，随着茶叶进口规模的扩大，其越来越向大众消费品转移。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着欧洲和中国的茶叶贸易。这一时期，饮茶不仅被渲染为英国中产阶级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是丈夫与妻子共度时光，享受家庭舒适生活的媒介[46]，而且还被宣传为大英帝国公民可以引为自豪的民族标志（national identity）。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可以在印度获得大量印度茶，70年代开始可以在锡兰（斯里兰卡）获得大量锡兰茶时，饮茶又被拔高到了爱国主义的层次。饮茶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而且是一种支持英国海军和英殖民地茶叶生产，支持英国帝国主义和为英国经济作贡献的爱国主义行为[47]。与此同时，以往曾被称为灵丹妙药，代表着上层社会一种生活时尚的中国茶，如今却遭到了强烈的丑化和攻击。在宣传印度和锡兰红茶可以美容健身，治疗胃病，是“地球之美品”的同时，中国绿茶被称为里面含有鞣酸，会损坏肠胃[48]。商人们再次在商品的虚拟价值上制作文章。各种广告常常把饮用印度和锡兰红茶的习俗与仪态高雅、穿著时尚的中产阶级主妇形象联系在一起，通过制造和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大大提高了印度和锡兰茶的虚拟价值。同时，英国商人还实行掉包计，一方面把中国的高档红茶祁红加到印度和锡兰的高档茶中，以提高印度和锡兰茶叶的品位，或直接将华茶的标签改换为印度茶和锡兰茶的标签出售；另一方面则故意将中国茶在潮湿的地方长期搁放，待发霉变质后，再以中国茶的标签出售[49]。在劣质、不干净和有害健康的各种指控中，中国茶的虚拟价值迅速从原来的正值下降为负值。
正是在印度和锡兰茶的虚拟价值飚升，中国茶的虚拟价值狂跌的商业气氛中，中国茶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市场份额。1860年，在英殖民地印度茶叶生产基地可以大量生产茶叶之前，英国茶叶市场上99.89%的茶叶来自中国。中国茶的市场份额到1880时下降为79.58％，1890年时为39.98％，1913年时为3.25％[50]。由于当时英国基本上垄断着世界茶叶贸易，是欧洲除俄国之外的整个茶叶市场的集散地，所以英国茶叶市场的丧失也意味着丧失除俄国之外的整个欧洲茶叶市场。
五、没有中国虚拟实力支撑的欧洲“中国潮”
从潮起到潮落，“中国潮”在欧洲汹涌澎湃百年之久。然而，推动欧洲“中国潮”潮起潮落的并不是中国人。无论是中国商品在“中国潮”潮起中的正向虚拟价值，还是在潮落中的负向虚拟价值，都不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当然其最大的获益者也不是中国人。欧洲王室贵族、商人和社会名流是“中国潮”的始作俑者，也是后来为“中国潮”拉上帷幕的人。这一点与今天“崇西方之产品，慕西方之文化”之崇洋之风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并不完全相同。
在整个中国潮的潮起潮落中，中国政府和商人基本上处在一种无作为的状态，既没有意识和愿望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化、制造中国热、推销中国产品，也没有愿望去了解和参与当时的欧洲“中国潮”，甚至可能对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中国潮”都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是欧洲人因自己的需求而美化和歌颂中国的产品、制度和文化，也是欧洲人因自己的需求而丑化和贬低中国的产品、制度和文明。
在大量中国商品流入欧洲市场的商业革命中，欧洲商人主宰着整个从亚洲进口到在欧洲销售的贸易链条。既没有中国人到欧洲开店经商，参与中国产品的推销；也没有中国人到欧洲投资办厂，生产那些深受欧洲人欢迎的中国产品。这种角色的缺失一方面说明中国在欧洲没有自己经济利益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也说明明清中国经济不是一个扩张型的经济，政府和商人缺少在国际市场上制造中国潮的动机。尽管中国商品的虚拟价值是在崇拜中国的“中国潮”中诞生的，但制造中国神话和赞美中国文明的并不是中国人。与当时的欧洲相比，明清中国明显缺乏制造虚拟价值的虚拟经济活力。
晓林和秀生提出了“虚拟经济系数”，认为虚拟经济系数也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和发达程度，只是其与恩格尔系数呈负相关关系。虚拟经济系数越小，国家越穷越不发达；虚拟经济系数越大，国家越富裕越发达[51]。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光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和发达，而且还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虚拟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既可以表现在虚拟经济的创造上，也可以表现在实体经济的创新上。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虚拟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实体经济生产技术不断创新的国家。这实在是因为两种创新能力同出一源，紧密相联。拿16－18世纪的欧洲“中国潮”来说，在创造中国商品虚拟价值的同时，欧洲制造业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也在飞速地发展和不断地创新。如果没有西北欧国家在丝织和瓷器等生产技术上对中国的赶超，没有英殖民地茶叶生产基地的建立，欧洲政府和商人也难以用负面宣传将中国产品的虚拟价值降至为负值，并排挤出欧洲市场。
笔者认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52]，而一个国家制造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能力则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经济状态是一个国家现实经济的表现；而经济活力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从中国和欧洲西北欧国家在欧洲“中国潮”中的表现中来看，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拥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尽管到18世纪初时中国在制造业技术上还遥遥领先欧洲，并因其产品质量的精美和独特在国际市场上独领风骚。但在虚拟经济的制造能力上看，那时的中国远不如欧洲。欧洲“中国潮”中，中国制造虚拟经济能力的缺乏，中国政府和商人的参与的缺失，是中国在“中国潮”发展中的尴尬处境。这一独特的特征其实已为后来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关于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潮”，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主要来自于文化思想史和中外关系史学者。这些研究更多的是把“中国潮”当作一种思想和文化现象来看，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参见Lee, Thomas H., edit.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1；Pak，Hyobom，edit. China and the West: Myths and Realities in History［C］，Leiden: E. J. Brill, 1974；［德］ 利奇温 著，朱杰勤 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周宁.《世纪中国潮》［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天朝遥远》［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参见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梁赤民 译.《全球通史》［M］上卷，北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英］ 简·迪维斯 著，熊寥 译.《欧洲瓷器史》［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第2期；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J］，《中国农史》，2007，第1期。
[3]［英］亚当·斯密 著，郭大力、王亚南 译.《国富论》［M］上册，上海三联书店，2009，p. 23－24。
[4] 同上，p. 40，42－49。
[5] 参见［英］李嘉图 著，王亚楠、郭大力 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p. 7-9。
[6] ［德］马克思 著，中央编译局 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卷：p. 238－250，第3卷：p. 29－48。
[7] ［美］曼昆 著，梁小民 译. 《经济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上册，p. 61－62；［美］萨缪尔森 著，高鸿业 译.《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上册，p. 69－70。
[8] 参见晓林和秀生.《看不见的心》［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4；晓林和秀生 主编.《广义虚拟经济论文集》［C］，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8;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9]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p. 36－41。.
[10]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上卷，p. 70－77。
[11] 同上，p. 300－301。
[12] 周宁.《天朝遥远》［M］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p. 4。
[13] 同上，p. 70。
[14] 周宁.《天朝遥远》［M］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p. 135－206
[15] Whitehouse, David. “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 ［J］, Medieval Archaeology, vol. 16, p. 67-78；［法］ 亨利·科尔蒂埃 著，康玉清 译.《18世纪法国人视野中的中国》［M］，上海读书出版社，2006年，p. 23－24。
[16] 根据银矿和商船运输有案可查的注册记录，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大约出产了137,000吨白银，这是1500年前，欧洲大陆全部白银储蓄量37,000吨的三倍之多。其中约有60,000吨，大约1/3－1/2的美洲白银，最终流向了中国。参见弗兰克 著，刘北成 译.《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0，p. 202－212。
[17] ［英］ 简·迪维斯 著，熊寥 译.《欧洲瓷器史》［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p. 9。
[18] 李书琴、胡光华.“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和互动”［J］，《美术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9] 刘强.“中国制瓷业的兴衰，1500-1900”［D］， 张丽 主编.《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第3章，未出版稿。原始资料来源于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p. 45。
[20] ［法］艾田蒲 著，许钧、钱林森 译.《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下卷，p. 43。
[21] 刘强.“中国制瓷业的兴衰，1500-1900”［D］，张丽 主编.《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第3章，未出版稿。原始资料来源于金国平、吴志良.“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22] ［英］ 简·迪维斯 著，熊寥 译.《欧洲瓷器史》［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9页。
[23] 同上，第12页。
[24] 周宁.《风起东西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p. 191。
[25] ［法］艾田蒲 著，许钧、钱林森 译.《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M］上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p. 41－42。
[26] 周宁.《风起东西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p. 189－190。
[27]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M］，五洲传媒出版社，2006，p. 146。
[28] ［法］ 亨利·科尔蒂埃 著，康玉清 译.《18世纪法国人视野里的中国》［M］，上海读书出版社，2006，p. 23－24。
[29] ［西班牙］门多萨 撰，何宝济 译.《大中华帝国史》［M］，中华书局，1998，p. 10。
[30] 同上，p. 370。
[31] ［西班牙］门多萨 撰，何宝济 译.《大中华帝国史》［M］，中华书局，1998，p. 371。
[32]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M］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 171－177。
[33] ［法］艾田蒲 著，许钧、钱林森 译.《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上卷，p. 23-25；周宁.《天朝遥远》［M］下卷，p. 586。
[34] Julie E. Fromer, “Deeply indebted to the tea-plant: representation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Victorian histories of tea”［J］，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6, 2008, p. 2.
[35] 参见［法］孟德斯鸠 著，张燕深 译.《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德］黑格尔 著，王造时 译.《历史哲学》［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法］孔多塞 著，何兆武、何冰 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北京：三联书店，1998；［英］马尔萨斯 著，周进 编译.《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6] Hertz, Gerald B. “The English Silk Industry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4, No. 96, 1909.
[37] Jacobs, Els M. Merchant in Asia. The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2006, p. 114-115.
[38] Auscher, E. S., authored, and Burton, William, translated and edited.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French Porcelain［M］，London, Paris,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ssell and Company, Limited, 1905, p. 52-53.
[39] Auscher, E. S., authored, and Burton, William, translated and edited.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French Porcelain，London, Paris,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ssell and Company, Limited, 1905, p.64；李书琴、胡光华. “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J］，《美术研究》，2005, 第4期。
[40] Sevres Porcelain－the Company history: http://www.antique-marks.com/sevres-porcelain.html，2010-6-25.
[41] 同上。
[42] Schiffer, Herbert and Schiffer, Peter Berwind.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Standard Patterns and Forms［M］, 1780-1880, Pennsylvania: Schiffer Pubishing Ltd, 1997, p. 11.
[43] Auscher, E. S., authored, and Burton, William, translated and edited.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French Porcelain［M］，London, Paris,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ssell and Company, Limited, 1905, p. 51-52.
[44] 陈立立.《景德镇千年瓷业兴衰与崛起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4，第12期。
[45] Jean,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M］, 1785-1835,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81, p. 126.
[46] Fromer, Julie E. A Necessary Luxury: Tea in Victorian England［M］, Athen: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7.
[47] 同上，p. 29.
[48] 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J］，《中国农史》，2007，第1期。
[49] 同上。
[50] 刘强、赵亚楠.“西方海外扩张与中国茶叶生产贸易垄断地位的丧失”［D］，张丽 主编，《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第4章，未出版稿。
[51] 晓林和秀生.《看不见的心》［M］，人民出版社，2007，p. 42。
[52] 宋可为用直角坐标系对广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与总体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表述，用横轴上的实数a代表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实体经济状态，纵轴上的虚数b代表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广义虚拟经济状态，a与b的平行线交叉点Z代表综合经济状态，指出广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比例决定着经济状态。林左鸣教授对宋的表达稍做修改，将纵轴上的广义虚拟经济改设为纯粹虚拟经济或商品的虚拟价值，然后用横轴上a点和纵轴上 b点的平行延长线所构成的面积Z来代表广义虚拟经济或商品的全价值，指出虚拟经济和虚拟价值可以带来总体经济和商品总价值几何倍数的增长。总体经济和商品总体价值从一维直线式的算术级数增长方式（a+i）变成了二维平面式的几何级数增长方式（［a+i］x［b+i］）。参见宋可为.“虚数对广义虚拟经济的启示”，《广义虚拟经济论文集》［C］，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8年，p. 187－192；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M］，人民出版社，2010年，p. 431－433。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系 北京 100191）
作者惠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