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论题是在伊斯兰教诞生后的几个世纪里革新在伊斯兰世界的提出和扩散，更精确的说是什么成为阿拉伯世界。这个论题涵盖的地理范围从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向东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它的时间跨度始于约公元700年，终于约公元1200年。变化惭进而确定，以至于到最后它影响到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和许多的人们。它们是改造农业的重大变革，并经由农业它们对早期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一些革新被传入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和新大陆，或许其中的一些革新影响到中国。
当我致力于通过伊斯兰世界和别处的各种各样的藏书和资料来研究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研究这个广阔地区的货币史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对阿拉伯世界的农史感兴趣。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农业手册，我认为这些手册可能使书写这个地区的农史有了可能。几年以后，我恰好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很快我发现了其他同样有价值的农业手册，但是同时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农业文献对于写作农史来说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资料。首先，文献中所推荐的做法能否被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所遵从是一个难题：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行和沿用了多长的时间?接下来就是农业文献中给我们保留下来的知识方面的缺口，许多地区没有出现任何手册，即使在那些产生了丰富农业文献的地区也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手册被保存下来或者只保存了很少的据我们所知其中大部分是从前代作品中抄录出来的资料。
幸运的是随着我工作的进展，我开始意识到还有其他的资料我可以利用，这种资料以有用的方式对农业手册进行补充。例如：有若干农业历书列出了农民在一年中每个月所需要完成的农活；有一份来自埃及的官方手册指导收税者或者大地主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有些草本学、植物学、药物学和医学的著作中提到了许多植物，有时还讨论它们的起源和历史；还有许多食谱，它们也同样很有帮助；此外还有众多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和其他旅行者的著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做穿越伊斯兰世界的长途旅行来描述农作物和生产实践和其他的一些东西。最后还有考古证据：植物遗存在某些时候仍然可以被鉴定出来，灌溉工程在某些时候仍然还起作用或者留下的遗迹仍然可以用来研究，还有居住地的遗址能够使人们了解定居农业的兴衰。
然而，尽管有相对丰富的资料，好像仅仅能够以一种非常宽泛的方式来概述这个广阔地区农业的演变，它的演变伴随着我称之为的农业革命和这个地区后期衰落的长期过程。因为受革命影响的地区中没有一个地方能详细地重构一个特定时期内农业部门的特征，详细描述这个部门在一段时期内的演变更不可能，这些资料实在不允许那种处理。从十六世纪以后，只有在奥斯曼时期我们才可以认真地发现所做的记录，这些记录使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地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农业发展的详细研究成为可能，这项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虽然如此，这些资料确实使了解七到八世纪阿拉伯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世界农业的重大变化成为可能。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些变化划分为三个大的类别：
1.早期伊斯兰世界许多地区广为种植的新作物；
2.对以前已知的和新的灌溉技术的大力应用；
3.广泛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尤其是新的轮作制度、
尽管我将要分别的讨论它们，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三个领域所出现的变化是紧密的相互联系的：一个领域的进展导致或者甚至需要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到农业革命完成的时候，阿拉伯帝国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地区都和先前完全不同了。
让我们先从新作物开始，我已经对十四种新作物做了认真的研究，选择（这十四种作物）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它们巨大的经济重要性，在其他的情况下是因为大量的资料清晰地提到了它们。尽管我认为我的研究中已囊括了那些具有相当大的经济重要性的所有作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物，但还有很多次要的作物没有研究，因为资料文献的缺乏或者因为对它们的研究需要很多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是我所拿不出来的。
1.甘蔗：这种作物的起源还不确定，但是可能是由生长在印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野生甘蔗草演变而来的，它的栽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的印度和公元前一千年中国的南部。它可能在公元一世纪被带到阿拉伯半岛的东部，在公元七世纪被带到萨珊帝国（大体上相当于伊拉克和伊朗）。
在伊斯兰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甘蔗的栽培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几乎跨越了被阿拉伯人占领的所有地区，在信德省（印度的西北部）、波斯湾的东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沿岸，它是一种及其普通的作物。到了十一世纪它开始出现在黎凡特（近东）和地中海东部的岛屿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此时在埃及它已经成为一种被人们所熟悉的作物 ，到了十二世纪它在北非的很多地方和西班牙甚至北至卡斯特利.开始大规模种植，很多资料提到它也在东非许多不同的地方种植。
甘蔗和由它制成的产品–糖汁、糖浆、硬糖（疑即中国文献中所称之“石蜜”——译者）和其他各式各样的糖一部分被当地消费，但大量输出到附近的城镇，又经常从这些城镇输出至更遥远的市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世纪起，在信德、胡齐斯坦、黎凡特沿海平原的大部分、尼罗河沿岸和河口三角洲和摩洛哥的南部发现了对供出口的甘蔗的非常集中的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蔗糖从阿拉伯世界输入到巴塞罗那、马赛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一些蔗糖从那里又输入到西北欧的市场上。尽管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直到十五世纪蔗糖的使用仍然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但是在阿拉伯世界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所有先前用过的食糖。
2.棉花：旧大陆的棉花（与原产于西半球的棉花相区别）大约起源于印度的西北部，在早至公元前两千年晚期的时候就已在印度河流域种植。在前伊斯兰时代它可能生长在波斯湾、埃塞俄比亚、努比亚和上埃及，它还十分可能出现在太巴列湖的周围和约旦河流域沿岸。
早期棉花是多年生植物称为树棉（Gossypium arboreum），而且局限在气候十分温暖的地区，然而直到早伊斯兰时期才出现了一种一年生的棉花新品种，这种新品种可能由中亚的东部发展而来。它可以在阿拉伯人所占领的领土的更广阔的区域包括那些有寒冷冬季的地区的夏季生长。尽管对棉花这种植物扩散的过程几乎全无所知，但是到十世纪的时候在伊斯兰世界的差不多所有地区都见有棉花种植，在许多棉花种植区出现了利用棉花纤维生产的工业。
阿拉伯世界里的一些地区在为出口棉花生产方面已高度专业化，最为著名的是叙利亚高地的一大部分地区、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和它所依靠的围绕着巴士拉的运河、哈布尔河周围幼发拉底河上流流域的地区。这些地区为附近或者更远地方兴起的棉花制造业提供原料。随着跨地中海贸易在1100年后的形成，欧洲商人从地中海东岸购买棉花导致了纺织工业在意大利北部和后来的德国兴起，这些地区大量生产纯棉布和用棉花和其他纤维的混纺布。
3.水稻：栽培稻的起源及时间或水稻驯化的时间是一个有些争议的问题。可以十分确切说的是这种作物是由分布在从印度的北部向中国东南部延伸的狭长地带里的一种野草发展而来的（见图一），在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前这种作物的种植就已经向西扩散到巴克特里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可能还有约旦河流域。它在这些地区被得胜的阿拉伯人所发现又被广泛的扩散到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每一个有足够的水源来灌溉它的地方。在伊斯兰世界的早期，它好像被扩散到意大利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东部和西部。
图表 1亚洲野生稻分布，引自Bray, p.482（据张德慈）
4.高粱：众多品种的栽培高粱都可以追溯到生长在位于热带雨林的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非洲大草原的野生高粱，至少在公元前两千年的时候不同的地区就开始了对它们的培育，这种在非洲发展出来的株系和后来在印度发展出来的株系相互杂交产生了许多的品种。在前伊斯兰时代高粱传入中国和可能（尽管十分不确定）传入美索不达米亚。
阿拉伯人占领此地区后，在伊斯兰世界扩散的高粱品种似乎是来自印度，因为它们都是生长在南亚次大陆的四倍体高粱。不幸的是，高粱从印度向西的传播过程不容易在文献中被发现。但是在公元十世纪它已经种植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湾的海岸线上、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以及上埃及和努比亚境内的尼罗河流域。在最后一个地区，高粱已经明确成为了主食。到公元十一世纪高粱的种植已经到达了北非和属于伊斯兰世界的西班牙。到了十二世纪，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栽培高粱已经很有名了。
公元十四世纪，高粱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栽培，在许多地区它已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农村人的主食，它的种子和茎秆都成为畜牧饲料的重要来源。
5.柑橘类水果：酸橙，柠檬，青柠，柚. 一种柑橘树，香橼，在前伊斯兰时代就已经向西扩散了，在公元以后头几个世纪传播到地中海流域的周围，四种以上的种类在前伊斯兰时代被从印度引入到伊斯兰世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又被广泛的往西传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酸橙或塞维利亚橙，它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和它的果实而被重视，公元十世纪它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广泛种植，后来又被扩散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部和西部。柠檬树的出现稍微晚一些，它的扩散过程很难被追溯，但是扩散过程至迟在十二世纪完成。酸橙树比其他的柑橘类的树对寒冷更加敏感，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它的扩散比较慢而且仅限于比较温暖的地区。但是在十一世纪它在伊斯兰世界更南的地方被发现。它也广泛传播到亚热带和热带的非洲，它在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也很有名，这些地方的酸橙树很可能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引入的。最后，我将要提到柚或蜜柚,它们是柚子的祖先。这种柑橘类树因为它不确定的术语，所以在阿拉伯文献中很难辨别出来。但是它可能在十一世纪已经在早期伊斯兰世界不同的地区种植。
尽管有许多相反的主张，生长在中国的甜橙，直到在远东的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后期和十六世纪到来后才为伊斯兰世界所知。葡萄牙人从中国引进在西方语言中有各种各样的术语为证:Apfelsine or apple of China（德语），shīna and lah Shīn （柏柏尔文），laranja da China（葡萄牙语）和portogallo（意大利语）。古典阿拉伯语及其方言口语，还有阿富汗普什图语中也有词语指向葡萄牙人（在中国甜橙西传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6.其他植物：香蕉,大蕉, 椰子树, 西瓜, 菠菜, 洋蓟, 芋, 茄子, 芒果.
我已经能够比较详细地研究这九种农业植物在早期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过程，这些作物不太重要但文献中却津津乐道，足以使研究它们的扩散成为可能。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起源于印度或者从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群岛带到印度：西瓜的原产地是亚热带非洲的某些地区，但是野生西瓜种首先在印度得到了改良，从印度引种到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后来又向西扩展。菠菜和洋蓟是两个例外，菠菜起源于波斯，洋蓟可能是在穆斯林的西西里岛上从刺棘蓟中发展而来。
到公元1200年，这些作物中的许多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广泛的种植，但是椰子树和芒果树的扩散起先只限于气候温暖的伊拉克南部和阿拉伯半岛的南部，从那里被带到东非。香蕉和大蕉在东非和中非也得到广泛的扩散。
新作物是我所称之为农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农业革命发生在西亚、北非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时间为从公元700年到公元1200年。这次革命的第二个和具有相同重要性的组成部分是新作物被引进地区灌溉系统的改进和扩展。大多数新作物（尽管不是所有的）起源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为了达到成熟需要大量的水。比如，甘蔗生长在埃及，通过水车（筒车）利用一年一度泛滥的尼罗河水和28条前后相联的水沟。在西班牙，依照农书《Ibn al-ʿAwwām》的记载，甘蔗每四天到八天就要彻灌一次。同样，其他大多数引进的作物在它们生长的时节也需要大力的灌溉，或者说当它们灌溉良好时至少会得到更高的产量。此外，实际上所有的新作物，如果它们不是年头到年尾都长在地里的永久性作物，那么它们都是夏季作物，不是冬季作物。也就是说，它们生长在一个季节。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有一个农业的死季，在这段时间里没有降雨，土地被闲着以休息。因此灌溉不得不为这种新的农业季节做准备，先前的时候灌溉是不需要也没有用的。
这种挑战被各种各样灌溉技术的采用所适应，在这些技术之中最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1.蓄水和分水大坝，还有运河和堰。
2.水池，水塔以及其他的蓄水容器。
3.桔槔,它借助人力把水提到高处，用重力通过水杓或水桶来保持平衡。
4.筒车和其他用轮子把水从河、运河和井里提起的装置，这个轮子可以被水流，畜力或（很少见）人力所驱动（参见图二）。
图2 叙利亚Hama Orontes河上的筒车，引自Ahmad Y. al-Hassan 及Donald R.Hill 《伊斯兰技术》，p.41
5.坎儿井：它从地下蓄水层中取水并通过地下的河道来运输–常常跨越很远的距离–到达可能用到水的田地（参见图表三）；
图3 伊朗kirman附近三坎儿井， From P. Beckett.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40（1953）.p.52
除了一些有趣的例外，这些灌溉技术都是在前伊斯兰时代发明的，又被阿拉伯人所继承，一直在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上应用。这些灌溉技术广泛的扩散是一个新的情况：从已经被他们知道了几个世纪的区域传到了他们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区域，通常是从东向西传播。对于许多新开拓的区域来说这些灌溉技术是完全新颖的，此外，更宽广范围的灌溉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些技术有了新的结合。因此通过多种方式取得的水也能够经由多种装置被成功的储存、运输，提升和分配。在每一个操作中都有许多技术可以应用，可能产生的技术结合几乎是无限的。
总的来说，这些创新使早期伊斯兰世界灌溉土地面积的大量扩大成为可能，也使得许多先前的灌溉土地上的灌溉强度有了显著的提高。
农业革命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新轮作制度的引进，它使得对土地的利用很集约–通常是更加的集约。大多数作物起源于热带或亚热带这个事实表明在阿拉伯世界里它们是夏季作物，而不是冬季作物，例如高粱、一年生棉花、茄子、西瓜和大多的水稻。这些作物事实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农业季节:夏季时节。新发展的农业要求土地和劳动力在一年的某一时期得到最有成效的利用，而在以前的这一农业季节是闲着的。新作物不仅为新的耕作制度诞生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耕作制度让土地比在旧式农业的情况下更加的多产。在早期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土地利用的激烈化程度相当令人吃惊。而在旧式农业时期，雨养地（rainfed land）一般都一至两个冬季才成熟，因此在两茬作物之间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休耕，在新的农业制度下，在一小块地上两年的时间可以收获四次甚至四次以上的作物。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冬播作物小麦紧接着是夏播作物高粱，在伊拉克，冬季水稻紧接着是夏季的水稻，在尼罗河流域一年收获两次作物非常典型，但是也有一些土地一年收获三次作物。在许多从事商品园艺种植的地区，种植速成作物可使土地得到连续的利用，并且每年常常有四次或四次以上的收成。
像许多的新作物一样，这种多熟制好像是从印度传入伊斯兰世界，在印度多熟种植由来已久。可能是从伊斯兰最东部的位于印度河流域的信德省直接传入也可能经由也门间接传入。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伊斯兰世界里如此大量的多熟取决于几乎同时引进的新的夏季作物和灌溉上的改进。
新作物和灌溉改善使水浇地上的耕种强度有了惊人的增加，与此同时，雨养农业也有改进。新作物也为这个地区作出了贡献，因为它们之中的一些如高粱、西瓜和柑橘类树可以种植在早期伊斯兰世界里很多没有灌溉的地区。在有灌溉水源可以利用的季节里，有时雨养作物可以和其他雨养作物或者水浇作物进行更加密集的轮作。这种可能性很多。新旧雨养作物也被用来（扩大农业区域）把农业的边缘地带往后推到不太适合农业的区域：土壤可能比较贫瘠或山丘地带的土地，或是降雨量比较稀少的地区。但是，即使当这种农业到达最高水平的时候，居住地仍然是十分的零散的，农业在新区域的扩展使居住地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连续，因此促进了贸易和改善了安全。
总之，在伊斯兰教成立后的前几个世纪我们既看到了在良田沃土（不管是灌溉还是没有灌溉的）上农业的增长，也了看到种植业贫瘠土地上的扩展，尽管这里的产量很低和风险很大。
早期伊斯兰世界农业部门所发生的一切绝不是一种独立的、孤立的、或像经济学家可能说的那样，外源性的发展。相反它们和早期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连，二者互为因果，农业方面的变化促成甚至需要其他经济部门的变化，其他方面的变化也给农业施加了压力，要求提高生产率。
在早期伊斯兰时代人口数量和农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没有奥斯曼时期以前的伊斯兰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口增长的精确数字，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大多数地方只有在阿拉伯占领之后获得高度的安全，人口开始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很快，在许多地区人口保持增长直到十一世纪，在一些地区人口增长的时间更长。人口的增长是很明显的，农村居住区越来越稠密，定居农业扩展到以前从来没有被耕种过或者在阿拉伯占领时期没有被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农村人口的扩张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税收基数，使得政府和本地社区提供安全变得更加容易。这些变化反过来方便了交流和经商，进而又鼓励了人口迁移、新的定居、技术的传播等等。
早期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速增长同样也明显的反映在雄伟崛起的城市上，但是在罗马帝国后期几个世纪里城市已经严重的衰落，尤其是帝国西部的很多城市，一些城市最后则完全的消失了，在伊斯兰教兴起的早期几个世纪城市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复兴，新旧城市成为统治、宗教、学术、文化，贸易、金融和工业的焦点。一些城市规模巨大，拥有比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人口。例如巴格达，仅仅建立于公元762年，很快就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大城市，估计有大约200万到60万的人口，萨迈拉被估计有100万人口，科尔多瓦被认为人口数有100万到50万。除了这些非常大的城市之外–按照坐落在中国以西的整个世界的标准，至少算是大的––有许多二级城市，它们有10万到20万的人口，还有数量众多的小城市。所有的城市，连同稠密的农村人口，都给农业部门增加了压力，要求生产更多的食物。如果农民不能做出反应，这些城市的增长是的确不可能。
此外，如果没有伴随的商业发展，更多富饶的农村居住区和依靠它们的城市区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头几个世纪货币经济的领域就有了显著的扩大，由新开发的富矿和大量俘获的金银财宝来提供,农村和城市生产增加的部分于是就被抽入货币经济的范围。在农村，有广泛分布的各种层次的贸易：村内的，村际的，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和在某些高度专业化的地区存在的农村地区和遥远的出口市场之间的贸易，其中一些超越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界。所有的这些贸易不但让早期伊斯兰世界得到高度城市化，而且它也是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有力的发动机。通过推进城市地区的专业化它导致了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更多的土地被以适宜它们的方式所利用，而不是为了当地的自我满足，而更加专业的农业劳动力提高了他们的技能，在找工作时就可以减少浪费的时间。
阿拉伯世界被征服之后这段时期所确立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尤其是阿拉伯所占领的广大地区的日益增加的统一为所有这些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尽管早期伊斯兰世界里的一些地区相互之间在先前已有一些联系，阿拉伯人的占领使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同一统治之下，即使当阿拉伯帝国的部分地区分裂出去的时候，其他形式的统一还存在。有语言的统一，因为阿拉伯人的语言慢慢的变成了官方的语言并被广泛的用于教育，还成为许多方言口语的基础。在一个发展的程度上来说同样有一个宗教的统一，因为声称是从更早的宗教转变而来的伊斯兰教扩展到了整个地区。肯定有更多的经济的统一，因为阿拉伯的不同地区通过贸易变得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阿拉伯世界里的大幅度的迁移毫无疑问的增强了这种统一，给这广阔地区里的人们一种他们属于同一个世界（伊斯兰家园或者伊斯兰之家）的感觉。所有的旅行者包括士兵、移民、商人、学者、学生、朝圣者和移居者，足迹广泛，经常遍及整个或大部分的阿拉伯世界，许多人在远离他们家乡的地方定居。他们从原先的地方带来许多对别的地方来说十分新奇的东西，帮助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他们通过扩散作物、饮食习惯、灌溉技术、农业技术和新的农村居住方式改变农业。
如果没有政府所发挥的有益的、积极的作用，农业方面和经济与社会的其他方面所有的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政府似乎为生命和财产提供了大量的保护，它实行了一个普遍的法律制度来鼓励土地的私有权、公平的征税、灌溉工程的调控和水资源的分配，还投资于灌溉工程与道路。总之，农业的发展在几个世纪里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中。反过来农业的发展使得政府取得了财政收入，部分地，为农村的繁荣提供保障。
新式农业是可持续的吗？这个难题的答案将部分的取决于通过“可持续”所表达的是什么？这个答案并不简单。在这里，为了总结今天的演讲，我将发表一些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几点看法，在我下次的演讲中我将更直接和更详细的解说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种新农业实际上不是可持续的。的确，不论是在阿拉伯占领的以前还是以后，这个地区在农业的生产力和产出上经历了巨大的起伏。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带来了长时期的农业发展，这种发展在大多数地区一直持续到十世纪晚期，在一些地区甚至持续到一两个世纪以后更长的时间。但是在阿拉伯农业革新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农业生产力表现明显衰退。投入农业的土地减少且没有得到集约的耕作。这种衰落在某些地区早在十世纪的后期就表现出来了，在十二世纪就已经变得很普遍了。除了有一些中断和甚至短时间的复兴，这种衰落在许多地方好像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到那时候这个地区的农业和以前的状况已经截然不同了。
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我应该说一种可能的导致因素–可能是人口的增长太多。尽管在阿拉伯占领此地区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我认为人口数的增长对农业和社会总体来说产生了一个积极的作用，可能是这种增长最终超出农业提供足够食物供应的能力；对土地和水资源的过度压力可能引起农业的衰落。直到十一或十二世纪在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不能发挥其养活人口作用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人口已经变得过剩。但是人口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否仅仅是农业的衰退而不是长期的人口增长？我认为我们不能确定。
无论如何，过量的人口倾向于在历史进程中通过疾病的蔓延、战争和饥荒–马尔萨斯的抑制理论–或者通过迁移这种中亚居民常见的解决办法来纠正自己。有时会纠正过度，导致了一个很长的人口不足时期，这也是有它自身逻辑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口少了吃饭的嘴也少了，为了吃饭而干农活的人手也少了。一个地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其数量的减少，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随着农村居民规模的减小，他们的经济自立能力减少，更为孤立，更难以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游牧民族侵扰，更不能生产剩余的粮食用来交易，更易受到大地主和地方军阀的攻击。征税者发现村落荒远，难以企及，辛苦也白费。因为劳动力数量减少，农业集约化程度降低以及征收赋税的困难，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对其领域内的控制力变弱。
当中央政府发现直接征税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征税权被出卖或者“承包”出去来固定金钱的总和。税收负担慢慢变得沉重，农村小地主把他们自己和土地托付给有权有势的大地主或军阀，以向征税者寻求保护，这些人反过来会逼迫中小地主来接受他们的“保护”。这样越来越多的农地成为大田庄的一部分，田庄中的劳动力没有自由，产权也不明晳。市场也已不再在提高土地利用率中起重大作用。瓦克夫的普及，或者把土地永久捐赠给免税的宗教机构，进一步的损害了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到十九世纪晚期瓦克夫的这双“死亡之手”已经伸到了奥斯曼帝国四分之三的农田里。因为这些“地产”经常被分散控制在对农业没有兴趣的宗教人士的手中，他们不好好管理，生产力非常的低。
政府控制力减弱的另一个表现可以从十一世纪以来生命和财产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全中看出，这种状况或许在乡村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来自附近游牧民族的攻击增多，他们不断地从定居农业生产者那里掠夺土地；雨养农业区，那里的居住区相对不那么稠密，尤其容易受到攻击。另外，城市和乡村都遭受来自更遥远地方的浪潮般的侵略。在东方有塞尔柱土耳其人，十字军, 埃由比王朝, 麦木鲁克, 蒙古人, 撒马儿罕回回和奥斯曼，在西方有巴努希拉尔人, 阿尔摩拉维德人, 阿尔摩哈德人, 诺曼和西班牙征服者，在他们入侵的时候都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其中的一些，如蒙古人，对巨大的破坏负有责任。又因为他们来自对土地粗放经营的地区，总的来说不认可这种在早期伊斯兰世界所辉煌创造出来的农业。他们支持谷类作物和放牧占主导地位的，耕地经常休闲的农业。在许多地区由于水利失修、过度的征税、法规的破坏、政府的部落制度对远近贸易的不利影响，情况变得更糟。日益短缺的货币也影响到贸易。尽管在十六世纪晚期，大量的白银从新大陆开始涌入奥斯曼帝国，货币不足得到了缓解，但至迟在十七世纪的后期，又开始供不应求。
对早期伊斯兰世界农业最后的一击来自十五世纪后期绕非洲航行和新大陆的发现。到十六世纪后期，水稻、甘蔗、棉花、靛蓝，以及其他一些在伊斯兰教成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被引种到伊斯兰世界的作物，在印度、东亚、东南亚和美洲种植，并输出到欧洲和甚至阿拉伯国家。到十七世纪末，水稻、香蕉，甘蔗和棉花，作为出口作物，已从地中海流域和西亚的一些地区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这个地区农业的衰退是断断续续的但却是长期的。到十九世纪中期，整个地区的人口大大的减少，耕种的边缘已经退缩，对耕地的利用变得粗放，农产品的交易剧烈的下降。依靠农村提供食物，提供销售一些工业产品的市场，提供税收和租金的大城市，已经缩小到它们原先规模的一丁点儿。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权力开始在这个地区扩张。
通过我们对西亚和北非的农业长期趋势的考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处于农业领域之外的因素可以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古代晚期、前伊斯兰时期农业的衰落中，在早伊斯兰时期农业取得惊人的发展中和随后在晚伊斯兰时期农业的再次衰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在其中伸展拳脚的总体背景对农业的兴衰至关重要。人口数、城市化、贸易、货币供应量、安全、税收和农产品的市场可以甚至一定会对农业部门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它们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个地区农业的兴衰。
气候的变化是否也起作用？农民自己的错误的、目光短浅的策略是否也导致了这个地区农业的衰落？依据现有的资料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在下次讲座中，即使我们不能回答它们，我们也要竭尽全力来解说。
杜新豪译，载《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作者系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