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内外贸易、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主干部分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的演进，促使后者的生产内容、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革，上海与这一地区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也因此日趋紧密。
关键词：口岸城市，农村经济，近代上海，长江三角洲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通商口岸相继开埠，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其中对相关农村经济演化的深刻影响及其农业与工业的互动关系，研究尚显薄弱【1】。本文的论述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考察时段侧重清末民初。
一、江南经济的变局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逐步分解，农产品商品化日益提高。这种演变，在甲午战后更趋明显。外国列强不断推进的经济扩张，通商口岸尤其是内地通商口岸的增辟，联结城市和农村的铁路、轮运里程的伸展，将中国农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促使自然经济加速分解，农产品商品化进程明显加快。与此相联系，农产品出口额大幅度增长。
据统计，189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值为2842.3万元，占全部出口贸易总值的15.6%；到1903年分别增至8949.6万元和26.8%；1910年又达23195.7万元和39.1%。同一时期，外国商品对华输入有增无减。进口贸易净值指数，如以1871年至1873年为100，则1891年至1893年为206.6，1909年至1911年为662.3【2】。
广大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随之加深，从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茶叶为例，鸦片战争前，茶叶一直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当时自广州输出国外的货物以茶叶为最大宗，其次才是生丝、土布、陶瓷等。
五口通商后，茶叶出口大幅度上升。1847年，在浙江产茶区游历的英国人福钧记述说：“当茶叶准备出售时，大茶商或他们的帮手从产茶区的主要城镇出现，在所有小客栈或饭店里找到他们的住处，……茶农带上他们的产品供检验和出售。现在也许可以看见这些小户农家或他们的雇工沿着不同的道路来去匆匆，每人跨肩的竹扁担上挑着两只篮子或箱子。他们来到商人的住处，当面打开篮子，商人验看了茶叶的质量，如果价格为双方接受，便一拍成交。”【3】在当时最大的商埠上海，自50年代始，茶叶出口数量大多保持在5000万磅以上，较之1845年增长了10余倍，其中1855年高达20余倍【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辟，茶叶出口有增无减。1867年，中国供给了欧美国家茶叶消费总量1.9亿磅的约90%【5】。
伴随中国的茶叶出口大量增加而来的，是各地新辟茶园增多，茶叶种植面积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地扩大【6】。如当时人所指出的，这主要是受出口需求增多的刺激，同时也与植茶较之播种粮食作物获利稍多有关【7】。这在棉花、蚕桑等其他几种经济作物方面也有所反映，种植面积不断地扩大。
鸦片战争前和战后初期，曾有不少洋棉进口，以供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之需。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然经济的分解，再加上英国棉纺织工业受美国南北战争影响，原料供应受阻，转而求诸印度和中国，接着又有日本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棉花供应。出口需求的激增，大大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上海周围农村，“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一”。江苏如皋、通州（今南通——引者）、海门一带，“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一些原来并不产棉的地区，也开始大量种植棉花，“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8】。
鸦片战争前，生丝平均出口量约9000担，按每担350元计，约值315万元，折合202.17万海关两。五口通商后，生丝出口增长甚快，到1894年，出口达83204担，值2728万海关两【9】。生丝出口的持续增长，促使国内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也在不断扩大。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江浙等地将战乱抛荒的许多土地改种了桑树，有些地区原来蚕桑业并不发达，这时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因而促进了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产品商品化较发达的江浙一带，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使得粮田面积相对缩减，粮食不足部分需仰赖内地产粮省份供给。湖南、湖北等省的粮食，更多地销往长江中下游地区。据统计，1840年中国国内市场的粮食流通量（包括运到通商口岸供出口的部分）为233亿斤，至1894年则达372.5亿斤，增长约60%【10】。1869年，经上海、天津两地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分别是37327担和16037担，1890年则为4770226担和1238477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11】。
经济作物的发展，排挤了粮食的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在此基础上，随着铁路、轮运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结合市场需求和各地区气候、土壤等条件，甲午战后，在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一些经济作物相对集中的产区。这在与上海毗邻的长江三角洲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口岸贸易的刺激
习称的长江三角洲，主要包容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兼及长江口北岸的通州、海门和杭州湾南侧的绍兴、宁波，与上海之间经由蛛网般的江河水道直接沟通，是江浙两省经济重心之所在，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水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12】。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口岸城市之崛起，既得益于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变迁带来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上海开埠后，经由上海港进出的繁盛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直接刺激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
明清以来，长江口两岸的高亢、沙土地带，因土壤的特性，棉花种植已很普遍，“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13】。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8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14】。
这一时期经由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的持续增长，无疑也有利于植棉业的扩展。这种扩展，在长江口两岸原先相对荒僻的近海地带尤为显著。地处东海边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都已栽种了棉花，“产数约三十三万包有奇，每包计七十斤，四乡踏户皆挑运至沪，为数甚巨”。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销路畅旺，该县的棉花交易中心市场，因此也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近海的大团【15】。
在长江口北岸的通州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地方史料载：“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自昔商旅联樯，南北奔凑，岁售银百数十万。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利，西人又购我华棉，与美棉、印棉掺用，出布甚佳，而吾通之花市日益盛，岁会棉值增至数百万”【16】。据1919年《中华棉产》统计，南通、海门两县共有棉田1018万余亩，棉花产量170余万担；而江南的江阴、常熟和松太地区则有棉田224.8万亩，棉花产量70多万担。通、海两县的棉花产量几乎比后者多出近100万担，棉田面积几乎是后者的4倍多【17】。
国内传统产区的棉花生产更是有增无减，1863年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出口原棉的价格陡然上涨，“松江、太仓一府一州各县各乡大小花行来申抛盘货三四十万包”，连同其他府县的供货，“统计不下百万包”。这种受出口需求推动呈现的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且地域特征非常地鲜明，“其地脉东西自浦东起，西北及常熟，更越长江亘通州，其面积之大，实不愧为大国物产领域”。在国内这一区域之中，“到处产出棉花，此等产出棉花地之名，常著闻于当业者之间”【18】。《1902年至1911年海关十年报告》称：“目前专用于棉花耕作的面积大为增加，从而使这一作物近年来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了。”截到1912年的统计，“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百分之六十，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二十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19】。
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素来是著名的蚕桑产区。但受对外通商限制的阻碍，只能以内销为主，外销比重甚微，嘉道年间每年出口约一万担，“蚕业终不大兴”。原因之一，受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缚，江浙生丝出口须长途搬运至广州，行程约三千五百华里，历时近百天。“由产区运粤之路程，较之运沪遥至十倍，而运费之增益及利息之损失等”，据估计约增成本35%至40%之多【20】。
上海开埠后，江浙地区所产生丝纷纷就近转由上海港输出，蚕桑业的发展因此得到有力的推动。在浙江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当地著名的辑里丝，“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自上海开埠，“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21】。声名因此远播，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22】。
这种产销两旺的情景，在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相当普遍。经由上海港的生丝出口通达顺畅，蚕农获利相应增加，“每年蚕忙不过四十天，而亦可抵农田一岁所入之数”，植桑饲蚕者因而更多。江苏吴县，“初仅吴县属香山、光福等处有之，通商以来丝、茶为出口大宗，人人皆知其利，长洲县所辖之西北境凡与无锡、金匮接壤者，遍地植桑治蚕”【23】。浙江长兴县，乾嘉之际蚕业不旺，上海开埠后，出口销路辟通，蚕业遂盛，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岁入百万计”。作为生丝出口初级市场的交易活动十分兴旺，南浔镇“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选经者曰经行，另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24】。菱湖镇，“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乌青镇，“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名曰辑里经”【25】。
1880年代中叶太平天国战事平息，面对残破的农村经济，受上海港生丝大量出口的吸引，蚕桑产区又有新的扩展。湖州府，“向时山乡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安吉县，“迩来山乡亦皆栽桑”；平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26】。在苏南地区，蚕桑产区则由太湖沿岸向西和向北伸展。昆山县，“旧时邑鲜务蚕桑，妇女问有蓄之”，这时“邑民植桑饲蚕，不妨农事，成为恒业”；常熟，“近年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所栽桑秧均购之浙江”【27】。
无锡、金匮两县，以往“饲蚕之家不多”，此时“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这些地区的生丝产量，逐渐超过苏南地区原有的蚕桑产区。1880年6月21日《申报》载：“近来苏地新丝转不如金、锡之多，而丝之销场亦不如金、锡之旺，故日来苏地丝价虽互有涨落，而价目尚无定准。”常州和宜兴，“过去产丝几乎等于零，而今年【1880】生丝的总产量估计为六十万两，价值九万海关两”。溧阳县，以往最多时年产生丝约260余万两，1880年已增至500万两，约值75万海关两，其中约80%经上海港输出国外【28】。
苏南地区蚕丝生产规模的扩大引人注目，1882年6月8日《申报》以“锡山近况”为题报道：“本届蚕丝丰稔，各路收茧之庄鳞次栉比，较往年多至数倍。每家均设大灶烘焙蚕茧，兼有洋人设庄经收。各乡出数甚多，每日竟有三百担之谱，价亦增昂。”1896年张之洞奏称：“苏、常蚕桑之利近十年来日渐加多，渐可与浙相埒。”次年去实地游历的外国人目击“自上海至苏州有江，江岸多有桑园点缀，自苏州至无锡亦江行，江之两岸一望无际皆桑也”。所到之处附近村落，“每村或三十户至五十户，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29】。
苏南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在上海郊区也有体现。与棉花相比，上海周围农村蚕桑业受水土条件、耕种习惯等影响，长期以来发展迟缓。自上海开埠，受丝出口贸易及缫丝加工业设立的推动，上海地区的蚕桑业也有长足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有规模。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始渐讲求，城西一地市茧者年可得数百担”。上海县四乡因“近来丝厂盛开，收买蚕茧，而育蚕者更盛”，仅法华乡一地，“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即便在稍远的青浦县，1909年也有人创设了蚕桑研究社，并在重固乡间栽种桑树二千余株，以求推广【30】。
三、城市经济的带动
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的设立和扩张、中外贸易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范围大为扩大。1845年英租界设立时，面积830亩，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北至李家厂，西界未定。一年后定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增为1080亩。1848年11月，英租界向西扩展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面积2080亩。同年美租界设立。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经两次扩张后，到1899年面积达33503亩。1849年法租界设立，经三次扩张后，至1914年面积达到15150亩。两者合计，为48653亩。这一面积是原来传统上海县繁华地区（约五六千亩）的8倍之大【31】。城市人口也增长迅速，1843年约为27万，至1910年已达128万余人，跃居全国首位【32】。
适应这种变化，一批蔬菜产地在上海近郊陆续形成。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功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都如是”。宝山县江湾里，“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33】。这类纯商业性的生产活动，无论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茬口的多寡、经营时间的长短，都受市场供求规律的制约。
宝山县农村，“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其出产较多者，如城市之塌菜、青菜，罗店之瓜茄，杨行、月浦之红白罗卜，刘行、广福之韭菜、韭芽，江湾之马铃薯，真如之洋葱头，彭浦之卷心菜以及洋种菜蔬，均甚著名者”。上海县，“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土豆，“每亩收获少者三四十担，多者七八十担。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近十余年来为出口物之大宗”【34】。
这方面的发展势头是醒目的，大片土地已用于蔬菜种植业，“蔬菜中的卷心菜、花菜、洋葱之类，过去仅为外国人所食用，现在已大部分由中国人消费，并且还输往香港和中国的其他口岸”。1912年海关报告载：“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在上海近郊。”【35】。
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1903年，“有粤人在江湾芦泾浦旁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三十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之后在大场、吴淞、彭浦、真如等地，又相继有类似规模的四五家农场创立。上海近郊的畜牧业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宝山县续志》载：“邑境农家副产，以牛羊豕鸡鸭为多，大抵养牛以耕田戽水为目的，养鸡鸭以产卵佐餐为目的，但得谓之家畜，非真从事于畜牧也。畜牧者以山场荒地为宜，以牲畜之产为营业，邑中虽乏相当地段，而风气所开，亦渐有设立场厂专营畜牧之利者。”最早开业者是在1884年，是年“有陈森记者在殷行开设牧场，畜牧牛约二十头，专取牛乳，销售于（吴）淞口各国兵舰，每日出乳二十余磅。四五年后，以兵舰停泊不常，销数渐减，几致歇业。自铁路告成，运输便利，江湾南境多侨居外人，日必需此，销售不仅在兵舰一方，营业渐见发达矣”【36】。
显然，近代上海的崛起，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农副业的发展，促使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了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个体小农越来越多地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这有助于改变个体小农闭塞守旧的生产、生活状况，加深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也为上海的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和助力。
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原料需求，也给所在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进程以很大的促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明显。1899年南通大生纱厂开业后，刺激了附近地区的棉花生产，“从通州一区而论，该区植产之地，占全州地亩总数十分之六七，包括南通、崇明、海门等区，合计东西三百里，南北一百五十里，幅员极广，故该区不但为江苏一省出棉之要地，即综全中国产棉之区域计之，亦当首屈一指矣。该区平均产棉之额，约有一百五十万担之多，就中产额之大部，皆为崇明与南通之大生纱厂所吸收，其余则概运至上海销售焉”【37】。大生纱厂的机纱，推动了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衍变和发展；而通海地区农民扩大土布生产而产生的对机纱的大量需求，又在大生纱厂濒临破产之际挽救了工厂，并推动它走上迅速扩展之路【38】。
上海机器面粉工业，始于1897年开办的英商增裕面粉厂。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则以1900年设立的阜丰为第一家。截至1911年已设有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7家，1912年新开办1家，1913年又增3家，至此共有11家，其资本总额230余万元，年生产能力达750万包。为保证原料供应，这些面粉厂纷纷派人到产地设庄收购，小麦价格逐步上扬，促使农民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据统计，同上海麦源供应关系比较密切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诸省，小麦年产量从1914年的5000多万担，逐年上升到7000多万担【39】。
四、工业资本的介入
清末民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改进。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共100多家，1895年至1913年间，共新设厂矿549家，资本总额12000多万元【40】。其中，棉纺织工业发展显著。1895年民族资本企业共有纺机174564锭，1913年则达484192锭，增长150%以上【41】。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认为原棉不足、棉质退化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两大障碍，指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惟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于制胜”【42】。为此，他提出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两项措施，而改良棉质又包括两项内容，“一为改良华棉，采用选种、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年求进，不厌不倦以改良之；一为移植美棉，选取合于我国天气地质之美国棉种，注意严格选种，以及治地、疏栽、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步培育以发达之”【43】。他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从事棉种改良的实践。
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又租借了上海杨树浦引翔港附近60亩土地，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两年的探索，第三年终于获得成功，单株产铃最多达40个，一般都在20个以上，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继而，穆藕初又和上海工商界名流聂云台、郁屏翰、吴善庆、黄首民、尤惜阴等六人，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推举郁屏翰为社长，穆藕初为书记，并制定了中华植棉改良社简章。简章指出：“本社以联络振兴国内棉产之同志，交换知识，以求棉业改良之普及为主旨”，其宗旨是“专以研究棉产为范围，冀以天然之地利，施以人力之改良，庶将来东亚棉产成为商战健将，用兴实业而挽利权”【44】。
中华植棉改良社的一切费用，由郁屏翰、聂云台、吴善庆、穆藕初四人承担。该社社员有两个义务，即独力或合力举办植棉试验场和就近提倡植棉改良以图普及。该社在上海浦东杨思桥附近开辟棉种试验场；并购买了许多美棉种子分送各省试种，向各地提供植棉技术咨询；还刊印了一些有关植棉改良的书刊散发指导，“用最通俗、最浅近的文字，向农民解释怎样来改进植棉的方法”【45】。
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后，设立了植棉改良推广委员会，由穆藕初任委员长。他特意聘请了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等农学专家协助工作，一面从国外引进优良棉种，在鄂、豫、湘、冀等省设立植棉试验场16所，就地研究指导植棉改良。1920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从美国购回10吨优良棉种，运往河南、陕西等主要产棉区引种。步其后尘，由皖籍实业家周氏父子集资创办的青岛华新纺织厂，从上海等地“购买大宗美棉种子，在（山东）清平、滨县等处分散农民种植，秋后收买棉花”【46】。
农业近代化，主要是指依靠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积极进行非农业生产方面的变革如工商业部门的介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社会化服务业的渗入等。在近代上海郊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如耕作和良种逐渐得到传播。这些变化，得益于其毗邻上海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近代城市和工业发展对农村直接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愈发明显。
五、农业工业的互动
如前所述，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推动了邻近地区农村经济的演变。应该指出，在这同时，后者也给前者以深刻的影响。在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工业中心的起步阶段，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紧邻上海的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向为中国最大的蚕丝产区。上海开埠不久，缘其地理优势，“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的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求的全部”。这些出口蚕丝当时都由产地小农手工缫制，难免色泽不净，条纹不匀，拉力不合欧美国家机器织机的要求。因此生丝在运抵欧美上机前还得用机器再缫一次，在法国里昂“普通白丝每公斤价值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3法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对外商来说，“在生丝离开上海时就地再缫一次更为合算”【47】。
1859年，已有沪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商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筹设机器缫丝厂。1861年建成，称上海纺丝局，有丝车一百部，“用中国蚕茧所缫成的丝品质优良，其售价在英国竟高过欧洲的产品”。但原料茧的供应发生困难，遭到从事土丝缫制、输出的小农和丝商的抵制，延至1870年遂告关闭。既然生丝仍从上海港源源输出，有增无减，若改土丝输出为厂丝输出则获利更多，所以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美商旗昌缫丝局、英商怡和丝厂、公平丝厂相继设立【48】。截止到1894年，上海有1882年设于新闸的英商怡和丝厂、1891年设于垃圾桥的法商宝昌丝厂、1894年设于虹口的德商瑞纶丝厂共4家外资丝厂，合计拥有丝车1500部，雇工3750人，年产丝总量1620担，资本120万两。在同期上海外资工业的总资本额中，该行业约占20%，加上船舶修造业所占的约33%，它们的资本总额超过了上海外资工业总资本额的一半【49】。
机器缫丝，也是中国民族资本较早涉足的工业部门。它的出现，是受生丝大量出口的有力推动。1882年，继外资缫丝厂之后，以公和永丝厂为先行，有一批华商相继投资兴办缫丝厂。1886年至1894年，除公和永之外，又有裕成、延昌恒、纶华、锦华、新祥、信昌、乾康等7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先后创办【50】。其背景是，“从本港（指上海——引者）运往孟买、贝鲁特、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的蚕丝数量不断增加，运往上列各地的数量五年中翻了一番”，同时欧洲和美国对上海各丝厂成品的需求显著上升，厂丝的价格“按平均数计算，比用中国方法对同样的茧缫制的蚕丝价值，要高20%-50%”【51】。
在设备方面，先期兴起的本国船舶机器修造厂已能仿制西式缫丝机，“以供缫丝业发展之需要”。设在外虹桥的大昌机器厂先是除修造小火轮外兼造缫丝机及丝厂用蒸汽发动机，1890年始转为专门生产丝厂设备，“有工人一百多名，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小马力水汀引擎，非常忙碌”【52】。截止到1894年，连同公和永在内的8家民族资本缫丝厂合计拥有丝车2576部，资本约206万两，雇工约5850人，年产丝总量约2782担。成为上海民族工业中，紧随船舶修造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部门。“上海的各种工业中，缫丝工业最是遐迩闻名的，因为它的产品风行于欧美市场，举世皆知”【53】。
当时除上海、广东外，其他地区尚无机器缫丝厂，上海12家中外丝厂共有丝车4076部，每车日产约0.36斤，全年开工以300天计，则每车年产108斤，4076部的年产量约4402担，与1894年上海港厂丝出口4344担基本吻合【54】。
甲午战后，上海未有新开设的外资丝厂，但依托经由上海的繁盛的生丝出口贸易，民族资本缫丝业仍呈现不断发展的势头，至1913年已从1895年的13家共4276部丝车增至49家共13392部，两项数字均各净增2倍多【55】。依旧是上海民族工业的巨擘大户。
经由国内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其他大宗出口货物诸如棉花的增多，也带动了机器轧花及手工轧花机制造等工业部门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后，经由上海港输出的原棉，成为日本关西地区新兴棉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1889年在上海输往外国的503456担棉花中，有489669担是运往日本的，供应着那里近几年来建立起来的很多的纺织工厂”。日商大阪纺织会社遂提出在上海建立轧花厂，“其目的在将中国棉花轧去壳核，以便利输出”【56】。基于刚成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权”，这项计划遭到李鸿章等人的拒绝，但该厂仍于1888年开工，取名上海机器轧花局。资本7500两，拥有轧花机32台，日产90担，“比本地的轧花作坊强得多”。次年从上海港出口的原棉，“由上海机器轧花局轧过不少，运往美国者计有一万担之数”，其余大多输往日本国【57】。
紧随其后，另有华商分别在新闸、杨树浦设立棉利公司和源记公司。前者资本15000两，拥有40台机器，每天轧花约56担。后者规模更大，资本约20万两，“有120台机器在运转，每天的生产能力约为清花170担”。1893年又有礼和永轧花厂设立，资本5万两，轧花机42台【58】。与机器缫丝业不同的是，棉花初加工的技术要求更为简单，上海附近棉花产区这时多已使用上海机器船舶修造厂等仿造的日式脚踏轧花机，后又推及其他棉产区，这种小轧花机加工的棉花总产量，已占上海港出口原棉的大部分，甲午战后外商的投资重点又移向棉纺织业【59】，因此机器轧花业在上海出口加工业中没有发展成为如机器缫丝业那样实力雄厚的产业部门。
上海开埠以后，原棉出口的增加，不仅促使上海周边地区棉花产区的扩展，同时也带动了与原棉出口直接联结在一起的手工轧花业的兴起。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天然淘汰矣”。嘉定县，“棉花以车绞去其子，盛以布包，运售他处，昔用土车，自日本车行，今皆改用日车”；“轧棉工作，至为普遍”。与嘉定、上海县接壤的青浦县东北部，“洋轧车光绪十年间自上海传入，先行于东北乡一带，日出花衣一担有余”【60】。
这些所谓的洋轧车，实际多是由上海民族资本机器船舶修造厂仿造而成。原因是，“棉花出口增加，原来的土法轧花不能胜任，日本轧花机乘机输入，不久民族机器厂即开始仿制”。其需求之大，令制造厂应接不暇，“轧花机销售于上海附近农村，松江、莘庄销路最大，常常供不应求，营业非常发达”。以致一些船舶修造厂由兼制转为专门生产，截止到1913年形成拥有16家专业厂的轧花机制造行业。是年，上海国产轧花机的年销量达2000余部。除上海郊区，它们还销往崇明、南通、泰兴等棉花产区，义兴盛铁工厂“最多一天的产量达二十台，主要销往苏北一带”【61】。
铁制轧花机的生产效率，远非旧式轧车所及。“浦东原有的木制轧花车，每天只出花衣3-5斤，脚踏轧花车每天可出花衣60斤左右”，是前者的一二十倍。它的行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手工轧花业的兴盛，同时也更推进了轧花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最早购买新式脚踏轧花车的是浦东及上海郊区的富裕农户。购买数量逐年增加，一般在第一年购一台，以后再购一台，亦有一户购置四五台者。在收花时，雇工轧花，除自轧外，兼营代客轧花，各按重量计算工资及加工费。后花行、花厂设立，行销益广，原有木制轧花机遂逐渐被淘汰”【62】。
一些地区出现了向机器加工业过渡的趋向，在嘉定真如，“清光绪季年，乡人杨荣逵倡设合义兴花厂，轧售花衣”，初用人力，后改为机械，设有十二匹马力引擎一台，轧花机十五台。手工轧花业的上述发展，令在沪外国人印象深刻。美国驻沪领事佑尼称，在机器轧花厂出现的同时，“华人之在家中按设轧车辆以人力为之者亦复不少，内地轧花仍多用旧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讶上海变态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励栽种棉花之业也”【63】。农业与工业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海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城区的扩展，近郊农村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如水资源的污染问题，也初露端倪。在宝山县江湾一带，“沿淞沪铁路天通庵与江湾车站之间，有威士制革厂，傍江湾河而立。凡厂中秽水，皆洩于河中。江湾沿河居民，因河水污染，饮之有害，乃于前月诉请地方会公团同淞沪警厅卫生科贾科长等，当场取河水四瓶，请同济大学化验师巴尔德检验。兹据巴氏检验之结果，谓此水实有毒质，不能为饮料。……由查验之结果，证明此河之水，因受该厂洩水之污，全不可为饮料，虽在河流极远之处，仍蒙其害。此水不独生饮不宜，即煎沸食之，亦依然有害康健云”【64】。
1928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对市郊农村的一份调查，则有更多的反映：沪南的小木桥原产桃甚佳，“惜自通铁路后，所产之桃皆黑而味涩，据乡人云，系桃开花时，受煤气之故”。沪北的蒲淞乡村，“近来接近工厂之农田，因受煤气毒水之影响，每次减少生产力”【65】。相关问题，容当另文探讨。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