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62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唤醒人们，农药与化学药剂的滥用，已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春天变得寂然无声，不再有虫鸣鸟叫。（李昭文，1997）自然生态的维护，渐渐成为世人关心的课题。有的从神学上探讨基督教的生态观，有的从历史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有的进一步提「出能趋疲（entropy）新世界观」，以期拯救地球之危机（注１）。
乡土教育是培养国民关怀生活社会，以及认识大世界人文自然的起点，兼具社会性、知识性、以及伦理性。乡土教育的素材，其特色在具体性，且易于观察。而乡土史是乡土教育重要内容，乡土史的重建成为教师教学重要的一步骤。乡土史的内容很广，如地名、寺庙之沿革，皆有其丰富的历史意义（注２）。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从生态的变迁过程，观察乡土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应可为乡土史的重建提供另一视野。
本文以新店溪流域为范围，观察1640年代至1970年代人与自然间的互动。期望以河流为主轴，从新店溪一带过去的生态变迁中，关怀乡土自然环境的永续。
二、渔猎与烧耕的部落社会
（一）平埔族
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后，律宾的西班人深受威胁，1626年率军进入台湾北部，新店溪流域部份地区也在其统治之下。1642年，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逐出北台。由于荷人统治期间，开始有人口数据，以及1654年绘有北台较详细的地图。因此，以这些基础，观察1640、1650年代新店溪流平埔族部落生活之梗概。
首先就1654年的地图观察，今新店溪下游一带，在南岸有武僗湾社（Pinnonouan）、龟仑兰社（Cournangh）、秀朗社（Sirongh），北岸有了阿八里社（Rieuwwerowar）、雷里社（Revrijcq）。（黄美英，1995:23）图中很清楚的画着部落傍河而居，说明社民生活与溪流的亲密关系。
接着，我们就1645、1650、1655等三年荷人留下的户数与人口资料胪列于下，俾便说明：
| 社名 | 1645 | 1650 | 1655 | |||
| 户数 | 人口 | 户数 | 人口 | 户数 | 人口 | |
| 武月劳湾社 秀朗社 雷里社 了阿八里社 |
59 55 39 30 |
223 204 146 119 |
69 62 41 35 |
263（+40） 240（+40） 145（-1） 136（+11） |
55 51 30 31 |
235（-28） 185（-55） 107（-38） 116（-20） |
资料来源：温振华，《（台北市）开辟》，载《台北市发展史》，1981:908~909。
说明：无龟仑兰社资料故未列入。
对于上述人口资料的统计，其目的为何不得而知。不过中村孝志以1645年的资料中，特别列有各社之寡妇人数，因此推测可能与安排荷兰士兵的婚姻有关。我怀疑人口资料，可能与课税有关。从1645、1650、1655三年的人口增减情形观察，1650年普遍增加，1655年则全面减少。对这样的现象，我们没有资十可作进一层说明（注3）。其次就有人口资料的四社计算，1645年每社平均人口为173人，1650年为196人，1955年为161人，说明每社人口不多，平均不到200人。
对于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较详细的描述是清雍正年间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之「番俗六考」。虽不是社别的介绍，但上述途中有四社（缺龟仑兰社）被归在「北路诸罗番十」，并有概括性的介绍：
番多不事耕作，米粟甚少，日三餐俱薯芋；余则捕鱼虾鹿麂。采紫菜、通草、水藤交易为日用，且输饷。亦用黍米嚼碎为，酒如他社。志谓：澹水各社不艺圃，无葱韭生菜之属。鸡最繁，客至杀以代蔬。俗尚冬瓜，官长至，抱瓜以献，佐以粉餈；鸡则以犒从者。鸟兽之肉傅诸火，带血而食。麋鹿，刺其喉，吮生血而尽，及剥割；腹草将化者绿如苔，置盐少许，即食之。（1957:136）
从上述的描述，可以窥察其经济生活。显然，他们以块茎作物的薯芋作为其主要的粮食。由于，生产工具主要是锄（黄叔璥，1957:136），农作技术简单，米粟甚少。行农作之外，亦从事渔猎，捕渔与狩猎皆取之大自然，而无畜养之迹。文中提及「鸡最繁」，似乎也是野生的，非畜养的。此外，也没有种植蔬菜的习惯。这种部落式的经济生活，除透过土地的利用，从事于粗耕式的生产外，其余生活资源皆取之于自然。因此，部落社会也应有一套相应的观念，以维持自然生态之没续。如南部西拉雅族之大武土龙社群，在农历9月15日举行「开向」仪式，开始一年的狩猎，迄次年3月15日的「收向」仪式，宣示狩猎之结束。
新店溪平埔五社的自然资，源在十七世纪西班牙、荷兰统治期间影响较大的，应是鹿只猎取贩增而大量减少。不过并没有资料，可说明其减少的情形。新店溪流域接着较大的变应，应该是1710年左右汉人移入犁耕文化造成影响。
（二）泰雅族
泰雅族与平埔族一样过着渔猎烧耕式的生活。大豹社群的泰雅族与乌来社群的泰雅族，至少在十八世纪初已有活动的踪迹，至于何时分别居于今三峡河与新店溪上游并不清楚。不过1717年（康熙56）周钟瑄的《诸罗县志》己提到「摆接附近，内山野番出没」。（1968:279）摆接即今板桥、中和一带。显然志中的「内山野番」当指大豹社群，因为距离最近。清乾隆中叶的「乾隆台湾舆图」，特别在摆接以南的山口中注明系生番出没的隘口。（中央图书馆，19822）这也说明居三峡的豹社群，其生活的范围达新店溪下游的西侧一带，以及新店溪支流（注4）。
乌来社群据传系从今桃园县复兴乡来义村一带北移的。他们的头目Yawi Puna曾先率数人越山至今台北县乌来乡福山村一带，见土地肥沃，林木茂盛，溪流鱼丰，山林兽多，于是稍作拓垦，作一标记而归。后率族迁居，称其地为「大罗兰」（tararal），今福山村仍有「大罗兰」溪名，志记着早期乌来社群迁移的历史。（中研院民族所，1996:13）接着，由福山一带往北沿而下，在今南势溪两岸建立部落。其活动区域，最北可远达今台北市景美、木栅一带。
二十世纪初，日人对泰雅族调查，可观其传统社会之经济生活。农作生产，系用简单的锄锹，开垦斜坡地。不知施肥，土地种植三、四年后就抛弃，另辟新地。开垦原始林时，先在乔木的根部用刀刻划，再剥去外皮，同时砍除缠在树干上的蔓藤，待蔓藤自然枯萎后，割除树下杂草，用斧头砍去树枝，然后放火燃烧，烧剩的部份，再集中燃烧。最后将小树的根拔起，至于大树的根仍维持原状不动。至于休耕地的开垦，只放火烧去茅草杂木，焚烧后的灰作为肥料。播种前，用刀割除杂草。（中研院民族所，1996:100~102）这样的农作方式，加上人口少，利用空间小，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有限。
至于狩猎的范围，则沿新店溪北上，至今景美一带。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际，汉人进入后，乌来社群的泰雅族遂渐渐南退。犁耕农业，渐渐改变了原有的荒原林野景观。
三、汉人犁耕稻作的展开
（一）新店溪下游
1684年（清康熙23）清朝领有台湾，国家力量渐渐影响部落社会。雷里社、武月劳湾社、秀朗社，在1691年左右皆向清朝缴纳饷税，成为清朝之「熟番」。了阿八里社与龟仑兰社也应向清纳饷，但没有较清楚文献可说明。清朝官方所要求的是，这些社纳饷而成为清领地即可。1734年（雍正2）之前，是禁止汉移民承垦部落之土地。
1701至1704年（康熙40年代）台湾南部的荒歉，造成米价之高涨。官吏为获取粮源，一方面禁止南部种植利润较高的甘蔗，一方面奖励垦荒。北部的开垦，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来。1709年（康熙49）诸罗县发给陈赖章垦户的垦单，其请垦的四至「东至雷匣秀朗，西至八里坌干脰外，南至与直脚山内，北至大浪泵沟」。显然，新店溪下游之「雷、匣、秀朗」也在请垦之内。令我们困惑的是，1734年前，熟番地是不准开垦的。就地望观察，请垦地应侵入番地内。或许，鞭长莫及，官方无力确实执行其禁令，垦户只要与熟番间达成协议相安无事，官方也就不理会。或许，因垦户之贿赂而视若无睹。
雷里诸社在从事犁耕之汉人移入后，其经济生活渐有大改变。原有依赖自然的渔猎粗耕的生活，受到冲击。随着汉人土地的拓垦，自然景观也会跟着改变，丛林荒野成阡陌田园。耕地的扩张，猎物的栖息地，相对缩小，猎物跟着消失。下面这张1742年（乾隆7）雷里社拓脽契约，可以让我们观察清朝国家力量和汉移民带来的影响：
立招 垦淡水雷里社瓜厘番上官大武腊、咬龟难等，兹因有荒埔一所，坐落土名加腊仔，东至林永茂园为界，而至港仔为界，南至社为界，北至荖州尾为界，四至明白。今因耕种不及，诚恐侵占之弊，况本社番众食费不周，是以告知黟长，公同众招郑文明、黄宗、林宗华、林振声、林士暖、徐士起，自备犁耙、牛工、种子前去开荒种。所收粟石五谷，其首年、次年俱系一九抽，三年以后照庄例一九五捸的；俏有开水成田，照例丈明，按甲收租。其升科课饷，系番众自理，不干佃人之事。凡所抽縠石，付本社番帮贴众食费，免致外占之弊。此系两全其美。立约以后，随踏明处所，付文明等开垦田园，永远为业，番众等不敢取赎别招，生端异言等情。（台银，1963:340~341）
约中对于招垦汉人的背景有扼要的说明，「因耕不及，诚恐侵占之弊」，说移民进入后侵占部落社地的情形，为阻止侵占，只有招汉人开垦。因此埔，将被垦成园，甚至成田。同时汉人大量的移入，原有的经济资源相对减少，而导致「番众食费不周」的窘况。原有的粗放式农作，不敌汉人的犁耕生产，为生存只好招汉人开垦，过着收租的生活。汉人也因承垦土地取得永佃权，而与土地有较密切的关系。
随着汉人的拓垦，新店溪下游两岸的景观改变。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如何取得较固定的水源，成为汉移民所关注的。因此在田野中开陂塘，在溪河中堵水筑圳。陂塘的分布，在新店溪下游两侧的台北平原与摆接平原皆有所见，如南势角大陂、龙安陂。但要自溪中堵水筑圳，则需自水位较高的中上游地区取水，而这个地区在雍干之际，已有泰雅族活动。
汉人拓垦结果，汉式的村落地渐形成。1740年（乾隆5）时，在新店溪下的北岸，有永兴庄、大湾庄，南岸仅有摆接庄。
（二）新店溪中游
十七、八世纪之际，当汉人欲进入新店溪中游时，遭遇泰雅族之威胁。大豹社群对想进入安坑一带的汉人构成威胁。乌来社群，使汉人进入今文山地区受到阻挡。对于文山地区汉人的入垦，1905年刊行的《台湾土地惯行一班》有这样的调查记载：
乾隆初年，已有移民入垦。当时生番威胁甚大，民力所能垦成。因此，政府于此驻兵，将荒埔土收为官庄，昭募佃人开垦。所以本堡田园大部份负担官租。然而，因设置戍兵，垦民渐安全，移民独立招垦其余埔地的渐多。从垦户与佃人间签订的租縠契字观察，其惯例通常在给垦前的一、二、三年间，因地方尚薄仅能种植薯麻，其租率是一九五抽的，即垦户得总收获之百分之十五，佃人收百分之八十五。至田园垦成，改为结定租，上田八石，中田六石。根据本堡契字观察，此区常有三七抽的，即垦户与佃人分收百分之三十与七十，其因乃开垦因难，初期垦户之投资较大。（1905:7~8）
文中提及移民进入的时间、遭遇的问题、官军的驻守、官庄的形成、垦佃的关系、业佃的租率。让我们看到国家力量、犁耕农作进入时所遭遇的抵抗,以及后来土地景观的改变,由荒埔而园而田。1757年（乾隆22），开垦已有成果，官庄的范围包活万盛、兴福、大坪林等三庄。
面对泰雅族出草猎首、抵抗，清朝把万盛庄、兴福庄、大坪林庄等拳头母庄外之地，交由秀朗社、雷里社、雷朗社管理。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可以说明这种安排，但是从后来的地契中，提及的「承祖遗管」可以推论清朝想透过此区附近的平埔族社围堵乌来社群泰雅族。在拳头母官庄外，山地渐多。沿着景美溪上溯，平埔族与汉人共同出资设隘。
道光14年，淡水分府的一件谕文，透露了这样的讯息，兹节录部份谕文于下：
钦加府衔台湾府北路淡水总捕分府娄，为给发谕戳收租事。本年十月初二日，据拳山保万顺寮庄董事胡文货、深笐仔庄正林服、庄耆陈监等呈称…缘万顺寮溪南等处，昔患生番，于乾隆五十五年间，蒙袁前宪谕着高槐青为该处隘首，年收番业户贴纳隘银四十八石。当日高槐青因垫用丁粮未敷，故将该处之小地名乌月，即发达埔、阿柔埔、麻竹簝、枫仔林、戆耽埔五庄，以及山笐，出资工本，招佃同隘丁分垦，以资粮食。…是迩来之生番稍靖，民得安居者，皆高槐青及隘丁之力也。
这个约字，清楚说明五庄之民，其先祖合股开垦，联合设隘雇人为隘首，围堵「生番」（即乌来社群泰雅族）。道光以后，由于威胁不在，故裁去隘寮。
上述的两份资料说明，犁耕农作的移民，在新店溪支流景美溪一带向前推进，而泰雅族猎场逐渐内缩，以及平埔该承管地之地权逐渐落入汉移民的手中。
除景美溪外，新店溪另一支流安坑溪，汉移民由溪流下游往上围堵，而有头城、二城……五城地名之遗留，也说明当时围堵大豹社群泰雅族的方向。
新店溪中游是农田灌溉用水之主要来源。先是景美溪下游的雾里薛圳，取水口在今大栅埤腹一带。迄1779年（乾隆44），水源工事仍时遭陂修圳导水，也时遭泰雅族之破坏。这种在溪中兴建工事，就泰雅族曾要求朴仔篱社转告汉人，不可对土地、河川作大规模的变动。
1860年，淡水开港，新店溪中游一带荼树大量的种植。山丘地因为茶叶的价格好，茶园加速往新店溪上游一带扩张。原来山丘地种植的大菁被茶树所取代，山丘地拓垦的范围愈广。（戴宝村，1984:108~109）
（三）新店溪上游
汉人在1740年（乾隆5）郭锡王留于青潭溪筑埤圳时，已达新店溪上游。当时泰雅族对进入此区的汉人威胁甚大。随着汉人一波又一波的南下，在嘉道年间，已渐渐在青潭、屈尺间拓垦成庄（尹章义，1994:122~130）（注5）。
1871至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改变了清朝的治台政策，如何把台湾建成一个坚固的防御体，成为其重要政策，「开山抚番」为其中一环。1885年刘朝佑率百人至屈尺，遣译人入乌来劝谕，乌来社群未有抵抗。然在大嵙崁垦事务总办指挥下，设隘寮、哨棚，形成隘线包围形势。为利用山地资源，兴办樟脑，于大嵙崁设脑务总局，在乌来地区设只溪分局，1891年改称只溪脑务稽查分局，管理新店溪流域的制脑。（王世庆，1996:65）樟树的砍伐，使新店溪上游的自然环境与水土渐受影响。
四、近代科技与水利
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经过西方近代科技洗礼的日本，对新店溪水利资源之利用，有了大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工程是自来水厂的设置与水力发电厂的兴建。
自来水厂之设置，关系卫生健康至大。台北是粘土砂砾层构成地盘，日本统治之初，根据实验发现凿井之不剁，体认有设置自来水厂供水之必要。1898年，英人柏特（Burton）勘察自来水水源，1903年决定采用新店溪水源，引水入公馆观音山下之净水工场，加压抽送至观音山上配水池，借着重力自然流下供应市区。（朱万里，1957:171~172）自来水厂于1907年兴工，1909年6月完成，预计供给十二万人之需。
其次是水力发电厂的兴建。日治时代，新店溪上游，共有三电厂的设立。其中以山发电厂的兴建。日治时代，新店溪上游，共有三电厂的设立。其中以龟山发电所最早，先是1897年日人土仓庄三郎等成立台北电灯株式会社，以兴建龟山水力发电厂。1902年总督府接办，1905年7月竣工。兴建期间，1905年2月泰雅族袭击工地宿舍，表达对工程之不满。其背后可能隐含不同的生态观，类似在清代攻击汉人陂圳源头工程之兴筑。1906年发电所增一部机（220KW）。1907年又兴筑小粗坑水力发电厂，设所位于龟山发电所下流之屈尺，筑造钢筋混凝土永久堤堰，以提高水位。该厂于1909年竣工。1931年4月增设1000KW计划完成。至1942年又有乌来水力发电所兴工，发电所位于南势溪与桶后交叉点。1945年8月因战事停工。（林炳炎，1997:259~273）
无疑的，水厂或电厂，对河川水量以及河川生态都会产生影响的。除新科技对河川资源之利用外，樟树的砍伐与樟脑的熬制、茶叶的生产、以及泰雅族对犁耕农作的学习，对新店溪上游的生态、自然环境也有影响。
五、都市化与河水污染
1898年台北市人口61,221人，其中台人有51,595人，日人9.626人。至1941年，台北市人口377,213人，其中台人246,654人，日人106,784人。（台北市土木课，1943:3~5）43年间，人口增加6偣。台北市虽是殖民政府的政治、金融、教育中心，但其工商业的发展系以消费性的食品业为主。特性如此，其都市的吸力就有所局限，台人移入人口也仅以台北市附近的街庄为主。（温振华，1986:286）台北市的都市化程度尚浅。
1949年，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集中台北。1953年出口替代的经济政策下，台北也吸引台湾各地的移民。人口不断移入，使得台北都会区渐趋成形。1957年，台北市（改制前）周围乡镇，人口的年增率已超过台北市本身。人口高速增长地区，由中心市移往附近的地区，说明台北都会区已形成。（陈绍馨，1963:12）不过就新店溪流域乡镇观察,增加程度不一。1949至1961年，台北市人口增加78.50%，中和镇92.60%，永和镇431.2%，景美镇140.5%，新店镇106.5%，木栅镇123.5%，深坑乡11.7%，坪林乡6.3%，乌来乡11.3%。除了溪坑、坪林、乌来这些位居较上游的乡镇外，人口的增加速皆高于台北市。（同上1963:17）
人口集中，家庭污水未得妥善处理，就成为河水污染源。除了人口的因素外，工矿废水也是重要污染源。景美溪上游支流沿岸有煤碴厂，为提高煤质，必须洗煤。矿方洗煤废水未经妥善处理，淹聚景美溪，入新店溪。木栅一带的工厂，更加景美溪、新店溪污染的严重性。
根据黄阿有研究，1975年淡水河总污染量中，家庭污水占43%，工矿废水35%，垃圾渗水8.0%，畜殖污水14%。至1984年家庭污水增加为53%，工矿废水降为19%，垃圾渗水7.5%，畜殖污水增为20.5%。显然,随着人口的增加，家庭污水的污染愈趋严重。河水的污染，使得河水发臭，并且水中的生态也起了大变化。同时洪正中的研究，发现1975年新店溪下游底栖动物水生昆虫大量减少，软件动物、扁形动物不存在，且开始有污水性的红线虫出现。（温振华，1994:104）显然，新店溪下游河川生物的警讯，是新店溪流域生态大变迁的征兆。
六、结语
从生态的角度，重建乡土史对本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尝试。面对今日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这样的探讨有其急迫性与现实性。清澈的河水，历经二百三十年，污染日益严重。透过一条河系生态变迁的历史，可以让我们从长期的，且整体的角度思考人河、人地的关系。从历史了解中，撷取智慧，以利生态永续的发展。乡土史是乡土教育环的重要内容，以生态变迁为素位材建立的乡土史，可以作为关乡土社会的重要起点。由于个人学养的限制，以及学界鲜有研究，文中无法对河川鱼类生物长期的变化有所著墨，是本文探讨上的一缺憾（注6）。
注释：
注1：可参看Francis A. Schaeffer, Pollution and the Death of Man: The Christian View of Ecology, 1970.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83.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19983. 蔡伸章译，Jeremy Rifkin 着，《能趋疲：新世界观》（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1985.能趋疲或译作熵，是不可用的能之估量值，能趋疲愈高，表示不可用的能愈大，地球愈趋近死亡。
注2：可参看温振华，〈清代东势仙师庙之建立及其发展〉，1994；〈台北县乡土史的重建－以三貂社为例〉，1995；〈芦洲涌莲寺－一座乡庙的形成〉，1996；〈村庙与土史教学〉，1996。
注3：我怀疑会不会因外来的传染病，导致人口普遍的减少。这样的思考，系因早期孤立的部落社会与外界接触时，常有这种现象出现。参看温振华〈天花在台湾土著社会传播初探〉。
注4：本人在〈清代摆接平原的族群关系〉（《北县文化季刊》，52期）一文，对此有较详细的探讨。
注5：尹章义《新店市志》，根据一些珍贵契字，对这地区的汉人拓垦有详细的探讨。
注6：张明雄、林曜松，〈大甲溪流域土地利用变迁对鱼类的影响〉（1996年5月30日，《台湾近代自然环境与人文变迁探讨研讨会讨文》），指出森林砍伐、农业利用、工业区开发、水坝兴建、外来种入侵等五种，为较明显溪流鱼类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提及国内鲜少以土地利用之变迁对鱼类影响为主题的研究。该文如能对大甲溪流域过去的人文历史多点探讨，兼具自然与人文的研究，则观察当更深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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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叔璥（1957） 《台海使槎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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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振华（1981） 〈（台北市）开辟，载《台北市发展市》，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1986） 〈二十世纪初之台北都市化〉，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994） 〈清代东势仙师庙之建立及其发展〉，载于《中县开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县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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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寺庙与乡土史－以淡水福佑宫与鄞山寺为例〉，《北县文化》，49期。
───（1996） 〈芦洲涌莲寺－一座乡庙的形成〉，《北县文化》，50期，台北县文化中心。
───（1996） 〈村庙与乡土史教学〉，载《乡土文化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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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生态环境史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