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在唐（618—906）及北宋（960—1127）时代，由于全国的统一，商业的发展，钱币的使用非常发达。在唐末至北宋中叶以前，当钱币使用的盛况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国的货币制度又复前进一步，即采用银两及纸币作为交换的媒介。纸币始于宋真宗（998—1022）时四川交子的发行。白银在唐、宋之际已经开始具有货币的用途，好些物品的价格都以银来表示，民间买卖也以银作为交换的媒介。[1]
在自宋（960—1279）至明（1368—1644）的几百年中，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并不完全畅通无阻。当纸币因发行过多而价值低跌的时候，政府为着要稳定纸币的价值，往往禁止白银当作货币来流通，以便强制人民使用纸币。[2]可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演进的结果，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白银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各地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且它的购买力有越来越增大的趋势。因为白银购买力增大，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或自公元16世纪开始，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发现，及美洲储藏丰富的银矿之大规模的开采，中国便长期白海外输人大量的银子。自1565年开始，约共两个半世纪左右，每年航行于墨西哥（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当时称为“新西班牙”）与菲律宾间的西班牙大帆船，把大量的美洲白银运到马尼拉（Manila）后，其中大部分都给运货到那里出卖的中国商人转运回国。当日自马尼拉运往中国的白银之多，多到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于1638年说，“中国国王（按应作‘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Peru）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3]因为看见他们自美洲银矿采炼出来的银子，在运抵菲律宾以后，大多数都给中国商人运走，吃亏太大，在17世纪上半叶，有些西班牙人甚至建议放弃菲律宾，不要把它作为殖民地。[4]
为着要明了新大陆发见后美洲白银长期大量流人中国的背景，现在拟先分析宋、明间中国白银购买力变动的情况，然后进一步探讨变动的原因。
二
对于白银的购买力，我们可以根据以银表示的物价来加以测量。自宋至明，或自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至17世纪中叶以前的六个多世纪内，中国用银两来表示的物价有什么变动?对于这个问题，因为资料非常缺乏而零散，我们暂时只能分别就金价、米价及绢价的变动来加以考察。现在先说金价。
四十年前，日本加藤繁教授在他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中，曾对宋代的金银比价，即以银表示的每两黄金的价格，加以研究。近年來，杨联陞教授在他的大著《中国货币及信用史略》[5]一书中，也曾注意到自宋至清的金银比价。现在根据这两位教授的研究，再拿拙著《元代的纸币》（《集刊》第十五本）所引有关元代（1277—1368）金银比价的记载来加以补充，作成第一表。
第一表 宋、元间以银表示的金一两的价格
续前表
资料来源：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页473，475；Lien．sheng Yang，Money and Credit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48；拙著《元代的纸币》，《集刊》第十五本。按表中所说的杉村勇造《元公牍拾零》，见《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页571至583。
根据第一表，我们可知北宋中叶以前，即约在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金价曾经低至每两换银六两三钱少点。其后到了北宋末年，即1127年，金价高涨至每两值银十四两五钱有多。在南宋时代，金价每两换银十二三两左右。元代金一两的价格，则以等于十两银子的时候为多。自宋至元，金一两的平均价格约为十两三钱左右。
到了明代，以银表示的金价，和宋、元时代比较起来，可说低廉得多。这种现象，在明朝末年已经开始吸引顾炎武的注意，他在《日知录》中说：“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1375），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券内云：洪武十八年（1385），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1397）……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1413），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幼时见万历（1573—1620）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1628—1644）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6]现在我们根据顾炎武的研究，再补充其他有关记载，作成第二表。
第二表 明代以银表示的金一两的价格[7]
续前表
表中①为[8]
续前表
根据第二表，我们可知明代金价非常低廉，每两平均价格为银六两四钱七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每两换银十两零三钱少点）的百分之六三。在明代头二百五十年左右，金价最低时每两只值一两六钱七分，最高时每两换银八两有多，而大部分时间每两金价为银六两上下。到了明朝最后十年，金价上涨至每两换银十三两，才将近达到北宋金价的最高水准。因此，从以银来表示的金价的变动来看，中国白银的购买力，在自北宋至明末六百余年的期间内，有长期增长的趋势。
其次我们再看看米价的变动。因为米和黄金不同，它是体积重量比较大而价值比较小的一种商品，如果要远路运输，其售价受运输成本的影响非常之大。在过去交通运输不便而面积广大的中国，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的米价，往往由于运费的负担而相差很大。因此，现在我们考察自宋至明以银表示的米价，暂时以长江下游或江南为限。[9]关于宋、元时代这一地区的米价，兹据过去数种拙作所引用的资料，列表如下。
第三表 宋、元间江南每石米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资料来源：拙著《北宋物价的变动》，《集刊》第十一本，页369及382；《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集刊》第十一本，页403；《元代的纸币》，《集刊》第十五本，页37—39。
宋、元以后，关于明代江南各地的米价，我们也收集到一些资料，兹列表如下。
第四表 明代江南每石米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根据第三、四两表，我们可知明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的平均米价，每石约值银九钱四分多点，约为宋、元时代平均价格的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就米价来说，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等于宋、元时代的两倍。自然，由于有系统的米价统计数字的缺乏，我们现在只能利用一些零零星星的记载来研究宋、明间米价的变动，得出的结果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尤其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米价资料，多半是因米价激剧波动而引起当时人士注意，才被纪录下来的，故由此而计算出来的米价水准，事实上免不了有些偏高。因此，我们在这里探讨所得的结果，只能算是一个大致的趋势而已。
除金价和米价以外，我们又可看看宋、明间以银表示的绢价变动的情形。和米价一样，我们对于绢价的研究，也以长江下游或江南为限。因为元代绢价的资料非常缺乏，我们现在只把宋代和明代江南绢一匹的价格，分别列表如下。
第五表 宋代江南每匹绢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资料来源：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下卷，页121，147，150—151，及313；拙著《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集刊》第十一本，页407—409。
第六表 明代江南每匹绢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把宋、明两代的绢价比较一下，我们可知明代绢一匹的平均价格只值银六钱，约只为宋代平均价格的百分之三八多点。这和明代平均金价为宋、元间的百分之六三，米价为百分之五○比较起来，下落的程度显然最大。[10]如果把自宋至明以银表示的金价、米价和绢价下降的程度计算在一起，我们可以判断，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
三
中国白银的购买力，为什么自宋至明要增加一倍左右?为着要完满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一方面考察这几百年中金、米、绢及其他物品的供求状况和生产成本，他方面探讨货币方面的原因。不过，目前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在本文中只能从白银需要方面来把与货币有关的原因讨论一下。
上文说过，我国在唐末至北宋时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当钱币使用的盛况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银两和纸币便或先或后的开始成为交换的媒介。这两种新货币最初本来同样流通，后来大约由于本国银矿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纸币却较占优势。可是，纸币的流通，时间久了，往往因为政府财政困难，大量增加发行，而价值剧跌，以致陷入通货膨胀的局面，其中尤以宋、元两朝的末叶为最严重。[11]
明太祖取得政权以后，于洪武八年（1375）命中书省造“大明宝钞”，规定每钞一贯准钱一千文，银一两，或金二钱五分。为着要保证宝钞的流通，在发行时就以法律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人民只准以金、银向政府掉换宝钞。政府又规定商税钱、钞兼收，比例为收钱十分之三，收钞十分之七，一百文以下的只收铜钱。[12]其后又发行“小钞”，白十文至五十文，共五种。[13]
洪武钞法初行的几年，因为发行量不大，还能保持和物价的一定比例。但自此以后，由于收回受限制，发行量没有限制，发行过多，收回很少，宝钞的价值便不能维持了。[14]早在明太祖仍然在位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在两浙、江西、福建及两广等处流通的宝钞，面值一贯（即一千文）的，低折到等于铜钱五十文至一百六十文来行使，即价值下跌到只等于十九年前钞票刚发行时的百分之五至十六。[15]以后宝钞的价值更越来越低跌。现在把明代各地市场上每一贯宝钞兑换到的钱数，及每一两银子兑换到的钞数，分别列表如下。
第七表 明代每贯钞换钱数
续前表
第八表 明代每两银换钞数
续前表
根据第七、八两表，我们可知由明太祖开始发行的“大明宝钞”，就在他在位的后期，其价值已经不能维持得住。就每贯宝钞与铜钱兑换的比率来说，在它发行一百一十二年以后，价值下跌到不及原来的千分之一。就每两银子兑换宝钞的比率来说，在它发行一百六十五年以后，价值下跌到不及原来的万分之一。为着要维持宝钞的价值，明朝政府在最初发行的时候，已经明令禁止以金、银作为货币来交易。人民对于这种禁令大约并没有好好地遵守，故政府在洪武三十年（1397）、三十三年（1400）、永乐元年（1403）、永乐二年（1404）、洪熙元年（1425）及宣德元年（1426），都先后重申禁令。[16]除金、银外，原来规定与宝钞一同行使的铜钱，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有鉴于它的流通足以反映出宝钞价值的低跌，政府也掩耳盗铃，下诏禁止使用。其后到了正统十三年（1448），又重申这项禁令。[17]不过，政府这种强迫人民行使或持有不断贬值的宝钞，而不许他们行使价值比较稳定的金属货币的办法，在短期内固然可用严刑峻法来实行，但时间久了，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损失，自然是要藐视这种禁令的。[18]不特如此，人民虽然被迫使用宝钞，因为对钞值的稳定早已失却信心，故钞一到手，便赶紧把它花费，结果宝钞的流通，不独数量加多，而且速度增大，从而促使市场上的物价向上升涨。[19]因为“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或违反经济上的自然法则，故到了宣德三年（1428）下诏停造新钞，就是已经印造好的，也收库存贮，不许放支。[20]其后到了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交通不便地区征收的田赋，规定由米、麦折成银两，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人民既然被准许用银代替米、麦来缴纳田赋，他们必须能够把米、麦拿到市场上出售，得到银子作代价才成。因此，政府“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以后宝钞不复畅通，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来折付。[21]
自宋真宗（998—1022）时四川发行交子以后，中国各种纸币的流通，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已经有了四百余年的历史。在这长时期的纸币流通过程中，因为曾经发生过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故到了“大明宝钞”不断贬值以后，白银便自然而然的代替宝钞作为交换的媒介。约在弘治（1488—1505）初期，丘濬说：“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行之既久，意外弊牛。……白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以来，钞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非用严刑不可也；然严刑非圣世所宜有。”[22]换句话说，明室统治中国约一世纪以后，如果要强迫人民像明初那样使用宝钞，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反之，在当日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白银却自然而然地普遍流通起来。
四
上引《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记载正统元年（1436）因明令征收“金花银”而“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之后，紧跟着说，“其小者乃用钱”。换句话说，自洪武钞法废坏以后，中国的货币制度以银两与铜钱并用为主要特点，不过因为铜钱的价值太小，不足以适应市场上大宗交易的需要，故银两自然而然地成为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本位货币，其需要越来越大。[23]
因为社会上大家都争着用银，而不喜欢用钱，故正德三年（1508），政府特地规定：“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24]其后在隆庆元年（1567），政府又“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25]但再过三年，依照靳学颜的估计，当日全国各地市场上的交易，就价值来说，用钱作交换媒介的占不到百分之一○，其余百分之九○以上都用银来支付。[26]此外，关于明代银、钱在流通界中势力盛衰消长的变化，我们又可以把宋、明两代政府岁人银、钱的数额比较一下，来加以考察。
第九表 宋、明政府岁入银、钱数额[27]
根据第九表，可知自宋至明，政府岁人钱数越来越少，银数则越来越多。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社会“用银而废钱”的趋势。
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远过于钱，原因有种种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为明代商业的特别发展。明自立国以后，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人口与物产都大量增加，从而促进商业的空前繁荣。[28]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由于大规模商业的经营，“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在今安徽南部），江北则山右（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Z．–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29]。当商业发展，交易量增大的时候，用价值低下的铜钱来做交换媒介自然要感到不便，故有行使价值较大的银两[30]之必要。
在明代流通的货币中，银两之所以比铜钱重要得多，又由于当日铸钱量的减小。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料，可是经过过去长期的开采以后，明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31]。铜矿生产既然有限，明初政府因为铸钱需铜，“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32]。由于铜的缺乏，明代铜价昂贵，从而铸钱成本特别的高[33]，故铸钱数量甚小。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则例，当时除南京外，全国各地的炉座，一年共可铸钱一八九、四一四贯零八百文。[34]这和北宋熙宁六年（1073）后及元丰三年（1080）每年约铸钱六百万贯[35]的数字比较起来，约只为后者的百分之三多点。不特如此，洪武二十六年所规定的每年18、19万贯的铸钱额，实际上并不是年年铸造，而是时常停铸。就是在铸造的年头，也不一定按照定额铸造。因此，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两百多年间，铸钱的数目并不多，总共恐怕不过千把万贯。[36]换句话说，明代头二百多年所铸的钱，在北宋熙宁（1067—1077）、元丰（1078—1085）时代铸钱最多的年头，只要两三年的时间便可铸造出来。钱的铸造额既然这样稀少，不足以满足当日在商业发展中的市场上的需要，人们自然要普遍用银来交易了。
除由于商业发展及铸钱量小以外，明代社会对于银的需要所以远比钱大，又由于钱值不如银值那么稳定。关于铜钱的流通情况，顾炎武说：“我朝（明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37]因此，明代某一皇帝死了，上面刻有他的年号的钱便不再通用，从而价值下跌，或打折扣才能行使，使持有人大受损失。[38]自然，由于铸钱的稀少，全国各地不可能都使用刻有当今皇帝年号的钱，也有使用宋代及其他朝代旧钱的。可是，旧钱有许多种，无论哪一种都不能长期行用；当停止行用以后，钱值往往下落三分之二，即低跌到只等于原值的三分之一。[39]由于钱值的剧烈波动，人民生活自不免要大受打击。例如隆庆四年（1570）高拱说：“小民日求升合，觅数钱以度朝夕，必是钱法有一定之说，乃可彼此通行。而乃旦更暮改，迄无定议。小民见得如此．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将必至于饿死。是以愈变更愈纷乱，愈禁约愈惊惶，铺面不敢开，买卖不得行，而嗷嗷为甚。”[40]因此，明代钱值老是不稳定的结果，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不愿用钱，而普遍采用价值比较稳定的银两来作货币了。
五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以银表示的物价，自宋至明，有向下降落的趋势。我们因此可以测量出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
在这几个世纪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所以增大，原因有种种的不同，但在货币方面对于白银需要的激增，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明代商业发展声中，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的纸币，和供给不足、价值低下而不稳定的铜钱，都不足以满足各地市场上对于货币的庞大需要，故银两便普遍流通起来。除市场交易以外，面对着这种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政府原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也改为“折银”，更助长对银需要的增大。上文说过，早在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运输困难地区课征的田赋，已开始由米、麦改折成银，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这种课征办法，后来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更扩大范围，使全国各地（除漕粮地区外）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摊派，都合并在一起，改折成银两来缴纳，称为“一条鞭法”。[41]此外，在盐法方面，明代政府初时实行“开中”（去声，纳粟中盐的意思）之法，即由商人在边地（以北方及西北为主）开垦耕种，把收获的粟或米向沿边驻军缴纳来作军饷，然后换取盐引，前往淮南等产盐地区领盐出售。可是自弘治五年（1492）开始，政府改变这种办法，不再要商人纳粟或米，而要他们纳银，然后给与盐引。[42]因此，明代政府岁人中的银两，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于因银的需要增大而物价下落及银的购买力提高的情形，生当明季的黄梨洲已经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说：“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43]这种因银的需要激增而购买力提高的背景，说明了明朝中叶以后，当世界新航路发现的浪潮冲击到中国海岸来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在对外贸易扩展的过程中，要长期自国外输入大量的银子。
注释：
[1]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曰文本，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东京，大正十五年，即1926年）第一分册，第二、三章。又参考拙著《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论集》（台北，1953年）第一集，页117—123。
[2]拙著《元代的纸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十五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页1—48。
[3] 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s．，The PhiEppine Islands．1493—1898（以下简称PAil Isls．），Cleveland，1903—09，Vo1．29，PP．70—71；T’oung Pa0，V01．Vl，Leide，1895，PP．457—458；China Review，Vo1．XIX，no．4，Shanghai，1891．PP．243—255．
[4] Phil．Isls．，V01．19，P．237；V01．27，PP．64—65．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PP．405—6．
[5] Lien．sheng Yang，Money and G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p．47—48．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道光十四年刊）卷一一，页12—l3，“黄金”。按文中说洪武八年的金银比价，见《大明会典》（中文书局影印万历十五年司礼监刊本）卷三一，页1，“钞法”；洪武十八年，见同书卷二九，页1，“征收”；洪武三十年，见同书卷二九，页3，“征收”。
[7]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页503及619；Lien—Sheng Yang，前引书，页47—48；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cnth-and Sev emee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1．XVIIl，No．2，Au gust l965，PP，245—266．
[8]正统五年（1440）山西大同的金价，便宜到每两只值银一两六厘七分少点（据“金六钱折银一两”计算出来），和其他年代的金价比较起来，着实过于偏低。按《明英宗实录》卷六五，页1，载正统五年三月“乙丑，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奏：山西民已贫困，所解大同折粮金、银诸物，甚不易得。近闻彼处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不惟延候日久，且所用木炭、黑铅等物，并亏折之数，何从出办。乞令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收库支用，则民免稽延，不悮农种，官军亦得其便。上谓户部臣曰：谦所言良是，其速行之!”按明代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有不少军队来巩固国防，为着应付那里军费的开支，故命令山西民众向大同缴解折粮金、银，而规定“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这种比率，显然是根据当地市场实况（或行情）来斟酌决定的。现在我们要问，当日山西大同的金价为什么会低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根据上面引文提及“山西……大同……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一事，当时在那里的黄金的成色，可能远较白银为低。第二，由于当日山西北部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金、银的供求状况，可能各有不同。换句话说，比较起来，金可能供过于求，银可能求过于供，故产生金价偏低的特殊现象。
[9]宋、明时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米价的变动，大致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趋势，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日全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除因为自宋以来“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的谷仓以外，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地区的户口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大，观察出来。北宋元丰三年（1080）全国共有一六、四七二、九二○户，其中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共有五、五四四、四五二户（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下卷，页347—348），约占全国产数的百分之三四。及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有一○、六五二、七八九户，六○、五四五、八一二口，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共有五、六○五、○一一户，三○、二二五、九八六口（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c，1959，P．10），约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
[10]明代绢价所以特别下降，除由于如本文将要指出的货币方面的原因以外，又由于明初政府在各地积极增加蚕桑生产，发展丝纺织业。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吴晗曾经加以研究，他说：“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明史}卷一三八《杨思义传》）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类，……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三，《明会典》，朱国桢《大政记》，《明通纪》）。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郡免征赋（《明太祖实录》卷七七，二四三，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1955，第3期，页58）。由于蚕丝增产政策的积极推行，明代绢产量自然增加，生产成本自然下降，故绢价远较宋代为低。除此以外，自元代开始，由于黄道婆在松江普遍传授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拙著《鸦片战爭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三期，1958年，页25—51）。到了明代，许多人都用棉布缝制衣服，对于绢的需要自然减小，故绢价下降。
[11]拙著《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集刊》第十本，页193—222；《元代的纸币》，见前。
[12] 《大明会典》卷三一，页1，《钞法》；《明史》（艺文印书馆本）卷八一，页1—2，《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3] 《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4]例如《明太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三三，页8，载永乐二年（1404）七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略同）又《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说：“及（仁宗）即位（1425），以钞不行，询（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
[15] 《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在洪武二十七年项下说：“时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初以钞一贯折钱五十文，后折百六十文。浙、闽、江（西）、（两）广诸处皆然。由是物价踊贵，钞法益坏不行。”又参考《明太祖实录》（史语所印）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
[16] 《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页2，“洪武三十三年三月甲子”；《明太宗实录》卷二七，页4，“永乐二年正月戊午”；《明宣宗实录》卷一九，页1，“宣德元年七月癸巳”；《大明会典》卷三一，页3—4；《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页42—43，《钞》。
[17]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六，页2，“正统十三年五月戊子”；《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10；陈仁锡辑《皇明世法录》（明刊本）卷三三，页7。
[18]例如《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页2，“洪武三十三年三月甲子”说：“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又《明宣宗实录》卷一九，页1载宣德元年七月癸巳，“户部奏：比者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又《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在“洪熙元年正月”项下说：“时钞法不通，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
[19]在永乐二年（1404），陈瑛已经说“比岁……物重钞轻”（见91页注④）。及宣德元年（1426）七月，明宣宗的诏令中也说“客商……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关于当日以钞表示的物价上涨的情形，我们可拿米价来作代表。米一石的价格，在洪武十八年（1385）为钞二．五贯（《明史》卷八一，页2，《食货志》），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为三．五贯（《皇明泳化类编》卷八六，页86—87），洪武三十五年（1402）以后为一○贯（《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页41—42，《钞》），及洪熙元年（1425）和宣德元年（1426），更上涨至四。至五。贯，或六。至七。贯，因地而异（《明宣宗实录》卷六，页14—15，“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亥”；《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
[20] 《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页44，《钞》。
[21] 《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
[22] 《皇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七二），页71—73，丘濬《铜楮之弊》二（又见于黄训辑《皇明名臣经济录》，嘉靖间刊本，卷二四，页7—8）。
[23]关于此后银、钱在流通界中的势力盛衰消长的情形，《明史》卷八一，页5，《食货志》在嘉靖四年（1525）项下说：“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又《皇明经世文絹》第一八册（卷二九九），页627—430，靳学颜《讲求财用疏》（隆庆四年，1570）说：“夫银看，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而致用则一焉。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钱益废，则银益独行。”（《穆宗隆庆实录》卷四二系此文于“隆庆四年二月”，但较简略。又参考《明史》卷二一四，页14—17，《靳学颜传》）又明末黄梨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说：“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钱仅为小市之用，不入贡赋，使百务并于一途，则银力竭。”
[24] 《明史》卷八一，页5，《食货志》。又《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页31，引《万历会计录》说：“今京师常禄，皆一分支钱，九分支银。此外无有以钱为俸者。”
[25] 《皇明世法录》卷三三，页13。
[26]页99注②引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说：“惟时天下之用钱者，曾不什一。”
[27]关于宋代政府岁人银、钱的记载，参考拙著《唐宋政府岁人与货币经济的关系》，《集刊》第二十本，页189—221。
[28]例如《皇明泳化类编》卷八九，页6说：“成化十六年（1480），彭韶为广东左布政使，……上疏云：国家升平百十余年，生齿之繁，田里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又关于国外商业的发展，张燮《东西洋考》（惜阴轩丛书本）卷七，页18下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人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
[29] 《五杂俎》卷四。原书未见，兹引自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日文），《东洋学报》第三六卷第二号，昭和二十八年，页181。又关于江南商贾的财富，王士性《广志绎》（万历二十五年自序，嘉庆二十二年重刻本）卷一，页5说：“江南非尤百十万金之产者，亦多祖宗世业。”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八册（卷二九九），页631，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说：“臣窃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又《神宗万历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卷三三二，页3，“万历二十七年三月甲申”说：“（徽州吴）守礼为两淮巨商，累赀百余万。”此外，关于山西商人的财富，《广志绎》卷三，页34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卜，非数十万不称富。”
[30]明代银两与铜钱并用时，每两银子换钱多少，因时、因地及因钱而异，但以一两银换七百文钱的时候为多。例如自明初（136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汉阳银每两都换钱七百文。参考董穀《碧里杂存》（丛书集成本）卷上，页58—59，《板儿》。
[31] 《皇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七二），页75，丘濬《山泽之利》（又见于《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四，页8—9）。
[32] 《明史》卷八一，页1，《食货志》。
[33] 《明孝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一九七，页7下，“弘治十六年三月戊子”说：“工科左给事中张文陈铸钱事宜，谓铸钱之费，每钱一万，费银十两……”。又徐学聚《国朝典汇》（明刊本）卷九三，页4，《钱法》载嘉靖“二十年（1541），工部尚书甘为霖奏：铸造制钱，得不偿失。……”又《明史》卷八一，页6，《食货志》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太高，铸钱得不偿费……”。
[34] 《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页5—6。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72，当时每年铸钱额应为一九。、四一四贯零八百文。
[35]北宋熙宁六年（1073）后每年铸造铜、铁钱六百余万贯；元丰三年（1080）铸五、九四九、二三四贯，其中铜钱五、○六○、○○○贯，铁钱八八九、二三四贯（参考拙著《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集刊》第二○本，页217）。对于宋代铸钱数量的丰富，明人非常羡慕，例如靳学颜说：“用钱之多，铸钱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钱至五百万，而赎后山诸郡于辽。……又宋之饶州、处州、江宁等处，皆其鼓铸之地，今江南人家尝有发地得窖钱者，则无南北皆用钱可知。其余书史所尝言几百万、无虑巨万、累巨万之说，率多以钱计，臣亦不暇枚举。”（《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八册，页629—630，靳学颜《讲求财用疏》）
[36]彭信威前引书，页472。
[3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雅书局本）卷九四，页2，“福建”四，“漳浦县”。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六册（卷四三一），页590–592，刘应秋（万历十一年进士，见《明史》卷二一六，页16，本传）《与大司徒石东泉书》说：“铸钱……数更而屡变也。本朝……嘉靖（1522–1566）铸钱最多……然世庙在位久，至末年钱始通行，其旧钱及洪武、永乐、宣德、弘治诸钱皆废矣。未几易以隆庆，又未几易以万历。”
[38]上引刘应秋《与大司徒石东泉书》紧跟着说：“每一更易之际，列肆兑钱者，资本一日消尽，往往吞声自尽。而小小市贩辈，皆亏折其母（原作毋，误）钱，传相惊疑。……小民既无所主，而先积钱之家，出其所蓄，贱售以偿十一。钱百文，重铜十二两，所易银不过一三（二?）分而已。……夫钱本神物，其流行与否，非禁令可齐，要于民之所便而已。不然，何……今严行当朝所铸，反告害称不便也?”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二九册（卷四八四），页686—687，李之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商务，民国二十二年，页1720）《铸钱议》说：“钱者年号以为政者也。年号之不能后天地而老也，亦明矣。今试以问嘉靖之钱，视万历之钱价奚若，而富者肯蓄多藏厚收以自为困乎?积金以券人，逾日而息增。蓄钱以实藏，阅岁而必贱。彼日惴惴焉更铸之是惧，惟恐钱之不化而为镪，而何以行之?”
[39]上引《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四，页2，在“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铜钱）通用”之后，紧跟着说：“但民间使用，则随其俗。”以下又举福建漳浦县为例，说：“嘉靖三年、四年（1524—1525），用元丰钱。七年、八年（1528—1529），废元丰钱，而用元祐钱。九年、十年（1530—1531），废元祐钱，而用元（绍?）圣钱。十三、十四年（1534—1535），废元圣钱，而用崇宁之当三、熙宁之折二钱。万历三年（1575），废崇宁钱，专用熙宁钱。五年（1577），废熙宁钱，而用万历制钱．方一年，而万历钱又置不用，用者以低铜而已。（万历钱厚，估一文直银一厘；今三文准银一厘。）又万历《汝南志》卷二（原书未见，兹引自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日文，《东洋学报》第三六卷第一号，页12）记载河南汝南旧钱流通的情形说：“日者鹾价忽腾，钱法顿滞，不知所自起。蚩蚩之氓，负戴人市，出粟一斗，仅易盐二斤．旦所得钱，暮不能为用，如大定、大观、开元、正元、祥符、太平等钱，皆格不行。一夫倡言，千人附和，虽有厉禁，视若弁髦。无何，有客来买前钱，以一当三，捆载而去。此所谓垄断之尤，而奸人之雄也。富商大贾，坐牟厚利，细民重困，无有已时。”
[40]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八册（卷三○一），页717—718，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穆宗隆庆实录》卷四四系此文于“隆庆四年四月”，但较简略；又参考《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页27）。又关于人民对钱失却信心的情况，同书第一八A册（卷二九九），页635—438，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说：“臣窃闻往时但一行钱法，则辄张告示戒厂卫，不先之于卖菜之佣，则责之以荷担之役。愚而相煽，既闭匿观望之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从旁簧鼓之，以济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闭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
[41]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国二十五年）第四卷第一期，页1—45；又《释一条鞭法》，同刊（但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一期（民国三十三年），页105—119；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第三期，页34—35。
[42]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禹贡半月刊》（北平，民国二十五年）第五卷第十二期，页1—15；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日文），《史学杂志》（1943）第五四编第五号页62—111，第六号页65—104，第七号页17—59。
[43]黄梨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