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希腊；文明起源；历史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4
中国与希腊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对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两个文明在发展中所出现的差异。自中国人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来，对于中西文明是如何受到地理环境影响的，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中国，严复、梁启超、邓实和章太炎等人是最早一批将地理环境与文明特性联系在一起的人。[1]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归于种族与地理之差异。[2]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西比较文化热的兴起，又出现了所谓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对立的论调。随着21世纪文明比较热的再度兴起[3]，可以预见，地理环境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将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学界对二者地理环境的比较来看，在以下两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第一，如何建立可比性。希腊的狭小与中国的广袤在地域上难成比例。中国文明如何从整体上与希腊进行文明起源地理环境上的比较，目前仍缺乏一个适当的比较尺度。第二，如何避免海洋与陆地、蓝色与黄色等二元对立的地理环境比较观。虽然希腊文明受地中海、中国文明受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影响之深毋庸置疑，但过分强调就变成了命定论，同时也忽视了中国的海洋、希腊的陆地在二者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基于以上两点，本文试图建立一种比较尺度来对希腊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做出比较，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在地理学中，环境可分为人类环境和地理环境两种。前者是指随人类社会和技术进步而能达到的范围，而后者则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4]（p64）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亦可分为两种，一是把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地理极限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考虑在内的“文明整体地理环境”，二是仅仅考虑文明主体主要活动区域的“文明中心地理环境”。前者随着文明主体能力的进与退，其范围和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可以作为文明兴衰的标志；后者却是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是它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和基础。显见，前者包容后者，后者是前者的中心。所以对于这两者的研究，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实际上，这两种尺度在学者们研究中国和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时，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加以使用。在谈到希腊文明的时候，学者们既不能忽视希腊半岛本土的地理状况（文明中心地理环境），也不能忽视它所处的地中海环境（文明整体地理环境）。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既要考虑中国早期文明中心的主要活动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又要考虑其他文明区系影响所及的东亚大陆和环渤海圈。
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尺度出发，对中国与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
一、环地中海与四海之内
对希腊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整体地理环境研究，主要解决希腊和中国在文明起源初期，在整体地理环境内选择何种生存环境、为何选择这种生存环境以及受到生存环境何种影响的问题。在地理环境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之下，在先民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能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来发展自身，既是一种人类主动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大自然所强加给他们的规定。
在国外学者看来，希腊文明本身就是地中海的产物。M卡里（M．cary）和D利特奥克森（D．Litt．Oxon）两位学者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地中海对它们（希腊和罗马文明）来说都是‘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一方面，它们在政治上统治地中海，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历史又打上了地中海的烙印。”[5]（p1）
但就中国文明的整体地理环境而言，情况略微显得复杂。抛去理论上的“海洋”和“大陆”诞生“蓝色”和“黄色”文明的抽象辩论之外，从整体地理环境角度来研究海洋和大陆对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的，论者颇少。因此，我们应该首先为中国文明整体地理环境划定一个区域。
与我们的研究角度相近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的，是以下两种比较相近且有一定影响的观点。首先是关于“亚洲地中海”的说法。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屿，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6]。“中国最古老的基层文化是海洋文化，其发源于东亚大陆沿海岛屿与大陆中间的所谓亚洲地中海地带”[7]。其次是考古界近年来关于“环渤海考古”的说法。这里的渤海，指的实际上是现代以庙岛群岛为界的渤海、黄海之和（古代并没有渤海、黄海之分）；具体到考古概念上，环渤海的海，又指黄河、滦河、海河、大小凌河、辽河注入之海。苏秉琦先生认为：“（渤海）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地位，即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的（环太平洋）重心位置，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接东南沿海的龙头。渤海是中国海，有如欧洲人视地中海为自己的海一样。”[8]（p95）
那么，“亚洲地中海”、“环渤海”与“环地中海”是否可以相提并论、并可以作为中国多源文明起源的整体地理环境呢?与“亚洲地中海”和“环渤海”两个概念相比，我们认为“四海之内”的说法更能完整地体现中华先民的地理极限活动范围。有这么两个理由：第一，“四海之内”是中国典籍记载的包括蛮夷戎狄华夏族在内的中华文明活动的最远边界，譬如《尚书舜典》中说：“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诗经商颂》中说：“帮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尔雅》中解释过“四海”的真正含义：“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在《日知录》中对此顾炎武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则海非真水之名……然则《诗》、《书》所称四海，实环华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由此“四海之内”所指的地理范围也就等同于蛮夷戎狄华夏族在内诸多上古先族所生活的地域，换成今天的地理概念即是指东亚大陆及其沿海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也只有这样的地理环境，才能涵盖中国文明从起源走向一体时所涉及的地理活动范围。第二，“环渤海”和“亚洲地中海”两个概念有其局限性。作为中华先民活动的地理极限范围来讲，环渤海只是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为主要地理环境，上不过朝鲜半岛、日本，下不过东南沿海，却无法包括长江中上游、黄河中上游和珠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内陆腹地，而“亚洲地中海”则只强调中国的整个海岸线以及太平洋上的半岛与岛屿，所以“亚洲地中海”、“环渤海”两个概念若作为中国多源文明起源的整体地理环境来讲，其范围的广度不够。
显然，从“环地中海”和“四海之内”两个整体地理环境来看，希腊和中国受着不同的影响（从名称上看前者侧重于海，后者侧重于陆地）。实际上，希腊和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同时也包括他们后来的历史中）都曾经面临着是选择陆上还是海上发展（殖民、贸易）的问题，而最终出现的历史结果不能不说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自然环境的。第二，人的能力的。正因为当时人的能力弱小，才使地理环境对先民增加了众多的限制——直到蒸汽机时代，才有可能打破这种限制。
1．地中海气候和东亚季风气候：起源时期文明选择海上还是陆上发展受到的气候影响
首先来看环地中海地区的古气候。一般认为，通过花粉分析和对生物区系的重建可以恢复过去的气候。[9]（p24,p35）从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论述中所获得的数据，也被作为地中海当时气候变迁的证明。环地中海地区在这两方面的证据表明，地中海气候具有长时段的稳定性：新石器时代的气候与今天相比差异不太大，仍然是冬季多雨、夏季干旱酷热的特点。[10]（p13）根据研究来看，公元前第七千年，地中海的夏季温度比今天略低一些，降雨稍多一些。在公元前的第五千年和四千年，环地中海地区的北非和美索不达米亚还不是毗邻广大沙漠而相互孤立的两块土地，它们之间有一片适宜耕作的连绵地带，雨水适宜且有规律。[5]（p2）到希腊和罗马历史的早期，有证据表明某些地中海小岛上覆盖着远比现在稠密的植被，显见在较早的时代雨水应较现在更为丰沛。如果这些推理可以成立，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地中海气候要较现在的地中海气候湿润和凉爽，而与现今的中欧气候比较类似。在气温方面，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地中海地区的气温变化不会超过1华氏摄氏度。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自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地中海气候基本稳定。
再看东亚大陆及其沿海的古气候。距今六千年时，包括东亚在内的季风区比现在要湿润。[11]距今五千年和四千年时，中国学界多以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12]（p475）对竺可桢的结论，结合近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有如下三点补充说明：一，近来有学者对这一结果进行过重新研究，但最终的结论变化不大。[13]（p57~69）二，地理学第四纪相关研究成果表明，6～5kaB．P．（kaB．P．意为距今六千年到五千年）中国北方气候已出现干凉化趋势，5kaB．P．以后进一步的干凉化[14]，但仍然要比现在的气候湿润，与竺可桢之论断也不矛盾。三，目前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全新世中期（5ka B．P．左右）出现过一次明显的冷期，即“新冰期”，气候变得寒冷潮湿。此次冰期虽然比较的短暂[15]，但是其范围却是全球性的[16]。对这次新冰期对新石器文化的影响，论者多持悲观的决定论态度，认为冰期的到来导致了大多数新石器文化的衰落。但因其持续时间短暂，所以在长时段上也不妨碍对竺可桢结论的采纳。
所以，总起来看，环地中海和东亚大陆及其沿海地区在文明起源时期的共同之处是都比现在的气候湿润，不同之处在于环地中海的气候比现在凉爽，东亚大陆及其沿海地区比现在要温暖。虽然温度升降有差异，但两种文明的古气候皆较现在更适宜人类生存。这符合地理学上关于5000年到4000年前地球上存在“大西洋期”或“气候适宜期”（Altithermal，也称Hypsithermal）的说法。[9]（p202）这也说明两地的文明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由于环地中海和东亚大陆及其沿海地区的古今气候仍然属于同一类型，所以，可以借用它们现在各自的气候特点来粗略比较一下。
首先，地中海气候和东亚季风气候有着迥然相异、甚至是相反的特点。地中海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夏半年（在北半球指春分至秋分）降水只占全年降水的20～40％，而夏季不足10％。冬季由于西风带气旋活动频繁，降水丰富，温和湿润。冬季降水最多的月份，降水量至少三倍于夏季降水最少的月份。而东亚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冬干夏湿，夏季炎热湿闷、多雨且多暴雨，易遭受水旱灾害。但季风气候同时又具有“雨热同季”的特征，相较而言东亚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更为有利。《逸周书周月解》所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正是此点的反映。布罗代尔也注意到了地中海和东亚季风气候的不同，他说：“对人的生活来说，地中海气候的缺点来自年降雨量的分布不均……大体上讲，这与季风气候相反。季风气候使热天同降雨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而地中海气候却把这两大因素分隔开来，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17]（p351-352）
其次，从环地中海和东亚大陆及其沿海地区的温度带分布上来说，环地中海地区具有从洋面延伸到内海岛屿的同质性特征。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地区之间气候的相似性超过了与之毗邻的内陆地区，这种气候模式影响了迈锡尼文化、腓尼基文化、希腊文化向地中海的海上发展。[18]（p1）地中海沿海地区气候相似的特点之有利之处在于殖民，因为“凡是地中海人，不论来自何方，只要在地中海沿岸．就绝没有身处异乡之感。”[17]（p350）同时地中海的“这种单一性为创建相同的农业文明铺平了道路……这种根本的统一化，从远古时代起就形成了。这是自然和人共向努力的结果”[17]（p349）。但其不利之处在于“地中海的各个地区不是互为补充的”[17]（p348）。与之相较，东亚大陆温度带的分布却是从赤道带到寒温带依次都有分布。这非常有利于建立众多的农业带。反映在文明起源期，就是产生了如下的两种分野：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野[19]、农耕区内部以秦岭—淮河为界的粟作、稻作的分野。[20]（p8）
2．人地关系：沿海岸与深入内陆的发展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地中海与环绕它的大陆之间的关系对身处其中的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环地中海地区的地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地理特征：1、地中海周围为山地环绕，而沿海与腹地间的联系，被连绵不断的山脉与沙漠所分隔。2、广阔海域上半岛和岛屿交错分布，海上交通便利。这两个地理特征实际上都促使地中海内部的文明，包括迈锡尼文化、迦太基文化、希腊文化选择沿海岸发展。
第一个地理特征有两种后果：首先这导致了地中海地区相对于周围大陆的封闭性，产生了对内陆腹地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使得地中海流域的连绵群山更像是高耸的城墙，而面向内陆的山坡一面却是较为平缓的坡道。在地中海地区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方面，大自然只提供了少数的几条宽敞的通道；如果不知如何利用，人们只能‘爬山越岭’或冒在不毛之地饿死的危险。”[5]（p2）其次这种封闭性的特征迫使地中海文明只能通过地中海来加强互相之间的联系。埃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认为：“地中海及其附近的土地，对于自腹地而来的各民族和文明来说，就像一个大熔炉，它既是一个储水池，同时又是一个将经过合成的文明散发出去的中心，这种历史上的双重角色是地中海之地理位置及其与邻近大陆关系的结果。”[21]（p4）显然，正是这种地中海沿海地区与陆地地区的地理隔绝，阻止了在文明起源时期的地中海诸文明向内陆发展，而局限在沿海岸地区之间的交流。 第二个地理特征则是地中海具有向半岛和附近岛屿发展的便利条件。地中海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良好的可见度和丰富的航海路标。“由于大陆海岸线和小岛的尖顶绵延常达100英里，所以能保证呈直线长途航行的船不会失去陆地的指引……地中海的航行与在陆地上沿一条为人熟知的道路旅行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荷马非常贴切的将地中海称作‘水道’（liquid lanes）。在缺乏指南针和六分仪的条件下，旅行者仍能在地中海上任意航行而不致迷失道路。”[5]（p29）适宜的航海条件使地中海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航海大学校，并在这里发展出了西方的航海技术。“地中海的古代海员对船只和航行中的众多探索拥有荣誉，西方世界直到蒸汽时代才同样拥有，这些成绩的细节……组成了一个技术和分工的门类。这与古代人日复一日的实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西方的第一部史诗选择歌颂一位受风暴颠簸的船长、西方的第一位史学家和剧作家选择浓彩重墨的描写海战都不是偶然的。”[22]（pvii）
与环地中海的文明相比较，中国文明完全是受到了与之不同的整体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讨论中国文明为何面向内陆或者说是中原发展这一问题时，挑选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明为研究对象，似更能说明地理环境对中国文明发展所起之影响。
与地中海相比，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既存在海上的交通，同时与内陆地区的交往也很方便。在海上交通方面，整个的东亚大陆沿海地区都在向周边的半岛、岛屿扩展自己的文化与影响。例如，在浙江舟山群岛上发现过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甚至在远离浙江的渤海湾口大竹山岛附近海域也发现了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陶器。[23]在长江三角洲常州圩墩遗址出土了木桨和木橹，也说明人们具备在水面活动的能力。而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早在距今7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而且可能是先从生产工具开始的。尽管这种交流的程度还不强，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航海技术，可以越过海洋天堑。在距今5000～6000年间，由于农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两个半岛人们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由生产工具的交流扩大到生活用具的交流，由单纯的文化交流变为人们的迁居，这是一个大的飞跃。[24]（p101）
沿海同内陆的文化交往也很密切。1965年方酉生曾指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在继承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龙山文化（指山东）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25]徐旭生把传说时期就存在交流、冲突的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人群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的东夷即为沿海族群。
沿海地理环境较为相似的地区互相之间的交流要早于沿海同内陆地区之间的交流，规模较大，范围较广。有两点证明：第一，考古学上的三足钵等器的分布。三足钵等器既存在于渤海南系的北辛文化和磁山文化中，也存在于黄河中、上游老官台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中，这表现出沿海与腹地古文化之间的联系。但渤海沿岸包含支脚的遗存，应与江浙沿海古文化的联系更久远。[26]（p137）第二，在中国沿海存在“北部从红山文化起，经新乐文化、辽南原始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广东石峡文化组成的半弧状玉器带。”[27]这也是沿海各地区之间存在相互交流的一个证据。
从沿海地区之间先于它们与内陆腹地之间形成交往关系来看，东亚大陆与环地中海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可以独立的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而两个地理环境相似的区域内可能各自独立的产生两个完全相似的文化。”[28]（p15）这也正是有学者将东亚大陆沿岸与地中海作类比的原因。
但中国的渤海和东海在开展殖民的地理优势方面不如地中海。首先，渤海、东海不利于装备简陋的古船常年在海上航行。渤海地区冬季强偏北大风常伴随寒潮发生，风力可达10级，气温巨降间有大雪。夏季海上的大风多随台风和大陆出海气旋产生，风力可达10级以上。而东海冬季受寒潮侵袭时，冷风过后常出现6～8级北到东北大风，并伴有明显降温。夏季影响中国近海的热带气旋多取道东海北上。而且春夏两季为雾期，以六月雾日最多。以上这些都是渤海东海并不利于古人展开较远距离航行的原因。其次，在全新世时期，由于气候的多次波动，沿海地区多次发生过海侵和海退事件，对沿海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正是这些地理上的不利条件，使面向内陆发展对中国沿海文明比较有利。沿海起源的文明与内陆起源的文明在中原相碰撞，促进了中原文明核心区的形成。也正因如此，虽然中国上古存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29]（卷二十八）的说法，但对于陆地和海洋的态度毕竟还是有一个先后的考虑顺序，“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此之谓务本”[30]（卷三十六）。“本”者，文明之根基也。
二、沿海的山谷平原与黄河中下游
作为文明主体活动的主要区域，文明的中心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发生、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笔者拙见，文明核心区需要符合以下四条标准：第一，农业较为发达，或者至少是整体地理环境以内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第二，从历史结果看，在该地区发展出了成熟的、高级形态的国家；第三，该地区文明点的密度、范围都较其它地区为高；第四，该地区有自己的主体文化，且在与其他地区的双向交流中能主动吸收，不被其他地区所同化。从以上四个标准看，希腊文明以希腊半岛上沿海的山谷平原为中心，而中国的文明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
1．希腊的沿海平原
希腊的地形可以分为山区和低地。高度在700m以下的低地根据纬度和经度又被国外学者分成三种类型：（一）北部的低地带，湿润凉爽；（二）爱奥尼亚低地带，包括西部低地海岸和爱奥尼亚岛链，温暖湿润。（三）爱琴低地带，包括哈尔迪克（Chalcidiki），塞萨利，希腊中部，伯罗奔尼撒北部和东部以及爱琴诸岛，干旱且温暖。[31]（p13）其中爱琴低地带可以被视为希腊文明起源的中心地理环境。
该中心地理环境对希腊文明有如下影响：第一、自中石器时代以来的定居点都集中于希腊半岛沿海地带，尤其是爱琴低地带；第二、土地资源较为稀缺，发展农业不利；第三、与陆上交往困难，与海上交往相对较易，各文明点独立发展。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希腊中石器时代（介于公元前8700到前7000年间）的遗址，大多数位于沿海或近海区，定居密度小。而大型的内陆盆地，却几乎没有定居点。希腊北部的森林和南部的灌木植物对大型狩猎活动是种阻碍。但在希腊南部沿海地带可以采集野生植物、软体动物和海洋资源，虽然耗时颇长，但却可以此来补充大型狩猎的缺乏。[31]（p25）到新石器时代，爱琴低地带定居点变得密集。
爱琴低地带在前述三个类型中最为干旱，但从土壤、自然植被这两方面来讲却更为适合发展农业。从土壤方面讲，在希腊“最好的土壤是……能保水的黑色石灰土。这种土壤适宜种植谷物和谷类。这些土壤成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和农业开发的焦点”[31]（p10）。尽管低地地区只占希腊的10％，但却成为了希腊主要的农业用地。森林植被的性质和再生速度决定了开垦土地投入的劳动量，以及耕作土地需要的土地数量。爱琴低地带的塞萨利，因其森林稀疏，且无快速的复原能力，相应的也就成为定居点最为密集的地方。而北部低地带（马其顿）或者北部爱奥尼亚带降水丰富，森林植被也更为密集，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也就较其他地区为少。
其次，希腊土地资源狭小。以下数字来自于1909年出版的《贝德克尔希腊旅行指南》（Baedeker’s Guide to Greece）：在希腊的总面积中只有18％是可以耕种的，8％是草地和牧场，9％是林地，其他65％是山地。而在古代可耕地的这一数字还要小。与山区比，希腊低地区产出富饶，人口众多，有近海优势。沿海的低地承载了人口的大部分，人们居住在大型的聚落中，以农、渔、贸谋生。尽管肥沃的土地为数众多，但大多面积狭小，在塞萨利平原只有少数农场可以超过250英亩，平均是12到50英亩。在岛屿上，这一数字只有1或1．5英亩。结果，对可耕地的需求一直比较大。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何希腊在新石器之前，就已经有了对塞普鲁斯、科西嘉、撒丁岛的殖民。同时希腊没有大河，河流流域较短，夏季很多的河流都干涸了。
土地资源不足和缺乏天然灌溉使希腊无法通过单一种植农业满足自身需求，只好通过以下两种措施来弥补种植农业的不足。首先，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在希腊神话故事中，伊利斯的国君奥革阿斯饲养了3，000头牛，但30年都没有打扫过牛厩。于是雇用赫拉克勒斯来打扫，商定酬以十分之一的牛。赫拉克勒斯引山上的急流冲洗牛厩，打扫完毕国王却不守前约，拒不交牛。[32]（p105）这虽然是公元前约800年的事情，但却说明当时已经大规模地使用厩肥，灌溉技术也较进步了。Theophratus认为这个故事就是灌溉与利用厩肥的开始（此说略显牵强）。[33]（p3）其次，产业间通过渔业、贸易补充农业之不足，农业内通过园林和畜牧补充种植业之不足。渔业方面，爱琴海的海鱼丰富。[18]（p4）贸易方面，因陆地险峻难行，使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在原始的航海条件下，已成为地中海东部交通要道。山区虽人烟稀少，但提供了低地地区由于干旱而无法获得的牧场。每年的四月或五月，大群的山羊从低地向高地运动，秋天再从高地返回低地。而橄榄和葡萄的种植自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以上多种产业的发展弥补了地理条件给农业发展带来的不足。
再次，希腊的各文明点在陆上交往困难，海上交往却相对较易，陆上各文明点在分割状态下发展。连绵的山脉，陡峭的山崖以及浩淼大海的存在，造就了高度分割的国家。“穿越（巴尔干）山系非常困难，难见通途……当人们从东海岸向西海岸前进时发现，这种交通路线只适宜于军队和土人；相形之下，货物在海上的交易就简单的多了。”[18]（p4）在希腊某些封闭的内陆盆地，由于很少或没有出海口和排水渠道，在新石器时期一直有较大的湖波沼泽。再加上陆上河流不适合航行，因此使海洋航行成了希腊南方和北方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然而即便海上航行也并非一路通途，特别是岛屿之间的航行。冬季风向不定和夏季地中海季风恒定北吹都是航行的阻碍。凡此种种都使古代希腊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正是由于大部分的定居点被高山大海隔离，“结果社区生活在独立于他们的邻居之外的方式下得以发展……地理因素使得独立在希腊文明中成了一个关键的词汇。从好的方面来看，他们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爱。从坏的方面说，他们无法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这一缺点最终导致了城邦政治生活的失败”[34]（p14）。
2．黄河中下游平原
中国文明在起源期是多源起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应该承认的是，在文明形成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华夏文化发展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按照史念海先生的意见，该文明核心区的确切范围，“仅限于西起陇山，东迄泰山之间。陇山之东为渭河下游，泰山之西那时是济水流域。这两者之间夹着一段黄河。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实际上就在这里”[35]。
黄河中下游平原适宜发展农业的特点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黄土利于农业发展的特点也为学者周知，所以此处不做过多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下几点：第一，黄土的特性使中国先民依靠木石工具，也能产生足够剩余，并以此作为国家出现的经济基础。第二，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黄河中游早期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农业生产，达到了非常高的生产水平。第三，黄河中游在仰韶文化早期时聚落遗址的分布就很密集。总之，中国的文明核心区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以农业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以此为国家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中国的文明核心区所承载的人口、所产生的剩余远远超过同阶段的希腊文明核心区，也超过中国的其他地区。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潜在土地资源丰富。从关中平原到华北平原，适宜农业耕种的面积巨大。虽然华北平原在当时是一个湖泊区域（最为广大的湖泊就是大陆泽和大野泽），但平原中散布着许多丘，却成为人口聚居的所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多森林，这对于气候水源都有影响，气候较之现在为温暖，虽也免不了干旱，但一般说来雨水也还不算欠缺。再加上位于此地的先民的辛勤劳作，使得司马迁有“关中自、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史记货殖列传》）的赞叹。
在与其他各地互通有无的交通方面，中国的文明核心区也比希腊有较大的优势。对这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尚书禹贡》中，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或者叫做朝贡网的交通体系。它无一例外的把九州全部纳入其中，从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到徐州“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泅，达于河”，最后到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油”。这与希腊核心区的陆地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文明核心区的地理特点既有助于在该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同时也有助于在该地区形成大范围的协作。
三、地理环境对希腊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
综合上述来看，希腊和中国文明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某些特点是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吻合的。
就希腊文明而言，它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一、在整体地理环境内，希腊居民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了地中海的周边，而没有深入到陆地内部。内陆居民和沿海居民不存在频繁的交流，形成了一个个分散的、与母邦相独立的殖民点。二、在希腊的中心地理环境，爱琴低地带则形成了以畜牧、园艺（橄榄、葡萄）来弥补种植业不足的农业特色，且以个体家庭生产为主，而地中海的整体地理环境特点（同一的气候、便利的海上交通、碎化的土地）使这一特色在后续希腊殖民发展中得到延续。三、地中海及希腊半岛并没有为希腊人提供过多的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对土地需求比较大，争夺比较的激烈。而地中海便利的航行条件有利于希腊人沿着海岸线寻找土地。地中海周边同质的气候也促进了此点的发生。四、希腊本岛的中心地理环境与地中海以内的其他地区相比（埃及、小亚细亚等），无压倒性的优势。
就中国文明而言，它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一、整体地理环境内，中国文明曾存在沿海岸线（环渤海）发展、向内陆发展（黄河中下游）两个大方向。内陆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的丰富及海上航行条件的恶劣，使得中国文明最终选择面向内陆发展。二、中国文明的中心地理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丰富土地资源使因农业发展而需求土地的文明交汇此处，并不断碰撞、冲突、交流，最终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宗族为组织进行大规模协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整体地理环境内大量可开发的土地又保证这种特色的延续。三、以中原为中心的核心区不但土地资源丰富、而且与其他文明区交通便利、交往频繁，从而促进了多源文明相互之间的交融。四、中心地理环境以内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超越了整体地理环境以内的其他地区。
在文明起源早期，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加大，地理环境从长时段上对于中国文明从多源走向一元、希腊文明城邦林立未能统一的历史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国与希腊文明发展路向不同，但却都是两个文明在地理环境制约下由“现实的人”探索到的最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历史地理背景研究”（项目编号：02EZS002）及天津师范大学青年项目“中西文明起源地理背景之比较”（项目号：53WN37）阶段性成果之一。
来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