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者按】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不幸于2011年7月8日与世长辞。吴先生学贯中西，淹通今古，给经济史学界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对本刊的成长发展，吴先生始终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指导。在吴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方行先生整理的吴先生《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并约请与吴承明先生有较多交往的学者撰写回忆纪念文章，以纪念这位睿智可亲的前辈。
引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就在吴承明教授领导下工作。六十余年的言传身教，使我获益终生。1978年，我开始研究清代经济史，有时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向吴老请教，有些文章也呈请吴老指正他每次总是回复我一封信，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以及文章中论述不足之处，一一作答，并从理论上引申，以求题无剩义。从1982年至2004年，这类信函共达23件，约三万余字。这充分体现了他诲人不倦的崇高美德，也体现他与我之间一种诚挚的师生般情谊。遗憾的是，有些重要问题未能按吴老要求，作出改正，或进一步深入研究，有负他的厚望，至今深为愧悔。在这批信函中，吴老有许多真知灼见，我一直妥为保存。如今哲人已萎，睹物思人，眼泪潸然，悲伤难已。为寄托我的怀念和感激之情，特将全部信函，汇编成吴承明教授《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的学术资料，加以发表，以惠同仁。此次整理，信函中开头一段中的繁文客套，一律删除，只保留与后文有直接关联的文字。结尾部分也都删除，只保留全部正文。信函按时间先后排列。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
商人支配生产“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是专指包买商制度而言的，因为它不破坏而是竭力保存旧的生产方式，即小生产。“真正的资本主义”是由小生产者分化而来的，即“两条途径”中的第一条。这是由于商业资本（脱离生产）“独立”发展的性质决定的。列宁说，这种独立发展“阻碍着农民的分化”。（全集3卷154）
包买商制度下，生产仍然是简单再生产，不是扩大再生产。生产者的目的是求生不是求富。并且，由于商人资本的多变性，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业变为不利时，商人可迅速转入别的地方别的行业。
只是在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大市场的情况下，商人才要求改变生产方式。但第一步只是在商品加工过程中，如棉布流通中的染、踹。在有新生产方式的竞争的情况下，这一步可走得较远；例如由于有外国机器缫丝业的竞争，丝商才由收购生丝改为收购生茧，然后租厂雇工加工。茶也是这样。
不过，在商人雇主（或商人雇工）的形式下，就谈不到“障碍”了，因为它已改变或部分改变旧的生产方式。然而，如原稿中所分类，那种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农产品加工，和贩运商设立的作坊，是不同的。前者，劳动者仍是小生产者，不是无产者。后者，已多少具有工人身份。这条路一发展，就是三重过渡中的第一重：“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原是很好的一条路。
可是，这条路很难。在欧洲，照马克思说，这条路特别是在“奢侈品工业中”，“这种工业连原料和工人一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资本论三卷375）。在中国，最典型的是后来（30年代）的橡胶业。在早期，只有丝厂。所以，实际上这条路多是半通不通的。
（至于盐商、鸦片商、钱庄老板投资开纱厂、面粉厂，那不是上述意义的“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而是在商业“积累货币资本”意义上的作用。）
商人雇主（商人雇工）虽谈不到“障碍”，其积极作用也很有限。这是由前资本主义商人资本的性格决定的。其性格是“独立存在”，独立运动（独立于生产），而关键是这种独立运动是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有较高利润。尽管商人已有雇工，乃至开设加工作坊，他主要还是商人，这种性格未变。这种性格和利润结构，实际是扼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扼制，在橡胶业中非常明显。现代化大橡胶厂，几乎都是橡胶商号创办的。但在创办后，他们要求由商号控制厂的生产和分配，在控制不了时，仍要求由商号包销或独家经销，到最后，才不得不结束商号，并入工厂，这时，商人才成为工业家。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资本论三卷366）这就是困难之所在。显然，当商人资本不只是经营商业，并且支配了生产时，这种“下降”和转化，就尤其困难了。在有支配生产的商业中（各种包买主、附有作坊的中药商、有垄坊的米商等），大约到1936年也还没下降多少。
总之，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资本论三卷365页），这是不容怀疑的。商人资本所以有这种积极作用，在于①它积累货币财富；②它开拓大市场。而不是因为它必然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商业资本的发展，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发展，对旧生产方式起着或多或少的解体作用，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解体作用有多大，首先并不取决于商业资本本身。至于用什么生产方式代替它，更是不取决于商业本身。
何以阻碍过渡？首先是分析（前资本主义）商人资本的本质，它是古老的资本形式，但它只有资本剥削的形式，没有生产的形式。封建社会商人资本的发展，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这种商人资本的发展，不反映生产方式的改变。商人支配生产仍是剩余农产品的交换，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商业那样）全部商品的交换。
其次，商人资本支配生产，一般并不要求改变（它所支配的生产的）生产方式。这是因为它有广泛的活动余地来剥削小生产者，在这些生产（农产品加工）中，利用农民家庭和农闲劳动最有利。并且在一个行业或一个地方变为不利时，商人资本多变的本性，可以迅速转移到别的地区和别的行业。只是在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大市场（如海外市场）的条件下，商人资本才要求改变生产方式，由小生产变为扩大再生产（工场手工业），以满足这个大市场的需要。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也往往是因为有外在的竞争，商人才不得不如此。例如，由于海外市场上丝厂的价格远高于手工缫丝，丝商才由收购生丝改为收购生茧，再租厂加工。
前资本主义商业，原是独立于生产，独立活动的。商人支配生产，并不改变，并且加强了它的独立活动的力量。而资本主义则是产业资本支配商业资本，商人变成奴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资本论三卷366）转变为产业资本的分离部分。显然，商人支配生产愈厉害，这种下降和转变就愈困难。
前资本主义商业，是从不等价交换中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则要求等价交换，“把它（商人资本）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同上）在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下，它会用不等价交换保护落后的生产方式，这也造成过渡的困难。
“起初是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生产者自己变成商人之后，商业利润才被归结为”平均利润。（资本论3卷320）这个过程恐怕到1930年代还未完成。商人支配生产在这里起着推迟的作用。
商人雇工（作坊）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生产方式。其改变程度，决定于雇工的数目和雇佣形式。在主要是临时性、季节性的情况下，生产者仍然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在主要是农产品加工的情况下，加工的价值是有限的，商人基本上还是商人。但是不同商品情况是不同的。例如酿酒、制纸已不是简单的加工，而是制造了。
从支配形式说，丝织业和踹坊是不同的。丝织业中，①商人支配个体机户、络工、手艺人（这三种人都是家庭劳动者），这是主要的一类。不过支配这三种人的有的不是商人，而是工场手工业主。②商人支配小作坊（有雇工的机户），③商人自设作坊，雇工生产。
对丝织业，应说明此业已有了雇工生产的小作坊、工场手工业；但仍以商人支配生产为主，即以①为主，因为，机户大都是一户一机。
至于踹坊，不是独立作坊，不同于②，也不是商人所设，不同于③。它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包头”制。还应说明，染坊大概也类此，因无材料，从略。
踹坊，很有点像“（五）贩运商人兼营生产加工”一类，只是它已不是农产品加工了。 注：对讨论商人支配生产问题的来信。1982年2月
（二）
什么是市镇？第9页讲市镇的功能，它是农村产品外销的起点，又是输入农村商品的终点，即集散市场，以下三页都讲这种功能。我赞成这个看法。这是从商品流通理论上讲的，商品流通需要各级市场，各级市场功能不同。由于市镇的主要功能是集散商品，故趋向专业化。市镇专业化趋向比城市大得多，大城市多不专业化。台湾刘石吉研究了江南395个市镇，有桑蚕丝织市镇25个，棉花棉布市镇52个，米粮市镇l 3个，铁市3个，陶、靛各2个，刺绣一个。
但本文第6页所下市镇的定义却不是这样，而是定义为“商贾贸易”。这是“商贾所集谓之镇”（正德《姑苏志》）的说法，用店铺多少来区分市镇与墟集。我不赞成这个定义。集散商品不完全靠座商，而店铺不一定是集散作用。
另外还有两种市镇理论。
一是以人口（户）数为断，所谓“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弘治《吴江县志》）。因市镇之设本为治安收税，地方志书载市镇始于元丰九域志，前此无有。唐以500人为上镇，300人为中镇，原指军；宋废军将，留镇监，其职务就是“主烟火征商”了。这个定义的好处是把市镇和建置联系起来，事实上我们统计市镇数只有依靠建置，历朝发展情况也靠建置。按人口定义，似与经济无关。其实不然。因经济学上有个城乡关系，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大不同，两者对立矛盾，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但两者之间还有个中间层。晚近社会学家称为“似城聚落”（City．1ike Settlement），它半似城市，半属乡村；生活文化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半城半乡。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市镇经济学，多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用于研究经济史，如吴柏均研究江南，取100—500户市镇6个，1 000—5 000户市镇12个，万户以上的6个。因他研究粮食供销，与人口关系密切。
另一理论，是把市镇作为一定范围（区域）的经济中心，它多在交通枢纽，有经济集中和向边区扩散的功能。这是根据“中心地理论”（Centrat place theory），是晚近经济地理学通行的理论，演化为卫星城理论。台湾的沙学俊、张秋实，我们的詹小洪都是用这个理论研究市镇。其好处是把市镇的作用同区域经济联系起来。不能全国去任意挑选例子，而要一个大区、一个大区地去研究本区市镇的作用，研究其水平。我们现在打破条条块块，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协作区，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本文第三节封建政府扶持小农一节，与全文不甚协调。本文是讲小农再生产的市场条件，这些市场，无论是墟集、市镇或雇工、资金市场，都是自发形成的，不是政府布署的。政府只是治安收税，以至和买勒索，恐怕利少弊多。至于政府的仓储、救灾等，不构成“市场条件”，也不是为了小农的再生产。讲市场条件，可提到政府的干预（收税等），在清代，干预不太大。
本文结束语不够明确。结束语主要作了反面文章，说上述种种不可夸大。而未说明市场在农民再生产中究竟起多大作用。文中说：“市场是小农经济再生产实现的必要条件”（2页8行），小农是通过市场“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平衡，持续自己的再生产”（3页1—2行），好像没有市场，就不能再生产，农民就只能活一年了。本来，所有农业生产都是再生产，因为小农经济中，再生产的条件，即I（v+m）=II c根本不存在，不必要，有了市场，才有这个条件。因此，在结束语中，就应明确，到了清代，小农经济已是市场经济了，或是半市场经济了，或是以自给生产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了。在国外，马若孟（河北农村）、Evelyn Rawski（湖南、福建）都认为是依靠市场的经济。黄宗智（山东、河北）是分为市场、半市场、自给三类。地区不同，一地区内作物品种不同，其情况也是不同的。
注：对拙作《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的意见，文载《清代经济论稿》。1987年3月19日，系吴老来函年月，下同。
（三）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基本方法是把生产者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交换型甲、交换型乙四种类型。四种类型户的消长或“分配比例”，决定“结合”的程度，即封建早期和后期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
从方法论上说，划分四种类型是从微观上来考察，四者有不同的质。进一步是上升到宏观层次，考察全社会经济是什么质，这里只提“结合”，未明确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质，是什么经济占统治地位。
从方法论上说，宏观的质，不是微观相加的和。宏观系统的运行，决定于各微观的行为。在这里，微观中的自给性生产（包括赋税生产）是宏观层次的稳定因素；而其商品性生产（交换行为）是宏观层次的变动（振荡）因素，它给予宏观新的质。一般说，变动因素到了宏观领域，有加强趋势（放大效应）。例如第四类农户占10％，到了宏观，其行为效果也许是20％。但另一方面，稳定因素有很强的惰性，而上层建筑是保护稳定因素的。这是控制原理，微观上自发的东西（受自然规律支配），到了宏观，就变成受控的东西。封建上层建筑（政府和学者们）尤然，所以总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在微观生产上，是互补作用，缺一不可。但两者的质不同。自给性生产是旧质，在宏观上表现为土地权利，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封建主义，其代表是地主阶级。商品生产是新质，在宏观上表现为货币权利，在上层建筑上是钱神论，其代表是商人。所以到了宏观领域，特别是上层建筑中，两者的互补作用成为次要的，矛盾变成主要的。
生产是决定的因素，因而任何封建社会不能取消商品生产，而是不同程度地容纳商品生产。所谓不同程度，同制度（控制）有很大关系，领主制下小，地主制下大；分裂地区小，统一帝国大；保守派政权下小，开明派政权下大；等等。但是，容纳商品生产到一定程度，新质超过旧质，货币权利超过土地权利，尽管君主、大臣仍然存在，它已不是封建社会，至少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了。
从方法论上说，划分类型的办法是可用的。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即将合作社按经营情况分为三类。六十年代考察农业经济，也是分为三类，一类户增多，三类户减少，表现进步。近年来仍有万元户、贫困户的用法，不过更多是引进了一些纯宏观的概念，如人均产值、人均国民收入、积累率、投资率等。这些是“纯宏观概念”，因为用在微观上毫无意义。阶级社会，贫富悬殊，何来“人均”？许多部门或单位，没有积累，或没有投资，何来“率”？它们纯是社会（宏观）指标。这类指标的运用，是根据“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原理。再如“粮食商品率”“农产品商品率”“农村消费结构”这些概念也是纯宏观的，用在微观上没有意义，如独立手工业户，根本不发生“率”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例如乾隆（十八世纪），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我的看法，是由近及远。我认为，鸦片战争后，农村自然经济解体这一过程是确实存在的，为此，在“中资史”中设了两节，一节讲1840–1920年的解体，一节讲三十年代的解体。三十年代初，发生一次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一次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我认为，两次论战的结论是正确的，其结论之一即农村仍是自然、半自然占统治地位。解放以后，三中全会决议、直到最近赵紫阳的报告，仍是这种看法。1952年，征购粮食665亿斤，返销102亿斤，商品粮约占产量3088亿斤的18％。三十年代到1952年，人口是低率增长，所以三十年代粮食的商品率也不过如此。三十年代经济作物产值约为粮食的37％，以80％作为商品，全部农作物的商品率不过40％。乾隆到三十年代人口也无大膨胀，经济作物远不及三十年代，故商品率会更低。
注：对我一个讨论提纲的意见。此提纲未形成文章。观点在其他文章中引用过。1987年11月12日
（四）
文章我反复读过，用过深思。文章的最大好处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所提各项观点，我都同意。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供参考。
全文是论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两者的互补作用和发展过程。因此，题目似可放宽，改为“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这还有一层意思：在五、六年前，即孙冶方同志批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自然经济论”时，自然经济是个重要问题。目前已不是重要问题。目前，商品经济的研究是重要问题了。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o
P．2说，自然经济“本身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可存在于各种社会。商品经济更是这样，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历史家的任务在辩明其不同的质，不是说有买有卖就是商品经济。
P．2说，在历史过程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商品经济更是这样。但是，现在要研究的不是在不同社会中的质变（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是在同一社会，即封建社会中，它有什么“部分质变”。
文中对自然经济的部分质变并未讲清楚。按照P．6—10页“三层次”和“四种类型”的说法（我同意这种说法），自然经济在各层次或类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在自给型中起主导作用，在交换型中仅是辅助作用了。这也可说是部分质变，但究竟是量变。商品经济就不同了，它变化很明显，以商品论：物物交换、剩余品交换、小商品交换、大商品（=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是截然不同的j是质变。
P．12—13一段似乎说，在封建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经济有一个发展或完善的过程。这点我还有点怀疑。这是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说的，生产力发展，可生产更多样的东西。但从社会上说，自然经济是否发展了？就商品经济来说，则无疑问，是发展的，日趋完善的。
我认为，研究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的发展或衰退，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研究它的反面，即商品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什么性质。我提出“不完全意义的商品”，强调剩余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大商品生产之不同，原因在此。
我觉得，大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商品经济史上的分水岭，或大的质变。那就是资本主义了，但未必是机器大工业；在西欧，16世纪已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工场手工业和重商主义时代。这有两个意义：（1）不要以为市场上农产品多了，就是“变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了，还要看那些农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2）不要以为机械化才能商品经济，粮食专业户还是手工为主，已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生产了。
文中把独立手工业户（包括城乡）和小农并论，其区别在于自然经济成份或补充之大小。这点值得商榷。西方的行会（=封建）手工业者，在城郊都有小块地种粮种菜，但他们已是小商品生产者。我国的手工业者，在家乡有地，现在的专业户定义是70％收入靠专业，并非100％。封建社会独立手工业者马克思称为生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第二所有制”，以区别于农户、农民家庭手工业。自给经济在这里已无足轻重，其“补充”作用限于生活资料。当然，文中用“痕迹”还是很好。总之，小商品生产者与农户大不相同。
P．21“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和下句“具有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分别何在？我看，独立手工业者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尽管没脱离土地。
P．28的地方小市场，所谓使用价值的交换，不排斥经商人之手。没有商人经手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墟集上怕已是很少见了，有无商人中介似不重要。当然，地方小市场上的交换有不同性质，有的是剩余品，有的只是余缺调剂、品种调剂，是所有农户都能生产、因偶然原因而未生产或少生产的。这见恩格斯在资本论三卷中的跋。
文中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看作是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指在封建社会），共同促成封建经济的协调和发展。从历史上看是这样。不过，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究竟是不同质的，对立的。前者基于土地权利，主张使用价值生产；后者基于货币权利，注重交换价值生产。两者并不是完全和谐的。我们说：中国地主制经济（比西方领主制经济）能“容纳”更多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宋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发达的原因之一。但这“容纳”并非有意的调合、利用。历史上，人们不是抑商，就是轻商，究竟是末，不是本，因为它对封建经济来说，是异质的东西。系统论的理论，有异质的东西才能进步。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代替的程度和时间早晚，包括量的比重，也包括质的变化。马克思说，“中世纪”是剩余品的交换。“中世纪”一般指9至14世纪，这以后已不是中世纪了。15世纪，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已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在中国，即弘治、嘉靖，还不能这么说，商品经济还不算发达，恐怕还是以剩余品为主。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注：对拙作《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1987年10月25日
（五）
封建领主的家庭消费，不限于生存、享受、发展资料。分封土地的前提是提供军事义务。军队是领主家计中首要的支出，而兵器，甲胄、车骑也是较早商品化的东西。领主愈小（如骑士级），军费在其家计中所占比重愈大。较大领主都是一级政权。因而，教会、司法、行政以及官吏、牧师的费用都列入领主的家计簿。领主剥削农民，同时也向农民提供一定的服务：社会治安、宗教生活、评议诉讼以至交通、货币、市场等便利；这些服务都可计价（当然远小于地租量）。这是领主经济内部的交换（非物质交换）。
经济学用抽象法，把物质的生产、交换、消费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考察。于是治经济史者也只研究地租和生存、享受、发展消费，未免把领主经济“简单化”。若从历史学、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考察，情况就不同了。
地主制经济中，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也负有军事、司法、行政的义务和同样的服务。不过，这种功能和行为已脱离地主家庭，而社会化了，不见于地主的家计簿。孤立地研究地主家庭生活，就看不见。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就是要补足这个缺陷。经济史，就其本来意义说，应是以宏观经济为基础。
总之，我的看法是：生产和交换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行为（恩格斯）。从历史看，交换早于生产。生产和交换不仅是物质的，还有非物质的，随着社会进化，非物质的愈来愈重要。任何社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中国地主制经济中，这种商品化、社会化的程度高于西欧领主制，这是古中国人的骄傲。不过，商品化、社会化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生产关系，主要的是决定于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很高，那是由于生产力很高。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生产力不高（初级阶段），也还得致力于商品化、社会化。
注：对拙作《封建社会地主的自给经济》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1988年2月15日
（六）
一、湘川粮食生产的小农与江南织布桑蚕的小农是两种类型，完全正确。但孰优孰劣，未可厚薄。作者似有厚此薄彼之意。如13页谓江南小农“其商品量是有限的”，未必是。按理，粮食生产是有限的（土地限制），手工业则可无限（如从北方运原料棉花来）。作者主要是从积累着眼：湘川小农有积累，江南小农则无。此亦无征。按理，同样劳动投于加工业能创造更大价值。事实上，江南小农还是比湘川小农要富些。并且，湘川余粮之能运出，正因为江南从事手工业（本来江南粮食是自给的）。以湘川之米易江南之布（和盐），优势在后者。依38页，江南小农原也可上升为地主，后来不行了。湘川是开发较晚，也有这一天。江南小农的手工业始终是副业，有种种原因，是须另外探讨。所以，本文专研川湘，似不必同江南比较优劣。
二、川湘是押租最发达地区，文中论押租非常精彩。押租有两重性，本文似乎偏重它是“地租之外的又一层剥削”（28页）“使佃农的积累转化为剥削农民的资产”（39页）这一面。对其另一面论述不够。这另一面是，它保障佃权，减轻常租负担。文中也指明，“押重租轻”在押租“初起之时”就是如此（30页）0也提到对缴大额押租的佃农等于“买田”（33页）。据我看，对缴小额押租的佃农，也是因祸得福。地主即田主，按年收租，这是封建古例。今要押租，减常租，表示地主地位没落了。急需钱用，只好减少经常收入；等于借债，每年所减之租即债息。从佃农说，地位上升了，等于有钱放债，年取其利。
押租不是永佃。永佃制行于江南，四川没有，湖南似也没有。但，湖南有换约之例，即缴押租，一佃十年，或二十年，或三十年，到期换约（湖南通志卷49）。这与永佃何异？有10一30年的佃权（我们现在仅给15年），佃农即可垦荒、水利、改良土壤，增加生产。永佃是个进步，因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文中也有佃农转佃他人之例（35页），以及“有押无租”之说（31页），这不就是永佃吗？我看，此曰押租，彼日永佃，其实有共同之处。具体建议是：论押租，可提到永佃。
注：对拙作《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1990年8月1日
（七）
地租率是租额占产量的百分比。西方则用租额占土地投资（地价）的百分比。刘克祥讲近代，是两者并用（租额占地价5—10％）。本文已有定义，自可不管地价。但由于中国早就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确会影响地租率。证明材料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清前期，似未见。
本文（一）节的概念是：由地主供牛种发展到佃农自备牛种，对半分的地租率实际是提高了。第（二）节的概念是：由于复种、春作增加，对半分的地租率实际上是降低了。这个降低是写在“定额租”一节中，实际上分成制地区春花也是不交租的，也应降低。
那么，清初到乾嘉，地租率究竟是提高趋势、还是降低趋势呢？
地租率提高或降低的原因何在？本文屡提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它是地租率增加的原因（P．13），也是地租率降低的原因（P．18）。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没有证明。
生产力的提高可作分析（如无证明的话）：（1）投入增加了，即劳动力、肥料、排灌（水浇田）的增加。这主要在南方（北方仅增井灌）。这应该反映为，南方地租率的提高或降低大于北方。（2）复种指数提高，经济作物扩大，高产作物推广（包括麦田变稻田）。这应该反映为地租率下降，因为地租是按正田粮食计算的。
还有一节，（3），清代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得力于湖南、湖北、江西等丘陵地、山地和湖田的开发，四川的开发，西北的放垦和东北的放垦。因而耕地面积增大。这种增大，不都是劣等土地。但即使有1／3是劣等地（新垦地相当于劣等地），也要增加级差地租I。另外，江南原有的好地的改良，尤其是施肥，也会增加级差地租Ⅱ。这都是理论，未经证明。级差地租的存在以农产品有生产价格为前提，我以为，乾嘉时多少有了一些生产价格，因为粮价的变动是全国性的。四川、湖南、东北粮食流往江南。
P．23—24一段，押租增加了地租率。我想这种增加有保障佃农佃权的作用（十年到二三十年），农民可以投资土地，对农民不一定是不利的。
第（四）节的结论，我完全同意。地租率的变动十分复杂，要用种种影响地租率的因素去分析，不能用地主阶级的贪婪来说明一切。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对半分的地租率似乎从古到今没什么改变（尽管实际地租率有变）。并且，似乎也是中外一律；尤其像法国这种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也是对半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半对一半呢，难道只是为了简单易算吗？我的想法是，在手工劳动的农业中，土地价值和劳动价值大体相当，而资本投入并不重要，主佃双方都投入一点。大的资本投入是由国家或领主用徭役或赋税执行，与地租无关。
注：对拙作《中国封建地租率》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1992年2月14日
方行整理 2011年7月25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