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大作从封建制度特别是赋役制度和租佃制度的演变上，解述农民逐步获得经营的独立性，论证完整清晰。
在“自由迁徙”一节，尚有历代移民实边、徙富豪等强迫迁徙，其数甚大。此虽非由于“制度”，但是由于“政策”，同样妨碍人民的居住自由。在“自由占有土地”一节，对于定额租、押租、永佃权之作用，论述綦详，而于三者的史实，介绍简单。此三者为中国所独有。西方佃农之自由，来源于货币租之出现，中国则在实物租形式内部，完成了西方货币租的功能和解放农民。其妙即在于定额、押租、永佃。定额不知始于何时，但乾隆时已占主流（60％以上）。押租起于明中叶，由于押租是付货币，其意义不下于定额。永佃有谓始于宋者，不可靠。永佃在西方亦早有之（99年租期），而中国独有者为田面权之买卖，这才有了革命的意义，非西方可比。
本文主要是历述史实，农民经营自由是破除种种制度上限制之结果。至于何以有种种限制性的制度，非本文研究范围。第3页中有“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数语，含有种种限制农民自由的制度在加强剥削之意，我意未必然也。如限制迁徙自由，恐怕以50一60年代的“农转非”更为典型。又“均田制”有保证赋役的作用，但非主要目的。“征实”制度是市场不发达情况下必然结果。国家或政府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功能，统治者制定的制度和法令，或社会习俗，主要是适应这些功能的，而秩序和稳定常是第一位的考虑。“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这话是从客观上说的。“凡是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马克思这个意思是从发展上说的。恩格斯比较全面：“今天是真理的东西都有它将来是错误的方面，今天是错误的东西都有它从前是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是合理的”。（所有引文都非原文，大意而已）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建议本文不去讨论历史上各种制度产生的原因或目的，只讲其演变对农民自由的关系。因而，第3页这几句话可删改。
历史的发展是有曲折（或周期）的。以农民的自由来说，也不是逐步自由的线性过程，而是有起伏的，当然总的说是进步的。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大的起伏，每个朝代又有小的起伏。本文既是研究农民自由化的全过程，对于大的起伏似应提及，表明农民之获得独立性经营，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些具体的自由，好像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事实上，统观全文，就有这种感觉，细心读者也会领悟，不过未点明而已。我觉得不妨点明。
本文的结论，即第43页，“农民自主经营的能力越强，就越有利于农业生产资料配置的优化。清代前期，……（农业高峰）就与……自由私有者的地位完全分不开的。”我完全赞成这个结论。不过，这个论点，以至本文全篇，都是从农户，从微观经济上立论的。而制度，往往是宏观的。这就是矛盾。从本文主旨说，不必涉及宏观（因不是论整个农业的发展），论制度时也仅取其限制或解除农民自由的条款。但第44页最后一句，“与西方产权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是相通的”，似可不提。因西方产权理论，属于当代制度学派，是一种新古典（微观）与凯恩斯（宏观）相结合的理论，而且其所谓“产权”与马克思所说“所有制”不是一回事。这里虽加上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限制词，也可能引起一些名词解释上的麻烦。
注：对拙作《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1994年10月23日
（九）
结论部分，第8页“自工业革命以来”，似可改为“明清以来”（在西方是重商主义以来），又第9页“随具体条件而定，并无规律可寻”一语，建议删去。
弟还建议，文末还可加上一段，讲经济史研究的任务。弟以为，所谓“市场经济的萌芽”当自嘉万开始。嘉万以来流通的作用，应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所谓流通的作用，又集中表现在资源利用的合理化，或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就是说，在没有技术革命（工业化）的条件下，仍有改进资源配置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流通驱动或市场机制。桑基鱼塘是出口贸易拉动。陈春声研究乾隆时广东耕地只要有半数种稻，即足够全省人口食用；但广东却成为缺粮省，因种植经济作物（乃至葵）有更大的市场效益，这非是由于出口，主要由于内贸。江南尤其苏南的资源利用有所改进，主要是内贸拉动。西南尤其东北的开发亦然，东北大豆主销关内。弟以为，类此的研究，应为经济史一个重点。但是，直到外国入侵，中国迄未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则是因为诸多“逆流”，阻碍了市场经济萌芽的发展。“逆流”主要出在政治性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尤其是康雍乾三朝。三朝属盛世，愈是盛世愈保守。制度尤其是产权和商法方面，毫无改变，观念上重本抑末回潮，明末的启蒙思潮被扼杀，至嘉道时才复兴。这应是经济史研究的又一重点。不过，吾兄《漫谈》自不能讲具体史实，只提出把这段流通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而已。
经济学理论是概括“一般”，寻找规律。这样概括下来，只能得出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停滞”，至多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结论。经济史要讲具体过程，包括一般，也重视特殊，要找出原因，而不去套规律。若就“规律”说，嘉万以后的中国本应走向市场经济的，像桑基鱼塘、丝织手工业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一般”。然而，它们却成了“特殊”，皆因种“逆流”所致。
注：对拙作《应当重视对流通的研究》所提意见，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l期。l996年11月16日
（十）
对大作《提纲》，有不同看法。
《提纲》是论“地主经济”，惟有二处称“地主制经济”（P．1倒3行，P．11第1行）。中国地主制经济概指租佃制，P．1述其特征为“土地买卖，农民经营，实物地租”，极精当。而“地主经济”为何？未详。通观全文，是把“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相对立而言。“农民经济”当指自耕农经营和佃农经营，那么，“地主经济”应指地主自营（用奴仆或雇工）。那就太小了。P．1说“地主经济是主导，农民经济是主体”，地主自营太小，主导不起来。P．12说“地主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体，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形态”，这对西欧的领主经济来说是对的，对中国则不合适。
“地主制经济”则不是一种形态，而是一种制度，今称“体制”。制度良窳对经济盛衰有决定性作用。个人或阶级（地主、佃农）的行为受制度约束，制度包括成文的典章也包括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和礼俗习惯。中国地主制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它能不断地革新，即P．11所说“自我完善”。这应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领主制不能革新，因为他们没有苟日新又日新的传统，只能用休克疗法，使之崩溃。这一点是中国史家应大书特书的。但，这种制度的改革不能归功于地主。其中如税制的由丁而地，劳动之由人身依附而自由择佃，所有者之由贵族地主而绅衿地主而庶民地主，地租之由分成而定额而与所有权分离（永佃），所有这些变革都是违反地主利益的。改革家或体改委中，不少出身地主，但他们不是代表地主行事，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开明人士。
从国家（政府）的功能来说，中国政府一般是有效率的。无论是维持社会秩序，或是劝农桑、兴水利，或是教育英才、平准赈灾，都是西方神圣罗马帝国或王权时代的君主所不及的。这也要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制度，而不能归功于地主。非地主出身的君主，一旦掌权，也要实行仁政。否则，西方的君主都是地地道道的领主，为什么政府无能呢？
在社会发展中，会出现一种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国家。在西方，称为Public sphere，兴于16、17世纪，在中国即“乡绅”，始于宋，明渐兴，乾隆为盛。这些人今称“社会精英”，虽多出身地主，但必有较高文化，一般是有功名者，而不是收地租最多者。他们有所成就，不能归功于地主（出身），而要归功于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提纲》所列地主四大功绩：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兴修水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二项属于上述“社会精英”的活动。他们先是辅助政府官吏之不足或失职，如汶上老人之类，继之，有些地方甚至团练代替守备，义学代替官学，义仓代替官仓。（西方因官吏大都失职，故社会力量特别重要）不过，如前所述，他们有所成就，不能归功于地主，而要归功于知识。垦辟土地、发展商品经济二项，则属地主的功能。因二者皆需资本，惟地主有资本。但二者又有不同情况。
垦辟土地是地主分内之事，地主就是治地。地主将地租（积累、储蓄）用于垦辟土地（而非用于奢侈消费），功莫大焉，史家应大书特书。至于垸田、山田棚户破坏生态，当另论。至于发展商品经济，不在于P．7所说拥奴“千指”或“指千”生产商品，那太小了，而在于经营盐茶丝木和开典当。但这里发生一个资本转化问题，即土地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货币财产。如P．9所说，货币财产和地产是对立的。在西欧，转化为货币财产，地主也变成商人，组织辉格党，或第三等级，与地主阶级对立，实行革命。最后，货币财产战胜土地财产，封建崩溃，实现市场经济。中国则不然，没有出现对立，而是形成“三位一体”，结果，封建没有崩溃，没有近代化。其故，仍在于中国地主制经济能“自我完善”，能容纳商品经济，延长自己的寿命，阻碍革命性变动。这里，好事变成坏事，这也是中国史家要深入追究，大书特书的。
总之，在土地经济上我有点制度学派，论制度不论人，制度有良窳，人则无好坏。租佃制优于领主制，但好的制度中也有利有弊，今日之利，他日成弊，不但要自我完善，而且到一定时候要全面革新。人无好坏，因为人作为经济人都是趋利的。地主得利，不同于其他经济人的，是在平均利润或边际收益之外，还可以多得一些，即级差地租。但级差地租是个客观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至于在分配上如何处理，那仍是个制度问题。我国地主制经济也已注意这个问题，如三等九则、折亩等，目的在抵消级差地租，抵消得好，便无所谓剥削。
马克思经济学讲生产、消费、交换、分配，恩格斯经济学讲生产、交换、分配，都不讲剥削。西方经济学也不讲剥削。剥削不是个经济范畴，是个道德范畴。经济学中只有分配制度的合理或不合理，而更多是在再分配上。因为初次分配，无论是按平均利润原则，或按边际收益原则，都是合理的，没说过地主不准收地租，除非是在革命或土改中。
注：对我关于地主制经济论文提纲的意见。1997年，具体日期缺失。
（十一）
《清代商人的预买》页2称：预买“利润最高，实源于投资风险最大”。此语正确，因预买利润高于现货贩运的利润即由于它特有的预买风险。不过，不宜一上来就这样讲。因读者的“利润”概念是指预买的价格与现货价格之差很大。此差价很大，是因为它包括（1）预付价款的利息；（2）预买风险；（3）利用农民青黄不接、急需现金时的额外压价。这需要先讲明，否则读者会出误会。
过去论述，强调第（3）项剥削。在我看，这种剥削确实存在，但非必是主要的，因为就农民说，解救燃眉之急，不只预卖一途，还有替代方法（如借贷）。否则，不能解释何以到“清后期”预买少了，而为现货交易取代。 j
其实，这三项都是由于市场不发达而来。如果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则（1）商人可在期货市场上买商品，不支付利息，因为期货是到交割时付款，买时只付5—18％的保证金。（2）买期货的风险可转移给专负担风险的期货商即投机商。对贩运商或生产者来说，期货市场的功能正在于“锁定价格”即避免（转移）风险。（3）买卖双方平等竞争，谁也不能“乘人之危”。
大作指出，清代预买，乾隆间臻于鼎盛，清后期，除造纸外，农产品的预买日益走向衰微，逐渐为现货交易所取代。这点我原来无知，我想应作为历史论文的重点，分析其何以兴，何以衰。
所谓“预买风险”，指一般现货贩运风险（水火、盗贼等）以外的风险，只有一项，即价格预测。农产品价格预测包括年成丰歉和未来市场供需。在现代，都是用概率论，以及所谓蛛网理论等；在古代，都是凭经验。古穰旱之说用岁星（木星）宫位，不科学，商人也不懂，但商人都知道不会年年丰收。供需之说，包括生产和货币量两个变量，商人也不懂（文人也事后才懂），但也可由经验推测。总之，预测价格，变量很多，即使用概率论，仍风险颇大，凭经验，风险更大。在现代，可在期货市场上转移给别人，在古代，则不可避免。故大作“实源于风险最大”之说是正确的。 1
不过，我们写历史文章，可以事后诸葛亮。大作“清后期”，不知指何时，或指嘉庆以降。我以为，乾隆一朝，市场扩大，人口繁滋，物价虽有波动，总趋势是上升的。物价尤其粮价上升，自有利于预买。嘉庆开始波动，进入19世纪，粮价大跌，我称之为“道光萧条”。跌价自不利于预买。银钱比价大变动亦嘉庆时始，由于银贵，也不利于预买，因大商人是银本位。再有利息，我据黄冕堂378个案件计算，也是l9世纪初陡降，这会使农民不去预卖，而转向借贷。我有《十八与十九世纪上叶的市场》一文，尚未发表，辑粮价资料较多，兹附上，供您查阅。又利息卡片二份，亦附上。用毕均请赐还。
至于造纸预买仍盛，不知何解。《史记》《越绝书》范蠡条有文，大意是：粮价上升则它物价下降，粮价下降则他物价上升。设货币流通量不变，此说可通。19世纪初是银贵，而非银荒。我无纸价资料，不能证实。一般说，纸的需求弹性远大于粮食，价格下跌当不如粮食之甚。
注：对拙作《清代商人对农民产品的预买》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农史》l998年第l期。l997年4月28日
（十二）
拜读大作，悉兄对地主制经济的全面观点，我无异议。另有两点意见，供参考。
一、P．3下段。自耕农与佃农都有“余额”，差别只在“赋轻租重”。作者认为，先有自耕农，等到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时，才出现佃农。这在历史上无法证实。“令黔首自实田”甚早，秦始皇30年左右。“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则不知“始”于何时。“豪民”是最早的地主，而奴隶或农奴变为佃户是很自然的。
二、P．8，说土地是“一种积累”“一种储蓄”，这在常识上说是对的。但用经济学术语说则否。经济学上“积累”指一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基本建设和物资储备的部分，只有这年新垦辟的土地费用才属积累。“储蓄”专指货币形态的非消费部分，也是就一年的国民收入来说的。又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土地非劳动创造，无价值（只有价格），也难说积累。又“生产基金”是社会主义（苏联）经济学术语，不是对“消费基金”而言，而是对“流通基金”而言，指投入生产领域部分（“流通基金”指投于货币和商品形态部分）。下面，“土地买卖已是……”一句是对的，因为“土地买卖”指一年国民收入的流向，指买卖行为属积累，非指土地本身。
注：这是对我关于地主制经济讨论提纲所提意见。l997年12月8日
（十三）
此文虽以“经济强制”为题，实际讲了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史。结构严整，论据精当，是吾兄多年研究的成熟之作。提不出什么意见。下面都是题外之话。
文中提出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强制，始于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完成于清定额租和押租制的普遍化。我非常赞赏这个提法。任何制度的发展都会有阶段性，每个大的阶段都是新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佃农人身自由”，也就是“经济强制”的地主制经济，而这种经济乃是“典型的地主制经济”（P．10），即“地主制经济”达于典型、达于成熟。
从历史上说，宋代确实有个大变动。宋以前的地主制经济和宋以后的地主制经济，有个划时代的变动，相应的封建主义（不只是经济），也有个划时代的变动。（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有个更大的变动）这需要另文研究，不仅在经济上（田制、租佃制、佃农择主、迁徙自由上，等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宗法制度上，范仲淹式新家族之兴起），在文化思想上（特别是浙东学派的兴起），都应加以研究。
（仅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来说，曾受到学者猛烈攻击，以为不如均田法、占田法有效。都是因为没有“新时代”的观点。）
我还想提一个另外的题外之话。本文说，中国地主制经济的核心是租佃制，因为它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P．1）。这要看条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经济学上是个普遍现象，租赁、借贷、委托、承包都是，是生产资料或资本与劳动者或经营相结合的便当形式，不是为了调动使用者的积极性，也不一定能调动使用者的积极性。以土地租赁说，即使在定额租和契约制下，地主可随时铲佃，佃农就没有改良土地的积极性，甚至造成短期行为，竭泽而渔，反而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家庭承包制要30年不变，现在又加30年，声明以后还要加。租佃制下，农民都要争取固定佃权。欧洲有过30年、60年、90年佃权，不仅在货币租，在分成制下就有。清代押租制下，有订lo年、20年、30年者，还不够长。永佃制才根本解决问题。所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不能说就使佃农有积极性，那是有条件的。
注：这是对我一篇未刊稿的意见。1998年10月20日
（十四）
希克斯没有给“命令经济”（厉以平译“指令经济”）下个完整定义。依《经济史理论》，它起初总是军事性质的，出现在“习俗经济被彻底扰乱”的时候，“除了在危急的情况下，一般是难以存在的”（P．16）。但是，一旦军事目的完成，就需要建立官僚制度，这时，“制度又恢复到习俗，指令成份所剩无几”。
希克斯又说，封建制度就是军事征服之后，“恢复到习俗”的新制度，它是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混合类型”。而习俗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只是当社会受到汤因比所称“挑战”压力时，“制度转向指令方向”。（汤因比所称“挑战”，主要是指外部压力，特别是军事压力）
还有一点，指令经济“在原则上并不依赖市场制度”；逻辑上“与市场无关”。
这样，我以为，指令经济，只存在于军事行动时期，一切听指挥。而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只有指令的“成份”。真正的、全面的指令经济，是在“计划经济”中。俄国革命，“军事共产主义”结束后，斯大林没有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实行了完全按指令行事的计划经济。中国在征公粮、供给制的军事经济结束后，没有按计划实行新民主主义，匆忙地转入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要市场的，但不能持久，60或30年后，又转入了市场经济。
公有制经济，公田或官田，百工食官，官盐铁，均输平准，都是历史悠久，非源于军事，与其视为命令经济，不如视为传统（习俗）经济。而在封建时期，公有制经济是逐渐削弱的。殆均田不行，小农为主，公有制经济在GDP中大约占不到l0％。但鸦片战争后，公有制经济是发展的，洋务派企业、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尤其解放战争后，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几乎囊括整个GDP。公有制的削弱，是制度问题，很难说是“命令”经济削弱了。其后的大发展，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倒可说是“命令经济”加强了，因为它们属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典型的命令经济。
国家干预经济，也是自古即有，迄于今天，非必起源于军事。干预有直接的，如令民植桑种榆枣，效果未详，因为农家种地要受家庭需要限制，实际不是按命令行事。在长期内．，地主干预大于国家干预。间接的干预，有财政、金融两途。封建社会，信用制不发达，金融如利息率、投放等干预不行，主要靠财政。故希克斯有“岁入经济”之说，岁入经济先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即赋役制。我以为，赋役制实际上支配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机制（当然也有市场机制，很小），而田制（所有制）并不重要。盐茶禁榷均属财政，纳入赋役制研究。
赋役制的演变，总的说是趋向合理化。而此种演变，很难说是“命令”削弱了，也难说是命令加强了，它是制度的演变（不是体制的演变）。不过，演变不是直线的。如田赋，秦汉都是据地出税，而西晋计丁，北魏按户，隋及唐前期收丁租，即丁税。这又与本时期的占田、均田制有关。但由税地变为税丁税户，总是一种倒退。又赋役由征实物到货币化，是个进步；而明初实物制泛滥，甚至叫农民直接送税粮给对口的军户，废除统收、统支、会计，显然是个倒退。大约一条鞭以后，赋役制的合理化演变才成为“不可逆”的。但直到民国，也没有完全废役、废人头税，也没有完全货币化。不过，后来，在抗战后方改为征实和抓壮丁，在解放区收公粮和“动员”，又有倒退。抗战后方和解放区都是军事经济、命令经济，不得不尔。
希克斯的书，重点是讲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通常说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希克斯肯定马克思“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说法，他自己也用“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词。但他另提出一个“指令经济”来。马克思的“封建主义”在经济学、社会学上都有明确函涵义，在历史上有封建时代，这是人所公认共识的，封建主义是个科学概念。“命令经济”则不是个科学概念，历史上有国家即有命令，没有个命令时代。希克斯的书，在第三章以后就不提“指令经济”了，而改用封建制度、封建社会了（全书共十章）。值得注意的是，希克斯1969年发表“指令经济”论后，在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都未引起波澜，至少我没见到讨论它、赞成或反对这个提法的文章，不把它当回事。有人（如我）摭拾“命令经济”一词，只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词，不是当作科学范畴。我说“计划经济是真正的命令经济”也是这样，是指主观决定、命令行事而言，有幽默（或忧默）味道。因为按希克斯所举的例，即成吉思汗、亚历山大，他们可形成一个“时代”，但没有经济计划。
写得太哕嗦，歉甚。
《读书》l989年第三期有厉以宁写的一篇《希克斯的经济史研究》主要讲希克斯的经济增长论和周期论，也提到《经济史理论》一书，但根本未提“命令经济”。
注：此信是讨论对希克斯“命令经济”一词的看法。1999年1月25日
方行整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l00836）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