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话故事、英雄史诗、哲学、宗教中的生态智慧
自然界是由天、佛祖创造的还是物质自身发展的产物，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和斗争一直贯穿在蒙古族自然观当中。同时，对以上问题所持的不同态度也影响了对自然界变化、发展的状况、动力等问题的回答。与所有民族的发展历程一样，早期蒙古族也经历了文史哲不分的历史阶段，故在此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块讨论。
一、创世说中的生态自然观
自然界是天、佛祖的创造物，这是蒙古族自然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自然观主要集中在神话故事、英雄史诗、图腾崇拜当中。虽然说这种自然观把自然界的形成问题神秘化了，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合理的成分。
很早以前，蒙古先民们便开始探讨了自然界的形成问题。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认识能力的低下，不可能从自然的本来面目去解而释之，而只能以天或长生天创造自然这一极为简便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然而，在他们看来，天或长生天创造自然界也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想象的过程，而是通过自己的能动的活动，通过创造性的想象力，借助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物质形态来创造世界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包含着较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和强调人的能动性（虽然以歪曲的形式）和给创造者安排对立面的素朴的辩证法成分。蒙古族的创世神话很多，说法也各不相同。其中以潜水神话表现的有阿尔泰的潜水神话、布里亚特的潜水神话、喀尔喀蒙古的潜水神话和内蒙古的潜水神话几种。具体特点是：
第一，把自然界的形成问题神秘化了。即不是从物质世界自身发展中去研究自然界的形成过程，而是把它理解为神创造的过程。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在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下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首先，开始研究起了自然界形成的深层原因。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会进入一个时代，在这时精神指向着普遍的对象，用普遍的理智概念去理解自然事物，譬如说，去要求认识事物的原因。于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开始作哲学思考了。”[1]蒙古先民已经有了认识事物原因的要求，并从创造自然界的主体、质料、过程等方面深入分析了自然界的形成过程。有的神话故事把神和人等同起来，认为神和人一起创造了自然界。在创造的作用和过程方面，虽然把人放在了神的助手的地位，但还是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创造的质料角度看，认为水和土是世界的本原，或者说是创造世界的根本质料，这说明，蒙古族可能对中原汉族的五行学说有了了解，并把它逐步改造成为自己的东西。毋庸置疑，这是在客观唯心主义形式下阐述的唯物主义观点。
蒙古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冲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内容在第四则故事中更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则故事认为，世界是由佛祖释迦牟尼、格斯尔·莫日根汗、洪君老祖三位神共同创造的。这里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格斯尔·莫日根汗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人物，而洪君老祖是道教创始人，这说明蒙古族的自然观是在接受和改造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自然界的形成过程来说，强调宇宙的变化、发展过程，强调创造自然之原初物质——土的逐渐变硬变大的过程，说明时人已经把自然界的形成看做是个过程。
第二，初步探讨了自然界（世界、宇宙）的状况。认为自然界在被神创造以前是处于混沌状态的，这时的自然界没有形状，甚至天地合为一体，只有神创造了世界以后天地才分离开来，世界才有了自己的形状，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才具有了以后的各种规定性。从神介入自然界以前自然界处于一种混沌状况，这时只有水和空气。同时，神创造自然界以后也没有进一步插手自然事物，自然界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在发展。很明显，神只在自然界的形成过程中起了第一次推动作用而已。这很像自然神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对宗教在精神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早期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于人们接受自然界是物质自身发展的产物这一唯物主义自然观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世界是从混沌状态逐步演化而来的观点并非蒙古人独有，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也有类似的观点。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2]很明显，把世界看做是发展起来的东西、逐渐生成的东西的观点就是辩证法的合理思想。
在探讨自然界的状况时，蒙古先民们初步意识到了物质世界的广延性问题。在第二则故事中谈到，创造神用泥土创造了大地“乌尔根”。“乌尔根”一词直译的话是宽的意思，但在延伸的意义上有广阔、辽阔、无边无际等意思。把大地和乌尔根联系起来，认为大地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这种观念中已经包含了极为可贵的认识论因素，它说明当时的蒙古人已经设法发现物质世界在空间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科学地说明这一问题，反而在无限与有限的关系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即他们所说的无边无际的大地恰恰是有限的地球，是无边无际的宇宙之有限的组成部分。然而，认识自身的完善也是一个过程，在蒙古族认识史上这种过程表现为先认识无限性，后逐步认识有限性的，这与他们从事的游牧经济与所见到的辽阔草原和无边无际的蓝色天空都有直接的联系。
第三，提出并力图说明几对对立的范畴。天与地、善事与恶事、善良与邪恶、高兴与生气等都是对立的范畴。在蒙古先民们看来，这些对立现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本来存在的，同时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对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产生影响的。如人从大海拿出第一把土交给神，并用其创造自然界时已做了一件善事，而人在第二次拿起土并把一只手的土留给自己的时候做的是一件恶事，这是善与恶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过程。正义力量的作用创造了大地，使自然界逐步形成起来，而邪恶势力的作用给已经形成的自然界增添了新的规定性——沼泽地的出现，从此意义上说，邪恶势力对自然界的完善、对自然规定性的丰富意义更加重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3]在创造自然的问题上，最早的人类祖先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为了创造自身的世界，他把一只手的土留了下来，正由于这种贪欲才使得自然界有了一种新的规定性，这种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自成说中的生态自然观
自然界是物质世界自身发展的产物，是物质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结果。唯物主义自然观也是蒙古族生态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观点把整个物质世界看做是自己运动、自我发展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自成说。这种观点是与早期创世说同时产生的，由于创世说唯心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其中就包含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成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萨冈彻辰的气一元论阶段和尹湛纳希的“阿日噶”、“毕里格”学说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产生是蒙古族早期自然观与异民族哲学自然观结合的产物。
蒙古族带有唯物主义性质之生态自然观的最早期形式是世界是从混沌状态发展而来的观点，与创世说一样，这种观点也主要集中在蒙古早期的神话故事、英雄史诗、图腾崇拜当中。
宇宙的原初形态如何，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是很多民族的先民们都探讨过的问题。而“混沌说”是许多原始民族在解释宇宙起源方面所持的较为普遍的观点。如北欧神话认为，宇宙最初为混沌一团，无天地海洋[4]，中国汉民族的盘古开天辟地说也如此。从上一节引用的四则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出，早期蒙古人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同样也坚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这种神或佛祖创世说中已经包含了较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正如土耳其萨满教学者阿·伊南所说：“一般说来，虽然信仰萨满教的突厥人的宇宙起源论承认‘造物腾格里’，但远不能把‘创造’的概念理解为‘从无到有’。因为最早的腾格里也要有一个栖身之处，为了创造万物，手里原来就有些物质……腾格里创造万物是给已经存在的物质以形式。”[5]神或佛祖创造世界的物质都是具体的物质，在蒙古族那里这种物质主要有水、土、气等，后来也有了虚空的概念，这说明了早期蒙古人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富于形象思维能力的特点。但是，对宇宙、世界的本原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究本身，说明了他们已经具备了较为抽象的理论思维能力。“最初的宇宙是一个混沌的世界，这种带有相当普遍的认识主要来自原始先民的想象和猜测。然而，它却与科学的宇宙学说有某些契合之处，当代许多科学家认为原始宇宙是由各种原始物质组成的混沌世界。可见，先民对宇宙的认识含有某些合理因素。”[6]世界是从混沌状态发展而来的观点是创世说的一种思维模式，同时也是对创世说的一种叛逆。这种叛逆是从对天的绝对权威产生怀疑或动摇开始的，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帝国时期晃豁坦氏帖卜·腾格里是最有权威的萨满巫师。根据蒙古人的信仰，萨满巫师是连接长生天与俗人的中间环节，即他上能通天，知天理天意，并把天意传达给俗人。所以，在当时环境下是得罪不起的重要人物。有一个时期，“九种语言的百姓都聚集在帖卜·腾格里处”，随着势力的强大他把宗教逐步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欲在蒙古帝国内部挑起事端，乘机夺取政权，随之他在成吉思汗和合撒儿间说了一些谗言，并痛打成吉思汗小弟斡惕赤斤。成吉思汗虽然起初相信了帖卜·腾格里的谗言，但知晓事情的内幕以后，就义无反顾地杀死了帖卜·腾格里，铲除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敌。这说明，在成吉思汗的心目中长生天既有权威，又不是无所不能，当宗教势力危及政权时他还是把世俗政权放在了首位。
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以及对来世幸福说的否定也说明了蒙古人的务实精神和对长生天的叛逆。史诗《江格尔》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说“有比正午更热的时辰吗？死后还能有什么幸福”。这句格言用正午最热作比喻，说明了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否定了死后还有幸福的观点，从而批判了灵魂不灭的观念。这一段话闪烁着无神论的思想，它没有把幸福寄托于上帝，否定了天命观念，同时否定了灵魂不灭的观念。对天的怀疑和批判思想，在民间反映得更为突出。据《史集》记载：蒙古兀良合惕部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当闪电大作时，他们就咒骂天，咒骂乌云，咒骂闪电，并向他们喊叫。这种咒天、骂天的不敬行为，是当时对普遍敬天、信天的一种叛逆，真不愧是一种大胆的蔑视神的举动。人们对天信仰的动摇，对后来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7]。世界是从混沌状态发展而来的观点中也多有辩证法成分，也不乏深邃的生态哲学概念。蒙古族生态自然观中的概念——“遨格套日贵”是必须认真研究的，据有人统计，此概念在《蒙古秘史》中至少出现过三次，如书中有：“额不儿巴阿纳”、“豁黑脱儿恢”、“勃勒合罢”[8]。这个词的意思是毁灭了自己或把某个现实存在着的东西改变成不存在的东西。可以认为，早期蒙古人是在“空”、“无”、“虚空”的意义上使用过“遨格套日贵”这个概念的，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时表示物质存在空间。这与将要考察的《蒙古源流》中的“胡古隼·弩·阿嘎儿”较为接近，著名蒙古学专家道润梯步在其《新译校注〈蒙古源流〉》中把“胡古隼·弩·阿嘎儿”翻译成“虚空”，认为它是物质存在的空问，这是正确的[9]。除虚空外“遨格套日贵”还有一个意思，“在确吉敖斯尔所著《菩提道本愿经》第十章注解中多次提到这个词。其实这个词已经以哲学概念、范畴的姿态出现，意为‘包括明星在内的广阔的天体空间’。”关于这个词著名的蒙古语文学家嘎拉僧在其1828年成书的《蒙文诠释》中解释为：“天者，原无头无尾，故谓之‘遨格套日贵’也；而‘遨格套日贵’者（意为无头无尾，无始无终）三字之简合为一词称谓也。”[10]所以，“遨格套日贵”也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把握物质世界的概念，认为物质世界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几百几千年前的先民们能够提出如此深邃、如此正确的概念确实令人钦佩。对此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等先生认为：“宇宙究竟有没有中心？大地（地球）到底动不动？这个问题在欧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斗争，是长久而激烈的。当‘地心说’占统治地位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黑暗年代，在12—14世纪古代蒙古人那里，地球转动和宇宙无限的思想却占绝对优势，未见到什么提出异议的记载。就世界有无中心而言（不是一切）古代蒙古人的‘遨格套日贵’一词的哲学观点，难道不比所有‘宇宙中心论’者的观点更胜一筹吗？”[11]与以上概念较为接近的另一个概念是“亦日梯尼础”的概念，先民们有时也把它和“兀也”（意指时期、时代，有时也在辈分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概念相提并论。“亦日梯尼础”在蒙语当中指的就是“世界”，著名蒙古语言学家拉希、丹金等人编著的《二十一卷本辞典》中对“兀也”是这样解释的：“已经过去的叫前时代（额日特奈一兀也），正在所处的叫现时代（额都格黑一兀也），还未到来的叫未来时代（和兀亦其一兀也）。也叫世界（亦日梯尼础）。”[12]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时间的三维性特征，并在这一意义上探究了整个物质世界，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观点。
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并在认识领域中重构世界，而这种认识和重构过程与方法是由其特有的生活实践、思维方式决定的。早期蒙古人在把握世界、认识宇宙方面也构建了自己独有的模式，这便是从时间、空间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整个物质世界的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由当时的生活实践决定的。蒙古人自古过着游牧生活，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蓝色天空和绿色草地。游牧业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规律去操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各自的游牧方式和牧放地点。同时，游牧又是与定居相对应的，它不是把自己固定在某个地点上，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在不停地游动，这些都是产生较科学的时空概念和辩证法概念的前提和条件。
三、联系的观点和变化、发展的观点
在创世说的整个模式中，包含着自然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而不是孤立的、死板的和固定不变的这样一种辩证法思想。即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和发展过程，这种过程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规定性到有规定性的过程，即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事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即小转化为大、幼苗转化为大树、土丘转化为巍峨的大山、水潭转化为汹涌的大海等。这是对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思想的具体展开。蒙古初民已经看到了事物内部及事物与事物之间对立的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它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在阐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时总是从对立出发，这一点极为重要，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奠定了后来形成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之思想的基础。这些都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的思想。
从史书记载看，蒙古人好像先研究发展问题，然后在探索发展动力时回过头来研究联系的。蒙古早期文献，如神话故事、英雄史诗中都有一种阐述模式，即开头时都要先阐述一番世界是如何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发展观现在看来很肤浅，很素朴，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猜测，其中既没能说清发展的动力，也没能道明发展的道路、状态等。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详细分析就会发现三点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是，虽然说没有明确提出发展的总趋势问题，但已经包含了它的萌芽状态。认为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和发展过程，这种过程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规定性到有规定性的过程，即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的思想。二是，在发展趋势问题上，认为事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即小转化为大、幼苗转化为大树、土丘转化为巍峨的大山、水潭转化为汹涌的大海等。这是对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思想的具体展开。三是，蒙古初民已经看到了事物内部及事物与事物之间对立的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它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在阐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时总是从对立出发，这一点极为重要，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奠定了后来形成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之思想的基础。
四、幻想中征服自然的观点与理想国
在幻想中征服自然的观点是创世说的一大特点，这种观点在初民那里是以理想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始宗教、神话故事、英雄史诗中都有幻想的成分，都是人们无法解释外部世界和自身世界，但又力图解释外部世界和自身世界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无法驾驭外部世界和自身世界，但也力争驾驭外部世界和自身世界的产物，所以这些观念、学说最终往往都要采取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形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曾经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3]早期蒙古人所描绘出的理想国便是这种形式的具体体现。
认识自然规律，并且真正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这一点前人做不到，就是现代人，乃至科技进一步发展后的后人们也不可能达到“真正”认识自然规律的程度，达到的只是比前人更接近规律的认识而已。但是解释自然完全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可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解释，也可以自唯心主义出发进行解释。因为解释层面和实际状况总是有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逐渐缩小也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标志着人们的认识不断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过渡。在面对自然方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便是适应自然还是改造自然乃至征服自然的问题，这是人类如何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变化，起初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发展程度的低下人们不可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只能盲目顺从自然规律，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中人们只能适应自然界。但同时由于实际生活中的残酷现实，也迫使着人们向往美好的生活境界，从而在意识领域寻找答案，在幻想中描绘出美好的生活境界。随着近代科技的进步，尤其是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论》一文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命题以后，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从以前的适应自然逐步转向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向转化。但是人们走过一段工业文明的道路以后发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绝后的黑色污染。至此，人们又对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做法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渐渐意识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若超出限度，自然界会反过来惩罚人类的大道理。这样人类又重新回到了适应、保护与改造自然并举的老路，但这条老路并非是向原初形态的回归，而是在认识自然规律并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后的新的抉择，是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
从上述原理出发，回过头来分析蒙古英雄史诗中的理想国就会不难看出，这时的蒙古族还处于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换句话说，还处于难以驾驭自然，但还想摆脱自然规律的阶段。从这种理想国的模式，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道理。
首先，它是对蒙古社会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动荡不安之社会现状的颠倒的反应。这里所说的：那里只有夏天，没有严寒的冬天；那里没有贫困，家家丰衣足食；那里土地肥沃，没有不毛之地；那里没有战乱，国家安宁太平；那里没有死亡，人人延年益寿，永葆二十五岁的青春等正好是蒙古社会恶劣的自然环境、战乱不停的社会现实的写照。
其次，这是在幻想中摆脱现实困境的一种尝试。恶劣的生活环境，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是人们难以摆脱的现实困境。然而，在现实中遇到困境并且实际摆脱不了这种困境时，人们往往会在幻想中去寻找答案，这也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从社会生活现状来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的蒙古社会是部落与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之间相互混战，相互残杀时期。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样现实与理想之间必然发生极大的矛盾和冲突，在现实中很难达到理想境界的人们只能以幻想的方式给自己安排一个较为理想的生存环境。
再次，它也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描述或设想。在这一点上，蒙古人和西方人之间有了很大的差距，这是与游牧的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即西方人在对未来社会进行描述的时候，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社会方面，考察的重点是未来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如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师——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便是如此。但是蒙古人却把重点放在了自然方面，同时把自然和人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虽然考察的层次并非很高，但是把自然和人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做法本身是一大进步。因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问就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生存场所，而且也提供了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自然界也离不开人类。自然界本是一个独立主体，它曾经不依任何人存在过，但是有了人类以后他们就在自然界身上打上了自己的诸多烙印，使自在自然不断地向人化自然或为我自然转化，虽说这时的自然界也是一个独立主体，但是与人类形成以前的状况相比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14]A·施密特在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也提到：“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一历史性质……就是说，他把自然看成从最初起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15]从理想国模式产生的原因看，除了在幻想中摆脱现实困境这一浅层原因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人们之间关系的狭隘性与人和自然关系之狭隘性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16]这就是说，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反过来制约了他们自身，使人们不可能成为广泛的联合体，反之人们之间关系的狭隘性也制约了人们对自然界改造的广度和深度，继而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这样，人们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对自然界进行实际的改造，也不可能对自身的生活困境进行实际的改变。结果只能是在幻想中摆脱现实，在想象中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从而得到“超脱”的乐趣而已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三联书店，第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37页。
[4]茅盾：《神话研究》，百花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5] [土]阿·伊南：《萨满教今昔》，第16页。转引自郭淑云著：《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6]郭淑云著：《原始活态文化——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7]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编著：《蒙古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8]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编著：《蒙古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9]道润梯步著：《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10]洪用斌、王龙耿编著：《蒙古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11]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编著：《蒙古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12] 《二十一卷本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版，第209页。
[15] [联邦德国]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2页。
